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自由先于民主——政改可行之路

王占阳：自由先于民主——政改可行之路

　　■我们现在要的是另一种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自由。

　　解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多个层面理解。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重新认识。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要从以生产和交换为中心，转移到以分配和消费为中心，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应当明确，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的条件下，生产、交换的任务主要地已经应由市场经济本身来承担，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则应转向搞好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提供好公共产品，而不再是在生产、交换领域内唱主角。

　　要从传统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主体是数量概念；主导是力量概念。应当将“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确认为公有制为主导，这才能既发挥公有制的作用，又不至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报告不再从数量角度规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这就是思想解放，但仍需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有制为主导。

　　要从以私有产权逻辑设计的国企改革思路中解放出来，按照公共财政逻辑重新设计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国企首要性质是公共性，公共服务是其首要目标；国企自负盈亏极其荒谬，谁投资谁受益，国企是全国人民投资，应该是全国人民受益。不能全国人民投资少数人受益，否则就会生生培养出一个垄断利益集团。

　　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建设财政观念当中解放出来，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公共财政理念。

　　以上这些都很重要，都是解放思想的题中之义。但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所有具体内容服务于核心目标，围绕着核心目标展开。

　　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价值体系，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这就要求——

　　第一，要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谈价值问题，当时面对着最基本的愚昧——“两个凡是”，所以首先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就是确以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之后，一些新的价值观才能逐渐浮到台面上，逐渐在社会上传播。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我认为就是要做一个大的综合，做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方面的思想解放。

　　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需要价值观的转变。如果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结果就不会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别的东西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第二，解放思想要推进社会主义自由，自由先于民主。

　　以人为本是向善的，不是向恶的；善的终极目标就是普遍幸福、普遍自由。讲普遍幸福，意义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剥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画皮。你说某种企业多么社会主义，我拿普遍幸福的尺子一量，结果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遭罪，那就对不起了，你就是假社会主义。

　　还有就是普遍自由的问题。要实现普遍幸福，不光是吃穿住，还要自由，因为人不是猪。自由是幸福的一个源泉，要普遍幸福就需要普遍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谈民主，但是谈自由却仍然相当困难，一说自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是谁？就是少数富人——按照传统观点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少数富人圈子里的自由化，凡不是富人，就不能有自由。而我们现在要的是另一种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就是全体公民都享有的自由。我们当年搞革命，就是为了得解放，解放就是从束缚中、压制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不是解放到笼子里，而是解放到自由的天地里。“人民的自由”是七大报告中的一章。我们就是要搞人民的自由。

　　我觉得应该主要从自由入手，不是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解决民主问题。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不自由的人怎么可能是实行民主的人？三十年改革，我们的成功经验在哪里？经济改革不是经济民主，而是经济自由。经济领域原则上不能搞民主，不能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经济民主至多只能是辅助性的，而不能是主导性的。我们需要从经济自由进一步地拓展到政治自由、新闻自由、科学研究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自由，我们要在这些自由的问题上好好想一想，还有哪些束缚人民自由的东西，尽可能地把它拿掉，让人民尽可能地多享有自由。我们现在的经济自由在退缩，垄断在扩大。高校不搞课题就没钱，不搞课题你的教授就别当了，这根本就是对科研自由的扼杀。诸如此类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推进社会主义自由化，应当是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切入点，是一个系统工程。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在公民中传播自由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本文是2008年初我在《南方周末》主办的思想解放论坛上的发言摘要。原载2008年3月28日《南方周末》。原题：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