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一生见交情——记沈从文

一死一生见交情——记沈从文 

 作者：糜华菱 

这封新发现的信现陈列在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处的说明为：“沈从文为营救丁玲致信蔡元培”。其中“丁玲”系“胡也频”之误，这可从原信内容得到证明），未收入《沈从文全集》。照片系本文作者所摄，因陈列柜玻璃反光，故有些黑白不匀。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当胡也频与丁玲夫妇相继遭受国民党迫害时，沈从文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进行营救，或者与敌人进行公开的抗争，用古人的这两句话来衡量，他是完全可以当之而无愧的。

   他们三个人原来并不相识，只是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不约而同地到北京来闯世界，才偶然相遇并相识，并一起由北京而上海，开始步入文学殿堂的。当胡也频和丁玲结为夫妇，并成为左翼文艺人士之后，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尽管对这两位友人的政治热情持有保留态度，但当他得知他们受到反动当局迫害时，仍义无返顾地全力投入营救，并冒着风险对敌人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抗议。他的勇敢和感人义气，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留下了两段令人难忘的轶事。

奔走沪宁救也频

1931年1月17日，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胡也频，在上海党的秘密机关被捕。其时沈从文正从任教的武汉大学到上海度寒假。18日，胡也频从捕房中带出一个便条给沈从文，说自己是随朋友去看朋友而被误捕的，要沈去找胡适和蔡元培设法营救。沈在与丁玲和李达等人商量后，在左翼人士不便出面的情况下，由他挑起营救重担，一方面请徐志摩、胡适等人帮助找律师打听胡也频的下落，一方面请胡适写信给在南京的蔡元培设法营救。

20日，沈从文去见胡适，谈了很久。胡当时正在为缓和自己与国民党当局的紧张关系而焦虑，感到对胡也频“无法援助”。（见《胡适日记全编》1931年1月20日日记），但他仍应沈从文的要求，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让他到南京去找蔡元培想办法。

25日，沈从文从上海赶到南京，不料蔡元培因事外出，没有见到。沈当时给蔡留下一信（用的是蔡任职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笺）：

    孑民先生：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

专颂 康安

沈从文敬上廿五

后来蔡元培会见了他，但蔡当时只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并无实权，既不知道胡也频被捕后的下落，对于营救也就更无从为力了。这一次，沈从文白跑了一趟。

沈从文回到上海后，恰好胡也频从被关押处又带出信来，说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还将移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他催促外边赶快找人取保。恰好这时，丁玲又得到郑振铎和陈望道写给邵力子的一封信，要她到南京去找邵力子想办法。于是沈从文又陪着丁玲，第二次去到南京。这一次，邵力子和蔡元培都给上海市长张群写了信，叫他们回上海去找张群。但当沈从文拿着信去见张群时，却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一道，已经移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去了。原来，在胡也频等人被捕后，张群就已接到命令，要他将人犯全部就地处决；但张因对社会舆论还有所顾虑，便将人犯移送给了军方的警备司令部。所以当沈从文拿着邵力子和蔡元培的信去找他时，他便把干系推得一干二净了。

不过，这次总算打听到了胡也频的下落，于是沈从文和丁玲决定到龙华去探监。在一个彤云密布、寒风侵人的日子里，二人去到龙华。但他们从早到晚在监狱外面站了一整天，几经周折，终因案件涉嫌政治，狱方不准会见，最后只同意他们给胡也频送进一点钱去。他们也就在等待胡也频写收条的时候，隔着铁栅狱门，远远地望到了胡也频一眼。但是狱警匆匆地就把胡也频推走了，他们连一句话也没得与他说上。

正当营救工作无法进行时，一位叫左恭的朋友从南京来到上海，建议他们再去南京见见国民党的中宣部长陈立夫。左恭是他们早年在北京就相识的朋友，现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文艺处任职，他知道胡也频的案子必要经过陈立夫之手，所以曾在陈立夫面前为胡也频讲过话，说胡只是一个思想左倾的作家，是因误会而被牵连到案子里边的。陈向左恭表示，如果确是如此，可以让丁玲和沈从文到南京去和他谈一谈。丁、沈二人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商量，决定在不向国民党投降的前提下，到南京去见陈立夫，要求他将胡也频按无辜被牵连的作家身份予以释放。2月6日，他们到了南京，住在左恭家里。第二天，先由沈从文出面去见陈立夫。会见中，陈立夫提出，胡也频释放后如果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办法。沈从文回左家后，把陈的意见告诉丁玲，丁玲坚决地说：“这办不到，也频本人不会同意这样做，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做。”于是二人决定不再见陈立夫，当天晚上就搭上回上海的火车，离开了南京。但是，也正是在这天晚上，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二十多人（包括有名的“左联五烈士”）已经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了。

胡也频被害后，蔡元培还被蒙在鼓里，他2月20日写信给胡适时，旧事重提说：“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嘱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按即张群——引者）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见《胡适日记全编》1931年2月24日附件）胡适在2月25日回信告诉他：“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朋友很感谢。但他已枪毙了。”（见安徽教育版《胡适年谱》）蔡元培这才知道，他给张群写的两封信都是徒劳而已。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带着他的遗孤住在上海，也处在危险之中。四月间，沈从文又冒着风险，陪同丁玲将遗孤护送到湖南，交给丁玲的母亲去抚养。但这样一来二去，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上课的日期，因而也就丢掉了这份工作。后来他只好改去北平，重新找到一个去青岛大学的教职。

听到丁玲失踪后

日历翻到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与潘梓年同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并有报道说丁已遇害。沈从文在青岛闻讯后，又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议和营救活动：

5月23日，他在蔡元培、杨铨等三十八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为营救丁玲和潘梓年而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电报上具名，要求释放丁、潘二人（见1933年5月24日上海《申报》）。

5月25日，他又单独撰写《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在北平出刊的《独立评论》杂志，对国民党的暴行提出抗议。文章历数国民党绑架、暗杀胡也频和丁玲以及用石灰袋子套头处决二百多名异己的残暴罪行，大声斥责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何种程度”，这只会“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在编发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应作者的请求，为丁玲事向各处关说（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180页沈从文致胡适的感谢信），也包括致电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吴给胡回电，强辩“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但胡适仍将沈从文的抗议文章在6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刊出。

在这篇文章刊出的当天，沈从文又针对上海当局强辩“被捕者并无丁玲其人”的遁词，赶写出《丁玲女士失踪》一文，严正指出：“然事实上则人已被捕，且由非法律手续捕去。十几天前，她曾从另一人传出口信：‘我已被人诱捕，不自由。’”沈从文在文章中警告：“政府应当明白，尽把一些稍有生气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决，是不成的。”他把这篇文章寄往天津，6月12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刊出。

同月，沈从文又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把胡也频的失踪与丁玲的失踪联系起来写道：“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呼吁读者：“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定这个现象。”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其措词之尖锐，抨击之猛烈，在当时的报刊上是十分罕见的。

他为丁玲的失踪而着急，而愤怒；而丁玲在被绑架后，也正在试图与他联系。她从上海转移到南京之后，曾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大意是：一旦她遭遇不测，希望他能代为照看她和也频的孩子以及她的母亲。但是这封信被特务扣留了，没有让它寄出去，所以沈从文也就无从知道她究竟在哪里。

到1935年，沈从文从青岛转到北平工作已经一年多，但他仍然挂念着失踪了的老友丁玲。3月间，北平有家报纸突然刊登外地通讯，说丁玲向国民党办了自首手续，现在生活过得自由安适，甚至住在西子湖边，起居异常潇洒，且常仆仆于沪宁之间，作出洋的打算。这时，沈从文虽然急欲知道丁玲的下落，但他根据自己对这位老朋友的了解，立即识破这消息“若非有意说谎”，也“是白日见鬼”。于是他拍案而起，立即撰写了一篇题为《消息》的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为丁玲辩诬，指斥这种报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无聊故事，糟蹋其人”，并愤怒质问：“这种发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作成”的。

但在这一年里，沈从文终于从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里，打听到了丁玲的确实下落：她被软禁在南京中山门外的苜蓿园附近。于是他趁国民党看管有所放松的机会，在1936年初从北平去苏州的时候，在南京下车，由高植领路，到中山门外去看望丁玲，并见到了胡也频的遗孤（这是他当年和丁玲一道护送回湖南的，现在又回到了丁玲的身边）。当时丁玲大病初愈，生活艰难，沈从文提出帮她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给她介绍个工作，但丁玲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只是在后来为寻找党的关系而潜赴北平时，请沈的胞妹沈岳萌（当时在南京铁道部工作）给她搞了张往返北平的免费火车票。

这一次，沈从文是带着夫人张兆和与孩子一道去看她的。据沈夫人回忆，在沈从文返回北平后，她还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过丁玲，并且给丁玲的孩子拍过一张照片，一直珍藏着。而丁玲在去北平寻找党的关系时，也曾几次去看望过沈从文。（见张兆和1992年11月5日给本文作者的信）自然，沈从文对她寻找党的关系不可能有直接帮助，但在其它方面的关照总会是有的，否则她也不会几次去找他了。

在北平，丁玲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帮助下找到了曹靖华，托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帮她找党的关系。在她返回南京后，果然冯雪峰派人来与她联系，并安排她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陕北，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解放后，丁玲回到北京，与沈从文仍然有过一些交往。但到1980年，她在读到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女士》之后，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也频与革命》的文章，对沈从文进行公开的指责。尽管沈从文没有公开答辩，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却从此结束了。对这样的结局，评论者尽管说法不一，但对他们三人（包括早逝的胡也频）早年在患难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依然保存着美好的记忆，并且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见凌宇著《沈从文传》298页）。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