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编剧职业成多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05:26:49

苏叔阳:编剧职业成多余?

2010-10-31 18:07:23

 

苏叔阳,当代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他的《中国读本》更是以15种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量达到1200多万册。而这部走出国门的经典之作,是苏叔阳罹患癌症后在病床上完成的。与病魔纠缠了十六年,使得原本个性锐利的苏叔阳变得宽容谦和。然而出于对编剧事业和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苏老还是会频出惊人之言。比如他指出如今的电影圈导演独大,编剧行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学虽然复兴,但其间充满了浮躁的风气。追忆以往,苏老充满怀恋,更不吝啬地和我分享了他的初恋故事。

 



 

 

三次抗癌磨练心态,主张发展勿忘先贤

    许戈辉:苏老师气色很好,据我所知,您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十六年了。身体上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在艰难搏斗的过程中,有没有绝望到想放弃的时候?

苏叔阳:查出肿瘤那年我才56,正是最出活的时候了。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头发从发根开始变白。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说肾癌的转移可能在七年以后,让我不要太乐观。果然我在第七年就肺部咳血了,确诊又是癌症。2001年又做了一次手术,医生建议我接着放疗。第三次是2003年,在脾脏上发现了占位性病变。医生给我做了一次大剂量的放疗,后来他承认有后遗症。通过这几次的反复,我体会到“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对待坎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邻居一个得慢性病的大姐说,“我现在按倒计时活着,做完一个星期能完成的事就有一种成就感,下一次我做两个星期”。我就按着她的方式去做,正是在那个时候把《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改成《中国读本》。 

    许戈辉:当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您最看重的还是写作。怎么会想到重新编写《我们的母亲叫中国》呢?为什么在生命特别有限的时候,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历史和文化?

苏叔阳:这条道路是我自己选定的,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走在这条路上。生病之前我曾在几个学校里讲过中国文化,学生递的小条都够你喝一壶的。有一个条子非常挖苦:“尊敬的苏先生,是不是因为你黔驴技穷写不了剧本和小说才会讲中国文化?请问除了夸赞你的祖先之外,还有什么本事?”我的回答是:“尊敬先贤是后辈人的职责,我们没有理由和权利不敬畏他们。他们在比我们落后很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做出那样天才的思考,我们无权,也没有资格来菲薄我们的先人。”等我做完手术再去讲的时候,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都给我热烈鼓掌。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继承,以至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断代的感觉。我有让它继续的使命感,不能因为今天的发展就否定先贤。我们今天的思想是来自于对先贤的继承。

 

 

国学盛行切勿浮躁,编剧成多余职业?

    许戈辉:您最近刚刚完成一部戏曲,这是您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领域吧?

苏叔阳:我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没试验过的我总想试验。昨天在黄宗江的灵堂面前,他女儿跟我说,黄宗江这次刚做完手术醒来时还说,又构思了两个剧本。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很相象,不过我落实的很少。也许是写这个戏又引起了我的激情,我还想试验点新东西。从客观环境上来说,电影界一天比一天轻视编剧。甚至有人认为编剧就是给导演打本子的,让你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那一代的编剧大部分都是从作家队伍转到影视编剧的。剧本如果有什么改动导演会跟我们商量,他会体现原作的精神。现在我渐渐地发现,编剧似乎成为一个多余的职业。 

许戈辉:您的《中国读本》出版量已经达到一千两百万册,您还有期盼到达的更高峰吗?

苏叔阳:我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探索远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程度。现在由于国学又成为一种时髦,所以大家都来学。这种浮躁的现象不利于我们国家真正优秀文化的传承。怎么用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眼光来重新梳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很重要的责任。当然这不是我能完成的,但是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幸好我还会写一点文章,应该利用这点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病后学会宽容,追忆往昔暗恋情怀

    许戈辉:在和病魔搏斗的过程中,您的脾气和性格有没有发生变化?

苏叔阳:我有好多观念和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不提倡“抗癌”这个说法。它是你不请自来的朋友,你跟它抗没用,只好顺着它的性子。我不知道还能存活多久,我要在这段时间里干我最喜爱的事情。白岩松曾经采访过我一次,他说发现我得病以后更宽容了。我过去好发表意见,有时候言辞还很刻薄。后来发现我看不惯的兴许在别人眼里是最好的,凡存在都是合理的。

    许戈辉:您现在会经常追忆从前吗?最经常回想起来的是欢乐还是苦难?

苏叔阳:我要是一天闲着没事,情绪就会很不好。年轻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走到我这个年龄,前面的日子就很短了。我只有追忆以往,才能找到自己活到今天的理由。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国家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灾难、饥荒都赶上了。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生而为亡国奴”,那些记忆是很深刻的。光复后有一两年日子过的比较好,那是我的少年时期。昨天我去黄宗江的灵堂,记起1948我看了他的一个电影叫《大团圆》。我记得黄宗江的名字就是在那个时候。从他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艺术家——一个艺术家要用他的整个生命去拥抱艺术,而不是让艺术成为他点缀自己的一个招牌。  

    许戈辉:在您个人的感情生活史上,是否有某些遗憾?是否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爱一场?

苏叔阳: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大姐,后来我们被迫不能再接触。《故土》里有一章就是写的我自己。开学前一天我们坐在天坛公园的草地上,她把一块大怀表摆在草地上,看着秒针一圈一圈地转。转一圈就离回学校的时间更近,也就是说离分开的时间更近,那种心情是很难受的。当然少年时不懂爱情,生活都已经过去了,这样的年代已经不再属于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