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切入点:建立社会中间层(2)

III 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请对比图表一和二）。

图表二：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 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

IV．建立社会中间层应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个铁板一块、强调大一统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力、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中国。如果说邓公以非凡的魄力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作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停滞不前将大大约束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全从而让市场经济模式陷入危机。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 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和消灭，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来疏通的社会冲突越积越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恶性程度越积越大，冲突危险的能量越积越高，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后果。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这种贵族资本主义让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众可能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 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来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作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秘密。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从此免除了大规模动乱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动乱和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笔者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罢工和游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如果说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是西方社会稳定自身的三大法宝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完全实现媒体监督和建立法治社会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笔者将开辟中国崛起策专文谈建立法治国家），因此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会中间层将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一个既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没有言论自由，又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国家比如前苏联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绝境，是在为社会动乱和崩溃创造“最佳”条件，因为社会丧失了自身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 － 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六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了冲突、暴力和仇恨，让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成为可能。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等于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训练和民主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并认识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民主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的民主训练为未来中国理性过渡到民主社会将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让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能获利，因为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扩张国际市场。六是让执政党本身获利。前面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谈到，苏联党政不分，封杀社会一切自治空间让苏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为社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让执政党不明智地面对了太多社会力量的反对，进而完全失去了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教训，我国执政党不可不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从全能主义的模式解脱出来，宪法范围内赋予的权限当然要好好使用，该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却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干涉的东西就不要干涉，因为管得越多，担子就越沉重，出了状况责任就越大。执政党给予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自身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 －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每年大量增加的社会冲突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一是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雇主、雇员和国家），雇员的利益表达组织就是独立运作的、自治的工会。尽管在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比如在浙江、苏南、大连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劳资谈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创新和突破，独立运作的工会依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许多工会运作中的问题比如说工会经费来源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楚界定，这些都大大约束了工会发挥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团体，接近两亿的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权利（工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经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伤事故时甚至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到赔偿，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学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视，更加不公平的是，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决，在这样的群体中，社会冲突因为没有表达渠道酝酿着高强度和高烈度的危险，所以让民工建立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机构应当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三，城市和农村的拆迁问题也是中国去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媒体中报道的许多恶性拆迁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成立拆迁区域居民谈判协会的团体，通过国家组织与保护与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团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谈判，并对拆迁补偿、事后安置等事关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利益博弈和谈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滥权。四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中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我们发现了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组织机构的缺乏。尽管农村实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只是在选举过程中能发挥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和权力杠杆的作用，而农民在平时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时，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权利被侵犯时，还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团体和组织力量，这是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图表三：东欧模式带来的挑战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建设公民社会的确是中国社会渐进稳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价最少、既能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又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稳定大局的一条改革捷径。我国学者虽然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日渐重视，但是在建立社会中间层这一重要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界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笔者考虑到，决策者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的担忧可能来源于在1990年东欧国家巨变中的一些教训（见图表三）。波兰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扮演了全国性的反对党的角色，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在这样一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中，中间层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团体比如工会和农会通过全国性的合纵连横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改变全国政治现状，并挑战执政党的地位，最终结果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终结。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前中国既需要稳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团结的宏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的稳定、执政党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认为东欧的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世易时移，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和当时苏联东欧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当时苏联和东欧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整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根本没有确立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从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仓促发生了社会巨变，而社会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间投向西方阵营，这是苏东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自从1978年就事实上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整个改革进程是相当有序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1990年时候的苏联和东欧，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而苏东集团国家是从完全没有社会中间层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步进入现代社会，这必然会因为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突然爆发而导致天下大乱。中国社会今天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1990年的苏东集团。

（3）尽管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并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许多民众对社会现状并不满意，但极少有人真正愿意退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根源。而苏东一直到1990年都坚持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其问题之多、社会矛盾积累之深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就极易引发全国性动乱。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