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拍摄揪斗“黑帮分子”任仲夷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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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揪斗“黑帮分子”任仲夷手记
拍摄揪斗“黑帮分子”任仲夷手记
据[史海钩沉] 来源:凤凰周刊 2005年15期(总184期)
2005年06月28日 16:27
文、图/特约撰稿员 李振盛
“史无前例”大疯狂 领导干部 “三尺帽”
1966年,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国冰城哈尔滨市有名的八区体育场,被造反派们改换了一个时髦的名称—“红卫兵广场”。
8月26日这一天,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和哈尔滨市几十万人遵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和“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问题大会”。参与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名省委机关的红卫兵悄悄告诉我:“今天要当场揪斗黑帮分子任仲夷!”任仲夷当时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虽挨过各种形式的批判,但还没有在几十万人规模的集会上当场揪斗。这是造反派事先预谋的一场闹剧。任仲夷却全然不知。据说“当众揪斗”这类举措能够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由于突如其来的当场揪出的现场效应极强,常常伴随着歇斯底里的疯狂,使造反派们的神经备受刺激。
当 “揪出任仲夷!”的吼叫声响起之时,事先安排坐在任仲夷左右的两个大汉,腾地蹦了起来,大喝一声“走!”便抓起他的胳膊架起来连拖带拽地直奔台上。大会主席台上早准备好了一块大牌子,一顶高帽子,一脸盆墨汁和一把折叠椅。那时在大会上批斗领导干部的基本程序是:挂黑牌、戴高帽、抹鬼脸、站椅子示众。这天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了一把木制折叠椅,这种椅子让人很难站稳,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即使站累了也不敢动一动,稍微一动就会摔个人仰马翻。
高帽子和黑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纸糊的高帽子足有三尺多长,帽口做小了,只能使劲往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有一个红卫兵想出了一个鬼点子,在撑破了的高帽子的后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反背到背后,紧紧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使撑破的高帽子不至于掉下来。
接下来,一个红卫兵端来一脸盆墨汁到任仲夷面前,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后,往自己脸上涂抹,面孔立马变成黑一块白一块的。端墨汁盆的红卫兵觉得任仲夷自己涂抹的程度还不够,将脸盆对着九十度大弯腰的任仲夷的脸使劲往上一抖,激起的墨汁弄得他满脸漆黑,眼睛和鼻孔里都灌进了臭烘烘的墨汁。又窜上来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
造反派们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刺激,干脆端起半盆墨汁,扯起任仲夷的衣领从后脖颈子灌进去。
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巨幅标语牌的两侧,红旗在风中抖动,时不时地发出尖厉的声响,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
我见到如此情景,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之情油然而生。 我曾多次采访任仲夷,他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在省、市记者群里是有口皆碑的。
当时,我只是朦胧地想到“拍下来再说,以后会有用的”。当时心中并没有数。那时,我和亿万群众一样,不可能怀疑这场“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大革命”的正确性。但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时又不能不思索:难道这就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历史见证载史册任老视为家中宝
1988年3月,《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这幅历史见证照片与我的19幅“文革”纪实摄影作品作为系列组照,以《让历史告诉未来—疯狂年代实录》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荣获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当影展首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亲切地接见了我,并鼓励说:“你为人民记录了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国际媒体评价这幅照片是“纪录了中国当代著名的改革派人物--任仲夷的一段令人痛苦又难忘的经历,这幅历史照片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影展在北京开幕,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任仲夷正在中央开会,他抽空专程前往参观,去过三次。任老嘱咐他儿子任克雷一定设法找到这幅照片的作者,要一幅这张令他永世难忘的历史照片。
1997年夏秋时节,我参加中共十五大采访时,即把准备好的那张大照片当面赠送给了时年83岁的任仲夷,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晚,黄秘书往我家里挂电话,代表任老再次向我致谢,并询问是否还有“文革”中任老的其它照片,若有的话,任老希望每种都要一张,以作纪念。并约我以后有时间到广州去见面叙谈。
1998年元旦刚过,我南下广州,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再次见到了任老。
“我的身体很好啊。去年动手术把胆切除了,这样我就浑身是‘胆’了;后来又把胃切除了,这样我就无所畏(胃)惧了。”当我问候任老身体康泰时,他风趣幽默地说。
随后,我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在“文革” 中的一幕幕戏剧性的情景:“你给我照的这张照片中的高帽子还不算是最长的,有一次在省委机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万多人的批斗会上,给我戴的高帽子比这个可长多了,还很重很重。造反派故意折磨人,他们给我戴上又高又重的高帽子,让你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并且还把我捆起来,按倒在地,剃掉头发,押着去游街示众,千方百计地侮辱你,丑化你,诚心叫你活受罪。我每天都被揪出去做‘喷气式’弯腰低头的批斗,有时一天要连续批斗两三次,一场接着一场,上一个单位还没批斗完,下一个单位的造反派早就等在会场外面了。一散会马上拉到另一个会场去接着批斗。有一次,我被造反派逼迫连续弯腰批斗6小时……”
他回忆着那些噩梦般的岁月,自言自语:“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支撑过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哪里是革命哟!革命,是要讲政策的,是要讲纪律的,是要讲法制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党中央也一再强调,要以法治国,就是这个道理。”
任老得知出版社将出版我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一书,特地挥毫为我写下“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等5幅题字,供选用。这几幅墨宝,我将永久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