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台湾？

谁来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台湾？

2010-10-31 22:20:23

一 

在从酒店去往台北高铁站的计程车（也就是出租车）上，司机师傅正在播放张雨生的《大海》，声音开的很大，一边开车，头还不时的跟着音乐的节奏晃动。

我说，“这首歌这么多年了在台北还这么流行啊！”

司机说，“在你们那边也听这首歌吗？”

于是，我就告诉他，我从小就听这首歌，直到现在大陆的KTV点歌房中，这首歌的点唱率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而且，很多年像我这样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张雨生、《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以及小虎队等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位司机单从外貌上看，40多岁的样子，他听到我竟然可以和着音乐将《大海》准确的唱完，多少有些吃惊，接下来，就兴趣很高的问我，在大陆把岳飞是当做民族英雄来对待吗？还有郑成功，“他是太监，你们也把他当做正面的英雄来看吗？”

我的回答更让他好奇了，就像第一次听说原来在大陆也和台湾的老百姓对同样的历史人物有这共同的认同。以至于，在到达台北高铁站的时候，虽然他完全可以一进入出租车停靠站点就可以让我下车，但是，他坚持让我做好，直到把车开到最靠近车站入口的地方，然后打开车门，取出我的行李交给我，热情的给我说再见。

这位司机师傅想必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个与其之前了解的不一样的大陆。但是，台湾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价值观更为多元、资讯传播也更为发达的社会，按道理来讲，对于我的这些介绍，哪怕在台湾也应属常识。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                            

二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本次来台湾之前，我对台湾的了解也基本上限于小学课本上经常提到的“宝岛台湾日月潭”。所以，为了这次旅行，我专门买了一本之前在大陆很是畅销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是一位1977年生于台湾的年轻人，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循着自己成长的轨迹，将30年来台湾的变迁进行展现，寻找到个人命运和社会转型历史之间的交响。

比如，在书中，作者写道，“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候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堂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者‘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者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这本书中，作者也提到了张雨生、《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小虎队，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有关台湾近3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性事件和人物。翻开这本书后，我读的很痛快，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掩卷沉思，感觉就像是听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中所充满的元素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亲切，完全在我的想象和意料之内。

台湾这个隔离于大陆这么多年的地方，真的是那么亲切和熟悉的地方吗？还是说，这本书，因为作者从一开始就是写给大陆读者的一本书，所以，所记录的内容在轻易的引起了读者共鸣的同时，也使得这本书所记录的台湾更多的是一个个人化的台湾，充其量是廖信忠这个年轻人心中的那个台湾。通过这本书，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生于1977年的年轻人个人的成长日记，而有关其所处地区的社会转型并没有更深入的体现。当然，客观的说，这并不影响本书作为畅销书的价值。只是，从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台湾桃园机场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强烈的感受，这是一个和我之前的印象以及和我在廖信忠先生的这本书中所阅读到不一样的台湾。                          

 三

在台湾旅行期间，我试图用一个年轻人的好奇，以及我的全部知识和生活阅历来进行对这块相对于很多大陆人有些陌生的土地的想象。

我们要去中华经济研究院去采访一位教授，但是，我们只是知道这个研究院在地图上所在街道的名字，所以，我们只好搭乘计程车，可计程车司机师傅也只是知道这个街道，但具体这个机构在街道的哪个角落、是哪个建筑就没有什么印象。但他依然愿意带我们前往，只是在到达这条街道的时候，他自作主张的进行了转弯，理由是，因为天在下雨，为了不让我们淋雨儿而尽量让车直接停靠在研究院大楼的门口。但事实证明，他转错了，这个路线并没有到达门口，于是，这位司机师傅就主动告诉我，他愿意重新绕回去，并且，剩下的路程不再收费，语气中略带抱歉。再后来，我们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附近，正当我们考虑要下车的时候，司机竟然打开车门，自己冒雨去大楼的保安人员那里确认是不是这个地方，然后又回来告诉我们说，没问题了，现在可以下车了。我按照他说的价钱给了他车费，他不住的给我说“谢谢，谢谢”。

而后来的所有经历告诉我，无论你是在哪里，从最普通的商店的店员到街边小餐馆的招待，还有在高雄士林夜市中摆摊的一口闽南语的大妈，在接过你应该付的服务费的时候，都会不断的给你说“谢谢”。所以，这让我很好奇，曾经被我们认为远离人类主流文明的边陲之地，在过去的60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每个人都那么彬彬有礼。

还有就是，在采访台湾前行政院院长、现任台湾文化总会会长的刘兆玄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一个大陆的画家在台湾医院做眼睛复明手术的事情。本来这位画家对自己的眼睛都没有抱希望了，可是，来台以后，在刘兆玄等人的安排下，去医院做了手术，后来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但让这位画家最为感念的并非自己的眼睛重获光明，而是在其手术期间，从医生到护士的对待他这个病人的态度让他尤为感动，“在进行每一步治疗动作前，都会很耐心的告诉你，那里将会感到疼痛或不适，而你通过怎样的办法会使疼痛有所减弱”。

这个故事让我思考的是，在大陆普遍存在的医患关系的紧张甚至暴力事件频发，真的是通过所谓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就可以改变的吗？                         

四

后来，我在台北的远东国际饭店，听了马英九的演讲，第二天的晚上还听了由现任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台中市市长胡志强以及高雄县县长杨秋兴等人同台参加的小型论坛，主办方也说，在台湾正在进行所谓五都选举的时期，同台有三位市县长参加，确实很难得。

这我想起另外一个人。

1831年，一个叫托克维尔的法国年轻人来到美国，带着考察美国的法律制度的想法而来，通过在美国的这次游历，4年后的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从而使托克维尔声名鹊起，而《论美国的民主》也成为至今观察和分析以美国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不可回避的经典。因为这本书，他本人在1841年的时候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1835年的托克维尔刚刚30岁，这个年轻人的成就似乎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写就《论美国的民主》的治学路径是否可以复制呢？我的意思主要包括，我们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现和表达的时候，也许从一开始就应该抛开为特定的读者而写作的束缚，用更多求真求实的态度去勇敢、睿智的发现那个地区的逻辑。

至此，我们的讨论已经完全超出对《我们台湾这些年》这本书的讨论范畴。

当然，对台湾60年来发展历程的考察，有个角度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作为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就我个人的思考而言，我对在中国大陆完全实现所谓主流的西方民主是持悲观态度的，理由倒并非国内的决策者是否有勇气和用动力来推动西方民主体制的实现，毕竟，历史大潮之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每个人都明白。问题的关键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难道就真的只有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制度一条路吗？在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代表的众多对美国式民主进行诠释的经典著作出现并且美国式民主制度被在全球宣扬为主流的民主政治模式之前，全球地区内显然并非没有取得良治的先例。

回到台湾的政治转型的探讨，包括开头提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他现在开始对台湾政府和政治精英的贪腐有些痛心疾首，并坚定的认为，台湾社会也同样面临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的趋势，他似乎很难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进入上流社会的希望。

而我们所采访的一位台湾著名的企业家也一再的表明，自己并不愿意去谈政治，他也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去从政治参与中获取利益。当然，从台湾这么多年的政经转型中，我们所能收获的一个惊奇是，台湾的商人终于可以有机会在法律的框架下更加专注于自己商人的角色，要知道，在中国政商关系历史中，一直无法打破商人成为政治的附庸的“宿命”。

观察台湾的舆论，可以发现，现在台湾各界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反思，内容包括经济和产业升级、转型，并寄望可以获得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的历史机遇期。这一反思的前提之一是，在过去的10年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之所是失去的十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党纠纷使得有关经济决策被贻误时机，经济发展遭遇损失。

一位与李国鼎、张忠谋等人同时代的老企业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评价让我印象深刻，老先生说，直到目前他有一个问题没有思考清楚，那就是，台湾过去用了30年所进行的民主转型，现在看来，这种民主制度是一个不错的制度，但是，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尤其是面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过去“失去的十年”。

我理解的老先生讲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意思：纵然是台湾经过30年的政治转型实践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判断效果好坏也许还需要更长的历史来见证），但从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布局来看，台湾或许再难获取如过去十年一样的好的历史机遇期了。

这位老先生的思考对中国大陆现在流行的围绕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价值的。台湾过去30年的政治转型到底能带给大陆怎样的参考价值？抛开大陆地区是否能够或是否应该进行已经被多个国家所实践的民主制度的转型这一问题，对于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讲，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节奏的把握，必须要考虑有必要用“失去的十年”为代价来完成政治转型吗？中国现在显然支付不起“失去的十年”的代价。那怎么办？

所以，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倒是主张多些方法论的思考，而少些意识形态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