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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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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zt)

昨日偶遇一篇美文，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

近年来，很少能读到这种轻快朴实，真实动容的文章。
曾看过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但和本文作者周大先生相比，
文字间掺杂了许多的矫情和怨恨，
大概是因为年龄境遇不同，受到的教育也有所不同吧，
另外，也说明男女确实有别。

好文不敢私藏，转给大家一同分享
************************************************

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
　　
作者：　　周大先生
　　
　　 (1)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溟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全文链接）
http://www.xunlook.com/article/e ... 95b%2D195da7668fa7/ 2010-11-8 16: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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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先生此文大约写于2005年

李钢，徐老太，自焚族......
比之五年前宝马撞人更有大发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我独对周大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感趣
除了其中某些时代的杂音，那时的孩子和今天的孩子的确大有不同
我爸爸是李钢，大概已超越时空，隔代回到了满清八旗岁月
这说明，且不论今天的大学和社会普遍价值观
至少小学初中的教育和教师素质，已完全不能和周大先生孩提时相比 2010-11-8 17: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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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读者对中国资本家阶级是怎么被“消灭”的兴趣不大，然而对旧时富豪们及其后裔在财产被“剥夺”之后是如何生活的，却十分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中国人惯常的看客心理使然。看人家毁灭，看人家脱落，甚至看人家被杀头，都是自有一番乐趣的。
　　那么，我就稍稍颠倒一下时间的顺序，先来讲讲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作为一个富豪的后代，所经历的一些生活。
　　可惜的很，我的经历里没有什么可让人幸灾乐祸的。因为从我懂事起，就没见过富豪是怎么生活的。因此，我在幼小的年月里，并没有任何失落感，也没有这方面的痛苦。一个人，是不会为自己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失落的。
　　在五十年代末，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1949年以前的社会状态，荡然无存，遥远得如同现在的人回望解放前一样。在新中国，资本家这个阶级的被消灭，经过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吸取了“三反”、“五反”的教训，也未可知。消灭资本家，完全是采用不消灭肉体，不进行惩罚，对财产进行按当时标准进行还算大致合理的评估，折成“定息”，按月从人民银行发给本人。本人如果死亡，由第一继承人继续领取。资本家本人则从“企业法人代表”位置上退下来，绝大部分转化为干部或企事业单位职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幕，一个在理论上被界定为继“三座大山”后无产阶级最主要敌人的阶级，其具体成员在几个月之内，一部分转化为革命干部队伍的一员，一部分转化为自食其力的“职工”了，都算是领导阶级。
　　我的先祖父，不幸死于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中，因此我不能描述富豪们在失去身份后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在亲戚当中，也有人是中小资本家，在后面我会简要提到他们的生活。
　　由于先祖父是崇信“科学救国”的，所以我的父亲（还有母亲）是从事科学工作的，解放初期就成了我国的科学界新生力量。我懂事时，我先祖父不过才去世5年，但那种笼罩全家的悲哀已经没有踪影了。国家欣欣向荣，连农民都知道如何种出每亩十万斤的超级稻来，个人的得失怎么好与时代背道而驰？当我开始了解世事时，与其说是一个富豪的后代，还不如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
　　先祖父的所有一切，都被时光掩埋了，只有人民银行每月把一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准时寄给我祖母。小时候，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因为上面没有花花绿绿的邮票，所以这冷酷的信件是我最反感的一种邮件。一直到我20多岁时，才偶然想到，原来这就是我国著名的“赎买政策”所规定的，给资本家的“定息”。定息，也就是钱啦，每月多少，我不知道。按后来这笔钱积累起来的总数来算，估计每月在200-300元之间。每月我家得到的这笔定息，在当时的购买力值几何呢？记得当时，冰棍是3-5分一根，汽车票5分一张，较好的香烟0.25元一包，书籍一般是0.2-0.6元一本，收音机（无论电子管还是半导体）、自行车、国产手表等“豪华大件”，都是100多元一件。那时公职人员都住公家的房子，房租每月可能是几毛钱吧，可以忽略不计。总体上生活是很省钱的。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但由于行业的缘故，工资收入比较高，两人加起来每月220元。也就是说，我家收到的这笔“定息”按月来算，比两个高工资者的收入还要高。那时，高级别的技术工人，到顶的工资大概是80元左右。一般的小干部、职工、中学教师等，也就是35元至60元一个月。
　　据说，我先祖父生前不是很计较财产，个人名下的股份不是很多，但后来得到的“定息”还很优厚。这么看来，如果“前资本家”能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终身领息，并荫及子孙的话，他们应是新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群体。即便不再工作，也可以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我回顾自己的童年，除了政治上的压抑之外，就物质、文化生活来说，应该是非常富足的。那时的社会，有两大阶层的人，过得比较好，子女的教养也比较优良。一是中高级干部，二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是有一些“规矩”的，至于哪些是“富豪”生活的痕迹，哪些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我到现在也分不清。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人开始怀旧，遍地的资本家“金枝玉叶”冒了出来。没有这种血统或经历的，也跟着做怀旧的无病呻吟。但假的就是假的，富豪的生活细节，决不是什么旗袍、留声机、背带裤之类的就能概括得了的。它是一整套严格的生活习惯，不允许打破，也轻易不肯放弃。
　　我先说说近于严苛的卫生习惯。常洗手是不用说了。那时候我们家吃水果，不削皮，但要用高锰酸钾水泡，消毒杀菌。红红的一盆水，泡上苹果、梨子等等，泡够了时间再用凉开水洗净，一次也不马虎。每顿饭用过的碗碟，都一定要在一个大铝锅里煮开消毒。数十年雷打不动。七十年代初，我们家被发配下乡，也仍然是照常煮碗。房东老大娘有一次以为我们家偷偷煮好吃的，自说自话就揭开锅盖看，看了大吃一惊，一脸的尴尬：“城里人，咂咂！”
　　我在很多年后，与同龄兼同家庭背景的人聊起过当年家里的一些习惯，都提到过类似的细节。但是，很多装腔作势的“怀旧小说”，那些作家真是挖空了脑子也想不到旧时的有钱人该怎么生活。无非是一个慵懒的女人，挂着明晃晃的项链，养了一只叫“点点”的宠物狗呀什么的……都是照现在的“二奶”来写的。 2010-11-8 17: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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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按照“衣、食、住、行”、娱乐、文化生活这个顺序，来说说六十年代我所经历的生活，说是“富豪后代”的生活也罢，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后代的生活也罢，总之，在暗淡的六十年代里，我个人感觉到的，却是一种稳定祥和的气氛。这跟“自由派”学者们描述的“古拉格群岛”形态完全不同。也许，那时我不过是一“红领巾”罢了，完全没有什么自由的概念。
　　六十年代，像我们那种家庭，物质上可以说很不错，不属于“贫贱”阶层，生活上没有“百事哀”。
　　还是先说服装吧。等我懂事时，西装早已经绝迹，但有些“小开”穿改良过的小翻领上装，也很时髦，此风尚以上海人为多，其他省份则基本流行“人民装”、“中山装”。女人方面，旗袍却很流行，而且是女人的假日出行服装，普遍得犹如朝鲜或越南女子的民族服饰。我一直以为，中年女人如果身材好，穿旗袍是很得体的，在公园和街上，是一道飘逸的风景。解放后，还曾经流行了一阵“列宁装”，就是小翻领、两排扣、有束腰带，女性穿起来，非常俊美。到六十年代，苏联影响渐弱，于是不再流行。五十年代，还曾流行过苏联式的“布拉吉”，亦即连衣裙。用花布做的，姑娘们穿上，要把发辫在两侧弯个圈出来，再扎上蝴蝶结，整个人简直就是一朵花儿，迷得死人。到六十年代，因为遭了“灾”，讲究“艰苦朴素”，这打扮就极少了。
　　母亲那时一到星期天就带我们出门，夏季都穿旗袍，很端庄。那些旗袍，大多可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布料很细，花色典雅。我后来想起来，很怀疑新中国是否能有这样的审美眼光。
　　据母亲说，旧社会她当然不属于贫困者，但也不兴穷奢极欲，什么水獭皮大衣、狐皮围脖之类，并不是置不起，而是没兴趣。真正肆无忌惮张扬的，在民国后期恐怕只有达官贵人一类，如孔二小姐她们，连宠物狗都过得比人强百倍，也不怕把船给闹翻了。
　　六十年代有钱人，也不过讲究到呢料、毛料为止。同是中山装（与人民装不同，它的四个兜是贴上去的），一般小职员、小知识分子都是蓝棉布的，不熨烫的话，鼓鼓囊囊，很土。而毛料中山装则笔挺如削，当时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都是一身毛料，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别。六十年代艰苦朴素的典范雷锋，死后发现箱子底居然有毛料裤子，这内幕要是在那时曝光，雷锋这典型大概也就树立不起来了。
　　至于长袍马褂，早就给革命革掉了，成了地主阶级的象征，但中式对襟上衣仍然流行，成为一般人冬季棉袄和外衣的样式，男女皆然。女士还可以在外衣面料上选择合适的花色，美而不艳，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穷人的衣服，款式上跟有钱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补丁多，且有的不大合身，也是以蓝色棉布料为主。
　　那时真是个“蓝蚂蚁”的时代，这审美特点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只有穿上了蓝色衣服，心里才稳妥。所以，妇女们当时在衣服上的一些花样，就特别鲜艳，有调剂生活的作用。
　　我父母的衣装当然不错，瘦死的骆驼大于牛嘛。那时候有钱人讲究“箱底”，其实就是衣服有多少。有些实在不合新社会款式的，就请裁缝改成说得过去的样子，废物利用。
　　在“周易之争“中，我觉得周公子有一点是说对了的，就是旧时代好象并不讲究买现成的衣服，衣服都是请裁缝做，或者到裁缝店去定做。那时从来没听父母说过买某某牌子的衣服。虽然商店里也有成衣，但似乎既不经济，款式颜色又不好。
　　裁缝是那个时代不用领执照的个体户，可以到你家里来量尺寸，然后拿布料回家去做，做好送来，价钱公道，做工漂亮。各大城市也有一些著名的裁缝店，有如照相馆，四处分布，给人以方便。做衣服，也是当时女人乐此不疲的一件事。那个年代，就是再革命，也革不掉人的天性。当然，“文革”一来，连天性也不行了，这是后话。
　　与此相联系的，是记得母亲还收藏了许多纺织品，也就是丝巾、桌布、苫布、床单一类。后来读陈丹燕的散文，知道上海女人好搞这一套。母亲年轻时在上海也呆过，估计是那时的熏陶。母亲箱底的布料，花色都非常雅致，估计大部分是洋货，个别也有新中国的产品，但一定是上海出的，别的地方，一律老土，设计不出那种味道来。上海人把外省人叫“乡下人”，我看主要是从审美上说的吧。
　　我记忆中，那些布料的图案多为欧洲古典样式，抽象的卷状大花，有伊斯兰图案风格，华丽极了。在那非常革命的时代，资本家遗族中女人们的“箱底”，大概都是这样的吧，压缩了整整一个时代逝去的华丽。

(补充上节）至于我个人的穿着，那年代小孩子是不大在意这些的，奢侈、有钱是罪恶与耻辱，所以我既穿过很漂亮的童装，也曾长时间穿过与工人子弟无异的蓝色棉布学生装，甚至有的带补丁（按时代风尚，这并不构成耻辱）。六十年代初，成人的服装样式受到舆论限制，不能太花哨了，大人们就尽量努力让孩子穿得花一些。那时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祖国花朵”。我小时候，在假日里穿过很好的呢子衣服，带戴白色遮阳软帽，亮晶晶的小皮鞋。弟弟们也都穿过类似服装。后来从照片看，的确有点像“小小开”。不过仅仅是偶一为之，不是每天上学也这样。夏天时，还穿过很长时间的背带短裤，很时髦（民国式的时髦），但与其他小朋友太不一样了，后来我抗议，才不穿了。我的姑姑解放前去了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她回不来了，在美国嫁给一个华人科学工作者，定居入籍。六十年代，允许美籍侨胞往国内邮寄东西。她寄来过一些小孩衣服，当是那年代最时髦的国际款式了。我记得有一件彩色横条T恤衫，穿起来很帅气。我那时没有阶级差别观念，不知道那些仅为温饱而焦头烂额的贫困工人子弟如何看待我们。但我后来知道，他们心里是有仇恨的。我的一个小学同班男同学，是贫困工人子弟，有一天上学，竟然穿了一件女式衬衫，有小碎花。这在“男女大防”甚严的时代，简直石破天惊。我们一帮男同学惊讶得直起哄。那男生本是个顽皮学生，却被我们嘲笑得直掉泪。后来是班主任斥责了我们。现在想来，若不是贫困到极点，他家里怎能让他穿姐姐的衣服上学。我们的嘲笑，不知对他构成多大的伤害。
　　1963年以后，刚刚宽松不久的政治文化气氛又开始紧张，重提“阶级斗争”，又兼学雷锋，社会风气日见朴素，我的穿着也就混同常人了。母亲在1964年以后，就很少穿旗袍。1965年她参加“四清”，体验了艰苦生活，回来后就更不可能穿华丽服装了。 2010-11-8 17: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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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谈吃，中国人一谈起这个来，总有无穷乐趣。“自由派”批评那个年代，主要也是针对吃。1959年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吃还是一个问题，即使穷老百姓家里，总还是有的吃吧。严峻时期是从1960年开始的，细粮越来越少，饼干的面越来越黑。老百姓就更是惨了，不过，他们有他们的度日方法，我们班上穷人家的孩子，下了学就去供销社的菜场捡烂白菜帮子。那时候，食油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四、五两的样子吧，显然不够。穷人家就白煮青菜、土豆、萝卜，我们家虽是“富豪”后代，但计划经济下人人平等，也多不出半两油来。于是那年头肥肉就值钱，为什么，可以熬猪油啊。三年“自然灾害”，以前不见踪影的农贸市场在城里发展起来了，那时叫“自由市场”，农民把自己养的家禽家畜、农产品拿到城里卖高价，官方不管。有钱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就去市场买食品。隔三差五买只鸡鸭改善一下。但是粮食紧缺，日甚一日，在那个年代，我家的食品也开始五花八门起来。我们家是南方人，那时虽然住在北方，但一直是不吃高粱米、小米和玉米面的，在那年月也不得不破例。奶奶尝试着做了玉米面菜包子，还挺有味道的。有那么几天，可能是粮食太紧张了，居然也吃了高粱面，但不像别人家那样拿来蒸馍，而是用水调稀，用平底锅煎油饼。因为有油，还不难吃。有一天我们班同学到我们家，偶然看见了，第二天就当成大新闻来传播：“某某家拿油煎高粱面饼！”人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有如今日听说富豪吃洒了金箔的大菜一般。大概有一年多，白面完全绝迹，有一次我看见父亲单位一位顶级知识分子的小女儿，拿了一块白馍在啃，还疑心那是一块白萝卜。我母亲总想弄点大米来，但“自由市场”也没有。一次，组织上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发了一张价值若干元的餐券，母亲带我们兄弟到“李连贵大饼店”吃饭，一碗白米饭上来，没等上菜，我们哥几个就风卷残云般干光了。
　　那时候，自由市场猪肉也缺，于是我们家又尝到了兔子肉、猫肉、田鸡肉、山鸡肉等等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广东人，吃这些东西，感觉怪怪的。
　　那年月为什么会普遍饥馑？缺粮是肯定的，但也有其他因素加剧了匮乏的程度，一是劳动人民多，且劳动强度大，那不是现在的民工兄弟能比的。现在的民工，其吃苦耐劳程度，照前辈差得不是一两个等级，若用那时的标准看，一半都是混混儿，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劳动强度一大，自然就特别能吃，身体棒的农民一顿能吃一斤半粮食，拿到现在来说真是骇人听闻，工人也吃得不少，粮食怎能不缺？还有就是食油少，副食品少，干吃饭，特别费粮食。粮食越限制，心理上就越恐慌，也就越觉得饿。
　　那时候，整个社会都穷，在吃的问题上，人们的想象力也有限。电影里穷奢极欲的坏人——汉奸、鬼子什么的，也不过拿一只鸡腿狂啃。那年月，能拿一只鸡腿狂啃，那也是顶级的享受了。那时候的人，最愿意吃火车餐车上的饭菜，因为餐车做菜不吝惜油，一进餐车，香气扑鼻。我那时想过，时代列车完全不用往共产主义奔了，如果能让人天天吃餐车的伙食，也就可以了。那时候什么怀孕妇女、劳模、贫困学生，单位也有福利，发一点白糖就是了。1962年前后，咱们国家支援古巴，以货易货，弄进来不少古巴糖，茶焦色的，有异味。中国人谁也不爱吃，但有一时期就拿它顶白糖，真正的白糖没有了。我那时岁数小，心里想，这古巴，竟然比中国还困难啊！在此之前，中国还支持过伊拉克，于是换回来大批伊拉克蜜枣，商店里当零食卖，也就是果脯了。不知道那时换回了多少，大凡城市人，都吃过。
　　那时候农民不少，劳动强度大，耕地面积也多，可不知为什么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吃大米。按理说吃五谷杂粮于健康有好处，但城市人吃的高粱米和玉米面，都是陈化粮，难吃得要死，吃在嘴里发涩。我宁愿忍受严刑拷打，也不愿意一日三餐吃高粱米。那时南方倒是有大米供应，但那是籼米，不比高粱米好吃多少。我后来插了队，吃上了新粮，才知道农村新打的粮食有多好吃。可怜那时候一般的北方城市人，吃了快三十年的陈化米，改革开放后，才彻底告别粗粮。到现在，则是食不厌精，上饭店吃一半扔一半，比电影里的汉奸还穷奢极欲——中国人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是1960-1961年，后来慢慢好了一些。尽管连买豆腐都要凭票，总还不至于为一口吃的终日惶惶。
　　那年月，经济完全乱了套，连煤气都供应不足。煤气公司就掺假，在做饭时间把煤气炉子开关开到最大，也是一点点鬼火，烧一顿饭得两三个小时。我还能记得冬天的晚上，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长时间地等待一锅饭煮熟的情景。
　　在吃的方面，这些是不好的一面。但如果那时有钱，那么就也有挺值得回味的一面，在“三年灾害”的前后，有一些吃的方面的事情，还是可以一说的。

那年月，也有好吃。首先要说西餐。年轻人要问了，革命年代里还能吃上西餐？我说能！我知道有人会瞪直了眼珠子。你听我细讲，历史不是教条，新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句“古拉格群岛”就能概括掉的，它是几亿人的丰富生活组成的。自我懂事起，我记得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到本市一家名叫“乌苏里餐厅”的西餐厅去吃一次饭。一般是星期日，老老少少还要特意装扮一下，很隆重的样子。我挺喜欢这家西餐厅，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格调，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我现在很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热衷于麦当劳，我看不完全是因为东西好吃，而是氛围明显不同，不像是在中国。喜欢和留恋传统，是老人们的嗜好，喜欢和渴望新奇，才是孩子们的天性。西餐厅干净、雅致，还有桌布。刀叉闪着亮，有贵族气，看着就欢喜。“乌苏里”这一家是俄式大餐，菜肴味道特异，非常鲜美。我记得最喜欢吃菜里的一种切成方块的植物块茎，是染成红色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像萝卜，但比萝卜好吃得多。至于有哪些具体的菜名，对不起，我那时太小，一样也记不住。那种美味，印象尤深。后来“文革”起来，除了北京、上海，别的地方很难吃到西餐了。一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终于在咱们的深圳又吃到西餐，其美味一言难尽，但那已是香港传过来的法式作法，完全不一样了。对俄式大餐的怀念使我耿耿于怀，后来发现有一家“北京亚雯餐厅”有俄式西餐，去尝了尝，味道虽然别致，但绝不是记忆中的那种了。
　　在“三年灾害”期间，“乌苏里餐厅”是不是在营业，我无法记忆。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营业，反正家里有钱，何不经常去吃，哪里就用得着吃高粱面饼子？我后来也曾这么想过，不过又一想，这样的思路，不是和“何不食肉糜”一样了么？也许晋惠帝的这个想法并不白痴。反正“三年灾害”那会儿，全家是一次西餐厅也没去过，到1964年，百业俱兴，老规矩又恢复了，接着去吃。
　　1965年，上映了革命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有一位小资味挺浓厚的新兵，陪女朋友去国际饭店吃了一顿西餐，被连长挖苦批评，但小战士一百个不服。自此，吃西餐成了腐化堕落的同义语。但稀奇的是，就是在文革开始后，1973年，上海国际饭店仍然有西餐，而且我还去吃过。是和母亲一起去的。我一边吃，一边叨咕《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吃吃国际饭店，还，还而已！”母亲笑我是神经病。那时的西餐，比较简陋，没留下什么印象。
　　我印象中还有一家，是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南门口，不大，大概叫做“起士林”吧。1961年前后，我随母亲去南方探亲，路过北京，在那里吃过一餐。母亲点的正餐是炸大虾。服务生彬彬有礼，略弯着腰问：“是裹鸡蛋还是裹面包渣？”母亲略一想，就说：“要面包渣的。”我当时极其纳闷儿：面包渣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上得了台面？待到上来，一尝，拍案惊奇，真是好！那餐厅我也就记住了。可惜，据我后来看有关书籍介绍，说是失火烧掉了，就没再建。它的本部，据说是在天津。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很受压抑，但有钱，于是，去下馆子，是一个安全的宣泄方式，我看到有不少回忆录和小说写到这一点。革命的工人农民，政治地位很高，在宣传画里都是画在中间的，但他们腰包很瘪，粗茶淡饭，嘴里能淡出鸟来。知识分子思想复杂，靠不大住，可不知为什么偏偏给他们工资发得多，让他们有了腐化、也就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机会。革命的年代里，有很多这样的幽默。
　　现在那个时代走远了，有的人很怀念，也有的年轻人很向往。不过，那时候就是再好，却有一点不好，就是服务员个个都是大爷，你去馆子吃顿饭，他（她）会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你。吃饭常常要吃一肚子气。现在说起来是天方夜谭，计划经济下，就是这么做买卖？其实不过是政治权力泛化的结果——我负责供应你吃饭，这就是一种权力，得向你炫耀够了，才让你吃到嘴。老祖宗在设想乌托邦的时候，可没想到人竟然可以这样坏。
　　（本章待续）

从打记事时候起，母亲就要求小孩天天早上要喝牛奶。那时候国营的牛奶公司也可以订鲜奶，每天早上送来两瓶，掺一点水足够全家喝的。早餐是烤馒头片或面包片，涂黄油或果酱。那时候我家没有烤炉，就是用平底锅烤，那平底锅也是洋货，解放后基本没有生产的，所以锅都是黑黑的了。我的小学同学，没见过也没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种锅，都倍感稀奇，觉得我们家是有点怪。再说这黄油，也就是牛油了，在文革中“失踪”了好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很久了，我才看到商店里有卖的。忍不住我就要想，革命能把一种食品宣布为有阶级性，也算是咱们的一大发明吧。这类西式早餐吃得时间长了，我对鲜奶有点“伤”了，长大后一口也不想喝，到了渐渐逼近老年，对早餐品种最中意的，还是咱们的国粹——馒头、榨菜、稀溜溜的大米粥。我过去经过商，有时在应酬时，会碰见某位小姐很突兀地点一杯牛奶，我就会忍不住想，没准儿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吧？没事喝什么牛奶啊？
　　1992年，在北京曾有个朋友对我说，广东现在流行“通心菜”，什么样的宴席都要上一盘。他恨恨地说：“什么通心菜？不就是四川的藤藤菜吗？我从小上顿下顿吃藤藤菜，肠子都吃绿了！最恨！”说这话时，他已经具备胡吃海塞的资格了，我就想，童年的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够大的啊。
　　早年间正经的伙食，就说到这里吧。总之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好吃的和不好吃的，都有吃得起和吃不起的。
　　下面说一说零食，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才是比较温馨的。那时候较为流行的点心，有如下几种：奶油饼干、动物饼干、牛舌饼、绿豆糕、萨其玛，等等。家里有个金属的饼干筒，里面这些东西不断，小孩馋了，就自己去拿来吃，没什么限制。当然困难那几年除外。这类点心，在当时是可以解馋的，现在可是落伍了。前些年在北京，我还在一些副食品商店发现，居然几乎都还有卖的，我一样一样买来尝，但童年的那种味道，却再也唤不回来了。
　　那年头有钱人家的孩子还讲究吃糖果。糖果以上海和北京的为最好，北京有个“义利”，上海有个“益民”，都是老厂。那时候，小孩有收集糖纸的，以上海的糖纸为最漂亮。那上面的图案，一点不受时代的影响，充满了小资趣味。
　　有时候有亲戚来，于是也有北京果脯、四川桃片、山东的芙苓饼，天津的大麻花，可以让我们开胃。这些东西，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错的零食。
　　那时候的饮料，也值得一说，我们那个城市，就只有白汽水。啥叫汽水？就是白水掺碳酸气（？），掺糖精，一开瓶直冒沫。甜，同时也有点辣舌头。那时最好的汽水在北京，叫“北冰洋”汽水，是名牌，有橘子味的。跟今天的康师傅有点像了。那年头，喝这两毛钱一瓶的汽水，是奢侈之事。那时穷人家的孩子，想象资产阶级生活，就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现在你就是让囚犯天天吃面包喝汽水，人家也不干喽。时代的变迁，可见一斑。
　　那时候还有冰棍，是小孩夏季必吃的零食，相信许多中年人都有攒钱买冰棍的记忆。有点奶油味的，五分钱一串；几乎就是水加糖精的，三分钱一串，还有一种“小豆冰棍”。北方人都知道，小豆，就是红小豆。这冰棍最好吃，到现在北京还有卖的。
　　其余还有什么呢？街上有小贩“崩玉米花”的、有炒瓜子的、有吹棉花糖的、有吹糖人的。国营供销社还有卖“鱼皮豆”、“花生赞”、芝麻糖、山楂糕的，都是小孩喜欢的吃食。攒下三五分，就去买点儿。有一年暑假，我家附近的小河沟发大水，冲下来一些死鱼，刚死，很新鲜。一个顽皮同学拉着我去捞了两条，我俩把鱼摆在供销社门前的马路上，居然卖了四毛多钱。第一次经商，很成功，所得都买了花生赞和鱼皮豆了。
　　我童年时代，在吃的方面还算行吧，没大受苦，尽管青年时代的前半期，也跟几千万青年一样，吃了糠咽了菜，可到改革开放后，在吃的方面仍能做到不穷凶极恶。因为小时候在零食上垫底垫得好。
　　想想我那位吃藤藤菜长大的朋友，他家还不算是太穷，都有那样恐怖的记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某些人，在改革开放后稍稍有些穷凶之相，我个人还是能够谅解的。
　　我对吃，不是太敏感，最喜欢的中国菜，就是潮州菜，那是中餐中的极品，其他，无足道哉。至于上万美元一瓶的洋酒，对我来说，那是有点“危乎高哉”，做梦也想不出来的。不过，我想，美味不美味，只跟一个人的习惯、阅历有关，跟钱应该是关系不大的。我一生中口腹之欲的巓峰，是饿了在野地里用篝火烤老玉米吃，其感受，不是凡间所能有。 2010-11-8 17: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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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里，我专门来谈六十年代的娱乐。1960年，经济搞糟了，不光是粮食出了问题，轻工业品无一不紧张。现今的人们，老是埋怨假冒伪劣，但当今的假冒伪劣品，好歹有个“表面光”的外观。而60年困难时期，连外观都顾不上了，单单说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纸张吧，就粗劣得不像样子，学生的作业本、流行的小册子、包装纸、擦屁股纸，都既黑又粗。我后来想，莫非那时候国家连漂白粉都生产不起了？从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但为什么要生产这种连蔡伦的水平都达不到的纸呢？难于理解。总之，很多东西都粗劣到了跟原始社会差不多。尽管我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但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能为它掩饰。
　　经济差到这种程度，又是在号称奔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就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老百姓虽然驯顺，也不能不有气。为了保持社会心态平衡，当时在文化上便有所放松。从1960年起，各单位风行跳舞，有时一场电影演完了，就宣布小孩子离开，下面是舞会。我常常不愿意走。父母对跳舞没兴趣，也不许我看，好像下面的节目是脱衣舞一样。这反而使幼小的我对舞会充满了神秘感。后来下乡，听到有从城市下放来的工人说，那时的舞会也有“黑灯五分钟”的精彩时刻，令人难以置信。
　　1960年，又提倡演古装戏曲，连头号奸贼康生都带头鼓吹。文化部开禁了一大批自解放以后就禁止演出的传统戏剧。我在70年代曾看过一些那时候出版的传统戏曲剧本，其中正经有一些极为色情的片断。当然演出的时候，不会原样照搬，会弱化一些。我后来下乡后，常听农民津津乐道60年盛行的《马寡妇开店》、《王二姐思春》的单本戏，想必也有很多暧昧的内容。
　　那个年代，戏曲还比较流行，各大都市都有话剧团、京剧团和各类地方剧团，隔三差五，单位俱乐部（大礼堂）就上演一出。古装戏有传统的，也有新编的。倒霉的吴晗先生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那时候炮制出来的。京剧或地方戏，大人也带我看了不少，大多没有印象，只记得有一出《美猴王》，场面比较壮观。
　　那时候，父母和奶奶好像逢戏必看，是他们一种重要的精神消遣。我跟着借光，也看了一些话剧，至今记忆犹新。有《钗头凤》（陆游、唐婉故事）、《蔡文姬》、《武则天》、《雷雨》等等，都是一时名作，至今难忘。记得那《钗头凤》演到高潮时，扩音器传出男声朗诵：“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回家后，母亲就教我们哥几个背诵，至今我朗诵这首词的水平不亚于央视的老赵。在《武则天》里，记得是唐中宗曾沉痛地检讨“我过去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也曾让幼小的我记忆颇深。《雷雨》更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四凤。那时戏票不是很贵，看戏不能算是贵族生活。不像现在，看话剧竟然成了只有北京一小批人的独特享受。在那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禁锢”的年代，平民百姓都可以看看戏，而在当今这个被自由派定性为“文化开放”的年代，老百姓却看不起、也看不到戏了。背谬至此，我当然无话可说。
　　尽管有人说，现在电视已走进千家万户。但在现场看戏，是有无可取代的乐趣的。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有过一段收入颇丰、闲暇甚多的日子，没事就去看话剧，竟然上了瘾。如今看到街头有商家搭台的促销演出，老百姓都伸长了脖子看几个“歌星”胡言乱语，我往往甚为感叹：“自由”，这到底是什么？它是能当吃，能当喝，还是能当娱乐？
　　那时候，每星期必演一场新电影，绝大部分为国产片。有时就在单位的大操场上，露天电影，全免费。正面坐满了人，跑到背面去也一样看，其乐无穷。外国电影也有，苏联的、东欧的、墨西哥的，也有欧洲的。有几部由名著改编的电影，对我精神的成长影响巨大。比如〈好兵帅克〉、〈木木〉、〈海蒂〉、〈圣彼得的伞〉、〈骑鹅旅行记〉。还有一部波兰历史传奇片〈华沙美人鱼〉，场面壮观，反映的是信仰与反抗，感人至深。
　　那时的戏曲影片也颇受欢迎，〈追鱼〉、〈柳毅传书〉都曾同样打动奶奶和我。
　　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只有极少数干部家里和部分单位才有，因此晚上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有时有长篇评书，〈说岳全传〉、〈隋唐演义〉，曾一时间满城争道。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播出时，也是迷倒了一大片人。收音机，中等以上家庭一般都有，但贫民没有怎么办？一般单位和社区里都有广播站，每天清晨和晚上，都按时播出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也播放流行歌曲，能给老百姓带来一定乐趣。
　　此外，就是体育活动了，单位经常组织排球、蓝球赛，男女老少都很捧场，当做一件大事来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无论单位还是学校，经常举行自办的诗歌朗诵会和歌咏晚会，自己排练一些小节目，娱乐自己。我们在小学时，就经常排练，非常富有情趣。我至今站在千人会场上讲话也不会打怵，就是那时候练的。那时候，国穷，人也穷，但志不短，诗朗诵和歌曲都豪迈得很，一张口就气吞山河。我个人还担任过领诵，得到大人的一致好评，有人还问：“这是谁家的小孩？不一般。”
　　我记得有一次父母单位举办歌咏表演，父母科室的团队唱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唱到“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时，真如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头一句“江声浩荡……”，把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觉得资本主义的瓦解，指日可待。而到八十年代末，看柏林墙倒塌的镜头，万民欢腾，礼花满天，觉得这一辈子过得简直是大梦一场。

与娱乐胜过紧密相连的就是精神文化生活。现在的人，比较关注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对那时的人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文化氛围中生活，不甚了了。其实这很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我认为不单单、或主要不是因为那时太穷。穷与富，是相对的。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不会有人对穷太敏感，相反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环境中，穷，才是无法容忍的。
　　我们在这里只谈文化氛围。那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头脑里概念化的东西太多。而且人的行为、言论都会受到很多无形的约束。由于信息封闭，社会群体中缺少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与现在相比，就等于蒙昧状态。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有个性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顶帽子就给你扣过来。
　　现在有些人，不免怀念那时的人淳朴，但淳朴的另一面，也就是扼杀个性。在那种单一化的氛围下，你标新立异不行，你批评现实不行，你性格孤僻不行，你太讲礼貌不行，你欣赏品位与众不同不行，你有洁癖不行，你注重打扮不行。但是，你吹“革命”的牛就可以，你打小报告就可以，你标榜自己是大老粗就可以，你歧视“出身”不好的人就可以。这是一种缺乏文化的环境，是一种不健康的文明。有独立思想的人，会感到窒息。为什么余秋雨大师现在写文章一口一个“文化”？我想，像他那样有才气的人，在年青时一定是受了太多的憋，深感没有文化的人民，实在是愚蠢到家的人民。
　　其实，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七年里，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古典文化。无论中外，古典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不断出版，有关研究也没有停止，历史也是可以讨论的。虽然有各种束缚，但这方面的书籍还没禁止。可是由于全社会都有一种“越愚昧越革命”的奇怪逻辑，所以当时的古典文化，不足以培养起一代知识结构健全的精英来。我于九十年代起开始淘旧书，看到过大量从各类图书馆流失出来的老版本。有些中西古典文化的书籍，从借阅单上看，借阅的次数非常少，到1957年之后，几乎没有人借阅了。
　　至于现代西方思潮，则更是隔了蓬山万重，形成近三十年的断裂，使足足两代人的思想与世界是不同步的。
　　特别是到了“文革”，连古典文化一起否定，思想园地一片荒芜。最不可解的是，极左派居然要限制人们正当的娱乐，他们不知道，娱乐，是一个社会必不可缺少的缓释剂。他们非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索然无味道，才感到快意，才感到天下太平。殊不知，这正是他们失去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960-1964年间，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曾有一个小小的解冻期。那时候的文化，还算丰富。我在70年代，看过一个省的文学刊物1961年的合订本，发现里面的小说、戏剧、诗歌都还很唯美。其中有些历史剧，显然是借古讽今，里面常有“民怨沸腾”、“饥荒遍野”一类的说法，显然是有所指。
　　在1956-1963年间，有一些非常难得的外国古典文化、甚或现代派文学的思想资源，也如漏网之鱼漏了进来。我先后看到的中译本，就有狄德罗的《修女》、孟德斯鸠《波斯人札记》、梅叶的《遗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克鲁雅克的《在路上》，都是1960年前后出版的。
　　到1964下半年，意识形态又渐渐收紧，主流话语充斥书籍报刊，味同嚼蜡。情形一直持续到1996年“四人帮”垮台。
　　在短暂的文化春天里，我度过了小学的时代，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小时候，读物比较多，那时的《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小朋友》、《少年时代》、《儿童时代》、《儿童文学》杂志都办得好。封面、插图多为名家操刀，以国画和版画为主，韵味无穷。内容的涉猎面也很广，科学、道德、自然、古今人物，娓娓道来。这样的文化泉源，还比较纯正。
　　那时给少年人看的书籍，也是丰富多彩。当然，革命历史是一大块，但也有童话、科普、科技、航模、数理化课外知识，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能做到完美的寓教于乐。也有一些苏联的少儿科普、科幻、文学书籍，在那个时期流行。都能给人以教益。我个人觉得，比现在让小孩子接受杂七杂八的影响要好一些。据说现在的小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什么“先摸手，后摸肘，顺着咪咪往下走……“，这也是，太恐怖了点儿。 2010-11-8 17: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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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到此，也许有些读者在心里嘀咕：“这算什么富豪生活？这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吗？”
　　的确如此，以九十年代以后的眼光看，这简直太普通了。可是当时的几百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早已失去了原有身份，变为“人民”的一分子了。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那么，他们是否对失去的财富耿耿于怀呢？他们是否对往日的“豪华”生活梦绕情牵呢？我看绝大部分部分不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恶，主流在提倡什么，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就拿现在说，还有谁希望自己去当个出苦力的工人呢？可是在五、六十年代，能当个工人，是年轻人的一个较好的出路，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工人的精神面貌，虽不能叫做“正大仙容”，但也绝找不出一点点的委琐。一个阶级，成了社会等级序列上的“老大哥”，他有什么可委琐的呢？同样，在那个时代，劳动、朴素、勤俭，这都是非常时尚的词儿，可令无数人倾心向往。原先的资本家也是人，他们也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生存的，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勤俭节约，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是穷人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六十年代，“富”是一个耻辱，没有谁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就是资本家本人，也因为财富曾给自己带来烦恼甚至杀身之祸这样的威胁，对后来的身份平民化也都能非常理性地接受了，对已经失去的“天堂”，一般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他们只是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不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不肯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等等。
　　其实，岂止是资本家，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早没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相对于资本家，他失去的就更多、更大了。但是在晚年，他很安然。
　　我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生活，是一个“富豪”后代的真实生活，虽然与今天比起来，其舒适程度，远不及普通工薪家庭孩子的十分之一，但与当时的普通工农家庭比起来，还是高高在上的。因此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我的童年回忆，还是充满了幸福感的。我认为，幸福这个东西，其实是无止境的。幸福不幸福，关键在于你比其他人高出多少。去年某一次，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位美国老人在谈他自己买下的一座古城堡，他很平淡地说，这座古堡每过几年就要全面维修一次，每维修一次的费用是5000美元。他的话，很平静，但我却很震动。不由得想起中国国内的某些“富豪”，如果把他们拿到欧美的富豪群体中去，也许绝大多数只是“小玩闹”，上不得什么台盘。可是在国内，却可以跋扈到开着“宝马”疯狂撞人。这，大概就是差异带来的心理优势。
　　自从“公私合营”之后，资本家阶级就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这个阶级，从政治上也“盖棺论定”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所有运动，就再无一个在理论上是指向资本家的了。
　　按道理说，原资本家们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但实际上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能完全清晰干净的。可是刚开始时，不可能把矛头直指大大小小还在位的干部。于是地主、资本家重新被拿来祭旗。我们那时还是小孩，都生长在红旗下，各种在这个社会很神圣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也很神圣。不知是根据什么，要让我们负担这历史的包袱？而在旧社会生长起来的“职业革命家”，就可以不问其出身如何。这可真是，“楚人何罪，怀璧其罪”！即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我看也不能解释这个荒唐。 2010-11-8 17: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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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回忆起我的小学时代时，是苦与甜参半的。在舒适的物质条件和优雅的文化生活的另一面，小孩子不应遭受的政治压力缠绕了我大约三、四年之久，直接形成了我后来大半生的沉郁性格。成年后，我接触到弗洛伊德学说，知道他很重视少年时代的遭遇对一个人的深刻影响，于是心有戚戚焉，深为叹服。
　　小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很突出，语文尤甚，深得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青睐，一直是少先队的中队学习委员，即“二道杠”也，左臂带阶级标志。班级上有三数个工人或科级干部的儿子，调皮捣蛋惯了，一直不服。我也不大尿他们。后来我偶然透露了我先祖父是解放前一个著名民族企业的创始人，那几个小子们里有一个聪明的，立刻领悟到：这不就是资本家吗？于是，关于我家是资本家的的信息就广泛传播开来。他们过去对于我家的种种不可思议，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由此，他们对我一向的嫉恨也就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种种诽谤、诬陷不断报告到老师那里去，什么“反动言论”、“反动思想”等等，好像班级里有了个“反动学生”很令他们兴奋似的。好在那时的老师，还有一股当年共产党员讲真理的勇气，根本不相信小孩子会“反动”，不予理会。但老师们堵不住淘小子们的嘴，所以我一直被巨大的歧视舆论所压住，精神极为苦闷。
　　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那个年代的一个理由。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把全民拖入阶级斗争的恐惧氛围之中，是当年最愚蠢的一种做法。那样做，什么也巩固不了，只能造成民众不断地离心离德，使社会不能维持正常运转。
　　后来，我因为成绩优异，顺利考上本省重点中学，扬眉吐气了一把。进了中学后，因小学的领导坚持正义，没有将什么“资本家”写入我的档案，中学同学与老师谁也不知道我的底细，所以“资本家”帽子无形中摘掉。在中学虽然我也有些另类，但只与性格有关，政治上与大家基本平等了。小学的那几个同学，因学习成绩不好，考进的是不入流的近郊学校，似乎他们连这也迁怒于我。文革爆发后，居然写信给我校造反组织头头，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此事起于“义勇军进行曲”。我在小学时看过一本关于聂耳的连环画，对其人心向神往之，曾写过一篇作文，以一个赤子的情怀，热烈赞美了这首“代国歌”。作文受到班主任激赏，印成范文下发。文革后田汉倒台，我的那几个小学同学就联名写告状信，说我曾写作文歌颂黑帮分子，要求把我揪出来。那个时代，不仅国家主席不保，连《国歌》也不保。幸亏我校造反组织的头头没当回事，而且有人偷偷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后来一直为此感叹：为何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对人有这么大的仇恨呢？难道他们非要看到我毁灭了，他们就心里很舒服，就可以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了吗？我觉得，我们民族心理中这种幸灾乐祸的因素，实际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伤及所有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是有人被人毁灭、遭人歧视，那么全民的幸福何日可期呢？如此下去，我看我们大家多少年的努力实际等于白费。
　　中学时代的幸福没过多久，忽然又闹起了文革，到1966年的8月份，平地里冒出来“红卫兵”，提倡封建法西斯式的“血统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被判定为“黑五类”子女，通成“狗崽子”，立刻陷入十八层地狱，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活得跟狗一样。“红卫兵”的参加者，则要求出身“工、农、革干、革军、烈士”，此乃“红五类”子女。如今看来是连“义和团”都不如的把戏，当年的震慑力却非同一般。我本人值得庆幸的是，“黑五类”中并没包含资本家，我个人出于教训，也隐瞒了资本家这一节，只报了个出身“职员”。这“职员”是个灰色出身，虽然低人一等，但不至于跟狗同类。造反组织为了拉人，也没有计较什么，于是我被准许造反，但不能加入红卫兵。文革初期，我跟着冲冲杀杀，反而没受什么出身之累，享受了一把有条件的政治平等。
　　“红卫兵”这怪物，起于北京清华附中，1966年8月在北京闹得最厉害，打死人不偿命。我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发现有些“名人”居然在那时手上都是沾有人血的，但从无“忏悔”表示，目前依然很风光，愿老祖宗在天之灵饶恕他们吧。北京在当年“破四旧”时，是一片恐怖，将“黑五类分子”说打死就打死，其中有些是在街道居委会的配合下，由红卫兵揪斗和拷打的。因此有些过去的小业主、小工商业者被居委会老太太当做“资本家”检举出来，被斗和被打死，都是极有可能的。北京市在1966年8-9月，被打死者共计1772人，逐出北京的有10余万人，具体情况已很难查证，相信有一部分就是“资本家”。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红卫兵没有这么残暴，情况略好一些，不过也仅此而已。 2010-11-8 17:3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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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还是不能认同——尽管全世界基本都认同了——“成功就是挣钱多”这个标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除了赚钱，美好的心境、个人的乐趣与难得的相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为了赚钱，就得把追求美好宁静的愿望抛弃掉，那么，这钱赚还是不赚，倒真是可个问题。
　　大家都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是啊，就是按国家雏形算，也有三千年了。但我感觉不到什么，我只能说，养育了我的，是我少年时期的文化。那个时候，固然很不自由，很愚昧，但在文化养料中，也有古典的东西，有唯美的东西。古典与唯美，造就了我无法更改的灵魂。这两样，跟钱的关系，都不十分大，或者说两者并不等同。因此，让我来夸富，或斗富，我都不能为之，因为实实在在觉得那应该是曾经穷怕了的人才做得出的。
　　我喜欢的，只是恬淡与祥和。六十年代中，除了“古拉格”以外，也有恬淡和祥和的氛围，所以，我始终摆脱不了它的影子。我，嘿嘿，算是“六十年代”的儿子“吧。 2010-11-8 17: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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