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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实事求是、洁白坦荡的薛坦
忆实事求是、洁白坦荡的薛坦 xu.ti:|
来源：湖北文史 uZ_ .Ij_^N
薛坦原名赵广才，1919年1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晋县元头村。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84年在武汉逝世，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JCX ;Q\
实事求是 坚持原则 /Ot@F7<7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薛坦在工作中始终遵循了这条正确路线。 a r@-7oF
1957年元月，薛坦由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宜昌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全国“左”的思潮蔓延，湖北一些地、县受到影响也开始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但薛坦却要求宜昌地委，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宜昌地区粮食的生产情况。当时的省委个别领导曾批评他说：“别的地区都是小麦亩产几千斤，水稻几万斤，只有你们宜昌凉冰冰。”对此，薛坦泰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上不抱怨，对下不加压”。他曾对副专员赵竹铭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理，我宁可挨批评，也不搞假的、浮的、空的东西。”尽管当时全国、全省许多地方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高，但宜昌地区在1958年里始终没有出现过小麦亩产过千斤、水稻亩产过万斤的“卫星”。 I7 ZkMCaS?
1959年元月，薛坦调任荆州地委书记，同年3月，改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他在荆州工作期间，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由于“大跃进”、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大旱的影响，荆州地区粮食产量锐减。其时，全国有灾，湖北有灾，荆州作为全国之一的粮食主产区既要顾全大局向国家多提供粮食，又要安排好本地区群众生活。有的县委领导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报了“过头粮”。引起了当地群众强烈反应。为了解真实情况，薛坦亲自下乡到群众中去调查摸底，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他同其他地委领导商量，决定把一些地区不切实际的粮食收购指标减下来。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减少国家上调任务。但是，当时国家也困难重重，向上级开口减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恰好省政府领导陪国务院的一位负责人到荆州视察，其间，这位国务院负责人要求荆州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原定的粮食上调任务。薛坦实事求是地将荆州地区的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荆州地区的情况，恳求减少一部分上调任务，国务院负责人同意了薛坦的意见。有了上级的支持，薛坦和地委其他领导立即分赴各县，说服各县从高估产上退下来，按实际情况减少收购任务，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避免了部分地方因报“过头粮”而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vD$h4@up*
“文化大革命”初，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1968年，他因“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河北献县有大叛徒集团”一案而蒙冤受屈，被监禁达5年之久。其间，许多“造反派”找薛坦“调查”他熟识的干部“问题”，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身处逆境的薛坦实事求是，没说一句不实之词，没有为解脱自己而牵连其他同志。 =S ?/a$R
1972年4月，薛坦重新工作，他再次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那时，宜昌有不少干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假党员”、“三反分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薛坦依据事实，根据干部的一贯表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干部。他说：“看干部要从本质上去看，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抓住一个问题不放。”在他的领导下，宜昌地委很快恢复了地委成员王俊、张志一，副专员刘敢，县委书记任宪一、尹玉屏等人的工作。 c';(K;<
1972年底，湖北省委组织部恢复，薛坦被调任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走马上任之初，他从组织部掌握的大批老干部的档案中了解到他们许多人还处在关押阶段，他凭着自己对老干部的了解，以及他自己遭受迫害不能为党工作的切肤之痛中深深感到，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的工作必须从抓老干部的解放开始。 Yr< 0{+M
1973年初，省委组织部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有些人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凡是被敌人俘虏过的人就是叛徒。薛坦发现这一苗头后，及时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他多次对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说：“对被敌人俘虏过的老干部不能一概而论，被俘的人当中也有很多好同志。”他要求大家凭事实说话，不要捕风捉影和盲目推论。在他的倡导下，省委组织部的许多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时，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比如，有一位老同志过去战争年代曾被捕过，在落实政策时，有人说他是叛徒。薛坦严肃地说：“你说他是叛徒，请拿出证据来。”还有一位老同志，有人反映其在学生时代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写过一篇观点有问题的文章，因而长期被抓住不放。薛坦知道后，专门开会研究这位老同志的问题，会上，他说：“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对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员不能一样要求，不能盲目类比。”会后，薛坦力促尽快解决这位老同志的问题，在薛坦的关心重视下，组织部门很快帮这位老同志落实了政策。 eSEaF_r
1978年春节前后，薛坦认真思考有关平反冤、假、错案核落实老干部政策问题。在一次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关于平反和纠正在反右斗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十个不同时期的冤、假、错案，决心推倒强加在老干部身上一切不实之词。1979年，在一次省委组织部关于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的会议上，薛坦拿出单子一口气要求解决 “武汉大学三家村”、“省公安厅三家村”等8个冤案，并提出了这些案件平反的具体措施，并让省委组织部尽快组织具体人员限期完成调查取证和平反任务。 k(ZbhUG,
那段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成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有的还影响到家属和子女。因此，省委组织部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关于要求落实政策方面的来信，都要接待一些来访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薛坦十分重视，通常亲自阅批，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次日凌晨。对于来访者，薛坦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询问、交谈，认真做好记录，有时接待一个来访者就要花去二三个小时。组织上考虑到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被拖垮，要他搬进茶港大院里住，周围的同志也再三相劝，但薛坦却说：“住在大院里，门口有岗哨，人家找我不方便，还是不搬吧。”他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的子女因受父母冤、假、错案的牵连而没能提干、升学、入党、就业的，他也亲自一一过问，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iMb\;y S(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薛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82年，有一位老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她在红军时期是师级干部，现在应享受相应的待遇。当时，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批了，中组部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批了。薛坦通过认真审读材料后，发现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这位老同志在红军时代任过师级干部……很多人都觉得，既然中央领导和中组部都作出了批示，湖北照办就是了。当时还有一些人想看看薛坦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难题。薛坦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派人到中组部作了汇报，用事实说服了中组部的同志，恰当地解决了这位同志级别待遇问题。 xA^y,0I
当时湖北落实政策干部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后，一万余名因落伍掉队、被捕、被俘而没有及时归队官兵的落实政策问题。对此，薛坦多次主持专门会议研究解决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直接推动下，1981年5月28日，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民政局党组联合起草了《关于处理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作了专题汇报。中组部于同年7月25日转批全国，随后中央又下了专文。在中央和省委的关心下，成千上万的人被落实了政策，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忧患。 6yR-#Zo C
廉洁奉公 不徇私情 N$Q8O| Kl
新中国成立后，薛坦同志先后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以他的职权，在湖北安排个把亲友的工作应该不是件难事。何况他哥哥的5个孩子、姐姐的4个孩子，都在河北老家农村种田，生活状况不好。他们都希望薛坦能在湖北给孩子们找个工作。但薛坦不为所动，他在湖北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安排一个亲友的工作。建国初期，薛坦的一个大侄儿从河北老家来到湖北，要求薛坦给安排个工作，并说哪怕到农场劳动也行，而薛坦的夫人贺民，当时也为他侄儿准备好行李并准备送他去农场工作，薛坦闻讯后立即阻止，他耐心地对侄儿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人做官、六亲沾光。”侄儿被他动情的话语感动了，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 $I\H3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搞活经济的政策深入农村，农村中出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一次，薛坦的一个侄儿来湖北做石棉瓦生意，已与武钢签好了生意合同。薛坦得知此事后，对这个侄儿说：“你响应党的号召出来做生意是政策允许的，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去做，唯独湖北你不能来做，因为我在湖北工作，人家与你谈生意时可能会考虑我的因素，我们不能让别人为难。”直说得侄儿退掉了武钢的生意。 ! #l5y
薛坦对自己要求更严。1970年他被“解放”出来后，除两只空空的破箱子丢在机关仓库外，其他家具都荡然无存。家中一贫如洗，来个客人竟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将一个木盆反扣在一个凳子上，上面再铺张报纸当饭桌招待客人，客人钦佩地说：“老薛啊，听人说你是两袖清风，今日一见，果真是名副其实啊！” K_N:hU=2!
薛坦严格按照党的纪律和政策办事，从来不徇私情，不讲面子。他是省委组织部长，又是省军转办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每年在安置转业、退伍军人时，总有不少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给他写条子要求照顾。薛坦仍是该怎么安置的就怎么安置。一次，解放军某兵种的一位负责同志为一位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亲笔给薛坦写了封信。薛坦见信后，在上面批示：“请军转办按政策规定办理。”将信转给了省军转办。1975年，武汉市的一位老红军为一个熟人的孩子从郧阳调回武汉工作请薛坦帮忙，这位年轻人拿着老红军写的信找到薛坦家里说：“薛叔叔，我伯伯让我找您，我毕业后被分配到郧阳工作，现在又回武汉进修了两年，想请您帮忙把我留在武汉。”薛坦耐心地对这位年轻人说：“郧阳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嘛，你在那里工作不是很好吗？”谈话间，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一袋白木耳，递给薛坦说：“薛叔叔，这是我伯伯托我带给您的，请一定收下。”薛坦没有接，而是问这个青年人：“你是共产党员吗？”“是的。”青年人回答。“咱们共产党与国民党总是不一样吧？不应该这样搞吧！”青年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MKCG:VMQ
忠于革命 忠于人民 ^] X2
薛坦投身革命40多年，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VK/F;P]
1947年8月，组织上决定薛坦第一批从北方解放区南下湖北时，他一岁多的大孩子正由痢疾引起抽风，生命垂危，而夫人贺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这对当时有些正在寻找各种由头不愿南下的人（南方那时还是蒋管区，随时有作战牺牲的危险）来说，是个很好的理由，但身任地委宣传部长的薛坦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和病危的女儿，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这并不非薛坦不爱自己的妻女，只是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自觉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从而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bM5{ X_
到湖北后，薛坦自愿到艰苦的湖区去开展工作。1948年底，薛坦患了疟疾，但只要高烧一退，他又拼命地工作。后来，他病情加重，吃不下饭，只能靠喝蛋花水维持生命。当他的夫人贺民赶到时，房东心有余悸地对她说：“你怎么才来，薛部长前几天都差一点不行了……” 1972年，薛坦重新工作后，由于他在被“监禁”的5年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期间，组织上决定他再度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他二话没说，立即停止治疗奔赴宜昌。又如1984年夏天，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来湖北指导工作时，薛坦不顾其时他已是一位癌症缠身的重病人，仍忙着整理资料，详细地向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汇报了湖北的整党情况。 7~Z> ?3
对待同志，特别是老干部，薛坦则关怀备至，薛坦在省委组织部任上时，一次，正患重感冒的他，恰逢一位病重老干部手术。薛坦知道后便赶到手术现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钟老干部手术结束才离开。次日凌晨3时，他得知这位老干部生命垂危时，又急忙赶到医院……一有位老同志住院治疗，医生要求安心脏起搏器，需要3000元，薛坦立即批办。而他自己病重住院治疗、医生要给他注射干扰素，当他得知每针要花近百元时，十分心疼，坚持要自己出钱。 )&cM+iv&
洁白坦荡 刚直不阿 rl <]Q e$V
薛坦为人心胸开阔、襟怀坦荡。“文革”初期，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尽管经常受审、挨批挨斗，又被抄家，但他心中仍坦坦荡荡。他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难道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连古人都不如！我们做的是革命工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公开。”1967年春，薛坦得知荆州地区的县、公社党政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状态时，便不断地向揪斗他的群众组织要求，让他回去抓一段时间的生产，并保证“随传随到”。回到机关，他迫不及待地找军分区负责同志，商量研究如何把生产抓上去。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的一季错过了，全年就被动了。 $s`>ma.
薛坦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因遭受造反派的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员”，他的这一招供牵连了薛坦，为此，薛坦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老部下向薛坦同志道歉，薛坦却宽厚地安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你也受苦了。”这个同志听了他的话，涕泪并下，感动不已。 \?o}=}c
薛坦不仅胸襟坦荡，而且刚直不阿。“文革”初期，造反派逼他要钱、要物、要车、要翻案的，接连不断。睡觉，只能打个盹；吃饭，也在谈判桌上。有些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他头脑搞昏，逼他表态，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该劝说的劝说，该抵制的抵制。有个群众组织逼他签字开除一个单位领导人的党籍，薛坦当即答复：“我了解他，是位好同志，不是‘三反分子’，你们不能这样搞！”有个干部因违法乱纪受了处分，要薛坦批准撤销原处分。薛坦马上批驳道：“你的问题证据确凿，处分得当，不能撤销，希望你正确对待，接受教训。”这个干部要他做“识时务的俊杰”，扬言不撤销处分就有他好看的，薛坦淡淡一笑说，党员有党的原则，我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抛弃党性来逢迎人、讨好人。 xK48]S'c
薛坦65岁就逝世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亲笔为他题写了挽词：“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在向薛坦同志遗体特别时，有位老干部放声哭喊：“老薛啊老薛！你走得太早了啊！”是啊，薛坦确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洁白坦荡的高尚情操，却永远留在了湖北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中。（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孙少衡） GI $1e
本文链接：http://www.hbzx.gov.cn/newsdetail.jsp?id=201004121502421547
孟胡想 2010-06-16 22:40
拨乱反正，任人为贤
来源：湖北文史
2009年11月4日，是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薛坦同志诞辰90周年，同时也是他逝世25周年。他生前为党的事业殚智竭力、呕心沥血的情怀，为党的组织工作拨乱反正、择贤任能的功绩，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表达缅怀之情，特为亲爱的读者们捧出“薛坦同志二三事”。
上世纪70年代，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拨乱反正和走向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许多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仅经历和经受了艰苦的磨难和艰辛的岁月，而且，也为党的拨乱反正和推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作出了光辉的业绩和巨大的贡献。在拨乱反正，推动转折的过程中，党的组织战线功不可没。作为全省组织战线的最高负责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薛坦同志的功绩，更应载入历史的史册。
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俱兴。党的组织工作更加繁忙。翻开1978年的工作日记，大事一件接着一件：
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在武昌闭幕；湖北省编制办公室成立；全省地、市委组织部长会议召开，研究和布置省党代会及召开县、市党代会、人代会的方案；湖北省文学艺术届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建立湖北省社科院，恢复由于“文革”原因而停止活动的湖北省社会联合会及各学会；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组织部部长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讨论审干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布置第二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各地区设立行政公署，作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各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撤销，地委和行政公署分开办公；省委转发省委组织部《关于湖北省审干复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文革”中结论处理的案件，凡是搞错了，要迅速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湖北省委宣布中共中央为“七二○事件”平反的决定，凡因在这次事件而强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对被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昭雪；省委决定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点名批判的武汉大学所谓“三家村黑帮”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所有这一切，换届选举，人事安排；建立或恢复机构，配备领导班子；审干复查，重新结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加强宏观指导，制定落实措施……都涉及到了人事，涉及到了党的干部政策，涉及到了思想政治工作，涉及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一桩又一件的人和事，都离不开薛坦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的商讨和决策。为了安排好老干部和一些重要职务的干部，薛坦同志要亲自与之谈话、征求意见；为了配好领导班子，薛坦同志要亲自主持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提出人选，确定方案，呈报省委决定；为了重新做好干审结论和昭雪平反工作，薛坦同志要亲自倾听当事人的申诉和办案人员的汇报……熟识组织工作的人们会体会到，上述工作的每一项决策到实施，包含了多大的工作量！每一个环节到细节，又浸透了组织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和辛劳！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批老同志因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受到了委屈或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积压在心中的牢骚、怨气、甚至于愤怒，无处发泄，只有向组织部倾吐。组织部要耐着性子听，甚至于挨骂受气，还要笑脸相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组织部的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因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的守旧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观念的残存余念和清规戒律也时隐时现，需部里加强学习和教育，增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自觉性。尽管如此，薛坦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方针和部署，牢牢把握党的干部政策，牢牢把握工作全局，始终要求省委组织部要建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他身体力行，带头践行，忠诚地为干部为党员服务。有一次，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在他的办公室从上午九点谈到下午一点，除落实了自己的政策外，还解决了受之株连的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
有的老同志对审干结论不满意，多次找薛坦同志申诉。薛坦同志除了热情接访外，有时还不得不亲自调阅档案，查看证明材料，甚至于亲自修改审查结论后，再提交部长办公会讨论决定，有的还需报省委审批。由此可见，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和“四清”遗留问题，数以万计的中原突围、五师突围等历史遗留问题，被错处理回家的中突时复员隐蔽掉队人员、文革中被错开除公职或降了工资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摘帽人员的案件审查复查，恢复名誉，分配工作、落实待遇等，其工作量之大，政策性之强，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除此以外，在黄陂接受“斗批改”的原省直一级单位一千多名干部陆续返汉分配了新的工作，省及各地“五七”干校陆续撤销后，几十万干部重返工作岗位，数以万计的随干家属、职工重新返城安排；“百万大裁军”分配给我省的军转干部及其家属的分配工作和安排；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高、中级知识分子20余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的落实……
这一项项工作，以及无数的一条条“意见”，一个个措施，一道道“批示”，一件件案子，一封封信件，一次次谈话，从制定政策，全面部署到组织实施，落实到位，无不凝聚着薛坦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的智慧和辛劳！
任人为贤，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8月，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提出 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就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1月，全省组织工作座谈会在武昌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等几个重要问题。薛坦同志提出，培养选拔接班人是当前组织工作中第一位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他要求各级党委要建立优秀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的制度，提拔中青年干部一律应从后备干部中挑选，逐步使班子年轻化。他还说，“培养接班人，是全党的一项战略任务。要采取果断措施，大胆提拔使用中年干部，大力培养选拔青年干部。” N}X mUefX
在薛坦同志的推动下，在半年的时间内，全省就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各类领导班子中。其中，有20余名年轻干部进入了地、市级领导班子，占同级干部的10%左右，100多名年轻干部担任了省直部办委局和大型厂矿、大专院校党委或行政副职，占同级干部的14%左右；担任县委正、副书记（当时此职务归省委管理）近100人，占同级干部的23%左右。与此同时，各地、市委和省直各部办委局、大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还确定200余名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后备干部。
1980年6月，在薛坦同志的主持下，省委组织部专门召开湖北省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我省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经验和问题，讨论制定了湖北省1980年至1982年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规划。薛坦同志明确提出：力争在1982年内，要把各级各方面的领导班子逐步建设成为能够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班子。省委组织部要掌握200—300名45岁左右准备担任地市委正、副书记、正副专员、正副市长以及省直局委、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领导职务的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地市委掌握100—200名40岁左右的准备担任县市正副书记、正副县（市）长、地直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为了落实这个规划，1981年9月，又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关于当前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和调整领导班子的几点意见》。1982年3月，以省委的名义召开地市委组织部长座谈会，进一步部署选拔优秀中青干部工作。由此可见，其工作力度之大，措施之实，要求之高，为历史罕见。
从1979年底到1982年11月，薛坦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调整、充实地、市、县委和省直厅局的领导班子上。他在不同的场所，多次强调，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论资排辈”、“任人为亲”和“人要完人”的错误思想；对待中青年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看主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逐步提拔起来，让年老多病的同志逐步退出领导班子，完成干部交接班的工作，是实现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需要。 Af@lB ,uIs
实践证明，这二三年的“选青”工作，卓有成效。为后来的推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这几百名青年干部，后来都成长为湖北改革开放中的中坚力量，或是先行者或是领导者。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进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批优秀中青年干部。
与人为善，关心爱护年轻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在初期阶段，各地市、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顾虑。有的有等着看的思想，不敢放开手脚大搞；有的先搞点单位做试点，对付上级的检查，不敢贸然行动。为此，群众批评说，“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在当时黄冈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一直走的是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现在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搞包干，加上黄冈地委一直不明确表明态度，我不敢贸然行动。”
为了改变“顶门杠”的状况，省委要省委组织部对相关的领导班子要进行组织调整。1981年春，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薛坦同志带领省农委负责人及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干部处长到黄冈地区调研考察。 7&nh. % u!
他们通过个别交谈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地委班子和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接着，到蕲春、浠水、广济（现武穴）和鄂城（当时隶属黄冈地区）做典型调查。考察组通过调研分析：蕲春、鄂城县县委“转弯”较快，家庭联产责任制工作推进较快，其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形式也多样化；有的县委确实还处在等待观望的阶段，其工作被动，无所作为，如广济县龙坪公社以公社为单位核算的体制就原封未动。薛坦同志认为，在一个地区内有的县委贯彻落实省委的意图快些，有的慢一些，这是个正常现象，是个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能以此就说黄冈地委是个“顶门杠。
于是，薛坦同志要求一方面由考察组总结、利用蕲春、鄂城县委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和数据材料，向省委汇报，另一方面，请黄冈地委立即召开县市委书记和地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薛坦同志亲自在大会上作报告，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的意见，宣传和推广在调研中总结出来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几种形式，如联产到组、专业承包、包产到户等，帮助教育和提高地、县委负责同志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黄冈地区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新的起色。这次调研，薛坦同志不仅没有简单地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年轻的地委书记，而且，将调研考察的过程，变成了教育干部、帮助干部的最好时机。
团省委有位领导同志过去在县里工作时，作风不够检点，因其他案件曝光而暴露，不宜再担任副书记。省委组织部某干部处拟调其回到县里去任副职，报请薛坦同志审批。薛坦同志则认为，此事是五六年前所犯的错误，调省工作后现实表现优秀，不应一棍子打死。在他的协调下，该同志被调整到省直一综合部门任副处长。该同志凭自己的努力，后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逐级提拔为厅级干部，成为一位知名的企业家。 B #/F5kr|
立党为公，精心营造干部之家
立党为公、任人为贤，知人善任、与人为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襟怀坦白，严于律己，这既是薛坦同志经常用的“口头语”，也是他坚持的一贯作风。
薛坦同志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省委候补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二度分别担任过荆州、宜昌地委书记。1972年10月他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时，几位副部长唐振生、柳特等同志也是50年代以来的老副部长，对组织工作和干部情况十分熟悉，人们称之为“组织通”、“活字典”。当时，省管干部的任免的程序是下级党委呈报省委组织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后报省委审批。但也有由省委负责同志提名经省委组织部讨论通过后再呈报省委审批的。即使是省委负责同志提名，省委组织部不予通过的事，时有发生。
如1979年省委负责同志提名一位市委书记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同志认为，该同志熟悉经济工作，但没有做过组织工作，为了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在省委组织部的坚持下，该同志改任为省直某办正职。即使是自己提名，也是如此。如，薛坦同志提名某地委副书记（后成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拟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没有通过。薛坦同志保留个人的意见，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但党管干部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部长办公会制度，薛坦同志是一以贯之地认真贯彻和忠实执行的，无一不经部长办公会而呈报省委讨论的现象。在干部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着任人为贤，唯才是举的干部路线和集体决策的民主作风，既不唯虚、不唯上，也不搞“一言堂”。
1980年前后，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陆续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年大体弱的老同志相继退出领导班子，其思想政治工作是可想而知。1981年9月，薛坦同志在一个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做好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的工作问题，加强思想战线工作的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和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问题。他的这种超前意识和工作胆识及其这些工作安排，为后来的整党工作，党政机构改革工作，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和部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干部队伍中的诉求越来越多。1980年春，省委组织部专门召开了全省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座谈会。薛坦同志委托副部长唐振生同志主持。唐振生副部长在会上强调的要提高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树立长期做信访工作的思想，要耐心细致解决好“上访老户”的问题，要经常分析信访动态，及时发现和掌握信访工作反映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重视信访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至今，仍可借鉴。对于人民来信来访，薛坦同志十分重视。
那一段时间里，寄给薛坦同志收的信件每天几十件。办公室采取分级阅处、登记制度。凡呈送给他的《人民来信呈批件》，他都仔细阅批。如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掉队人员的处理，就是在人民来信中发现和提炼出来的一项新的工作。为之解决了成千上万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和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一个信封上的邮票被人剪掉，要秘书追查此事。当他知道此信是在星期天收到被值班人员剪去时，严肃地批评说，“没跟群众办事，反占群众小利，此风要刹！”从此，省委组织部的人民来信上的邮票再好，“集邮爱好者”也是不敢撕去的。
薛坦同志节假日喜欢到办公室与机关干部闲聊，其实这是薛坦同志的一种调查研究的方式。一些干部特别是些年轻的干部也愿意向他反映所见所闻。当他获知一位干部处副处长下乡考察与县委书记交谈时，打着背手踱着方步；当他听到一个干部下乡考察时买了一双皮鞋因不合脚，要县里的车子跑几十公里去调换后，他非常生气。在一次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薛坦同志提出了加强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问题。他不仅严肃地批评了上述行为，还对他了解和掌握的一些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就如何加强部机关作风建设、建设好“干部之家”、“党员之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还要求部长们按照分工，管好分管的处室。加强部机关自身建设，从1979年起，便成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专项工作。
为了解决老同志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薛坦和唐振生同志，亲自勘察选址，筹建了一个专供老干部治疗和疗养的梨园医院。梨园医院建成后，从调配医务人员到配置医疗设备，从组织专家会诊，到调济重症病人的急需药物，从医院的管理体制到院级领导班子的组建，无处不倾注着他们的决策与智慧，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身影与足迹，无处不体现出组织上的关心和爱心。该院的设施和服务态度，在当时堪称中南地区之最。许多老同志就在这里走完了自己革命的一生。有一位老同志在冬季的凌晨三时去世，薛坦同志在第一时间赶到，为之告别、送行。此时的薛坦同志已患肺气肿病，尽管行动吃力，但也要去履行组织部长的职责！尽“干部之家”之爱心！
薛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二十五年了，但他为党为人民为党的组织工作所做出的贡献，铭刻在广大干部的记忆中！镌刻进党的组织工作史册！镂刻在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为他在漳河水库大坝旁竖立的碑文上：
薛坦同志在献身革命四十六年中，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为党和人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薛坦同志具有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情操，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刚正不阿。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薛坦同志为修建漳河水库，为改变江汉平原的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
薛坦同志永垂不朽。
（转载《湖北文史》，本文作者李锦章，为湖北省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曾任过薛坦同志秘书、党政干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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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实事求是、洁白坦荡的薛坦 xu.ti:|
来源：湖北文史 uZ_ .Ij_^N
薛坦原名赵广才，1919年1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晋县元头村。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84年在武汉逝世，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为革命贡献了毕生精力，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JCX ;Q\
实事求是 坚持原则 /Ot@F7<7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薛坦在工作中始终遵循了这条正确路线。 a r@-7oF
1957年元月，薛坦由湖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调任宜昌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全国“左”的思潮蔓延，湖北一些地、县受到影响也开始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但薛坦却要求宜昌地委，如实地向上级汇报宜昌地区粮食的生产情况。当时的省委个别领导曾批评他说：“别的地区都是小麦亩产几千斤，水稻几万斤，只有你们宜昌凉冰冰。”对此，薛坦泰然处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上不抱怨，对下不加压”。他曾对副专员赵竹铭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真理，我宁可挨批评，也不搞假的、浮的、空的东西。”尽管当时全国、全省许多地方的“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高，但宜昌地区在1958年里始终没有出现过小麦亩产过千斤、水稻亩产过万斤的“卫星”。 I7 ZkMCaS?
1959年元月，薛坦调任荆州地委书记，同年3月，改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他在荆州工作期间，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由于“大跃进”、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大旱的影响，荆州地区粮食产量锐减。其时，全国有灾，湖北有灾，荆州作为全国之一的粮食主产区既要顾全大局向国家多提供粮食，又要安排好本地区群众生活。有的县委领导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报了“过头粮”。引起了当地群众强烈反应。为了解真实情况，薛坦亲自下乡到群众中去调查摸底，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他同其他地委领导商量，决定把一些地区不切实际的粮食收购指标减下来。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减少国家上调任务。但是，当时国家也困难重重，向上级开口减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左右为难之际，恰好省政府领导陪国务院的一位负责人到荆州视察，其间，这位国务院负责人要求荆州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完成原定的粮食上调任务。薛坦实事求是地将荆州地区的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荆州地区的情况，恳求减少一部分上调任务，国务院负责人同意了薛坦的意见。有了上级的支持，薛坦和地委其他领导立即分赴各县，说服各县从高估产上退下来，按实际情况减少收购任务，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避免了部分地方因报“过头粮”而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vD$h4@up*
“文化大革命”初，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1968年，他因“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河北献县有大叛徒集团”一案而蒙冤受屈，被监禁达5年之久。其间，许多“造反派”找薛坦“调查”他熟识的干部“问题”，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身处逆境的薛坦实事求是，没说一句不实之词，没有为解脱自己而牵连其他同志。 =S ?/a$R
1972年4月，薛坦重新工作，他再次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那时，宜昌有不少干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假党员”、“三反分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薛坦依据事实，根据干部的一贯表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干部。他说：“看干部要从本质上去看，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抓住一个问题不放。”在他的领导下，宜昌地委很快恢复了地委成员王俊、张志一，副专员刘敢，县委书记任宪一、尹玉屏等人的工作。 c';(K;<
1972年底，湖北省委组织部恢复，薛坦被调任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走马上任之初，他从组织部掌握的大批老干部的档案中了解到他们许多人还处在关押阶段，他凭着自己对老干部的了解，以及他自己遭受迫害不能为党工作的切肤之痛中深深感到，作为主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的工作必须从抓老干部的解放开始。 Yr< 0{+M
1973年初，省委组织部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有些人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凡是被敌人俘虏过的人就是叛徒。薛坦发现这一苗头后，及时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他多次对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说：“对被敌人俘虏过的老干部不能一概而论，被俘的人当中也有很多好同志。”他要求大家凭事实说话，不要捕风捉影和盲目推论。在他的倡导下，省委组织部的许多同志在落实干部政策时，都做到了实事求是。比如，有一位老同志过去战争年代曾被捕过，在落实政策时，有人说他是叛徒。薛坦严肃地说：“你说他是叛徒，请拿出证据来。”还有一位老同志，有人反映其在学生时代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写过一篇观点有问题的文章，因而长期被抓住不放。薛坦知道后，专门开会研究这位老同志的问题，会上，他说：“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对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员不能一样要求，不能盲目类比。”会后，薛坦力促尽快解决这位老同志的问题，在薛坦的关心重视下，组织部门很快帮这位老同志落实了政策。 eSEaF_r
1978年春节前后，薛坦认真思考有关平反冤、假、错案核落实老干部政策问题。在一次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关于平反和纠正在反右斗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十个不同时期的冤、假、错案，决心推倒强加在老干部身上一切不实之词。1979年，在一次省委组织部关于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的会议上，薛坦拿出单子一口气要求解决 “武汉大学三家村”、“省公安厅三家村”等8个冤案，并提出了这些案件平反的具体措施，并让省委组织部尽快组织具体人员限期完成调查取证和平反任务。 k(ZbhUG,
那段时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成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有的还影响到家属和子女。因此，省委组织部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关于要求落实政策方面的来信，都要接待一些来访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薛坦十分重视，通常亲自阅批，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次日凌晨。对于来访者，薛坦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询问、交谈，认真做好记录，有时接待一个来访者就要花去二三个小时。组织上考虑到这样下去他的身体会被拖垮，要他搬进茶港大院里住，周围的同志也再三相劝，但薛坦却说：“住在大院里，门口有岗哨，人家找我不方便，还是不搬吧。”他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的子女因受父母冤、假、错案的牵连而没能提干、升学、入党、就业的，他也亲自一一过问，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iMb\;y S(
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薛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982年，有一位老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她在红军时期是师级干部，现在应享受相应的待遇。当时，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批了，中组部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批了。薛坦通过认真审读材料后，发现没有任何凭证能证明这位老同志在红军时代任过师级干部……很多人都觉得，既然中央领导和中组部都作出了批示，湖北照办就是了。当时还有一些人想看看薛坦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难题。薛坦顶着巨大的压力，专门派人到中组部作了汇报，用事实说服了中组部的同志，恰当地解决了这位同志级别待遇问题。 xA^y,0I
当时湖北落实政策干部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突围后，一万余名因落伍掉队、被捕、被俘而没有及时归队官兵的落实政策问题。对此，薛坦多次主持专门会议研究解决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直接推动下，1981年5月28日，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民政局党组联合起草了《关于处理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作了专题汇报。中组部于同年7月25日转批全国，随后中央又下了专文。在中央和省委的关心下，成千上万的人被落实了政策，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忧患。 6yR-#Zo C
廉洁奉公 不徇私情 N$Q8O| Kl
新中国成立后，薛坦同志先后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以及分管组织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以他的职权，在湖北安排个把亲友的工作应该不是件难事。何况他哥哥的5个孩子、姐姐的4个孩子，都在河北老家农村种田，生活状况不好。他们都希望薛坦能在湖北给孩子们找个工作。但薛坦不为所动，他在湖北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未安排一个亲友的工作。建国初期，薛坦的一个大侄儿从河北老家来到湖北，要求薛坦给安排个工作，并说哪怕到农场劳动也行，而薛坦的夫人贺民，当时也为他侄儿准备好行李并准备送他去农场工作，薛坦闻讯后立即阻止，他耐心地对侄儿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人做官、六亲沾光。”侄儿被他动情的话语感动了，高高兴兴地回了老家。 $I\H3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搞活经济的政策深入农村，农村中出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一次，薛坦的一个侄儿来湖北做石棉瓦生意，已与武钢签好了生意合同。薛坦得知此事后，对这个侄儿说：“你响应党的号召出来做生意是政策允许的，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去做，唯独湖北你不能来做，因为我在湖北工作，人家与你谈生意时可能会考虑我的因素，我们不能让别人为难。”直说得侄儿退掉了武钢的生意。 ! #l5y
薛坦对自己要求更严。1970年他被“解放”出来后，除两只空空的破箱子丢在机关仓库外，其他家具都荡然无存。家中一贫如洗，来个客人竟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只好将一个木盆反扣在一个凳子上，上面再铺张报纸当饭桌招待客人，客人钦佩地说：“老薛啊，听人说你是两袖清风，今日一见，果真是名副其实啊！” K_N:hU=2!
薛坦严格按照党的纪律和政策办事，从来不徇私情，不讲面子。他是省委组织部长，又是省军转办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每年在安置转业、退伍军人时，总有不少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给他写条子要求照顾。薛坦仍是该怎么安置的就怎么安置。一次，解放军某兵种的一位负责同志为一位转业干部的安置问题亲笔给薛坦写了封信。薛坦见信后，在上面批示：“请军转办按政策规定办理。”将信转给了省军转办。1975年，武汉市的一位老红军为一个熟人的孩子从郧阳调回武汉工作请薛坦帮忙，这位年轻人拿着老红军写的信找到薛坦家里说：“薛叔叔，我伯伯让我找您，我毕业后被分配到郧阳工作，现在又回武汉进修了两年，想请您帮忙把我留在武汉。”薛坦耐心地对这位年轻人说：“郧阳也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嘛，你在那里工作不是很好吗？”谈话间，年轻人从包里拿出一袋白木耳，递给薛坦说：“薛叔叔，这是我伯伯托我带给您的，请一定收下。”薛坦没有接，而是问这个青年人：“你是共产党员吗？”“是的。”青年人回答。“咱们共产党与国民党总是不一样吧？不应该这样搞吧！”青年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MKCG:VMQ
忠于革命 忠于人民 ^] X2
薛坦投身革命40多年，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忠于人民，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VK/F;P]
1947年8月，组织上决定薛坦第一批从北方解放区南下湖北时，他一岁多的大孩子正由痢疾引起抽风，生命垂危，而夫人贺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即将分娩。这对当时有些正在寻找各种由头不愿南下的人（南方那时还是蒋管区，随时有作战牺牲的危险）来说，是个很好的理由，但身任地委宣传部长的薛坦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和病危的女儿，踏上了南下的征程。这并不非薛坦不爱自己的妻女，只是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自觉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从而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bM5{ X_
到湖北后，薛坦自愿到艰苦的湖区去开展工作。1948年底，薛坦患了疟疾，但只要高烧一退，他又拼命地工作。后来，他病情加重，吃不下饭，只能靠喝蛋花水维持生命。当他的夫人贺民赶到时，房东心有余悸地对她说：“你怎么才来，薛部长前几天都差一点不行了……” 1972年，薛坦重新工作后，由于他在被“监禁”的5年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期间，组织上决定他再度出任宜昌地委第一书记，他二话没说，立即停止治疗奔赴宜昌。又如1984年夏天，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来湖北指导工作时，薛坦不顾其时他已是一位癌症缠身的重病人，仍忙着整理资料，详细地向中央整党指导小组汇报了湖北的整党情况。 7~Z> ?3
对待同志，特别是老干部，薛坦则关怀备至，薛坦在省委组织部任上时，一次，正患重感冒的他，恰逢一位病重老干部手术。薛坦知道后便赶到手术现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钟老干部手术结束才离开。次日凌晨3时，他得知这位老干部生命垂危时，又急忙赶到医院……一有位老同志住院治疗，医生要求安心脏起搏器，需要3000元，薛坦立即批办。而他自己病重住院治疗、医生要给他注射干扰素，当他得知每针要花近百元时，十分心疼，坚持要自己出钱。 )&cM+iv&
洁白坦荡 刚直不阿 rl <]Q e$V
薛坦为人心胸开阔、襟怀坦荡。“文革”初期，薛坦被打成了“走资派”，尽管经常受审、挨批挨斗，又被抄家，但他心中仍坦坦荡荡。他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难道我们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连古人都不如！我们做的是革命工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公开。”1967年春，薛坦得知荆州地区的县、公社党政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状态时，便不断地向揪斗他的群众组织要求，让他回去抓一段时间的生产，并保证“随传随到”。回到机关，他迫不及待地找军分区负责同志，商量研究如何把生产抓上去。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关键的一季错过了，全年就被动了。 $s`>ma.
薛坦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下，在“文革”中因遭受造反派的严刑拷打，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员”，他的这一招供牵连了薛坦，为此，薛坦遭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老部下向薛坦同志道歉，薛坦却宽厚地安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你也受苦了。”这个同志听了他的话，涕泪并下，感动不已。 \?o}=}c
薛坦不仅胸襟坦荡，而且刚直不阿。“文革”初期，造反派逼他要钱、要物、要车、要翻案的，接连不断。睡觉，只能打个盹；吃饭，也在谈判桌上。有些人采用车轮战术，企图将他头脑搞昏，逼他表态，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该劝说的劝说，该抵制的抵制。有个群众组织逼他签字开除一个单位领导人的党籍，薛坦当即答复：“我了解他，是位好同志，不是‘三反分子’，你们不能这样搞！”有个干部因违法乱纪受了处分，要薛坦批准撤销原处分。薛坦马上批驳道：“你的问题证据确凿，处分得当，不能撤销，希望你正确对待，接受教训。”这个干部要他做“识时务的俊杰”，扬言不撤销处分就有他好看的，薛坦淡淡一笑说，党员有党的原则，我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抛弃党性来逢迎人、讨好人。 xK48]S'c
薛坦65岁就逝世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亲笔为他题写了挽词：“为人正派，克己奉公”。在向薛坦同志遗体特别时，有位老干部放声哭喊：“老薛啊老薛！你走得太早了啊！”是啊，薛坦确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洁白坦荡的高尚情操，却永远留在了湖北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中。（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孙少衡） GI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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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胡想 2010-06-16 22:40
拨乱反正，任人为贤
来源：湖北文史
2009年11月4日，是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薛坦同志诞辰90周年，同时也是他逝世25周年。他生前为党的事业殚智竭力、呕心沥血的情怀，为党的组织工作拨乱反正、择贤任能的功绩，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表达缅怀之情，特为亲爱的读者们捧出“薛坦同志二三事”。
上世纪70年代，从“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拨乱反正和走向伟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许多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仅经历和经受了艰苦的磨难和艰辛的岁月，而且，也为党的拨乱反正和推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作出了光辉的业绩和巨大的贡献。在拨乱反正，推动转折的过程中，党的组织战线功不可没。作为全省组织战线的最高负责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薛坦同志的功绩，更应载入历史的史册。
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俱兴。党的组织工作更加繁忙。翻开1978年的工作日记，大事一件接着一件：
湖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在武昌闭幕；湖北省编制办公室成立；全省地、市委组织部长会议召开，研究和布置省党代会及召开县、市党代会、人代会的方案；湖北省文学艺术届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建立湖北省社科院，恢复由于“文革”原因而停止活动的湖北省社会联合会及各学会；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组织部部长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讨论审干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布置第二批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各地区设立行政公署，作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各地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撤销，地委和行政公署分开办公；省委转发省委组织部《关于湖北省审干复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文革”中结论处理的案件，凡是搞错了，要迅速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湖北省委宣布中共中央为“七二○事件”平反的决定，凡因在这次事件而强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对被迫害的人，一律平反昭雪；省委决定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点名批判的武汉大学所谓“三家村黑帮”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所有这一切，换届选举，人事安排；建立或恢复机构，配备领导班子；审干复查，重新结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加强宏观指导，制定落实措施……都涉及到了人事，涉及到了党的干部政策，涉及到了思想政治工作，涉及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这一桩又一件的人和事，都离不开薛坦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的商讨和决策。为了安排好老干部和一些重要职务的干部，薛坦同志要亲自与之谈话、征求意见；为了配好领导班子，薛坦同志要亲自主持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提出人选，确定方案，呈报省委决定；为了重新做好干审结论和昭雪平反工作，薛坦同志要亲自倾听当事人的申诉和办案人员的汇报……熟识组织工作的人们会体会到，上述工作的每一项决策到实施，包含了多大的工作量！每一个环节到细节，又浸透了组织工作者的多少心血和辛劳！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批老同志因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受到了委屈或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积压在心中的牢骚、怨气、甚至于愤怒，无处发泄，只有向组织部倾吐。组织部要耐着性子听，甚至于挨骂受气，还要笑脸相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组织部的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因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的守旧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观念的残存余念和清规戒律也时隐时现，需部里加强学习和教育，增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自觉性。尽管如此，薛坦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方针和部署，牢牢把握党的干部政策，牢牢把握工作全局，始终要求省委组织部要建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他身体力行，带头践行，忠诚地为干部为党员服务。有一次，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在他的办公室从上午九点谈到下午一点，除落实了自己的政策外，还解决了受之株连的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
有的老同志对审干结论不满意，多次找薛坦同志申诉。薛坦同志除了热情接访外，有时还不得不亲自调阅档案，查看证明材料，甚至于亲自修改审查结论后，再提交部长办公会讨论决定，有的还需报省委审批。由此可见，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和“四清”遗留问题，数以万计的中原突围、五师突围等历史遗留问题，被错处理回家的中突时复员隐蔽掉队人员、文革中被错开除公职或降了工资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摘帽人员的案件审查复查，恢复名誉，分配工作、落实待遇等，其工作量之大，政策性之强，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除此以外，在黄陂接受“斗批改”的原省直一级单位一千多名干部陆续返汉分配了新的工作，省及各地“五七”干校陆续撤销后，几十万干部重返工作岗位，数以万计的随干家属、职工重新返城安排；“百万大裁军”分配给我省的军转干部及其家属的分配工作和安排；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高、中级知识分子20余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的落实……
这一项项工作，以及无数的一条条“意见”，一个个措施，一道道“批示”，一件件案子，一封封信件，一次次谈话，从制定政策，全面部署到组织实施，落实到位，无不凝聚着薛坦同志和他的同事们的智慧和辛劳！
任人为贤，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8月，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提出 了新时期党的组织路线，就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1月，全省组织工作座谈会在武昌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等几个重要问题。薛坦同志提出，培养选拔接班人是当前组织工作中第一位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他要求各级党委要建立优秀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的制度，提拔中青年干部一律应从后备干部中挑选，逐步使班子年轻化。他还说，“培养接班人，是全党的一项战略任务。要采取果断措施，大胆提拔使用中年干部，大力培养选拔青年干部。” N}X mUefX
在薛坦同志的推动下，在半年的时间内，全省就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各级各类领导班子中。其中，有20余名年轻干部进入了地、市级领导班子，占同级干部的10%左右，100多名年轻干部担任了省直部办委局和大型厂矿、大专院校党委或行政副职，占同级干部的14%左右；担任县委正、副书记（当时此职务归省委管理）近100人，占同级干部的23%左右。与此同时，各地、市委和省直各部办委局、大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还确定200余名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后备干部。
1980年6月，在薛坦同志的主持下，省委组织部专门召开湖北省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我省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的经验和问题，讨论制定了湖北省1980年至1982年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规划。薛坦同志明确提出：力争在1982年内，要把各级各方面的领导班子逐步建设成为能够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班子。省委组织部要掌握200—300名45岁左右准备担任地市委正、副书记、正副专员、正副市长以及省直局委、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领导职务的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地市委掌握100—200名40岁左右的准备担任县市正副书记、正副县（市）长、地直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干部后备名单。为了落实这个规划，1981年9月，又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关于当前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和调整领导班子的几点意见》。1982年3月，以省委的名义召开地市委组织部长座谈会，进一步部署选拔优秀中青干部工作。由此可见，其工作力度之大，措施之实，要求之高，为历史罕见。
从1979年底到1982年11月，薛坦同志的主要精力放在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调整、充实地、市、县委和省直厅局的领导班子上。他在不同的场所，多次强调，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当务之急。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论资排辈”、“任人为亲”和“人要完人”的错误思想；对待中青年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看主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把优秀中青年干部逐步提拔起来，让年老多病的同志逐步退出领导班子，完成干部交接班的工作，是实现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需要。 Af@lB ,uIs
实践证明，这二三年的“选青”工作，卓有成效。为后来的推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这几百名青年干部，后来都成长为湖北改革开放中的中坚力量，或是先行者或是领导者。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进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批优秀中青年干部。
与人为善，关心爱护年轻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在初期阶段，各地市、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顾虑。有的有等着看的思想，不敢放开手脚大搞；有的先搞点单位做试点，对付上级的检查，不敢贸然行动。为此，群众批评说，“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在当时黄冈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一直走的是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现在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搞包干，加上黄冈地委一直不明确表明态度，我不敢贸然行动。”
为了改变“顶门杠”的状况，省委要省委组织部对相关的领导班子要进行组织调整。1981年春，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薛坦同志带领省农委负责人及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干部处长到黄冈地区调研考察。 7&nh. % u!
他们通过个别交谈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地委班子和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接着，到蕲春、浠水、广济（现武穴）和鄂城（当时隶属黄冈地区）做典型调查。考察组通过调研分析：蕲春、鄂城县县委“转弯”较快，家庭联产责任制工作推进较快，其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形式也多样化；有的县委确实还处在等待观望的阶段，其工作被动，无所作为，如广济县龙坪公社以公社为单位核算的体制就原封未动。薛坦同志认为，在一个地区内有的县委贯彻落实省委的意图快些，有的慢一些，这是个正常现象，是个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能以此就说黄冈地委是个“顶门杠。
于是，薛坦同志要求一方面由考察组总结、利用蕲春、鄂城县委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经验和数据材料，向省委汇报，另一方面，请黄冈地委立即召开县市委书记和地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薛坦同志亲自在大会上作报告，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的意见，宣传和推广在调研中总结出来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几种形式，如联产到组、专业承包、包产到户等，帮助教育和提高地、县委负责同志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黄冈地区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新的起色。这次调研，薛坦同志不仅没有简单地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年轻的地委书记，而且，将调研考察的过程，变成了教育干部、帮助干部的最好时机。
团省委有位领导同志过去在县里工作时，作风不够检点，因其他案件曝光而暴露，不宜再担任副书记。省委组织部某干部处拟调其回到县里去任副职，报请薛坦同志审批。薛坦同志则认为，此事是五六年前所犯的错误，调省工作后现实表现优秀，不应一棍子打死。在他的协调下，该同志被调整到省直一综合部门任副处长。该同志凭自己的努力，后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逐级提拔为厅级干部，成为一位知名的企业家。 B #/F5kr|
立党为公，精心营造干部之家
立党为公、任人为贤，知人善任、与人为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襟怀坦白，严于律己，这既是薛坦同志经常用的“口头语”，也是他坚持的一贯作风。
薛坦同志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省委候补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二度分别担任过荆州、宜昌地委书记。1972年10月他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时，几位副部长唐振生、柳特等同志也是50年代以来的老副部长，对组织工作和干部情况十分熟悉，人们称之为“组织通”、“活字典”。当时，省管干部的任免的程序是下级党委呈报省委组织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后报省委审批。但也有由省委负责同志提名经省委组织部讨论通过后再呈报省委审批的。即使是省委负责同志提名，省委组织部不予通过的事，时有发生。
如1979年省委负责同志提名一位市委书记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同志认为，该同志熟悉经济工作，但没有做过组织工作，为了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在省委组织部的坚持下，该同志改任为省直某办正职。即使是自己提名，也是如此。如，薛坦同志提名某地委副书记（后成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拟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没有通过。薛坦同志保留个人的意见，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在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但党管干部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部长办公会制度，薛坦同志是一以贯之地认真贯彻和忠实执行的，无一不经部长办公会而呈报省委讨论的现象。在干部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着任人为贤，唯才是举的干部路线和集体决策的民主作风，既不唯虚、不唯上，也不搞“一言堂”。
1980年前后，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陆续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年大体弱的老同志相继退出领导班子，其思想政治工作是可想而知。1981年9月，薛坦同志在一个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做好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的工作问题，加强思想战线工作的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和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问题。他的这种超前意识和工作胆识及其这些工作安排，为后来的整党工作，党政机构改革工作，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和部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干部队伍中的诉求越来越多。1980年春，省委组织部专门召开了全省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座谈会。薛坦同志委托副部长唐振生同志主持。唐振生副部长在会上强调的要提高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树立长期做信访工作的思想，要耐心细致解决好“上访老户”的问题，要经常分析信访动态，及时发现和掌握信访工作反映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重视信访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至今，仍可借鉴。对于人民来信来访，薛坦同志十分重视。
那一段时间里，寄给薛坦同志收的信件每天几十件。办公室采取分级阅处、登记制度。凡呈送给他的《人民来信呈批件》，他都仔细阅批。如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掉队人员的处理，就是在人民来信中发现和提炼出来的一项新的工作。为之解决了成千上万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和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一个信封上的邮票被人剪掉，要秘书追查此事。当他知道此信是在星期天收到被值班人员剪去时，严肃地批评说，“没跟群众办事，反占群众小利，此风要刹！”从此，省委组织部的人民来信上的邮票再好，“集邮爱好者”也是不敢撕去的。
薛坦同志节假日喜欢到办公室与机关干部闲聊，其实这是薛坦同志的一种调查研究的方式。一些干部特别是些年轻的干部也愿意向他反映所见所闻。当他获知一位干部处副处长下乡考察与县委书记交谈时，打着背手踱着方步；当他听到一个干部下乡考察时买了一双皮鞋因不合脚，要县里的车子跑几十公里去调换后，他非常生气。在一次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薛坦同志提出了加强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问题。他不仅严肃地批评了上述行为，还对他了解和掌握的一些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就如何加强部机关作风建设、建设好“干部之家”、“党员之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还要求部长们按照分工，管好分管的处室。加强部机关自身建设，从1979年起，便成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专项工作。
为了解决老同志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薛坦和唐振生同志，亲自勘察选址，筹建了一个专供老干部治疗和疗养的梨园医院。梨园医院建成后，从调配医务人员到配置医疗设备，从组织专家会诊，到调济重症病人的急需药物，从医院的管理体制到院级领导班子的组建，无处不倾注着他们的决策与智慧，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身影与足迹，无处不体现出组织上的关心和爱心。该院的设施和服务态度，在当时堪称中南地区之最。许多老同志就在这里走完了自己革命的一生。有一位老同志在冬季的凌晨三时去世，薛坦同志在第一时间赶到，为之告别、送行。此时的薛坦同志已患肺气肿病，尽管行动吃力，但也要去履行组织部长的职责！尽“干部之家”之爱心！
薛坦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二十五年了，但他为党为人民为党的组织工作所做出的贡献，铭刻在广大干部的记忆中！镌刻进党的组织工作史册！镂刻在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为他在漳河水库大坝旁竖立的碑文上：
薛坦同志在献身革命四十六年中，无论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为党和人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薛坦同志具有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情操，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刚正不阿。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薛坦同志为修建漳河水库，为改变江汉平原的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
薛坦同志永垂不朽。
（转载《湖北文史》，本文作者李锦章，为湖北省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曾任过薛坦同志秘书、党政干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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