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又出来放毒!

袁腾飞再次发表言论。虽没有正面回应以往的“有毒视频”。但是变相在为自已以往的荒谬言论辩解。袁在文章中，言外之意，他讲的历史才是真的。课本上的是假的。在上次的风波被打了个狼狈逃窜之后,袁腾飞再次发声放毒.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换了个面孔.但无论穿上什么马甲,他都是个一个浅薄的奸佞之徒!

单纯从最近他的文章中所谈的观点，似乎很中肯，似乎很有道理。很能软化一些人的看法。原本对他之前的言论，深恶痛绝的人，似乎有被他迷或的可能。如果就事论事，我也认为他这篇文章是没什么问题的。或者说，这些话若出自其他人之口，是可以接受的。

袁腾飞的话让我想起了阎锡山。阎锡山开会时是很开明的。总是喜欢听听下属的意见。在评论下属意见的时候，他有个口头语，‘说的好’，‘说的对’。但是闫锡山却从不采纳“说的好”的意见。总是采纳“说的对”的意见。阎锡山的逻辑是，说的好的意见，不见得是行得通的。而说的对，则表示是可行的。比较袁腾飞的言论。可以谓之“说的好”，却不是“说的对”的。

袁腾飞所说的课本上的历史，的确是有不全面的地方。那是不是编写课本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呢？我们拿日本人的课本比较。日本人有谁不知道，侵略中国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真实历史体现在课本上，让日本人从小就背上对中国的负罪感？显然这是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尽管这样做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但日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做了。在国家利益和课本的真实度上，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历史的真实度就变得不重要了。同样的道理，英国人会在历史课本上如何描述“八国联军”，如何描述几百年的殖民史呢？美国人会把美国军队屠杀平民写进美国的教科书吗？这些问题你袁老师为什么不去较个真呢?

我们的课本讲什么，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关乎国家利益，民族未来的。我们的课本讲什么，必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我们的课本讲什么,意味什么样的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什么是这个国家的主流.当然，也必须符合执政团体的利益。这也是各国通行的。至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可以做为史学研究者的工作。而不是体现在课本上。真实的历史并不会因为不够真实的课本而改变。

结论是，我们不能牺牲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去追求课本上的完全真实。袁腾飞的言论，未免太单纯，太书呆子气！这样的老师教不出好学生！

附腾讯网文章：

http://news.qq.com/a/20101103/000726.htm

袁腾飞：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看历史》杂志11月刊封面

2005年6月9日上午9:0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报告厅举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这是中、日、韩三国40多位学者历时3多年的时间，在不断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编纂的。图/CFP

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图/CFP

>>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