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五中全会公报一语中的 成败在此一举

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以来，一直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就会造成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的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以在所谓旧的增长方式或者旧的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因为这样，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

当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所以在所谓旧的增长方式或者旧的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因为这样，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我们都知道，收入水平越高的人，或者资本收入、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是政府的收入和最富裕的人群的收入份额提高。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而消费倾向是低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储蓄的份额变得越来越高，我刚才已经说过，已经达到了50%的高比重，那么，一个出路就是投资，投资率我们也非常高，现在接近于50%，在46—47%的样子，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但是还不仅如此，还存在着需求短缺、内需短缺的现象，就要找另外一个出口，就是进出口，或者说“出超”，用“出超”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样就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说不能改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从危机中走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去年到今年来看，内部失衡，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一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状况。怎么才能扭转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提高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

但是，问题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至少28年，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要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到以消费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全文是这样的“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了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实现了，但是前提没有实现。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我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

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明确了一点，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列举了若干个体制性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地配置资源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1992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执行十一五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从我们“十一五”以前的经验和执行“十一五”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很正确的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的焦点，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两段话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我想，成败在此一举。这一举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进行的全面的改革，这是需要我们花很长一段时间作出艰苦的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