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核武共约400件 仅30枚能打美本土

    核武器的著述很多，但我们从中所学几何？核武器曾经是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必不可少的筹码，二战后其作用却被长期忽视，911事件后似乎又被完全遗忘了。正如施莱辛格（Schlesinger）委员会总结的那样，“由于自冷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就不再显著，二战后又从未使用，所以其独有的重要威慑作用虽未降低却在淡化”。最近美国核武器公司发生的管理不善事件，朝鲜实现拥有原子弹，伊朗对核武器的赤裸谋求，《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过期及与俄罗斯关于新条约的谈判，决定进行核态势评估，这些让决策者们开始关注核力量在美国战略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需要重新审度。伯纳德·布罗迪早就对此深思熟虑，并催生了大批著述，对核辩论进行了全面而明晰的阐述，更由此形成了美国第一代核政策——大规模报复。不过，今天的决策者们对核武器的认识似乎稀里糊涂。和这种“炸弹”一起生活了60年后，他们似乎忘记了它的价值。核武器营造战略影响，其存在迫使政治家即使面临严重危险仍须谨慎行事。这种谨慎产生克制，从而维护全球稳定。简言之，核武器能够威慑。

    本文首先阐述威慑的概念、形成条件和几种战略，然后讨论核威慑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以及要实现这些影响所必需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能力。最后，我们论证并得出结论，指出美国应当拥有何样规模和组成的战略核武库。

    什么是威慑？

    从理论的角度看，威慑同需要——制止敌人采取某种特定行为来应对因不屈服而面临的武力威胁——息息相关。威慑让敌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可以选择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来做——消极服从，或者选择公然反抗所加要求而甘冒威慑者威胁使用的惩戒实施。敌人对其抉择的预期后果基于何种考虑，一直是各种推测的主题。这些期望后果要用期望值计算公式进一步处理，其中任一期望后果的代价和受益都要乘以其发生的概率（比如[受益－代价]×概率），然后将各单一行为产生的期望值的可能结果加和。处于威慑境地的敌人会将遵守威慑者要求并克制其行为和反抗要求而破釜沉舟的期望值进行权衡。对于成功的威慑，威慑者的惩罚须能降低反抗行为的期望值，使得其低于遵守要求的期望值。威慑者可以通过威胁减少反抗的受益或者增加其代价来达到这一点。前者构成拒绝式威胁，后者就是惩罚式威胁。因为敌人也会将受到的威胁乘以其对威慑者实施惩罚的估计概率值，所以威慑者必须表明实施这些惩罚的必然性。

    威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政策。 国家采取威慑政策只有一个原因——避免受到攻击。用不使用核武器的方法使用核武器，美國以威慑为框架形成了对付明显敌手苏联的有效方法。正如施莱辛格委员会所说，“尽管我们的一贯目标是避免实际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的核威慑无时不在，比如，向盟国或友国提供安全保证，劝诫对手切勿追求与美国同样的军事能力，对潜在敌人对美国及盟国的攻击进行威慑并在威慑失败时确保有能力击败敌人。”战略核武器用来实施拒绝或惩罚战略。拒绝战略，通常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强调减弱敌人在冲突事件中使用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能力，从而减少其取胜的机率。惩罚战略，通常称为“社会财富打击”，强调破坏敌人的工业能力和城市中心，以对其社会造成惨重损失。在冷战时期，美国制定了防御计划，并证明其有能力完成这些计划。自911事件以来，能力规划没有了战略意图，种种现实的威慑考虑被搁置一旁，使得形成的新威慑政策如今问题多多。

    威慑理论及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被威慑的敌人是理智的。指导美国威慑原则及战略的《威慑行动联合作战概念》中假定“威慑采取的行动是源自敌人深思熟虑且有意的行动决心（比如，不是自动的响应或者无意的偶然事件）。行动决心是基于行动者对可选行动方案的权衡以及对可选行动方案种种后果的概率和结果的洞察。”有人常常声称，威慑本身存在瑕疵，因为不存在绝对理性的人——其实，人们常常冲动行事。不过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称，“人们要如何理智才能让威慑理论得以实践呢？使得理论基本有效所需的理智要求并不高。”的确，考虑到任何主要庞大组织——国家——之类的敌人，必须谋求获取并维持政权的战略，很难说他们就是理智或非理智的。他们可能不完美，但是他们对上述战略和国内环境的刺激敏锐而警觉。对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或哈马斯，这一点也适用；他们用自杀恐怖袭击来达到战略目的。正是基于此，战略和政策才能够坚如磐石。

    核武器的政治影响

    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应以加强稳定为主要目的，这里的所指的稳定是指没有战争或严重危机。假如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没有发生突变，任何安全政策都应依赖于对潜在侵略者的绝对威慑。核武器强化了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organ.）提出的“一般威慑论”。“‘一般威慑论’是指敌手间通过保持武装力量来制约其相互关系，即使彼此绝无开战之可能（强调从源头上威慑）。”一般威慑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侵略的诱惑因素不会超过障碍因素。

    理论上，核武器在提高一般威慑方面要优于常规力量。这么说的原因是，当代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代价的风险——超过了武装侵略可能取得的任何可能受益，威慑就成功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战争之所以司空见惯，是因为一些决策者深明此理：侵略受益远胜代价。当认为能够遂心快意地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时，这一结论更是昭然若揭。况且，决策者可以用来增强自信的历史案例——如俾斯麦对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的侵略战争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及其被联合国联军驱逐——也比比皆是。

    然而，当将卫国一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成为方程的一个变量时，将显著改变上述算计的结果。自卫者拥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库，就意味着会在战场或侵略者国土上使用这些武器，使得侵略风险加大且潜在代价更惨重。这是因为拥有核武器可以平衡国力，尽管并不绝对——比如有人认为国家的特点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工业能力、GNP等在国力评估中依然举足轻重。虽然如此，这种平衡的趋势客观上会产生两种表现形式。在战场上，核武器能够显著增强拥有较弱常规力量一方的国力。就绝对破坏力而言，只需要付出有限的损失就能摧毁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国家。假如两个国家都具备可靠手段，能够向对方国土投放至少是“足够”的核武器以“确保”摧毁，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认为这两个国家同样强大。

    有人认为，核与常规力量之间质的差异也具有某种心理影响，使前者更利于一般威慑。考虑到核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破坏，对有核国家侵略的潜在代价，与双边长期消耗战完全相反，将会是“先付全款”的模式，因此对决策者而言“更一目了然”。况且，即使一些常规武器可以接近核武器的破坏效果，但核武器已逐渐同某种象征意义息息相关，历史表明，该象征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核武器一目了然的功效，并让国家的决策者谨小慎微。这种直白的功效对于保卫其核心利益的国家特别奏效。有核国家在维护其诸如生死存亡或领土完整之类的核心利益时，威胁使用核武器几乎可以稳操胜券。因此，拥有可靠的核武库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神佑”的效果。有人可能会主张，核武器所以能够增强一般威慑，实际上是通过防止有核武国家的侵略来实现的，并因此大大增强了稳定。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武库要多大，才能有效“神佑”自身呢？最近很多关于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作为维护和平力量的文献，一直含蓄地假定，任何数量的幸存核武器都足以进行成功的威慑，这实际上是在主张存在主义威慑，但比例威慑概念将是更好的理论原则。

    以比例威慑为指导原则时，自卫者必须至少拥有足够的可幸存核武器，能够对侵略者造成的损失几乎等价于受益——在领土、工业能力等方面——侵略者成功征服自卫者时希望取得的。当然，这就是惩罚式威慑战略，即对侵略者的人口/工业中心进行打击。以战略原则依赖比例威慑的法国为例，在冷战中要想遏制前苏联的攻击，他们需要足够的可幸存核力量，给予苏联“等同于法国”的伤亡——大约5千万人口，或者，能够对100到150个苏联重镇进行打击乃至摧毁。因此，比例威慑所需核武库多大才够这一问题的答案，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在于自卫者领土的大致价值。

    中国深谙此道。中国采取最小威慑战略，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持有的庞大数量相比微不足道。据估计，中国总共拥有大约400件核武器，其中已军事部署的约200件。它拥有约30枚能够打击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10枚能够攻击到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还拥有约100枚中程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友国和盟国30。这些武器足以对美国造成大于台湾——两国间任何冲突最有可能的赌注— —的破坏。相比之下，美国拥有450枚洲际弹道导弹，每弹最多可携带三枚弹头；18艘三叉戟潜艇，每艘装备了24枚潜射弹道导弹，每弹可携带多达8个弹头；100架左右的核轰炸机，该机具有包括空射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有效载荷能力。据推测，俄罗斯也有类似的组合。然而，尽管核平衡如此倾斜，中国仍继续致力于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断拓展其区域影响力。该如何解释这一行为呢？

    中国对小规模核武库足以威慑对手这一点信心十足。在国际政治中，威慑虽然制约国家的对外行为，却为其对内行为提供良机——使其可以谋求任何其他武器。精明的国家意识这一点，而且明白一个事实，即庞大的核武库获益无几；同时，在其他竞争领域，会出现一个不断缩小差距的回归点，而且有了核武器这一点会来的很快。为劝阻中国谋求军备计划，美国和俄罗斯所能采取的军事措施微乎其微。中国对此心知肚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核胃口一直得以满足。中国可能改变吗？如果有需求刺激，就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核防御是个糟糕的点子，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在威慑游戏中，防御可能维护稳定也可能破坏稳定；破译中国何时以何种方式改变，是美国拒绝采取核防御战略，放弃民防计划而支持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唯一原因。今天，美中两国已经心照不宣地进入了一种只可以称之为相互报复的时期；没有官方声明，但是双方知道，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其赌注都太高了。

    核武器让政治家们把冒险游戏当日子来过，随之又让他们不得不建立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制约各自的行为。没有政治家甘受其束，但核国家之间就是那种相互约束关系。每个国家都受制于另一个国家的能力所及，而且这种关系，尽管领导者辞令花巧，都是由谨慎调教出来的。

    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尽管彼此存在尖锐的政治分歧，却一致觅寻免战良途。当在佛罗里达海岸部署导弹时，苏联对美国如何反应估计不足，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是当时任两国领导人意识到赌注为何时，其所作所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评论说，“我们曾经针锋相对”可用两点证明。首先，面对险象环生，两国互不相让。其次，不存在误解。双方很快意识到，危机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战争是焦点，红线显而易见，最好别逾越，而且值得避免。尽管美国在战略和战术核力量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具备足够的能力削弱苏联的任何报复性打击，事情还是以那种情形发展的。从那天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终于懂得，他们可以冲向悬崖，但必须及时勒马，以免冒核战之危险，一种双方都不愿试的危险。危机之后，两国采取很多措施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并改进危机处置的稳定性。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少量的核武器可以产生巨大效应。在危机时代，核武器迫使政治家克己慎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政治家们反对冒险，同时又让他们时刻警惕。

    尽管有人一直认为，这种稳定关系可能是美苏两极之间所特有的，但是在别的地方似乎也适用。巴基斯坦在获得核能力之前与印度进行了三次血腥战争。如今，在核武器的笼罩下，印巴两国间的严重分歧已不足以将他们拖入战争。尽管两国在以牙还牙的游戏中仍不遗余力，但是核武器通过降低双方交战可能性而使两国表现温和且关系稳定。虽然离完美相差甚远，但印巴关系可概括为紧张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