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不准“洋夷”学汉语的年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15:13:11
不准“洋夷”学汉语的年代周英杰 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为中央帝国所奉行不悖的“朝贡体制”，正在被一种崭新的“条约体制”所渐次取代。一向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被迫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陆续和美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其中，1844年2月于澳门附近的小村庄望厦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第18条尤其引人注目。这个条款彻底打破了清政府统治者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规定，准许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学习中国的语言。
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清政府至少从法律层面上是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换言之，倘若哪个不知趣的外国人公然延请中国人学习汉语，那是要被按律治罪的。
那么，考诸大清朝的历史，真有外国人因为学习汉语而被治罪的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倒霉的外国人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洪任辉。
洪任辉的英文名字是詹姆士·弗林特，“洪任辉”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18世纪50年代，洪任辉因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成为当时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商人兼翻译。
众所周知，自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就一直梦想能够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东方市场。随着在广州的贸易量急剧攀升，东印度公司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试图将生意继续向中国更北一些的港口延伸。1755年，就是这个洪任辉，在东印度公司的策划下，率领一小队商船前往宁波，希望将这里开辟成一处新的贸易地点。
这次试探性的行动刚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宁波的官员实际上等于是默许了洪任辉的要求。更令洪任辉惊喜的是，浙海关的关税比粤海关要低很多，商业环境也明显优于广州。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广州口岸，直接北上去宁波贸易。宁波兴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大幅度锐减。为此，两广总督急忙向乾隆反映情况，而乾隆皇帝也不愿意看到英国商人在沿海的势力继续坐大。于是，在将浙海关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之后，终于在1757年彻底关闭了宁波口岸。
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在宁波的碰壁并不罢休。1759年，他们决定派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洪任辉设法直接向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告“御状”。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的描述：这个洪任辉乘坐载重７０吨的小船“成功号”抵达天津后，通过行贿手段，还真的将一纸由中国人代写的诉状送到了乾隆皇帝的御案上。在这个诉状中，洪任辉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现有的限制性的贸易政策。
乾隆皇帝耐着性子看了这个洋人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一方面，他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南下广东，根据洪任辉的指控，查处了一批官员；另一方面，他认为洪任辉擅自赴天津告状，有辱天朝的尊严，结果，洪任辉旋即被捕入狱，在澳门附近圈禁近三年之后，被驱逐出境。
这就是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在这起轰动中外的案件中，真正令我们今人感兴趣的是洪任辉卷入这场官司的罪名。根据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的叙述，洪任辉的罪状有三项：“违反禁令”、“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和“学习汉语”。三项罪名之中的前两项还好理解，这最后一项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则似乎更像是一个笑话！不过，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外国人学习汉语会是一项罪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是将中国视为高于天下万邦的“天朝上国”，而别的国家则一律是野蛮的“夷狄”。如果说1840年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不平等”的话，那么，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这就是在1840年之前，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平等”的。只不过，前者的不平等是中国处于劣势；而后者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中国在自大之上所形成的虚幻的心理优势。
正是因为对于外部世界并不了解，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所以，至少在天朝的统治者看来，中土的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就是整个天下的文明标杆，是极其稀罕的物件。这样的好东西绝不能容忍那些文明低下的“番鬼”们贸然学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知道，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对大洋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梦想像老子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闭关锁国政策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不准我们的人到外面的世界去，同时也不准人家那里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人家是抱着“朝圣”般的心态来学习，那也是要得到恩准才行的。
自然，在关上大门之后，对外国的畸形优越感便很容易极端膨胀起来：天朝风物优长，各方面都比外国强，即使是月亮也要格外圆上几分。而中国之外则都是未开化的野蛮荒芜之地。所以，长期以来一提到英国、美国、荷兰什么的，清朝统治者都喜欢在人家的汉字国名之上，硬加上个“犬字旁”或者“口字旁”，以证明人家是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
可惜的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一旦和这些洋夷动起手来，马上呼啦啦大厦将倾，根本不值一击。英夷、法夷打不过也还好说，最后竟连一向不放在眼里的东夷倭国也斗不过，这就未免太有些令人难堪了。
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小日子舒服是舒服，但是世界大势分明已经不允许这样的“小国寡民”时代得以存在了。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道理清政府虽然懂得，但是主动求变的步伐迈得太慢了。在洪任辉事件后101年，专事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正式开设。并且作出规定，从此不在外交文件里称呼外国人为“夷”，“夷务”也被改成“洋务”，后来甚至上升为“西学”。不但不再禁止洋人学习汉语，自己还开设了同文馆学习外语。这个变化虽然断断续续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但终归是“青山隔不住，毕竟东流去”。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陆续和美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其中，1844年2月于澳门附近的小村庄望厦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第18条尤其引人注目。这个条款彻底打破了清政府统治者长期以来奉行的不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规定，准许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学习中国的语言。
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清政府至少从法律层面上是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换言之，倘若哪个不知趣的外国人公然延请中国人学习汉语，那是要被按律治罪的。
那么，考诸大清朝的历史，真有外国人因为学习汉语而被治罪的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倒霉的外国人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洪任辉。
洪任辉的英文名字是詹姆士·弗林特，“洪任辉”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18世纪50年代，洪任辉因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成为当时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商人兼翻译。
众所周知，自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就一直梦想能够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东方市场。随着在广州的贸易量急剧攀升，东印度公司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试图将生意继续向中国更北一些的港口延伸。1755年，就是这个洪任辉，在东印度公司的策划下，率领一小队商船前往宁波，希望将这里开辟成一处新的贸易地点。
这次试探性的行动刚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宁波的官员实际上等于是默许了洪任辉的要求。更令洪任辉惊喜的是，浙海关的关税比粤海关要低很多，商业环境也明显优于广州。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广州口岸，直接北上去宁波贸易。宁波兴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大幅度锐减。为此，两广总督急忙向乾隆反映情况，而乾隆皇帝也不愿意看到英国商人在沿海的势力继续坐大。于是，在将浙海关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之后，终于在1757年彻底关闭了宁波口岸。
但是，东印度公司对于在宁波的碰壁并不罢休。1759年，他们决定派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洪任辉设法直接向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告“御状”。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景迁的描述：这个洪任辉乘坐载重７０吨的小船“成功号”抵达天津后，通过行贿手段，还真的将一纸由中国人代写的诉状送到了乾隆皇帝的御案上。在这个诉状中，洪任辉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现有的限制性的贸易政策。
乾隆皇帝耐着性子看了这个洋人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一方面，他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南下广东，根据洪任辉的指控，查处了一批官员；另一方面，他认为洪任辉擅自赴天津告状，有辱天朝的尊严，结果，洪任辉旋即被捕入狱，在澳门附近圈禁近三年之后，被驱逐出境。
这就是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在这起轰动中外的案件中，真正令我们今人感兴趣的是洪任辉卷入这场官司的罪名。根据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的叙述，洪任辉的罪状有三项：“违反禁令”、“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和“学习汉语”。三项罪名之中的前两项还好理解，这最后一项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则似乎更像是一个笑话！不过，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外国人学习汉语会是一项罪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直是将中国视为高于天下万邦的“天朝上国”，而别的国家则一律是野蛮的“夷狄”。如果说1840年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不平等”的话，那么，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这就是在1840年之前，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平等”的。只不过，前者的不平等是中国处于劣势；而后者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中国在自大之上所形成的虚幻的心理优势。
正是因为对于外部世界并不了解，自以为是、盲目自大，所以，至少在天朝的统治者看来，中土的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就是整个天下的文明标杆，是极其稀罕的物件。这样的好东西绝不能容忍那些文明低下的“番鬼”们贸然学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知道，所谓的“闭关锁国”政策，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对大洋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梦想像老子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闭关锁国政策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不准我们的人到外面的世界去，同时也不准人家那里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人家是抱着“朝圣”般的心态来学习，那也是要得到恩准才行的。
自然，在关上大门之后，对外国的畸形优越感便很容易极端膨胀起来：天朝风物优长，各方面都比外国强，即使是月亮也要格外圆上几分。而中国之外则都是未开化的野蛮荒芜之地。所以，长期以来一提到英国、美国、荷兰什么的，清朝统治者都喜欢在人家的汉字国名之上，硬加上个“犬字旁”或者“口字旁”，以证明人家是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
可惜的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一旦和这些洋夷动起手来，马上呼啦啦大厦将倾，根本不值一击。英夷、法夷打不过也还好说，最后竟连一向不放在眼里的东夷倭国也斗不过，这就未免太有些令人难堪了。
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小日子舒服是舒服，但是世界大势分明已经不允许这样的“小国寡民”时代得以存在了。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道理清政府虽然懂得，但是主动求变的步伐迈得太慢了。在洪任辉事件后101年，专事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正式开设。并且作出规定，从此不在外交文件里称呼外国人为“夷”，“夷务”也被改成“洋务”，后来甚至上升为“西学”。不但不再禁止洋人学习汉语，自己还开设了同文馆学习外语。这个变化虽然断断续续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但终归是“青山隔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