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泥土变成陶罐(金台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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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荣《 人民日报 》( 2010年11月08日   24 版)
纪念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活动,日前在江苏吴江举行。费老于2005年春天辞世,5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时想起他。为写《江村故事》一书,我于2000年春天随费老到吴江市江村访问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费老20世纪80年代复出后,24次回访老家,调研江村的发展变化——用费老的话说,那里是他“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里程界标”。他1939年在英国经济政治学院发表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便是在江村调查基础上写成的。
《江村经济》被费老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最先译介到中国)的一般结构和变迁。费老这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要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老对“文明”的解释颇为有趣,他说:“文明就是把泥土变成陶罐。”
青年学者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旧中国一个面临饥荒的小村子,着眼的是“个案”,把握的却是“全貌”,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大千世界。费老晚年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提出了“苏南模式”以及“小城镇,大问题”等著名论断,也体现着他的“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独特道路”这一基本理念。
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被历史和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他又将这学问“中国化”、“乡土化”,使之成为改变穷困中国的有力武器,让中国的“泥土”,变成中国特有的“陶罐”,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贡献。在费孝通先生那里,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他怀着一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富民的良心,虔诚地使他的知识学以致用。有人因此把他绵延半个多世纪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誉为“江村学”,以彰显他的卓越成就,是不无道理的。
80岁过后的晚年,费老仍然志在千里,不知老之将至,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所有最贫穷地方,用智慧、辛劳和汗水,书写了一篇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富民”文章。每到一地,他或请各界人士座谈,或深入村巷人家,总是乐此不疲,忙个不停。他每调查一次,过后都会写一篇学术论文,一年集一本著作出版,绝对高产——这甚至成了他进入老年以后的一种独特研究方式。
在这样一个光辉榜样面前,我不由想起当下令人痛心的学术腐败。在学术圈里,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几近式微。一些人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俨然“后起之秀”;一些人弄虚作假,以拔高拼拼凑凑的“成果”而申报职称学衔;一些人高居“象牙之塔”专营抄袭剽窃,跻身于“著名学者”;还有什么权学交易、钱学交易、色学交易等等不堪行为,都叫人触目惊心。他们浮躁不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哪有像费老那样把“泥土变成陶罐”的心思?至于实地考察,钻研学问和创新,则更休谈。
式微式微,胡不归?在纪念费老的时候,重提这位“志在富民”学者的求实学术精神,力促当下的学术生态风清月白,我认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