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川西北部的羌族及其演变

论四川西北部的羌族及其演变

杨东晨 周五龙     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黄河上游(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分布着土著氏族和从黄河中下游徙入的一些氏族,即黄帝时称的“西戎”,均从事原始农业及渔猎。尧舜时,又迁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变为西戎”。约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部分戎人称羌或氐,其裔族与炎帝西迁支族融合,尊奉炎帝为祖先。氐羌族的历史,比禹要早二千多年。随着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和草原的形成,虞夏之际西戎(含氐羌)走上半耕半牧之路。夏末商初,西戎大部分转为游牧民族,少部分仍以半耕半牧为生,商代甲骨文对戎、氐、羌已多有记载,西周亦然。西戎分布于今甘肃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悠久。其支族羌落的分布中心,则是在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后向东南、西部迁徙。
   
    一、秦献公时期西羌部分人迁入川西北
   
    西戎(以羊为图腾)民族集团中的羌族,传说祖先是炎帝或三苗,均不确。战国时出现羌人祖先是戎人无弋爰剑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载:秦厉共工(公元前476—前443年)时,戎人奴隶无弋爰剑伺机从秦国西逃。秦兵追击,无弋爰剑藏于岩穴中,秦军放火烧,神兽护而不死。无弋爰剑出岩洞后,路遇一女,结为夫妇,居于三河(今黄河、大通河、湟水)地区,羌人推举其为豪帅。“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无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无弋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无弋爰剑教羌人“田畜”,不可信。因羌人在夏代前就是定居农耕之民,夏初就已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了,商代羌人转入了游牧经济形态,勿需再教其“田畜”。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向西扩土,无弋爰剑之孙卬担心被秦军灭亡,便率羌落离开湟水(今甘肃西南与青海东部)西迁。卬的侄子忍和舞不愿意随走,便留居湟中(今青海湟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云:“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西迁的卬之“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牛种,越嶲(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于今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东、以西的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地区)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西汉设郡,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东,东汉移于今广汉北,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文县,陕西宁强县以南,四川旺苍、剑阁、蓬溪以西,潼南、遂宁、新都以北,什邡、北川以东地区)羌是也;或为参狼羌,武都(西汉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东汉移治今成县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羌是也。”这就是说,尧舜至春秋时期,川西北是华夏、蜀、东夷的多民族分布区。战国时期秦献公以后,嘉陵江以西的重庆市潼南,四川遂宁市(辖射洪、蓬溪)、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均又迁入了羌族。四川成都、广汉、广元、绵阳、雅安、汉源、汶川、理县、西昌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反映出各族皆为农耕先民。如绵阳边堆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石生产工具,系农耕先民用物。理县、广汉、汉源、广元等遗址出土文物也是如此。商、周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与竹瓦街铜器窖藏,新都桂林、雅安沙溪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也证明蜀国或部落为定居农耕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四川、重庆地区主要是巴蜀文化,另外又出现了“西南夷”民族地区的石棺葬、石板墓、大石墓文化。两种文化互相交错,但也各自有比较集中的地区,说明秦朝前四川、重庆为蜀、巴、羌、华夏、东夷(后两族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迁入)等多民族分布区。巴县、成都、什邡、彭县、广汉、大邑、峨嵋、犍为、荣经、芦山、涪陵、绵阳永兴等地的船棺葬、墓葬,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民族为主体,亦有别的民族;石棺葬主要发现地是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如茂汶(今分为茂县、汶川县)城关、撮箕山、营盘山,理县佳山寨,雅江县呷拉,甘孜县吉里龙,钅卢霍县卡莎湖,宝兴县陇东,汉源县大瑶,盐边县温门、马尔康孔龙村等地,均发现了石棺葬,反映出与蜀、巴族的墓葬文化有别。尤其是茂汶牟托战国中晚期(与羌族徙入时间相当)的石棺葬(3个墓坑),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铜器、漆器、竹器、丝织物、毛织物等,十分丰富。“据出土器物分析,除石棺葬本身的地方性文化因素外,青铜器和玉石器又与川西平原蜀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似;一批铜礼器则具有中原文化的风格,如‘与子鼎’及其铭文等;另一些铜牌饰、铜铃等又具有滇文化因素。这些无疑为研究岷江上游石棺葬与川西的平原的蜀文化、中原青铜文化和滇西的青铜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提供了资料。”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即“四江”流域)恰好反映了战国中晚期这些地区已有蜀、华夏、羌、古越、蛮等多种民族,且多与蜀族结合,以定居农耕为业(含羌民)。李绍明考证:“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在岷江上游两岸已有古氐羌人的存在。公元前310年秦惠王遣张仪和司马错统一巴蜀后,即将岷江上游一带和盆地周围的都江堰及彭州等地纳入版图,设立了湔氐道。”因此,《史记·六国年表》、《蜀王本纪》、《吴越春秋》、《三国志》、《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所载的禹生石纽(今四川省北川禹里乡),战国前是蜀、华夏、蛮等族的故地,战国晚期后(秦汉)为羌居地。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的《氐与羌》认为:“先秦时羌族的分布在河西走廊(今属甘肃)之南,洮、岷二州(今甘肃东南部)之西,他们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又云:“爰剑之孙卬害怕秦国的攻伐,率领同族的部落南下,出赐支河西数千里,与留在湟河和河曲(今青海东部)的众羌不相交通。后来他的子孙分为三支:一支越嶲羌,在汉代越嶲郡(今四川西昌东),大渡河的南边,称为‘牦牛种’;一支广汉羌,在汉代广汉(今属四川)郡的西北,称‘白马种’;一支武都羌(今甘肃东南)。”即战国晚期后迁入蜀地的羌族,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几个大的种落。汉、羌等族人民,像祭祀祖先炎帝、黄帝一样祭祀禹王,是天经地义的优良民族传统和美德。2006年7月27日至30日,我们亲临北川,领略了大禹故里、羌族(含汉族)之乡的民族和谐风情,感受了各族人民建设新北川的激情和风尚,情不自禁地吟曰:“治水英雄大禹,生于北川禹里。肇始中华文明,功盖三皇五帝。”
   
    二、四川西北部羌族的发展和演变
   
    自从在6000多年前由西戎的一支形成羌族后,分布在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中心分布地一直在今青海湖以东至洮河流域以西。历三代、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羌族已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及西部,新疆东境、云南、贵州北境亦有。大部分以畜牧为业,少部分定居农耕。东汉时期,羌族有150个种落。“有以动物图腾命名的,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牛、黄羊等;有以父名母姓为号的,如研、先零、烧当、滇零、比铜钳等;有以地名为号的,如黑水、白水、赤水、葱茈、勒姐、卑南等。此外尚有当煎、效功、虔人、沈氐、傅难、巩唐、罕、乌吾、钟存、彡姐、累姐、离湳、狐奴、牢姐、当阗、全元、且冻、莫须、发羌及唐旄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分布地“南接蜀、汉徼外蛮夷(今贵州),西北(接)鄯善(今新疆罗布泊楼兰)、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　女更(寡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重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迹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也。”这些风俗习惯,是草原、山区、气候、环境所造成的,重视繁育人口,英勇无畏,吃苦耐劳,以流血战死为荣,富有斗争精神。迁居于自然条件较好地区或与汉族融合者,则从汉俗,说汉话,学习汉文化。四川的羌族,绝大部分至东汉时已汉化,只有在山区或水草区者,还保持羌俗。
   
    (一)白马羌种落
   
    白马羌是西羌的一支,一般认为是因以白马为图腾而得名。另一说是甘肃文县铁楼一带的白马藏族祖先,作战勇敢,爱骑白色战马,战死后被人们奉为神,遂以白马(称达朵)为种号。马长寿教授考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一百多年内(即秦献公时期),羌族就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曲徙至岷江上游了。汉代时白马的故城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北。“蜀郡的白马羌显然是因白马岭以及汉末置的白马县而命名的。在此白马羌的东南,隔安县山地而与广汉郡的绵竹、什邡、德阳等县相望”。“白马岭的羌人是茂汶羌人的祖先”,是由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经四川“松潘西北的白马岭”迁入茂汶地区的。秦汉时期白马羌主要分布在广汉郡,地域较广,以今甘肃文县、陕西汉中、四川广元、绵阳、德阳、广汉、阿坝地区较为集中,且多已汉化,成为汉朝的郡县之民。《史记·西南夷传》说:西南夷中以“白马最大”,“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东汉伏吾忌《西羌传》云:“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西汉时期汉羌关系较好,东汉羌族强盛,时有战争。《后汉书·西羌传》云:“汉桓帝建和二年(48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汉军镇压了今四川北部、甘肃南部及青海东部的羌人反抗,斩或招降羌人多达20万人。从此白马羌销声匿迹,直到西晋末年氐人杨氏建立仇池国(在今甘肃成县)后,羌族人才复见于文献记载,即白马羌依附于仇池国,与氐人和睦相处,加之二者一直连称,遂有白马羌、白马氐、白马羌氐等称谓。《华阳国志》云:“自汶山、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其中的“白马围”在今四川省北川县界,晋代在此设的白马县,后更名为兴乐县。“今北川县西北有白草河,南坪县有白水江,平武县、文县(属甘肃)有白马江、白马村、白马山、白马峪、白马乡、白草村、马尿水等地名,当与白马羌分布有关。”即今四川绵阳、阿坎及甘肃陇南地区,从秦汉起一直是白马羌的分布地。又因氐羌联称不分,加之西晋末年仇池(在今甘肃成县、武都一带)氐人杨氏国人的徙入,故又称白马氐或白马氐羌。如《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下,颜师古注引东汉人应劭曰:“古白马氐羌”;《北史·氐传》云:“氐者,西夷之别号,号曰白马”;唐代李贤等的《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何光岳释:“其实氐羌杂居,互相融合,有时称白马氐,有时称白马羌,但总而言之,皆为羌族分支,以白马为图腾,分布于今甘肃陇南文县、四川平武、南坪一带,演变成为现在的白马藏族。”有的今还称羌族。南坪邓至羌,后来也融合入了藏族。
   
    (二)冉駹羌等
   
    冉与駹合称为冉駹羌(亦称氐),又称西南夷。它的形成是在秦末。“迄至秦汉之际并延至西汉初期,岷江上游一带存在一个称为冉駹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今分立为茂县、汶川县,东汉末移入今汶川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四川黑水县、邛崃山以东,岷山以南,北川、灌县以西)。至地节三年(公元前27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一麦为资,而宜畜牧。”马长寿先生曰:“汉代的冉駹即隋唐的嘉良夷,亦即近代的嘉戎”。“今四川茂、汶、理三县,以岷江为界,自岷江以东多屋宇,以西多碉楼。且愈西而碉楼愈多,从杂谷脑至大、小金川,凡嘉戎居住之区,无不以碉楼为其建筑之特征。大体言之,碉楼的分布与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只有茂县岷江以西、黑水以东一带的羌人,大部分已经戎化,所以他们的碉楼建筑亦很多。”《史记·六国年表》《正义》云:“禹生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即西汉时这里已是以羌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他们善于养畜,会炮制药材和煮盐,以补贴衣食之用。东汉时冉駹羌融合入钟羌,名称消失。汉顺帝时期(126—143年),马贤多次镇压钟羌,羌人失败后归依益州刺史。三国时,钟羌融合于汉族。阿坝南坪、黑水县在汉代时还有黑水羌、白水羌,后融合入汉族。绵阳市平武、阿坝州松潘县还有黄羊羌,明清时融入汉族或藏族。汉代时今松潘、若尔盖地区还有黄羝(石)羌,晋代时又北迁于今甘肃天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汉明帝永平年间(54—75年),益州刺史朱辅(今河南商丘人)政绩突出,招抚汶山以西羌、夷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归服汉朝,可见川北、川西羌人之多。
   
    (三)青衣和牦牛羌等
   
    以穿淡黑色衣服而称谓的青衣羌或青羌,汉代时居四川盆地的青衣水流域,曾建立青衣国(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有今芦山、宝兴、天全、荣经四县地。以牦牛为图腾的号牦牛羌,汉代时活动在今四川邛崃山脉和大渡河一带,又发展至今汉源县。《氐与羌》云:“牦牛和参狼谷、白马岭一样,原来也是一个地名”。“牦牛道却牦牛县,包括了大渡河东西、今四川芦山县西北至康定北部大渡河西南、今石棉县至九龙县一带。其范围很大,北部属于汉代汉嘉郡(故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南部属越嶲郡。”郡中有牦牛羌四千多户。这一带还有笮都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笮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笮都县(今汉源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其为羌人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清溪、盐源、冕宁等地。又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沈黎郡(治所在今汉源)。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6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牦牛(今邛崃),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今汉源),主汉人。”青衣、牦牛、笮都羌等,后来演变为今凉州的彝族,或阿坝的藏族,平武县白马藏人每年初六、初七都跳“曹盖舞”,头上饰物有牦牛尾,为牦牛羌的习俗。
   
    三、绵阳和阿坝地区羌族的事迹
   
    汉代是诸羌处于强盛时期,在与汉朝交往或战争中或败或被迁而促进了民族融合。三国至晋,羌族活动较少。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姚苌在长安(今西安西北)建立后秦国,羌人吕光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建立后凉国,北魏时羌人梁勤在宕昌(今属甘肃)建立国家,称宕昌国。四川北部的羌人,直到隋唐时才又见于记载。《隋书·地理志》云:“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今四川南坪县东北)、河池、顺政、义城(今四川广元)、平武(今四川平武东北)、汶山(今四川汶川、北川),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射猎。”这就是说,岷江两岸从战国末迁入的羌族,和汉、氐人民一起,至隋朝时已将原始的荒山僻野开垦为宜于种植的良田。主要农作物有麦、粟、豆类及蔬菜,还有可做麻布的麻类植物。民风朴实、勤劳、勇敢,不畏强暴。《隋书·苏孝慈传附苏沙罗传》曰:“冉駹羌作乱,攻汶山(今四川汶川县)、金川(今理县)二镇,沙罗率兵击破之。”《旧唐书》载: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辖境相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等地)都督府下有九州为羌地;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辖境相当今阿坝地区)都督府下有104州为羌地。这些州的地域很广,有四川北部与西部,还有甘肃、青海一部分。今大渡河、雅砻江一带,唐中叶时有八个羌种落。《旧唐书·东女国传》载:剑南西川(治所在今成都,辖境相当于今成都平原及其以北以西和雅砻江以东地区)节度使韦皋,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以孤立吐蕃。于是东女、白狗等羌落归依,被安置在维、霸、保等州(约在今阿坝、绵阳一带)之地,“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西山八国”(种落)及其附属种落,在归依后也受到韦皋的优待。宋代时多与西方的党项等羌发生战争,蜀地羌落安然无事。“元代羌人微弱,近汉人之地大多已融入汉族;则近蕃人游牧之地又多融入蕃族,以后成为藏族;也有因受蒙古人统治而融入蒙古族者。羌人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小,而影响很小,故史籍记载有少。”清代已有藏族之称。
   
    明清对四川藏族记载较多,说川西北藏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置有茂州、松州卫等。对羌族的记载不多,羌藏的统治政权合一,即都属于茂州卫、松州卫。川西北的羌族与藏族一样,对民族压迫不满。《明史·四川土司》记载:“白草者,石泉(今四川北川县)诸羌也”。名称以白草河而得。“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今属四川)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凡上下十八寨,部由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白草番、青片番均以两条河水的名称而得名,两个羌落均在今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明代称番。明代中叶羌落增至28寨,清朝多达48寨,人口达2万左右。羌人对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不满,经常聚众反抗。清道光《石泉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对石泉(今北川)县境内的白草、青片羌用兵11次。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白草番攻陷城堡,居民被杀掠。二十五年(1546年)白草坎番陷平番堡,次年劫石泉、羊角、白泥、大方等处。巡抚张时彻、都督何卿率军4万平叛,“擒渠魁黑煞、李保、白石儿、撒哈等,俘斩九百七十人,克营寨四十余处,毁碉房四千八百柒拾余处,获马、牛、器械、储积各万计”。在西至土门,南至安县、绵竹,北至龙安(今四川平武)周围设关堡35个,驻军数千人防守。万历五年(1577年),巡抚王廷瞻率大军围剿,白草羌等归降。清康熙二年(1663年)松潘总兵保德成率军围剿青片羌,攻占五落之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璇坪场羌民何富元率众200人起事,打富济贫。咸丰十年(1866年),羌民千余人起义,攻打坝底堡,击毙团首唐杰。次年,青片羌等千余年攻打麻窝、白什等镇,打富济贫。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后,羌人李兴渤等在北川招募羌、汉人组成“靖国军”,响应革命军。可见北川等地的羌民,自古以来就富有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明清时期,先后在北川、汶川、茂县任命或封的羌人土司或巡检,有苏氏、董氏、何氏、坤氏、郁氏、啖氏及孙氏等。
   
    星转斗移,历经四千多年沧桑的羌族同其它兄弟民族一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大部分演变为藏(先秦和秦汉称西羌,魏晋至宋代称蕃、吐蕃,元明称吐蕃、西蕃、乌斯藏,清代称吐蕃、西蕃、藏,民国至今称藏族)、彝(先秦称西羌,秦汉至北朝称叟、昆明,隋唐称乌蛮,元朝至民国称罗罗,新中国建立后称彝族)等族,称羌族(古今一直称羌)的只是一少部分。“今羌族人口约85000人(1978年),主要分布于四川茂文羌族自治县,有一部分居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地。1990年,北川县羌族58098人。几乎绝大多数不通羌语,全采用汉文、汉语(夹杂一些羌语词汇)。”据北川政协文史委员会赵主任介绍,今日县内有羌民9万多人;另访问得知:理县有羌民1. 5万人,茂县有羌民10万余人,据羌族同志介绍,有的县内羌民则祭祀祖先炎帝,有的祭禹王等。他们还说,羌人对火也很崇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炎帝(以火德王)的崇奉。问到对无弋爰剑的崇奉的情况,多说不知有这位祖先。由于汶山(今汶川、茂县、北川)是大禹的出生地,所以迁居汶山的羌人均奉治水英雄大禹为祖先。尤其是北川的羌、汉人民,还营修了禹王庙并塑像,世代祭祀,香火不断;平武县的白马、木座、黄羊、木皮乡等,羌人比较多;南坪县草地、郭元沟、郭元堂、罗衣坝、马家、保华、安乐、钭坡乡等地,羌人也比较多。1978年统计,平武县有羌民1700余人,南坪县有羌民4000余人(甘肃文县有羌民有4700余人)。从他们都敬“二郎神”、“白马神”、跳头羊舞等习俗看,尽管历代变化情况复杂,但川西北的羌族还是认为自己是白马羌的后裔。生产、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与汉族大同小异,羌(含藏族)族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A].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49-1999)[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37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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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来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年第4期
四川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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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民歌的语言特点　[2008-12-15]
“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　[2008-12-15]
论苏东坡诗中的民俗文化及意蕴　[2008-12-15]
先秦川西高原的氐与羌　[2008-12-15]
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　[2008-12-13]
灵动的符号:从符号学角度看蜀茶文化发展　[2008-12-13]
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　[2008-12-13]
论唐代巴蜀地区酒业　[2008-12-13]
川剧保护的民俗环境和社会基础　[2008-12-13]
《三国演义》与巴蜀　[2008-12-13]
“词为艳科”成因与巴蜀文化　[2008-12-05]
《吴船录》所见巴蜀民俗文化　[2008-12-05]
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　[2008-12-05]
心灵超越的儒道禅游　[2008-12-05]
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　[2008-12-05]
唐宋时期的巴渝文化高潮及其当前意义　[2008-12-05]
“湖广填四川”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的地名学研究　[2008-12-01]
移民入川与四川曲艺的成熟和发展　[2008-12-01]
廪君族系的缘起与发展　[2008-12-01]
《山海经》中的上古蜀语新探　[2008-11-29]
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　[2008-11-28]
简论巴蜀僚人　[2008-11-28]
全真道初传四川地区小考　[2008-11-28]
黄龙溪古镇的历史文化脉络　[2008-11-27]
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　[2008-11-27]
禹生石纽简论　[2008-11-27]
木雅热冈——“藏彝走廊”的轴心　[2008-11-27]
民间文化与张飞形象的演变　[2008-11-27]
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太极(下)　[2008-11-25]
支那内学院在江津　[2008-11-25]
范成大情系四川　[2008-11-25]
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太极（上）　[2008-11-20]
黄帝时代代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　[2008-11-20]
巴渝诗人来知德诗歌之思想内容研究　[2008-11-19]
卓文君与巴蜀文化特征　[2008-11-19]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　[2008-11-19]
蜀士多才俊,文章萃东南——元代流寓江南蜀籍文学家论略　[2008-11-19]
古族古国“双子座”现象　[2008-11-19]
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　[2008-10-30]
为诸葛亮析疑辩诬　[2008-10-30]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进程中的砍伐庙树　[2008-10-28]
《山海经·海荒经》是远古西部地理记载　[2008-10-28]
移民与四川人“打乡谈”　[2008-10-28]
传统文化与刘备形象的衍变　[2008-10-28]
略论三国时期的史学　[2008-10-28]
羌族释比经典的性质和价值　[2008-10-26]
金沙古史探微　[2008-10-26]
成都皮影的前世今生　[2008-10-26]
诸葛亮形象三辩　[2008-10-26]
凉山彝族女孩成年礼仪　[2008-10-26]
《竹枝词》与巴渝歌舞　[2008-10-24]
绥怀与强力:简析宋代对巴蜀少数民族的治理　[2008-10-24]
羌族碉楼：“东方金字塔”　[2008-10-23]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2008-10-23]
金沙遗址出土的西周斗牛　[2008-10-23]
司马相如受学说辨析　[2008-10-23]
浅谈“湖广填四川”对巴蜀地区的文化影响　[2008-10-23]
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北川羌族村寨布局与建筑形式演变研究　[2008-10-23]
宋代巴蜀对邵雍学术传播的贡献　[2008-10-21]
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土司几个问题的考证　[2008-10-21]
益州战略与吴蜀关系　[2008-10-20]
秦统一前后巴地郡县变迁考　[2008-10-20]
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太极　[2008-10-20]
浅论毕摩信仰对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　[2008-10-20]
巴蜀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与贡献　[2008-10-20]
二十世纪初四川“灌懋道”沿途的嘉戎人　[2008-10-19]
论刘表“托孤”与刘备不纳“攻琮取荆”　[2008-10-19]
复原三星堆青铜立人龙纹礼衣的研发报告　[2008-10-19]
穿越时空的陌生人———四川康定口述史调查侧记　[2008-10-19]
北川、汶川、理县、茂县、什邡禹迹考辨　[2008-10-19]
战国时期巴人丧葬文化探析　[2008-10-18]
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　[2008-10-17]
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两个问题　[2008-10-17]
凉山彝族银器制作工艺现状调查　[2008-10-17]
中唐“禘祫”之议与巴蜀文人仲子陵　[2008-10-17]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2008-10-17]
现代羌族的形成、文化现状、地震损失分析与羌族文化保护重点项目建议　[2008-10-17]
巴蜀文化与苏洵散文艺术风格　[2008-10-16]
杜甫诗歌与蜀中大石传说　[2008-10-16]
金沙遗址太阳神鸟及金带的用途　[2008-10-16]
释比经典“木吉卓”及其羌族婚俗的表征　[2008-10-16]
纳萨在羌族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及其现实意义研究　[2008-10-16]
四川古代道路及其历史作用　[2008-10-16]
现当代巴蜀文学成就嬗变探微　[2008-10-15]
试论汉地禅宗在藏区的传播和影响　[2008-10-15]
三星堆文明和南方丝绸之路　[2008-10-15]
苏轼幽默人生的文化个性　[2008-10-15]
成都“天府论”考　[2008-10-15]
门神年画的民俗性特征　[2008-10-14]
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　[2008-10-14]
“禹兴西羌”说新证　[2008-10-14]
藏族面具与寺庙“羌姆”　[2008-10-14]
从酋邦理论谈到古蜀国家的建立　[2008-10-14]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2008-10-14]
四川省石棉县尔苏藏族婚丧习俗调查　[2008-10-13]
羌族歌谣的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2008-10-13]
唐代蜀中赋简论　[2008-10-13]
试析残留在甘孜州彝族社会中的母系文化痕迹　[2008-10-13]
大禹神话与巴蜀文化之渊源新探　[2008-10-13]
从《三国演义》版本流变论关公崇拜　[2008-10-12]
聊斋故事向川剧演化的社会人文背景　[2008-10-12]
略议蒙文通先生学术成就的宣传和探讨　[2008-10-12]
中国古史传说的西部底层　[2008-10-11]
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的贡献　[2008-10-10]
彝汉文化交融的活化石——论博什瓦黑岩画的文化内涵　[2008-10-10]
李调元研究泛谈　[2008-10-10]
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　[2008-10-10]
四川地域文化的方言语境　[2008-10-10]
宋代成都的丝织业　[2008-10-09]
汉代巴蜀地区的教育　[2008-10-09]
西蜀岷山: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2008-10-07]
论羌族独特的配偶神信仰　[2008-10-06]
四川画像砖　[2008-09-25]
三星堆出土青铜虎形牌饰 ———兼论巴蜀虎形器物　[2008-09-13]
藏戏及其面具新探　[2008-09-13]
论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　[2008-09-12]
传统民俗的当代价值———以“5·12”汶川大地震后成都放河灯习俗为例　[2008-09-12]
天府之国的重生与再造　[2008-09-12]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考析　[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