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的中国意义

人文教育的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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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文教育的中国意义

高等教育因人文教育而高等 (访谈) (下)

 中国经营报：如你所言，美国高等教育"伟大著作"是古希腊经典和其他西方“伟大著作”，在中国传统面临集体失落的语境下，那么你认为在中国人文教育中的伟大著作如何呈现？

徐贲：既然美国的人文教育可以阅读和讨论“美国”之外的“伟大著作”，为什么中国的人文教育就不可以阅读和讨论“中国”之外的“伟大著作”呢？去年，我们学校在训练人文教育课新教师的学习班上，使用的文本就是老子的《道德经》，看来，美国人并没有用“西方”来作为选择“伟大著作”的标准。

人文教育是否能实行或有何成效,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综合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觉得，在具体选择文本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为何要有人文教育，还要弄清楚人文教育在中国现在具有哪些可行的条件，“中国文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

中国经营报：让人优秀起来的人文教育固然有其优点，但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开展具备哪些开展人文教育条件呢？

徐贲：我认为人文教育应当明确为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一致的公民教育。对此，人文教育现在其实已经具有一些非常必要 的“中国条件”。 首先是对人和人的自由的认识。对人的存在的无条件的肯定,对人追求完整人性的理想,这些在中国已经不再是陌生的思想。中国传统的朴素人本思想(两个重心： 在人类与自然关系,天-人方面,突出人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关系,君-民方面,强调民的作用)以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不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的 种种世俗人道主义的因素(主体性、道德自足性、社会变革为追求人的幸福和满足人的需要,等等)都是人文价值观进一步系统化和合理化的条件。

 其次,中国有古代传统和自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的丰富文化资源,其中后者包括了许多从世界其 它民族和文化汲取来的、在中国具体社会条件中经过相当程度本土化的现代文化资源。我们从中形成一个可供人文教育之用的“思想库文本群”应当不成问题。虽然 中国没有象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但宗教支持人文主义的两个基本信仰是可以用非宗教的话语表述的，这两个基本信仰就是人间理想秩序和可以赎救的人。中国文 化并不缺乏哲学话语,中国文化还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好传统。

 再者,中国现有的大学科系结构与世界其它国家大致相同,文科教学的一些专业课设置也不乏国际性,这些充分本土化了的教育设置应当能为本土的人文教育提供体 制条件。文革后的开放政策使许多教师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观念和知识更新的机会。在学术领域中,时时可以听到要求介入社会文化变革实践,提倡反思批判,注重独 立思想,理性思辨的声音,这些都是进一步形成学术人文主义的条件。

中国经营报：我们前面谈到一些优势，但是事实上因为大学内外的因素，目前大学改革已经问题重重，推行人文教育可以预测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如何克服是一个问题。

徐贲：确实， 在人文教育在中国的推行本身也包含着不少困难和限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和突破这些限制,既是对人文教育的挑战,也是它要努力取得的成效。其中之一就是如何 整理和出版一系列文本,供大学人文教育课堂上使用,促使学生进行与现代公民社会建设有关的人文问题讨论和思考,就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些文本的整理需 要专业研究人员和有实际教学经验者共同参与才行,因为许多著作虽然重要,但并不适宜于课堂上的活动。目前的情况是,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经常是脱节的。学者 有时还看不起教书的。一些学术研究体制(如研究所)和基础教学体制甚至各做各的,完全不相联系。

 人文教育的对象是一般大学生,而非只是少数能阅读古代语言的中文系学生(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也极差)。由于人文教育课程的重点是思想讨论,而 不是获得某种语言能力,这就需要把一些重要的古代著作翻译成一般学生能阅读的现代汉语。古希腊、罗马、甚至中古时期的著作正是通过现代语言译本进入美国人 文教育课堂的。这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实际的问题：谁来做这样的翻译工作?怎样才能把这工作做好?学术界该做些什么?国家该如何支持？等等。

 中国经营报： 在我们以前交流中，你说过比文本更重要的是教师。前人也说大学须有大师，那么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需要什么样的老师？

徐贲：我认为从事人文教育的教师未必需要是“大师”。如果学生能够遇到像施特劳斯这样的大师，那当然是他的运气。人 文教育是一种课堂思想运作，一种师生互动的对话方式，一种带着各自和共同问题意识的思考性阅读，它具有变动、随机、偶然、思想跳跃特征，并不能全然预先设 计，写成讲稿。应该说，任何一个对人文教育有相当认识、有现实有强烈问题意识、有独立思想和判断、坚持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老师，都可以成为好的人文教育老 师。

中国大学长期以训练专才为首要任务的体制培养了大量的对人文教育缺乏认识的大学师资,而那种只重专才训练不重公民教育的传统则又通过他们不断再生和继续。现在人文教育要依赖这样的师资来改变产生他们自身的教育体制结构,不得不把本属变革的对象当作变革的动力,在推行上 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师资出国培训,考察外国教育的体制和课程,对于大学师资在观念上的更新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利 的。但问题是,出国进修的往往听研究生的专门课程(又是专才训练思想在起作用)。你不妨去看看那些出过国的中国教授的简历，很多自称是在美国某某大学当过“讲座教授”或“客座教授”（其实就是没有具体任务的，随便走马看花的“访问学者”），看看有没有说是真正在美国大学里给学生上过人文教育课的。

所有那些由中国许多大学派往美国当“讲座”或“客座”的教授们，有多少是真正坐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人文教育基础课课堂里的呢?有多少人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课堂里取得第一手教学经验的呢?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参加本科生教授会议，以了解大学人文教育的课程设置的呢?

推行人文教育也许正是需要吸引具有对人文教育有实际经验和知识的人来参与,这样方能避免先是凭空构思，然后又无的放矢地实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忙着完成“论文指标”。教授们忙着写那些既没有学术营养，又没有人读的“论文”，根本没有时间、兴趣、精力去顾及人文教育的事情。

人文教育知识和经验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们没有“学术成果”、“学术论文”和 “学术报告”那样耀人眼目的华采,显得太琐屑、太平凡、太不立竿见影。但是,人文教育却正是一件十分琐屑、平凡、持久的工作。它需要千千万万没有学术声名的教师,也就是“非大师”的老师，在大学一、二年级的课堂上,耐心地、年复一年地去诚恳面对那些刚刚成为或即将成为公民的少男少女,和他们一起讨论身边的种种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思考做人的道理、养成与人之为人相配的道德关怀、人格秉性、公共习惯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