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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鉴若干问题的思考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 张子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而勃然兴起的中国年鉴热潮，经过20多年的波涌浪滚，喧腾至今，虽仍洋洋洒洒，以全国出版界异军突起的一支所占市场份额不容小觑的生力军而颇为自豪和得意，但同时由于事物自身发展规律的铁则使然，也在时时自我审视和反省，从而由比较懵懂到比较理性、比较幼稚到比较成熟、比较浮浅到比较深沉、比较热闹到比较平静、比较粗放到比较集约。凡此种种，说明这是在返朴归真，是在与时俱进，是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进程中重塑自我。特别是近五六年来，中国年鉴界关于创新的声音和做法一直高挺不绝，而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有重大建树。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些长期困扰年鉴界的基本理论与实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窃以为，这些问题解决与否、解决程度大小，将继续对中国年鉴界的发展走向施以深重影响。
本文拟着重以地方综合年鉴为“靶子”，结合《青岛年鉴》的一些“个案”，就其编纂出版基本理论与实务以及运作体制略陈粗见，旨在吁请正视并认真研究对策。
一、年鉴属性及其功能作用定位
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年鉴是工具书，进而言之是按年度或者年份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抑或等同于资料性工具书的年刊。毋庸赘述，这一点已成中国年鉴界共识，堪称定论，不容置疑。不过，认识是一码事，实际把握和操作则是另一码事。许多地方综合年鉴都是“厚重载物”的一大本子，虽汇集了若干资料，撰述了若干信息，但认真翻阅一下，尤其是咀嚼一些条目及其释文，感到尽管堆砌颇巨和用心良苦，而管用和好使的东西偏少，若要用就必须剥皮过筛，想拣“金”就非得先“披沙”。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何以至此？原因诸多。譬如：体制上某种惯性非得如此，不面面俱到就不算完整，穿靴戴帽、好为人师类的总结、报告、教科书、新闻报道式的八股文法，语焉不详，赘述无用信息，功利性招摇标榜，等等。从著述角度看，其实就是一条，即对年鉴属性把握不当。由此，把年鉴这一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信息载体，当作宣传、追风、展示的平台或者流行书刊类媒体来庸俗性操作，称之为舍本逐末、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可能言重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和年鉴属性相悖的。
年鉴属性决定年鉴的功能作用。年鉴功能作用释放得如何，不仅取决于年鉴所收所撰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料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基于：年鉴资料由一地各有关部门、单位按既定要求提供、撰述相关素材并予以审核把关，再由年鉴编纂部门经过统筹编排、专门梳理和规范性撰修，才得以整合、提升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鉴。年鉴或者年鉴资料产生的这个流程，应从根本上确保其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又体现为一种公信力。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年鉴，编了何用？谁喜欢用？
在当代中国，年鉴或者年鉴资料的产生，反映了一种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的物化。恰恰是它，维系和支撑着年鉴或者年鉴资料产生的过程及其权威性。一卷年鉴，从创意策划、拟制框架设计，到组稿、采编，到整合、撰修成一体，到出版、印刷，其繁复劳动不啻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若无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为维系和支撑，很难实施。用行政手段调集广泛的人力和不菲的财力来众手成鉴，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诚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部门归属不一，大部分为地方志部门（多由政府主管），其他分别为社科院、档案局、统计局或者党委宣传部、研究室等部门。它们都做不到不依靠外力就能够独立成鉴，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和社会活动来众手成鉴。所以，就年鉴资料来源的广泛性、严谨性和编纂工作的政务性、规范性而言，远非社会上某个部门或者民间某人所能胜任的。
不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部门归属如何，地方综合年鉴属于官方著述则无疑义。它是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社会年度基本情况的汇总，称之为政府年报是贴切的。既然是政府年报，它就必然体现政府的意志和目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给社会相关层面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料，而不是随意性编纂。年鉴不是一个筐，想往里装什么就装什么；年鉴也不是什么“百宝囊”，想查找什么，囊中自有。[1]相反，哪些事项和资料应该上鉴，要有一定之规。指望年鉴成为市井街巷的 “路路通”、“事事通”，什么疑难问题一查年鉴就可以解决或者找到解决的途径，是不现实的，是对年鉴功能作用的曲解。企盼年鉴像流行杂志等大众传媒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用意虽好，功效却是南辕北辙。因此，对年鉴属性把握不准，必然导致对其功能作用定位不对。
鉴以致用。年鉴作为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刊的根本属性，要求它以实现资料信息最大化、最优化为目的，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相关层面读者提供管用、好使的各有关方面的资料信息，并在这方面成为社会各界无出其右的权威性出版物。年鉴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它的功能作用。抓住资料的权威性做足文章，就等于抓住了年鉴的命脉。至于年鉴由于资料管用、好使的权威性，而在存史、资政、利业等方面释放、发挥出来的直接与间接的功能作用，应该看作是它功能作用的衍生。所以，要确保年鉴的权威性，唯有全神贯注地确保年鉴资料的权威性，同时大力倡导读鉴用鉴，打造年鉴品牌，并把它贯穿编纂、出版、发行的全过程。撇开年鉴资料的权威性，任何人为地放大年鉴功能作用的做法，都不科学，故不可取。
绝大多数地方综合年鉴都在其显要位置郑重声明：“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或者“XX年鉴版权属于XX所有，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文字和形式将本书内容进行翻印、翻译、转载和出版。”看似是在“维权”，但如果年鉴本身在资料的权威性上大打折扣，所刊载的资料不太管用、不太好使，并且在其他著述上也能够查到，甚至后者比前者在资料的权威性上更强，那么这样的年鉴其前景必然暗淡。
抱怨年鉴难卖，认为发行渠道不畅、行政推动乏力是年鉴难卖的主要原因，早已是许多年鉴编纂部门的老生常谈。然而，又有多少年鉴编纂部门能够真正反思自己劳心费神所推出的年鉴，在入鉴资料的选择标准方面是否严谨？对资料的整合方面究竟有多少权威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多大裨益？
随着社会日益进步，自主知识产权的魅力和影响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不单经济领域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带来无穷收益和巨大回报，年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必然从根本上确保其作为一项事业和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年鉴编纂部门应该致力于在资料管用、好使的权威性上，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
二、年鉴框架设计贴近经济社会实际
年鉴框架设计（篇目，下同），是依据事物应有次序而合理分类、有序排列的一个多层次著述结构。实践证明，在科学理论日益精深缜密的当代社会，年鉴框架设计的拟制，固然应该以逻辑学关于概念划分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要求，系统论关于事物有序排列、最优化组合的原则，结构学关于事物层次性、整体性的原理，来作为思维活动的重要指导。换言之，划分事类要有合理的标准和相应的依据，事物归属要恰当，事类编排要成序列，类目统辖要成系统，领属关系要符合逻辑，以完整、准确地体现有序性和层次性，便于读者提纲挈领，迅速抓住要点。
但是，年鉴刊载资料与记述事项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实际编纂的可操作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纯以科学分类作为其框架设计的依据，而是必须将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相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社会分工实际，来进行事项统辖、领属定位。不仅如此，由于客观事物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和丰富，相应的社会分工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亦日趋深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转变职能等给全社会带来深刻的连锁效应，计划经济时期一些主体事物纷纷衰褪甚至消失，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稳步推进，使整个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年鉴框架设计的拟制，必须适应和贴近变化了的经济社会与年鉴本身的发展趋势，树立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真正做到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之适应时代、贴近地情、彰显权威性，而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削足适履。
框架设计雷同或者接近，是中国地方综合年鉴的一大顽症。综观全国的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虽不能说千鉴一面，但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同质化现象严重，真正贴近地方经济社会实际、既把握住宏观又突出了特色、个性鲜明者尚不属多数。
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由于各自历史的、自然的、人文的等诸多因素，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地方特色必然存在许多差异，呈现出共性相对、个性绝对之态势。如青岛和济南、大连和沈阳、宁波和杭州、深圳和广州，同属一省、同为副省级城市，二者或者它们其中一个随便与其中一个相比，虽有一些共性，但从主要方面看，更多的还是迥异的个性，彼此之间在历史风貌、自然环境、产业结构、文化底蕴、功能特征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它们各自的综合年鉴，如能准确把握住这些差异，并酣畅淋漓地反映之，则为鉴之上品，反之亦然。
年鉴作为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刊，必须讲求编纂规范，在入鉴内容、编排体式、表述方法等方面有明确的指归、要求、原则，否则就称不上为鉴。年鉴编纂规范是拟制年鉴框架设计和实施编纂的规矩与范式，从理论意义上讲，它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规矩与范式再好，也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准确抓住实际的脉络，才能体现其框定方圆的意义。
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拟制，务必把握三点：一是具备逻辑学素养，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以及年鉴编纂规范为谋篇布局的基本依据；二是熟悉地情，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反映全面情况的前提下，以把握宏观、前瞻趋势、详记特色、简述一般为内容编排的着力点，视乎具体情况，打破形式逻辑的束缚，该予升格详记的内容即予升格详记；三是本着实现资料信息最大化、最优化的宗旨，以有利于囊括管用、好使的资料和有利于编纂为基准，编纂手段上行政推动与独立采编相结合，坚决跳出老套的窠臼，另辟蹊径。[2]在这三点中，第二点是关键，抓准抓实它，就等于抓准抓实了年鉴内容的主干和脉络，就为充分体现地情特色、展示个性创造了最佳模式与条件。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比较难，需下功夫吃透地情，将大批经世致用的相关资料以年鉴这一载体去汇集、承续起来。惟其难，才更应该为之，以免蹈千鉴一面之辙。
国内许多地方综合年鉴在贴近经济社会实际方面，勇于探索和创新，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
《青岛年鉴》在借鉴国内外优秀年鉴贴近经济社会实际，追求实现资料信息最大化、最优化方面受益匪浅。它自1988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持“反映市情，体现特色，打造品牌”的编纂理念，在框架设计上致力于务实、求新、前瞻，并广泛吸纳国内外优秀年鉴和相关资料性著述的长处，不拘一格地推陈出新，创刊18年来未曾懈怠。《青岛年鉴》已连续出版了18卷，框架设计总体坚持采用分类编排法，内容归属大致设4～5个层次，一级为栏目（类目，下同）、二级为分目、三级为条目、四级为子目，栏目、分目为“虚拟”，条目、子目为“实写”；内容特别丰富的栏目为5个层次，即在分目之下设次分目，以增强事物之间的逻辑统辖关系。 这18卷年鉴框架设计的拟制，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初创阶段（1988～1991卷，共4卷），框架设计基本沿袭惯例，栏目设置分别是1988卷25个，1989卷24个，1990卷23个，1991卷20个；二是中期大幅度合并“同类项”阶段（1992～2001卷，共十卷），栏目设置分别是1992卷10个，1993卷9个，1994卷10个，1995卷11个，1996卷12个，1997卷11个，1998卷12个，1999卷11个，2000卷13个，2001卷15个；三是调整后稳定阶段（2002～2005卷，共4卷），栏目设置分别是2002卷、2003卷各18个，2004卷、2005卷各19个。在这3个阶段，一以贯之的是，基于对青岛市情与特色的把握和汇存有关资料的需要，参照国内外一些年鉴的做法，对框架设计适时进行调整乃至大幅度调整。其中，第二阶段调整幅度最大，栏目总数缩至第一阶段的一半左右；第三阶段是经过反思第二阶段的利弊得失，而进一步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保持框架设计基本稳定的同时，进行增益创新。
调整、完善《青岛年鉴》框架设计，旨在贴近实际，适应和服务于实现青岛城市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突出城市特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城市特色。青岛的城市发展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或者“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来，经过十余年斟酌、磨砺，现已正式定位为建设“全国重点中心城市”、“世界知名特色城市”。青岛的城市特色，大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历史风貌特色，集中体现在建筑等历史遗存方面；二是海洋特色，集中体现在海港、海洋科技与教育、滨海旅游与避暑疗养、海上运动与休闲等方面；三是品牌特色，集中体现在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18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青岛年鉴》框架设计的拟制，紧紧围绕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城市特色、城市发展目标，认真贯彻把握宏观、前瞻趋势、详记特色、简述一般的编纂思路，将一些事项单列为栏目，或者由同类事项中析出作升格处理。譬如，除将“金融”、“旅游·风景名胜”、“口岸”、“海港·交通”、“城市建设与管理”、“对外经贸合作·国内合作交流”单列为栏目外，还将“节庆·会展”、“迎奥纪典”等单列为栏目；将“海洋科研与开发”从“科学技术”中析出，将“啤酒工业”、“卷烟工业”、“电子信息工业”从“轻工业”中析出，与之并列为分目。单纯从逻辑学和科学分类的角度看，这样做似不恰当，但从青岛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城市特色看，从这些事项在青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却很吻合。
尽管如此，《青岛年鉴》框架设计在彰显青岛的优势和特色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宏观、中观、微观上对一些重要内容的涉猎与编排还有许多盲点和乏力点。其一，青岛作为“中国品牌之都”，其品牌经济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所起的巨大支撑与拉动作用，特别是电子家电、石油化工、汽车机车船舶集装箱制造、新材料 “四大产业基地”与家电、电子信息、汽车、造修船、石油化工、港口物流“六大产业集群”，以及民营经济对青岛经济社会的重要贡献和其发展规模、形态、趋势；其二，青岛正在构筑的“三点布局、一线展开、组团发展”的城市大框架[3]，胶州湾跨海大桥与海底隧道等关系青岛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其三，青岛作为中国沿海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其对外开放的具体成果和走向，包括世界500强在青投资和青岛企业在海外投资情况；其四，青岛作为山东省特别是山东半岛的龙头城市和沿黄河流域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与连接欧亚大陆桥最大的出海口，其辐射、带动、引领作用；其五，青岛作为国内外著名的旅游城市，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深层次的产业发展；其六，青岛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以及“全国文明城市”，其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对整个城市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塑造。所有这些，以及还有若干方面，《青岛年鉴》的相关记述，还非常零散、薄弱，甚至空缺。原因有两条：一是对地情熟悉得不透彻，因而造成框架设计上有些重要内容缺位或者分量不够；二是过多依赖部门供稿，对有关部门很难整合的重要内容缺乏自行采编、整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此，亟需亡羊补牢，迅速改进。
三、年鉴内容编校与装帧印刷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空前繁荣，出版物多到难以计数。在如此多的出版物中，编校质量没有或者较少瑕疵者，虽能占据主流，但一些数量可观的支流暴露出的问题，却是司空见惯，似乎难以克服。往往是，不经意间就能在许多报刊书籍中（其中以报纸尤甚，不仅包括多如牛毛的晚报、早报、导报等在内，而且包括相当一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在内）发现错别字等错误。这种状况已不属偶然和个别，实在让人困惑。如此浮躁，是中国出版业的悲哀。
曾几何时，年鉴编纂出版领域也早已不乏这种浮躁，同样让人困惑和悲哀。
年鉴的编纂准则同其他著述尤其是资料性著述一样，也是以资料为基础、框架设计为纲领、质量为生命。这一准则贯彻到年鉴编纂流程，即呈现或者延伸为一条链，而链之终端就是编校质量，进入印刷阶段终端则为印刷质量。
总体讲，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的内容编校质量呈上升趋势，确有一批年鉴质量非常过硬，几乎无瑕疵。与此相反，也有一批乃至很大一批年鉴质量特别是内容编校质量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框架设计、资料入鉴标准、表述规范、校对等方面），按照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来评判，当属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物。更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屡获全国性年鉴评比最高奖的年鉴，内容编校质量也曾有致命的硬伤，触目惊心。[4]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倘若全国几千家年鉴编纂部门都能真正重视年鉴编校质量，而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去对待，将编校差错率严格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那情形将是令人欣慰的。反之，偌大一批年鉴由于编校质量不过关，岂不是等于偌大人力、财力的浪费吗？
最近，青岛市史志办公室为履行相关职能，组织青岛年鉴社对首次送审的四卷区市年鉴，进行了内容编校质量上的审核把关，从中发现了许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不规范：一是框架设计不规范；二是入鉴资料的标准不规范；三是表述不规范。对这三个不规范，如不及时、全面、彻底地予以匡正，年鉴就达不到出版水准。事实上，达不到出版水准却已出版的年鉴在全国不仅早已有之，而且连绵不绝。这是功利与浮躁使然。
这种功利尽管在不同的年鉴寄托程度相对不同，但为了创造工作业绩“这一功名”，同时借此谋取一定拨款，进而靠经营年鉴广告（宣传彩页，下同）和售书来进一步增加收入“这一利益”，则是一致的。为此，往往是编纂、出版、印刷工作以快出“成果”为准， 抢时间，赶工期，不按规范操作，搞“急就章”。这种急功近利的草率做法，导致轻视乃至忽视年鉴编校质量，使印出来的年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年鉴编校质量包括年鉴广告内容编校质量与设计质量在内。就中国国情而言，年鉴刊登一定数量广告理所当然，不必置疑，但前提是广告内容编校质量与设计质量一定要合乎规范，广告数量务必限定。事实上，年鉴广告质量比正文质量更容易出现问题，编纂者对此往往比对正文更容易掉以轻心。
受功利因素驱使，不遗余力地刊登广告，早已成为全国绝大多数年鉴的通行做法。年鉴刊登广告已不局限在卷首、卷末和正文之间，前后环衬、封面封底、护封等位置都已成为广告载体，甚至护封之外带有某种祝贺性质或者纪念功能的“封条”也是有偿广告的变身。许多年鉴充斥着浓厚的商业招贴气息。如此强盛的市场营销意识和空间利用智慧，同报刊杂志、电视等强势媒体相比也不逊色。
年鉴作为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刊，对入鉴内容需制定严格的标准，并严格地把握之。就像正文，一、二、三次文献的比例必须合乎规范一样，附载的广告，不仅内容编校质量与设计质量必须过硬，而且篇幅要有限制，绝对不能喧宾夺主，若接近甚至与正文平起平坐、对分江山，就是适得其反，不伦不类，从根本上颠覆了年鉴的属性。为确保年鉴作为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刊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建议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尽快制订年鉴刊登广告的行业规程，以约法三章，共同遵守。
从根本上杜绝年鉴内容及其编校质量问题，一是需要正本清源，从健全、完善编校工作责任制和抓年鉴编纂工作者的职业养成与操守入手，严格责任追究；二是省级以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该强化对《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执行力度，定期检查年鉴质量，对不合格者坚决予以处罚，以儆效尤；三是年鉴评奖标准要严，尺度要公正，并为避嫌起见，可特聘年鉴界以外出版业内资深人士担任评委，同时加强对编校内容的宏观把握，加大对中观、微观内容（包括广告）的抽查篇幅。
编校质量体现年鉴的内在质量，装帧印刷则体现年鉴的外在质量。内在质量是内涵，外在质量是形象，二者的结合就是综合质量。因此，《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将图书质量分成内容、编校、设计、印刷四项，并逐项作出判定合格与否的条款。相对于内容、编校而言，设计、印刷这两项专业性更强，特别是由于其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影响人们的评判，因而优劣良莠更为直观。许多年鉴编纂工作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美学基础和相应的知识积累，往往缺乏设计、印刷方面的鉴赏力和技能素养，故内容编校方面可能是行家里手，而对设计即书刊装帧设计以及印刷方面则所知甚少。严格讲，这是综合素质方面的欠缺。
关于年鉴装帧设计与印刷，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理念。
其一，图文混排。这其实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退回20年，在铅字排版主宰出版印刷的时代，正文插一幅照片，需提前在版面留出位置并画好“墨稿”，再单独为照片制版，之后再粘贴合成，工序不胜其烦。另外，20年以前，由于受摄影器材等因素的制约，照片资料也非常少。随着摄影器材的普及与数码化，电子信息技术在装帧设计与印刷业的广泛应用，将书刊进行图文混排，以求图文并茂效果，已非常简便易行。年鉴进行图文混排，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活跃版面。其要点，一是统筹安排，精心设计，全书正文哪些地方需插照片，插什么样的照片，包括照片制版尺幅与图注字体、字号及其排法，都要像正文编纂一样整体构思，中规中矩；二是精选的照片要有独特的刊登价值，所反映的主题与正文相关内容相呼应，能以强烈的视觉形象与精致的构图烘托正文，找不到适宜的照片则宁缺毋滥。
其二，开本。全国年鉴，以“正度”16开、“大度”16开两种开本居多。近五六年来，“大度”16开本增势迅猛，许多年鉴纷纷由“正度”16开本改为“大度”16开本，并称之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据说还有相关文件规定。年鉴开本的形成与普及，很大程度上是约定俗成。将年鉴开本大致定型，有利于全国年鉴出版印刷方面的规范化，但如果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则就过犹不及了。年鉴是以资料的权威性存之于世，而不是开本决定斯。海外许多年鉴的开本并不一样，但并未因此影响其销售和使用。即如香港特区政府（之前为港英政府）逐年编纂出版冠以年份、等同于年鉴的政府年报——《香港》，从创刊至今，一直是“特度”（尺幅小于“正度”）16开本，且畅销不衰。开本大小，孰优孰劣，无关宏旨，尽可由之。
其三，印制档次。综观全国年鉴，印制趋势呈中、高档化。地方综合年鉴不分县、市、省，专类年鉴不分层面，一律大部头，皆精装。许多年鉴的印制讲求豪华，材料考究，装饰花样繁多，工艺复杂，有的连正文都四色印刷，有的在精装之外，另作精美书匣套装。年鉴作为逐年出版的工具书刊，贵在使用，而不在鉴赏，印制上能达到和资料性工具书刊相吻合的程度即可，原本不必追求高档，奢华就更不应当。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强的地方和部门，印制年鉴更应该厉行节俭。中国年鉴的印制大势，应往中、低档转向，许多年鉴宜由精装改平装，或者一卷年鉴平、精装结合（多数平装、少量精装）。
四、年鉴从业人员素质
年鉴从业人员素质决定年鉴质量。这方面的论述颇多，主旨大同小异。概括讲，年鉴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应着力于五个方面：一是培养敬业精神；二是讲政治；三是熟悉地情业情；四是具备比较坚实的学术根底与娴熟的专业技能（包括政务工作能力）；五是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具有鸟瞰本业的战略思维与世界眼光。[5]
不论何种年鉴，一个年鉴编纂部门，理想的人员构成应该是：有一个复合能力强、堪为大器的人才为领军人物，再有两三个能独当一面、可塑性强的人才为中坚力量，其编纂出版工作就得以驾轻就熟了。海外一些优秀年鉴之所以优秀，根本原因在于其编辑人员素质高。这些年鉴编辑人员数量往往比我们一些年鉴编辑人员数量少，但其职业素养厚、专业程度深、工作效率高。这同我们一些年鉴编辑人员形成巨大的反差，主要集中在创意策划与采编整合能力上。海外优秀年鉴编辑人员堪称高水平的“专栏作家”，大凡具有娴熟的创意策划与采编整合能力。反观我们一些年鉴编辑人员，由于体制、环境等客观原因和思维观念、职业意识等主观原因，或者先天的、后天的诸多原因，甭讲什么创意策划与采编整合，就连最起码的就稿编稿，有的编辑人员也是勉为其难。
不用和海外优秀年鉴编辑人员比，就是和国内许多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的优秀记者、编辑比，我们许多年鉴编辑人员在总体素质上也是相形见绌，远不在一个档次。不提优秀，即便是称职的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的记者、编辑，领到采访报道、文稿编辑任务后，通常是很快就能按要求规范地完成任务。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许多年鉴编辑人员感到难办的。从年鉴涉及经济社会相关内容的广度、深度和编纂者应具备驾驭大部头著述的基本素养、技能讲，年鉴编辑人员这方面的本领不应该比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低，但实际状况并不理想。原因复杂而又简单，体制上的因素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上缺乏历练。青岛年鉴社对此有切肤之感，并和许多年鉴编纂部门交流过，同感者颇多。
要缩小这一反差，既任重道远，又刻不容缓，需要整支队伍深刻反省，发愤图强。
首先，应注重培养、造就年鉴编纂部门有真才实学、不负众望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这关系到一个年鉴编纂部门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年鉴主管部门应予重视，为此类人才的成长创造环境，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这类人才应自强不息，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对待事业和工作始终“不用扬鞭自奋蹄”；尤为重要的是，应力戒浮躁，规避小进则满、浅尝辄止的心态，以真正做学问的作派精研业务，随时掌握年鉴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并创造性运用到工作实践中。这类人才，某种程度上诚如鲁迅先生所称道的“脊梁”。
其次，全国年鉴界应注重营造提升年鉴编纂出版理论整体水平，有利于一大批在年鉴编纂出版理论方面确有造诣，特别是对年鉴编纂出版实务有独到见地的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使年鉴业的影响力能和其在整个中国出版业所占规模、地位相适应。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为了开阔视野，应设法将一些优秀海外年鉴的框架设计、部分条目释文和相关论著，有针对性地翻译过来，便于了解其原创性思维和成果，以供借鉴。[6]以往虽有相关推介性译作，但数量偏少，时效性亦偏弱，这与中国作为世界年鉴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不利于推动中国年鉴编纂出版理论创新发展。
第三，年鉴编纂部门自身要强化危机意识和竞争机制，特别要在体制上畅通人员“进出口”，坚决打破用人“铁交椅”和分配“大锅饭”，若内部缺“高手”可外聘相关人才，形成以能力、业绩论高低、比贡献的干事创业氛围，在体现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做到优胜劣汰，奖勤罚懒，让挑大梁的佼佼者有赖以自豪的成就感并在经济上获得更多回报，使滥竽充数的平庸者真正体味自存危机，从根本上激活编纂出版业务运作局面。这一点直接涉及体制、机制问题和相关政策，由于年鉴编纂部门人员来源的“先天”复杂性，实际操作必然引发矛盾，但如果回避矛盾，“死水一潭”的状况将难以改变。
五、年鉴运作体制
全国地方综合年鉴运作体制即编纂部门人员编制，无非三种类型：一是公务员或者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编制，经费全额拨款；二是差额拨款事业编制，所需经费财政给予一定补助；三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所有经费均需自筹。第一种占绝大多数，第二种与第三种均属凤毛麟角。
这三种体制的存在，各有其历史的、客观的必然性，的确应兑了“存在的即是现实的，现实的即是合理的”这一说法。对这三种体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一概而论。每一种体制自身都有很多差异。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同样是公务员或者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所享受的经费拨款，额度差异较大；同样是差额拨款事业编制，所得到的经费补助，额度也差异较大；同样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经费筹措与创收条件差异也较大。这些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完全由各地的具体情况所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青岛年鉴社属于第三种类型。历史地、辩证地看，青岛年鉴社人员编制10年前由参照公务员管理整建制转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有其既定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它对于从体制、机制上强化从业人员的忧患意识和职业素养，切实更新观念，提高自我生存进而驾驭市场、适应社会需求的开拓创新能力等，具有不同凡响的巨大作用。
但是，这种在特定时期应运而生的体制，实行“一时”（10年或者更短、更长时间）未必不好，实行“一世”则必须有坚实的保障条件为支撑。否则，必然捉襟见肘，处境窘迫。
第一，从业人员素质是决定性因素。青岛年鉴社转制后，原由参照公务员管理身份转来的人员已因多种原因全部退出，现有人员除党政机关分流出来者外，就是企业调入人员。10年来，不论其工作人员身份如何，由于各自综合素质、可塑性参差不齐，工作能力与绩效大相径庭，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和创新不够到位，导致了人员之间工作负荷畸轻畸重，绩效天壤之别。严格讲，许多人员的思想观念与整体素质，由于“先天不足”，特别是“后天失调”， 不用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和年鉴编纂出版业务自身的高水平要求，就连业务方面 “ABC”或者“应知应会” 在把握上还很吃力，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因此，从人员队伍总体素质讲，还不适应“自收自支”的严峻性。
第二，用人管理体制是根本性制约。“自收自支”的严峻性要求从业人员具备高素质和用人上的自主性。好手少，庸手走不了，“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种状况维系事业只能是每况愈下。青岛年鉴社隶属于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尽管也是法定意义上的事业法人，但毕竟不是“横空出世”的“自由人”。 这一点是“先天性”的，无法改变。它由参照公务员管理的青岛市史志办公室内设处室整建制转制而成，编制规模小，不像隶属于市文化局的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同等规格（级别）的事业单位，从“根”上就编制规模较大，且“权责明确，产权清晰”，业务独立，管理规范，包括用人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相反，其业务运作与管理政务性、政策性较强，不适合独立决断重大事宜，均需接受和服从上级主管部门全面领导，而上级主管部门是从全辖范围制定实施包括用人方面的举措。
第三，维持生存发展的机制是否长效是关键。青岛年鉴社转制以来，广告收入一直是维持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售书收入则仅仅是辅助手段。此外，尚无其他能获取较高收入的展业手段。虽也零星代理一些编辑出版业务，赚取点经济效益，但终究属于小打小闹，杯水车薪，无大裨益。尽管转制后前五六年内曾靠广告收入积累了数额比较可观的资金，倘及时投入有关长线业务开发，或许真能创建比较长效的效益增长点，从而盘活局面（编纂出版主业保留并充实骨干，分流富余人员从事副业）。无奈，这笔资金归上级支配，已作他用。机遇已失，时不再来。经营管理上若不能实现自主，要想真正建立应对“自收自支”、确保生存发展的长效机制，谈何容易。
另外，目前青岛市年鉴种类较齐、数量较多，已形成一定规模，在全省首屈一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也位居前列。既有市和区市两级地方综合年鉴，也有专类（专业、行业、企业或者部门、单位）年鉴，总数达20多种，仅12个区市就有6个已出版年鉴，还有几个正在忙于出版或者准备出版。这些年鉴绝大多数系公开出版发行，少数属内部出版物。一些编纂年鉴的部门急于快出书而习惯于“各自为政”，忽略了编纂出版业务质量把关，编印出来的年鉴“急就章”，外观挺好，而编较质量有许多问题，甚至有明显的或者致命的硬伤，按照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来检查，当属质量不合格出版物，真要追究，后果严重。由于以上原因，特别是缺乏对全市年鉴“依法行政”的法定依据，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由所属青岛年鉴社代行的对全市年鉴进行统一行业管理和专门业务指导与审核把关的工作职能，客观上造成了缺位。
诚然，在一定时期且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情况下，“自收自支”的青岛年鉴社经营管理上若能实现自主，单靠广告与售书收入，在维持编纂出版业务与包括“人头费”在内的日常工作开支同时，让能力与绩效突出者迅速在经济上致富，非常容易。但如上所述，实际情形绝非如此简单。反之，即便如此，也行之不远。况且，在特定的圈子里，那种允许个人迅速致富的体制、机制和氛围，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近几年来，青岛年鉴社正是由于缺乏拓展新的长效经营业务能力，经济效益一再下滑，为了确保收支，维持局面，不得不加大广告征集和售书力度。然而，年鉴在广告方面同电视、报纸等强势媒体相比，具有先天性劣势，加之年年以老套办法在有限的“地盘”上“复耕重挖”， 招致一些负面效应，而举步维艰。长此以往，精力过多倾斜于经费筹措上，将无力打造年鉴资料权威性品牌，使整个年鉴事业难以为继。
综上，从国情和青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确保年鉴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需要看，鉴于青岛市史志办公室所属青岛年鉴社转制10年来工作性质非但未有任何改变，反而随着全市年鉴规模日趋增大，客观上必须强化相关管理指导职能的需要，为依法[7]、有效、完整地履行对全市年鉴工作进行统一行业管理和专业指导与审核把关的工作职能，宜恢复10年前的编制体制。理由有两点：一是青岛年鉴社具体承办的《青岛年鉴》属于政府年报，它作为官方著述，在编纂出版工作的实施与操作上是在履行政务、提供公共服务，因而体现为公益性，而公益性支出应由政府“埋单”；二是青岛市各类年鉴呈逐年增多趋势，由于年鉴编纂出版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质量标准要求高，社会反响大，青岛市史志办公室作为青岛市政府主持青岛市包括年鉴在内的地方史志工作职能部门，必须实施规范的业务指导与审核管理，因而由所属青岛年鉴社履行的这一职能应予顺理成章地归位。当然，人员编制调整政策性很强、标准很严，在当前及今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人员编制总体趋向精简的“大气候”下，难度很大，即便准予调整，所涉及的相关事宜也必须严格按政策规定办理。
全国还有屈指可数的另外几家实行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体制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部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于“自收自支”的得失优劣与酸甜苦辣，只有当事当局者最清楚。
全国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决定着地方综合年鉴之间运作体制的差异。因此，要想设计一个全国地方综合年鉴通用的理想体制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的。相对而言，从全国事业单位改革大势（全额拨款变差额拨款，差额拨款变“自收自支”， “自收自支”变企业化管理）看，地方综合年鉴编纂部门要想长期生存发展，应该进一步明确并充实职能，规范业务管理，强化工作政务性，打造成果权威性，力争都能成为公务员或者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编制，经费全额拨款。那些差额拨款事业编制者和“自收自支”事业编制者，如果经努力未能“升格”，则应在继续努力的同时，先退而求其次，分别在经费、政策上争取更多倾斜和支持，剩余问题再谋妥善解决。
理想地讲，中国倘若有一大批年鉴编纂部门能够真正依靠“自收自支”打出自己的“天下”，在市场经济海洋里畅行无阻，那当然是地方、部门、国家之幸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年鉴界之荣事。但这仅是理想而已，这一理想赖以实现的诸多条件还远未成熟。长远看，即便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全面深化，而致使许多年鉴编纂部门果真由全额拨款变差额拨款，差额拨款变“自收自支”，“自收自支”变企业化管理，那么，要想确保长效稳定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味靠广告终归是权宜之计，必须将营销战略重心转移到发行方面。但归根结底，这取决于年鉴以其资料信息的实用性与权威性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与欢迎的程度，取决于为更多普通读者所能接受的价位。
注释：
[1]笔者于1996年撰写《也谈地方综合年鉴“转轨变型”——兼议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定位》一文，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定位有具体阐述。该文1996年底被山东省年鉴学会评为全省年鉴论文特等奖，并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十四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199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2]笔者从事年鉴工作以来，一直将年鉴框架设计作为年鉴编纂出版实务的重中之重来对待，并把有关思考内容写入工作报告。现附上2002、2003两年自己在两篇工作报告中关于年鉴框架设计的意见，从中可见与本文相关思考的联系：
“年鉴框架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好的框架设计应该具备四个特点：一是从实际出发，有利于在涵盖基本情况和全貌的同时，反映特色和优势；二是主旨鲜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有明显的趋同性乃至前瞻性，有利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三是对拟入鉴资料信息的宏观性、中观性、微观性要各有归属和侧重，同时又具有便捷实用的外视性，且不在保密范畴，宜向社会进行发布和推介，有利于查阅和使用；四是可操作性强，有利于实施。”
“年鉴框架设计制定得如何，内容编排得如何，将直接决定印出来的年鉴是否受欢迎。这一点，可以从年鉴的发行中得到反衬或者反馈。年鉴发行工作之所以比较困难，有一些客观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年鉴在框架设计和内容编排方面还远未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各个层面的读者视年鉴并非不可或缺。对此，我们要深刻反省。首先，最根本的是要准确把握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态势，从青岛的各方面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年鉴的框架设计和内容编排方面“按需定制，量体裁衣”。其次，以“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改革开放”的视角和气度，提供经过精心汇集编排的系统性、权威性、鲜活性、外视性的资料信息。近几年来我们虽在这两方面都做了一些尝试，但总的讲还没有实质性、根本性的突破。第三，正因如此，我们要认真增强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年鉴特别是国外畅销年鉴之经验的紧迫感，切实加强对年鉴编辑理论和实际业务技能的学习和钻研，以高屋建瓴的视野和高超的技艺，推出真正经世致用的年鉴佳品。总之，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在上述方面有所作为。”
“从2002版《青岛年鉴》起，对年鉴的框架设计、内容编排，做大幅度调整。其指导思想是：从青岛的实际出发，以青岛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优势特色为框架坐标，以完整地反映事业全貌和新事物为载录原则，以重大事项和热点问题为记述重点，以及时、准确、翔实、系统地汇集有价值的资料信息为宗旨，来重新设计年鉴框架，重新组合入鉴内容。”
[3]这一框架规划从2001年开始设计编制，至2004年完成，形成了《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并从设计编制时起就在不断修订完善的同时着手实施建设。总体框架是以青岛老市区（主城区）、胶州湾西岸青岛所属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胶州湾北岸青岛所属城阳区（城郊区）之红岛地区为基本支撑点，展开城市建设布局，并以西起青岛所属胶南市（县级）之著名的琅琊台，东至青岛所属即墨市（县级）之著名的田横岛，长达近300公里的滨海公路为轴线，囊括相关城区组团，带动周边区域向都市新区方向发展，使青岛市区从根本上完成由半岛型向品字海湾型的嬗变，将胶州湾变成青岛市区的“内湖”。
[4]笔者从事年鉴编纂工作18年来，每年都粗略地翻阅一些年鉴，从中进行借鉴。对年鉴编校质量看得比较细致，是历次担任山东省年鉴评比委员会评委时，由于质量评判需要量化指标，所以要认真翻阅并统计差错。通过一省的年鉴评奖所显现出的年鉴编校质量问题，其实已经非常严峻了，但由于评比尺度把握得比较宽松，结果是参评的年鉴都能获奖，等次虽不一样，而皆大欢喜。2003年9、10两个月，笔者作为访问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中国年鉴编纂出版与收藏”之课题进行研修时，借助该中心堪称世界上收藏中国年鉴数量最多、系列最全和查阅方便的优越条件，系统地翻阅了一大批中国地方综合年鉴和专类年鉴（重点为2002卷、2003卷），对发现包括有的常获全国性年鉴评比大奖的年鉴在内的一批数量不小的年鉴，编校质量方面的一些问题，殊感忧虑。期间，还就中国年鉴的资料权威性与公信力等，征询了来该中心查阅中国年鉴较多的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海外学者（包括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许多年鉴的资料权威性（准确性、系统性、完整性）与公信力，还有待于下大力气提高；许多年鉴部头虽大，但水分不少，空泛、冗赘等无用资料信息较多，编纂水平偏低；许多年鉴广告过多过滥，商业气息太浓，不像资料性工具书，令人厌烦。
[5]1998年，笔者针对实际，撰写了《略论年鉴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文。之后又作了必要的修改、补充，发表于《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四期。该文就年鉴从业人员素质提高应着力的五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意见。
[6] 年鉴于20世纪初由西方移植到中国。经过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着年鉴业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同时学习借鉴海外年鉴的长处，中国年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编纂出版理论。但是，从实践经验积累的长期性和理论规范的成熟度上讲，中国年鉴同海外年鉴相比，尚有差距。由于诸多因素限制，中国年鉴对海外年鉴长处的学习借鉴，还不够广泛和深入，这直接影响着中国年鉴编纂出版理论与实务水平的提升。鉴此，笔者自2000年以来，曾三次在全国性年鉴研讨会议上陈辞吁请。其实，完全可以采取有偿方式，请外文特别是英文水平高的有关学者，及时将一些优秀海外年鉴作相关翻译工作，以飨读者。建议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牵头办理此项事宜，费用支出则以适当形式回收，至少不赔本。
[7] 2005年9月29日在山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年鉴是地方史志所属三大项工作（地方志、年鉴及相关地情文献）之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史志工作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史志工作”，具体承担“组织、检查、指导地方史志编纂工作”， “编纂、审查、验收有关地方史志稿件”等任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重要战略机遇期之际，该《条例》颁布施行，给山东省史志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随着《条例》颁布施行，包括年鉴工作在内的青岛市史志工作从此将步入法制化轨道，青岛市史志办公室行使对全市年鉴工作管理指导职能，即为依法行政。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年鉴这种权威性资料工具书的编纂出版要求，深得相关单位积极配合，有利于全市年鉴工作良性循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