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传——雕刻废名（１９０１－１９６７）

莫须有先生传——雕刻废名（１９０１－１９６７）

作者:吴昕孺   2007-03-29 10:47 星期四 晴　　
1，为什么叫废名
2，狂放与隐逸
3，打通文体界限
4，跟青年谈鲁迅
5，如梦的真实与梦的真实
6，你一定要读废名

１，为什么叫废名

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０日，一个叫冯文炳的年轻人在日记中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这段话看似平常，却包含着一个很大很深的心灵世界。冯文炳为什么突然要变成“废名”呢？看他话的意思，并不是随意地取个笔名，而是用废名彻底取代了冯文炳。果然，废名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则如阳光照射下的影子，葡伏于地，悄悄跟在作家废名的身前身后，不为人所注意。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２５岁、正是个人日渐成熟的时候，如此郑重其事地改名，那必定不是将名字仅仅当作一个符号来用，而是在这个名字中寄寓着自己的人生感受与内心追求。
从废名这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从１９２２到１９２６年四年间，尤其最近那一年，他“蜕了不少壳”。那这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像蛇一样蜕变了呢？没有什么大事，但在他身边积累的许多小事，不断冲击着废名极度敏感的内心。一是乡愁，包括创作，很多时候都是乡愁的结晶；二是他最敬佩的两位老师失和，他必须进行选择；三是母亲皈依佛门，使本来好佛的他更加虚幻。
废名１５岁离开老家黄梅，到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接触到新文学，被新诗迷住。毕业后，他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大胆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大佬周作人，附上自己的作品。１９２２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预科班，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在武昌时，离家近，乡思不觉，只好比是溜出童年的地盘，到隔壁少年的房间里好奇地窥视；一到北京，乡愁就仿佛菱荡里的深水，唧唧地响个不停，像是一个一个声音填的。他知道这回自己真是一个旅客了，“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枣》）
是呵，青年总是痴的时光，狂的时光，如火如荼又如水如雾的时光呢。对废名尤其如此，他在北方的干地与长夜，想家乡明媚的风景和美好的女子，他连续写出《柚子》《半年》《阿妹》这样的篇什，在这些文章中频频露面的母亲、姨妈等，都是废名儿时生活中最重要的女性。
柚子是他曾经朦胧暗恋、并一直关注着的表妹。《半年》回忆养病期间与新婚妻子芹之间的互相逗乐。阿妹是他最小的妹妹莲，生下来就要被送出去，是他以答应“洗尿片”为代价让妹妹留在了家里，一个聪慧懂事的小女孩七岁那年死于肺痨。虽然有贤惠的妻子陪伴，但柚子境遇的不堪和阿妹的死所引发的悲伤，成了废名童年的底色。“我无意间提起柚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柚子啊！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柚子》）“阿妹的眼泪是再多没有的，哭起来了不容易叫她不哭，自己也知道不哭的好，然而还是一滴一滴往下掉。”“阿妹见了我，不知怎的又是哭！瓜子模样的眼睛，皲裂的两颊红得像点了胭脂一般，至今犹映在我脑里。”（《阿妹》）
废名自己也是多病之身。六岁时，几乎一病不起；读了五年中学，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废名虽然直到１９３０年前后才真正开始钻研佛学，但湖北黄梅本是佛教禅宗的重镇，他对佛禅一派耳濡目染，渐会于心。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徒五百人，定居三十年，垦荒耕种，劳动吃饭，是禅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五祖弘忍是土生土长的黄梅人，幼年发机，直抵性空之道，乃大法器。五祖寺是废名儿时的神往之地，却终未能去成，他有次大病初愈后，家人把他带到了山脚下，他们上山为他进香祈愿，让他一个人孤伶伶在山脚茶铺等着。他大了以后，三次游寺，１９４６年他在县中学教书，校址一度就在五祖寺山脚，他每每沉醉于“四围山色中，一围残照里”的美景中。
废名对佛学止于听闻和研究，他不是佛教徒，也不会成为佛教徒。这一方面因为黄梅禅宗属于革命派，豁达开放，勤勉务实，废名亦受此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废名性格上是较激烈的人，“我同平伯大约都是痴人，——我又自己知道，是一个亡命的汉子”（《〈古槐梦遇〉小引》）知交俞平伯讲他“性子太急，往往按捺不住……急欲达意，便免不了显出热的样子来”。有一回，废名在家里和他哥哥吵架，他哥哥生气地说：“我看你文章非常温和，而性情这么急躁！”这种性格不会让废名走到泯心息虑的佛门里去，然而，他无法阻止母亲的皈依。
废名对母亲的忆念很深刻，他儿时的生活总是母亲在照顾着。他对父亲的印象较为淡漠，当然这种印象是一个懵懂少年的印象，他在写《毛儿的爸爸》时就隐含着对别人家爸爸的向往。其实，在当地劝学所担任视学的父亲是他们家道中心的关键人物，但他公务太忙，无暇顾家。而母亲这个家里的大媳妇，不知什么缘故，不能让公公（废名的祖父）满意，她身体不好，家务繁重，生了五个孩子早夭两个，备受家族和长辈冷落。笃信佛教的她毅然决定在家修行，取法号还春师太。
散的散了，死的死了，空的空了，正如《红楼梦》里所言，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废名的大地还不是白茫茫，他有妻儿，有文学。为了彻底与过去告别，他想改名，而后索性“废名”，认真地玩味起人生的种种虚幻来。
至于他在两位老师之间的选择，留待稍后分解。

２，狂放与隐逸

废名的狂是出了名的。有很多关于废名狂的故事，耳熟能详。比如，他和熊十力是老乡、好朋友，但一个以佛自居，与己不合者即是谤佛；一个恃才傲物，自号“十力熊菩萨”，在学术问题上便经常龃龉争吵。一天，废名在熊家与熊十力穿着单衣单裤，讨论东晋高僧僧肇的学说，免不了一番争吵。两个人越争声音越大，突然没有声音了，旁人一看，原来两人扭打在一块，脖子都被对方的手卡住，发不出声来。一会儿，废名气哄哄地出门回家了。换了一般人，还不恩断义绝，日后待我挑你学术的脚筋、泼你人格的污水。好在废名没有生活在当代，他们不怕丢面子，敢于拿出抱腰摔腿的三脚猫功夫，却学不会那些落井下石的阴损暗招。第二天，废名又乐呵呵地来熊家喝茶聊天。最好朋友兼最佳对手是人生轩轾的最高境界，是惺惺相惜的不朽佳话。
１９４３年，废名父亲去世，请熊十力撰写碑铭，熊十力赞曰：“无奇可称而实下之至奇也。”寻常人家，无奇可称；而忽忽冒出废名这样的顶尖人才，不亦至奇乎！可即便如此，废名对熊十力的很多观点还是不卖账，熊十力送他一本刚出的新书《新唯识论》，废名看了大不以为然。他花三年功夫写成《阿赖耶识论》，匡谬熊十力，捅破进化论。阿赖耶识，又称藏识，是印度佛教唯识宗的基本教义，所谓唯识就是世界和自我仅为心的综合。藏识内在于世界所有的现象中，它与种子相似，而由藏识派生出来的现实现象就好比果实。因此，藏识包含了一切将要形成的事物。熊十力认为，万法唯识是对的，但现象和事件不由藏识派生，而是本体的自然呈现，本体与现象不二。废名反感这种形而上的玄学立场，那时他正住在老家，他认真观察农夫播种以及种子生成植物、结果的全过程，他打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如流水之波，而阿赖耶识如水流。”没有水流，何来流水之波呢？
废名对自己这部书非常有信心，他在前言开篇就说：“世间无人比我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世间艰难的工作亦无人比我做的更善巧。”１９４７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我的话如果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两年后，马克思主义占据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废名把《阿赖耶识论》兴冲冲地拿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卞之琳看，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他的很多名学生，如汤一介、乐黛云等都曾回忆废名在讲台上的卓言异行。比如，他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劈头便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首先他肯定了《狂人日记》，然后自信他是《狂人日记》的超级读者，他有非凡的再创造力。“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４９年后，这样的课当然难于存在，听废名先生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乐黛云《我在北大中文系——１９４８》）
废名的狂决不是轻狂，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表现为一种坚定的学术操守和人格风范，表现为敢于对不符合自己内心原则的事说“不”。即便与他情同父子的周作人，任伪北大校长期间，曾写信请他回北大任教，他没有答应，宁愿在黄梅教初中生。当初，在刚硬的鲁迅和温婉的周作人之间，他毅然选择了温婉的周作人；现在，在儒师周作人和汉奸周作人之间，他断然拒绝了汉奸周作人。这才是特立独行的废名。
废名在北大任教期间还拒绝过另一位汉奸胡兰成。胡兰成的才气也是很有名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废名，提到佛经的美在中国诗词中都有。废名回了一信，说“佛理宁是与西洋的科学还相近”。胡兰成见废名当自己幼稚，只好息了结交之念。能与熊十力掰腕子的废名怎么会瞧得起胡兰成的小聪明？我读过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粗浅如同儿戏，要是给废名瞅到，不痛骂他一顿才怪。
狂放必为世所不容，狂放必寂寞孤独，“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是社会生活的铁律。狂放者如果没有隐逸之心，就会在社会政治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废名便有一颗隐逸之心。
在身体安顿上，他隐于偏僻之地，从１９２７年冬天开始，他卜居京郊西山的正黄旗村，写出了代表作《莫须有先生传》；抗战期间，他因母圆寂返乡，索性携家人住到城外，奔波流徙近十年。
在职业生涯上，他安于教席讲坛，在北大上课，很少去参加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他最大的文学活动是在恩师周作人指挥下，与冯至一起创办《骆驼草》杂志，但仅办了半年即因冯至出国而停刊。住在黄梅乡下时，他同样拿起教鞭，认真敬业地教授着中小学生。教师是废名一生的职业。
在文学创作中，他更是没有附和能带来大红大紫的杂文、幽默小品和鸳鸯蝴蝶派，而是独辟蹊径，披开政治的风云和运动的帘幕，拐入一条曲径，悠悠踱进另一片幽胜，那里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纯真的孩童稚女，有浓郁的佛理禅昧。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废名如春水秋月的才情，深会自然的真趣，用隐逸的身影铺展开一片诗画般的化境。
但废名的隐不全然是出世的，他总有入世的思想。废名是一个有着积极人生态度的人。他把北京西山的居所命名为“常出屋斋”，一点也不自闭；住在黄梅乡下，时有日军进村骚扰，废名多次挺身而出，力救百姓，受乡邻称颂不已。在黄梅初级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他三度为毕业生的同学录作序，言辞恳赤，垂诲殷殷，可见其深切婆心，如“天下事的价值都不在事的本身，在乎做这事的一点心，便是敬其事之心”。即便在北京那样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废名也是热心的，周作人、俞平白、梁遇春、程鹤西、朱英诞、林庚等无论名家，抑或新手的著作里，都留下过他的序跋。就像废名狂放在隐逸里，其隐逸在狂放里一样，他的热烈常躲在冷傲的后面，其冷傲往往只是热烈的一道屏风。

３，打通文体界限

废名在北大读的是英文系，这使他深入领会了外国文学的精华，如莎士比亚、哈代以及俄国小说，后在周作人推荐下，读了《唐吉诃德》。相比而言，废名的整体文风受哈代影响最深，辞语简约，描述细腻。他从西方人那里学到了文法。
中国古典文学仍然给予废名最丰富的营养，他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庾信、李商隐和杜甫，如果只列前三名，杜甫就会落选，可废名不管这么多。他写了一篇《杜甫与陶渊明》，放肆夸赞杜甫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那里有他的反思，但我觉得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因为他批判陶渊明身上的“隐逸”气，而这正是他本人所具有的。他这种自我否定并不能全部归于觉悟，而只能说是一种妥协。陶渊明的隐逸同样是和人民在一起，他的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的草根生活，只是他无缘经历安史之乱而已。这一点废名心里清楚得很，但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是１９５６年，杜甫必须是“人民”的诗人。
陶、庾、李、杜是四位风格截然不同的大诗人，要把这四人的特质精华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并独出机抒，非大才莫能办也。废名做到了这一点，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为无数人津津乐道的“废名风”。
废名风的最大特征就是打通文体界限。现在大家公认废名成绩最突出的是散文，其实废名自己专门写的散文大多是些读书和序跋文字，而其他被评论家们拨入散文一类的，他全是当作小说写的。如果按废名的意思编他的散文集，那必是薄薄的一册。废名的创作是横冲直撞，毫不讲交通规则的。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我们来欣赏废名小说的绝句美：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同上）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芭茅》）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渐渐整个的摆在后面。”（《碑》）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相反，废名写诗主张散文化。这样一来，他的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诗歌，真的让人搞不清了。因此，很多人觉得废名的东西“涩”，涩一方面是陌生，没见过这样写的；另一方面是难懂，小说写得像绝句，跳跃性该有多大呵，读者得跟着节奏跳，一些地方没跳得过去，就不懂了。
这样把文学体裁不当回事，弄得模糊混乱，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好处是拓展了文体空间，不让它们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是让各种文体取长补短，比如用绝句的办法写小说，小说便会清丽、简约，留给读者更多的阅读空白，小说的意义便不会拘于一格，而是在读者的视野里五彩缤纷。诗歌的适当散文化，可以减少用典，稀释诗歌浓度，变化诗歌的固有节奏，从而突出诗眼，取得更好的震撼效果。如《鸡鸣》：
“人类的灾难／止不住鸡鸣／村子里非常之静／大家惟恐大祸来临／不久是逃亡／不久是死亡／鸡鸣狗吠是理想的世界了”
这或许是口语诗的发端了。把诗句分开，每一个都是散文化的句子，但凝聚成整体，尤其是最后一句画龙点睛，诗歌的艺术冲击力顿时成倍增强。
诗歌散文化不是让它散，而是使它更好地凝聚。“散”不是敷衍，不是敷衍成篇，而是像暴雨之前的滚雷，做好铺垫和渲染，真正出精神、出力量的地方，还得诗来说话。废名在《谈新诗》中强调诗歌内容的充实，他的诗作中有些句子分外夺目，比如“灵魂是那家人家的灯么”“思想是一个美人”“灯光里我看见宇宙的衣裳”，但这些句子并非劈空而撰，而是前前后后有了足够的烘托，早已呼之欲出了。
有人认为废名的诗歌近于禅诗，这种说法很牵强。废名有隐士风，好佛禅，因此评论家想当然他的诗歌沾了禅的光。其实，废名诗歌创作时从未考虑过禅诗一格，在他精彩的谈论新诗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到佛禅。诗歌中有些隽永的禅意，没读过禅书的人也能做到，因为禅意本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的禅诗，则有着强烈的义理风味和玄学气息，如寒山的诗：“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穷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在废名的诗集中，极少找到此类诗作。

４，跟青年谈鲁迅

据青年书生眉睫考订，废名是在１９２１年读了周作人的《小河》后，有了跟周作人写信的冲动。同年１１月，他们取得联系。１９２２年废名考进北大预科，他写的小说引起陈衡哲、胡适、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戏言，如果废名出小说集，答应为他作序。这句话更像一句预言，后来废名出的著作几乎都有周作人的序言。
废名当时最喜欢胡适、周作人、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周氏兄弟。他１９２３年９月首次拜会周作人。直到１９２５年才第一次见到鲁迅，这一年他们相见两次，废名说，第一次非常愉快，后悔自己来迟；第二次“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好罢，——这是真的，我所见的鲁迅先生，同我在未见以前，单从文章上印出来的，能够说有区别吗？”但废名对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他曾是鲁迅主持的《语丝》杂志的重要作者。１９２４年，周氏兄弟失和，对废名有极大的心灵冲击，虽然表面上一时还看不出来。这年４月９日，废名为《呐喊》写了一个短评，发表于４月１３日的《晨报副镌》。废名说，《呐喊》里最合自己脾胃的是《孔乙己》。这篇文章被台静农收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对废名的这篇文章也比较认可，他在１９２６年８月８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专门提到要送两本书给废名。
１９２７年，废名在致陈伯通的信中谈到对鲁迅杂文的感受：“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鲁迅先生一年来的杂感，我以为都能表现他自己，是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在同一封信中，他着重赞赏周作人“人格的健全”，并提出“两个凡是”：“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虽然１９２９年５月，鲁迅从上海来北京探望母亲，废名专程去寓所拜访鲁迅，但他在周氏兄弟之间的选择已露端倪。这次见面也成为他们最后的相见。
废名对鲁迅态度的改变，在他看来，是由于鲁迅自身的改变造成的。他敬佩“呐喊”和“彷徨”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其思想的深刻和清醒足以代表辛亥革命那个时代。但他不认同后来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这种战斗反而是鲁迅不甘寂寞的体现，“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他开始不孤独了，不是如临大敌，就是前呼后拥。他不明白鲁迅这样一位愤世嫉俗者为什么会成为“多数党”，成为大伙儿竞相恭维求宠的对象。１９３０年初，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废名觉得鲁迅占山为王了，终于忍无可忍，以丁武的笔名在《骆驼草》发文，指出鲁迅、郁达夫组织所谓左联，是“文士立功”，有政治野心，属“丧心病狂”之举。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废名在《人间世》发表文章《知堂先生》，倾心于周作人“令人可亲”的“中庸之妙”。鲁迅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批驳废名的文学观，并将他的笔名顺带着讥刺了一番：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废名与鲁迅都是才高八斗之士，也都是热肠沸涌之人。然而，废名因佛禅文化的浸润，创作对于他来说，是怡养性灵的修行，好比他热衷的趺座；鲁迅则受留学日本那段经历的影响，文字是他扔向敌阵的投枪匕首，一如他习惯性的横眉冷眼。他们自然走不到一起。以废名的才情，却研禅论佛，不做时代和社会的弄潮儿，鲁迅唯有痛之惜之；而以鲁迅的大气，不将自己彻底的孤独化成传世之作，却东批西揭，聚众吆喝，废名亦唯有痛之惜之！
事实证明，在社会的政治化面前，这两者都走不多远，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文人而不是政客。鲁迅的孤独是中国文人最大的孤独，以致于在他之后，聪明的文人再没人愿意钻进那种孤独里去。１９３６年鲁迅去世成全了他的旷世孤独，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活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仍然当他的旗手，抑或仍是一名斗士？供奉如神，还是迫害致死？任何假设都是无效的，中国新文化里一颗绝无仅有的孤独种子，因为死亡而得以保存和不朽。这是新文化的幸运呢，还是它的悲哀啊？
碰巧，废名活到了六七十年代。１９４９年之后，鲁迅在遗像上依然面不改色地统领着中国文坛，政治需要和文化误读使得死亡的幽灵更加活跃——他已经被活人操纵。通过修身养性和时代熏染，早已由狂士变成儒师的废名出版了一本书《跟青年谈鲁迅》。这是废名著作中最少被人提及，但应当是最引起关注的一本，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洗澡”之后的“新生”，最后全国所有文人齐聚“鲁迅”旗下，个性统统被无情地稀释与取消。废名说：｀
“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到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
这一句平淡之语饱含着沉痛与悲凉。废名生前为鲁迅写过评、得到过赠书、登门拜访过、论战过等等，偏偏得到鲁迅先生的教育是在他死后！曾经狂放的废名，修身养性的废名，不管以前是如何样的废名，都得变成认识到“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是不分离的”废名；而即便是这样的废名，也没能逃过１９６７年的浩劫。
废名的侄儿冯健男先生在谈到废名与鲁迅的关系时，不太认同把废名看成诗化小说的开创者，而认为开创者、拓荒者只能是鲁迅，“小说的诗意、多种多样的写法以至于乡土气息，也是鲁迅开创的。鲁迅的创作启迪和滋养了我国现代一批又一批作家，其中包括了冯文炳——废名”（《冯文炳选集》编后记）这或许是健男先生站在冯门角度上的低调自谦，但这种把鲁迅推到“文学集大成者”的做法是对鲁迅最大的误读，是对中国文学最大的毒害。我想，九泉之下的废名先生，是不会首肯的。

５，如梦的真实和梦的真实

废名有一句名言：“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这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废名是个唯美主义者，虽然出入禅佛，但美才是他至高无上的宗教。他希望人生如梦一般的美，但那一种真实始终只在他的梦中。
“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
我在男子的梦里
写一个美字
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
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梦》）
１９２２年，废名怀着新奇和自信来到北京。他很幸运地成为名师周作人的门下弟子。周作人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让他住进自己家里。１９２５年，废名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这套丛书的体例上没有序言，可周作人破例为废名作了序。鲁迅和周作人主持《语丝》期间，废名在《语丝》发表了长篇诗化小说《桥》，一跃而为语丝派重要作家；在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他像风雨中的海燕，显出矫健风姿。这段日子，废名享受到了他文学生涯难得的一段“梦的真实”。
但好景不长，周氏兄弟决裂，废名开始偏向周作人，渐成周作人的私淑弟子。１９２６年６月，废名在日记中写道：“我近来本不打算出去，出去也只随便到什么游玩的地方玩玩，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尤其使得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又莫名其妙的这样想：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于是乎想到他那里去玩玩，又怕他在睡觉，我去耽误他，转念到八道湾。”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住在八道湾的“人格健全”的典范周作人会在抗战期间附逆日本人，沦为汉奸。虽然拒绝了伪北大校长周作人回校教书的邀请，他心海的波澜却无法平息。一方面，他相信恩师，感谢恩师；另一方面，他深为恩师的堕落感到羞愧。他只有无言，在僻远的乡间独自咀嚼着寂寞和清苦。１９４６年，废名经南京到北平，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给四面楚歌的周作人以无限安慰。但对这次会见，废名依然保持着沉默。他默默地坚守着这份师生之谊。
全国解放，废名和周作人都留在了大陆。新的时代让废名有新的踊跃、新的向往，他用一颗孩童般的心来拥抱这个新社会、新时代，他渴望能从此陶然于新时代“梦的真实”里。他甚至向卞之琳炫示，他的《阿赖耶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但“如梦的真实”继续向他展示残酷的一面。１９５２年，废名在北大因受排挤被下放到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他在学生面前慨叹：“如今我已不能指导你们了，对于国家，我觉得很悲观，讲理也讲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来访者说：“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需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你们把我扔了，下面还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一扔十五年，废名在吉林大学讲杜甫，讲诗经，讲美学，同时还要讲鲁迅。此时，任何讲述都已不能遵循自己的内心了，比如３０年代他在黄梅乡下小学给学生们讲的：“鲁迅其实是孤独的，可惜在于爱惜名誉，也便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讲：“我过去以为我懂得中国文学，其实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鲁迅，怎么配说懂得中国文学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鲁迅，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政治与业务不是分离的。”
不久，废名出版了《跟青年谈鲁迅》一书。周作人读后，给废名写了一封信。废名读着信，只说了一句“周先生觉得我写得不对”，旋即黯然神伤，好几天不言不语。
接下来十余年，对周作人和废名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尤其是文革发生后，废名被封为“反动学术权威”。革命小将为了买纸笔写大字报，常向他要钱；住房也被人强行占用数间。１９６５年，检查出胃癌。第二年５月，癌细胞已扩散。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废名的儿子冯思纯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遂乘飞机由北京赶回家。“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一周后，废名离开人世，死前喃喃问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而在此前四个月，周作人已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都说人生如梦，可废名感受不到“如梦的真实”，他便只有在“梦的真实”里偷生。他自己经受着人生一个长长的恶梦，却用一支生花之笔，留下了一个个梦的“美”和“真实”。没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包括美与丑，包括梦与人生。

６，你一定要读废名

在新文化运动的浩浩星空中，废名是一个独特的星座。他在现代喧嚣的云层中，散发着寂寞的光芒。这种光芒不像火焰，恣意地燃烧，焰苗凭风不断腾空而上，烘烤得周遭万物都像要跟着燃烧起来；相反，这种光芒是内敛的，它把万物的光华慢慢聚拢来，聚成梦幻般的姿势，再一点点注进它们空旷的内心。
所以，江湖俗客不要读废名，心里被琐事塞满的人不要读废名，喜欢高头讲章和高声大叫的人不要读废名，附庸风雅的人不要读废名，读文章一定要读懂的人不要读废名，为了写论文当教授的人不要读废名。如果你不是上述几种人，那么，你一定要读废名。
废名的诗歌极具前卫意识和探索精神，与散文、小说的旖旎清丽相比，他的诗歌简截如快刀削面，跳跃似珠玉落盘。迷离惝恍之中，忽有顿悟；山重水复之间，蓦见花明。他的诗句，空空落落，好像一支无序的队伍，但若有会心，则定然能看到它坚定的走向，直入意象和现实的百万军中，取得上将首级。比如《街头》：
“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乃有记不起的汽车的号码Ｘ，／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
比如《飞尘》：
“想说着空山灵雨，／也不是想着虚空足音，／又是一翻意中糟粕，／依然是宇宙的尘土，——／檐外一声麻雀的叫唤，／是的，诗稿请纸灰飞扬了。／虚空是一点爱惜的深心。／宇宙是一棵不损坏的飞尘。”
废名之所以成为废名的所在，在于那些诗化的小说和散文，周作人评价“像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去抚摸，然后汪汪流出”，拿废名自己的话说，是“从美人身上一点点东西写到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去了”，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是从身外之物很远很远的山水上面写到美人身上来了。废名借莫须有先生的嘴叹道：“人世色声香味每每就是一个灵魂，表现到好看处就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虽设想奇丽，却落入魔障。此言差矣，这是为人世色声香味的正名，是一曲造化钟神秀的美的颂歌。美是无处不在的，无论堕落的地方，还是上升的地方，它都在不遗余力地引导着人类的心灵。无视美的存在的人，谁又能救得了他呢？
我以为，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废名的巅峰之作无疑是《莫须有先生传》。
这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融汇了查拉斯图拉和堂吉诃德的双重品质，又合成孔乙己和狂人的各自特性，可见废名说他比鲁迅更深刻地了解《狂人日记》，是有底气的。莫须有先生如痴，如呆，时迂，时智，似滑，似贤，或迷，或醒，往往在不经意间，对人生发问，直指命运的荒谬和诡谲，却始终相信着世界的美好。
“至于打起仗来，生生死死两面都是一样呵，一枪子射过来，大概没有什么的罢，一个野兽的嗥叫罢了。”（《莫须有先生下乡》）
“观世音的手上托了一只净水瓶，净水瓶内插了一枝杨柳枝，要洒就很有姿势的向人间一洒，比咱们万牲园狮子口里水喷得好看多了。”（《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
“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那里翻印的，也不知从那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带一支。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他相信真善美三个字都是神。世界原不是虚空的。懂得神是因为你不贪，一切是道理了。我们凡夫尚且有一个身子，道理岂可以没有身子吗？这个身子便是神”。（《民国庚辰元旦》）
《莫须有先生传》既严谨、稳实，又幽默、生动，暗喻与明喻交相辉映，日常和永恒并辔而行，它描绘和记录了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的整体创作水准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老舍，是与张爱玲、林语堂同一级别的大家。
所以，你一定要读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