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淳老人与日本军国主义较量终生

http://www.enorth.com.cn　 2005-08-15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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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淳老人

耿淳与其劳工战友(前两排)以及日本律师们(第三排)合影
他曾在祖国的战场上率领连队与日本鬼子刺刀见红
他曾在劳工营率领数百弟兄举行过自杀式的暴动
他曾在横滨国际法庭愤怒地指控过日本战犯
如今他又不断地走向日本法庭为中国劳工申冤
他是世界上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最顽强的一位老人
新闻故事
官司打赢了，但他直到今日拒不领取那笔补偿金。91岁的耿淳，是当今世界上坚持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时间最长、最顽强的一位老人。
当年，他曾率领着连队，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在沙场；他曾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数百奴隶般的中国劳工，暴动在日本花冈；50年后，他又率领幸存的中国劳工，一次次走上日本法庭，状告当年残害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鹿岛建设”。
这一辈子，他是怎样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日前，在北京，在日本律师团与中国劳工的座谈会上，记者采访了耿淳。
(一)血刃敌寇，失利在沙场
耿淳，河南襄城人，读过5年私塾，家里开有一个小茶店。后来，闹土匪，茶店被烧，耿淳沦落成街头买卖旧书的小摊贩。流经他手的书，他都要阅读，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七七事变”时，耿淳已是国民党15军64师一名军官。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淫，作为军人，耿淳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之决战。
1937年8月，部队北出雁门关，截击企图向中国西部长驱直入的日军。那年，耿淳23岁，任排长，就在出征的路上，他被提升为中尉。兵到山西怀仁县，部队与日军遭遇。双方一场血战后，部队撤至新口，随即发起了新口战役，消灭了大量日军。那一场恶战，双方的人几乎都拼光了，耿淳始终战斗在阵地前沿，左手抓着小旗、右手握着战刀的日军小队长三屋俊武，就死在他的面前。
1944年，耿淳已是上尉连长，奉命防守洛阳。5月份，日军重兵攻打洛阳，由龙门一线向西下池攻击，耿淳的5连恰巧守在这里。战斗一开始，日军即以重火器和5辆坦克车向耿淳的阵地猛烈进攻，双方的炮火，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下午5时，守军向邙山岭转移，耿淳所在的营奉命掩护全师撤退。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耿淳率战士奋力杀敌，阵前敌尸累累。战斗越打越残酷，守城部队虽有空军助战，可惜不能与陆地协调配合，以致全局失利。耿淳所守阵地，遭敌重创，伤亡惨重。打到最后，耿淳腹部被击穿，胳膊、臀部多处挂彩。突然，又有一发炮弹炸响在他身边，他昏了过去。
耿淳说，当他苏醒后，发现自己成了敌人的战俘，顿时心如刀绞。与日本鬼子斗，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二)反抗暴行，拼死要尊严
两个月后，即1944年7月，伤势稍好一点的耿淳，被日本兵押往青岛，上了一条海船。船上300名中国人，都将运到日本做劳工。汽笛一响，船离岸，300名劳工哭天喊地。
为躲避美军的袭击，船在大海上绕行七天七夜。日本兵怕劳工们暴乱，把所有劳工关进船舱，为防海水进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盛夏时节，舱中闷如蒸笼，人们纷纷中暑，几天内就死了3人。
耿淳出面与日本兵交涉。看到他军衔最高，日本兵让他出任劳工大队长。耿淳把300人分成9个小队，还特别分出了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他对大家说：“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就还会有活着回来的那一天！”劳工们安静了下来。
后来，在日本花冈作业所，劳工的人数陆续达到980多人，耿淳仍然是大队长，是劳工们的主心骨。
作业所里，日本监工棍棒之下，中国劳工沦为奴隶社会中的那种奴隶。起初，人们还能见到一点粮食，到后来，吃的只是一点橡子面做的小窝头和苹果渣。不少人被饿死，有些人饿得丧失了理智，偷吃死老鼠和火化时死人身上被烧焦的肉。然而，干的却都是牛马活，即使是冬天飘着大雪，劳工们也要趟着水挖沟。冬天从来不发御寒的衣物，劳工们想办法把水泥包装纸缠裹在身上，却遭日本监工毒打。劳工刘泽玉偷偷溜到后山拔一点野草吃，被日本监工发现后用木棒打，用火烧……
劳工的骨灰盒在一间小木屋里越码越高。每日夜晚，耿淳要到那个小木屋里坐一会儿，为那些亡灵偷偷烧上一炷香。劳工们瘦得如同一把干柴，死亡的人数每日递增。人们熬不住了，纷纷要求大队长暴动。而耿淳又何尝不想大干一场呢？他虽为大队长，同样是奴隶，日本人殴打、屠杀他的同胞时，不允许他说半个不字，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作为军人，他深知暴动的后果，劳工们赤手空拳，弱不禁风，哪里搏得过日本军人？况且在这四面是海的孤岛上，暴动，无异于自杀。因此他忍着，总希望还会把一些人的生命留下来。然而，有件事，终于使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天，一位名叫薛同道的劳工病了。此人23岁，原是八路军战士，身体很棒，如今却已病得走不动路了。耿淳说：“别上工了，去病号房歇着吧。”薛同道说：“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呵。”
当天，收工的路上，薛同道眼前一黑栽倒了。不知过多久，他醒过来，眼前一位朝鲜老妈妈正看着他，递给他一个小米团。他刚接过小米团，日本监工冲过来，一掌打掉米团，一脚踹在他脸上。
回到驻地，薛同道被拉进一间木屋，几个监工围成一圈，一齐殴打薛同道，木棍、铁棍、皮靴，薛同道被打得满地翻滚，屎尿横流。监工们大多是战场上回来的日本老兵，出手极狠。最后，一个监工拿出一条独特的“鞭子”，仅几下，便把薛同道打得昏死过去。劳工们的眼睛都气红了，有人小声告诉耿淳：“大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那东西是用牛的生殖器编的，名叫‘牛阳鞭’！”耿淳细看，发现那东西果然是不同寻常，不由勃然大怒，士可杀不可辱，想不到日本鬼子竟拿这东西残害中国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不想再活了，决心要轰轰烈烈地干它一下子，让日本鬼子看看，中国人命可以不要，民族尊严不能丢！
当天夜里，耿淳又去骨灰棚里上香，他默默地坐着，码得高高的骨灰盒突然哗啦一声倒下来，他觉得这是难友亡灵们也在催他下决心。于是，他决定发起暴动，冲出这座牢笼。他对劳工们说：“怎么着都是一死，拼了吧，不活啦！”劳工们一呼百应。平时监工从不允许劳工们扎堆儿，耿淳借助抽烟对火的机会，将大家联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劳工中成分复杂，平时也有矛盾，但在拼死一战，力争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态度一致。
耿淳与几位骨干制订了详细的暴动计划，其具体过程是，杀掉日本监工，集体奔向大海，若有船，便尽快地漂到海上去；若没船，就与追兵血战一场，然后集体跳海自杀，再也不当奴隶。耿淳是军人，深知这支毫无战斗力的队伍根本支持不了多久，别说难以到达海边，就是到了海边，也难找到船只，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因此他告诉每一个暴动骨干：准备好自尽的家伙。当年，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起义是为了逃生。如今耿淳率“奴隶”们起义，仅是为告诉后人：多少年前在日本，曾有数百名中国汉子不堪侮辱，在花冈这个地方集体自尽了。
暴动时间，定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时。然而就在当晚，耿淳突然宣布要更改暴动时间，原因是他从侍奉日本监工的小勤务员那里得知，6月27日晚上值班的，正好是平日里同情劳工的“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以往，“老头太君”单独带工时，常对劳工们说：“你们肚子饿，小小干活行。”碰上有人抬沙石摔倒在泥水中，他会说：“你的亚米斯(休息)。”而掌管着粮食大权的“小孩太君”，有时会多给大家一点口粮。暴动是在黑夜，黑暗中难免会伤了他俩。于是，为了避免伤害这两个比较有良心的日本人，耿淳毅然决然地将暴动时间推延三天。这要冒有多大的风险！3天时间里，700多人中只要有一人泄密，暴动就会失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劳工们，仅为这两个人对他们的些许同情和关照，便把死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何等的胸怀！
6月30日，较量开始。20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乘夜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砸死3个罪大恶极的监工及一个汉奸。可惜事先没将窗户守牢，5个监工越窗跳跑，除一人被打死外，其余都跑掉了。
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警报。没有吃饭的时间了，耿淳赶紧集合队伍出发。
700多名内心充满仇恨、饥饿得几近疯狂、并且是完全绝望了的人，一旦打开枷锁，冲出牢笼，将会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冲垮他们一路所经过的所有村庄。然而，劳工们却井然有序地穿行在夜色中，没有惊扰一户人家，只因大队长耿淳事先曾对大家说过：“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中国人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光荣！”
深夜中，劳工们冲上附近的一座狮子山时，队伍就被冲散了。山下数万人前来围剿，劳工们用钢镐和铁锹和敌人拼命，累得精疲力竭。他们想搬石头砸敌人，石头没抱起来，人却栽倒在地。最后，他们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纷纷被俘。耿淳预备自杀用的尖刀不知掉到了哪里。此时四周响起一片“活捉耿淳”的喊声，耿淳躺倒在地，解下了一条裹腿带，一头拴住树根，一头套在脚上，中间一个活套勒住自己的脖子，他用力一蹬，活套越勒越紧。然而，就在他即将断气时，敌人抓住了他。这是耿淳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匪首耿淳被俘”，当地报纸登出头号新闻。当所有的劳工在花冈的一座广场上罚跪3天3夜时，耿淳在牢房中被严刑拷打，几度晕死过去。尽管如此，耿淳仍一口咬定：“我是大队长，事情都是我做的。”
时过不久，耿淳被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以杀人主谋罪被判处死刑。耿淳不服罪，但也不上诉，他早已做好一死的准备。后来，秋田法庭“开恩”，改判耿淳无期徒刑。日本鬼子断定这个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必将死在他们的牢狱之中。他们万没想到，较量不仅远未结束，这位中国人不久又重返法庭，成为指控日本战犯的重要人证。
(三)为和平誓与军国主义较量终生
日本战败后，监工与劳工，地位大翻身。花冈作业所的几大监工，作为战犯被押上日本横滨军事法庭。
回国养伤的耿淳，1947年9月重返日本，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控诉监工们如何残暴地虐待被强迫沦为劳工的中国战俘。
最后，法庭的审判结果是：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
战后，耿淳回老家当了农民，他的事迹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日本秋田县的老百姓们却没有忘记“花冈事件”的劳工们。他们感恩于暴动后的中国劳工当年秋毫无犯于当地的民众，深深感到日本人对不起这些中国人，1953年7月，他们主动把部分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来送回中国，安放在天津。在他们的眼里，耿淳无疑是中国人中的英雄。
1985年，耿淳已是71岁的老人。是年9月，他在《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二战期间日本秋田“花冈事件”幸存者刘志渠等4人，现向鹿岛组(现称鹿岛建设)提出赔偿要求。刘志渠，劳工病号房里的看护，耿淳依然记得他，当年是耿淳派刘志渠去干这一工作的。过去这么多年，还能向日本人索要赔偿吗？如有可能，一定要替那数百名死难的战友讨个说法。想到此，耿淳当即书信一封，寄给战后定居在日本的刘志渠。
时隔不久，刘志渠便带着日本作家石飞仁，到河南襄城县拜访耿淳。难友相见，分外激动，刘志渠告诉耿淳：“鹿岛建设如此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有权向他们讨还血债，向他们索要赔偿。”作家石飞仁曾专门写过一部再现花冈起义的书，名叫《花冈蜂起—中国人强制联行》。他对耿淳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非常感兴趣，为收集耿淳的材料，在日本他连监狱长都找到了。如今见耿淳还活着，他很激动，回日本立即发表一篇《耿淳健在》的文章，在日本秋田引起轰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一个由教师、律师、医生和部分旅日华侨组成的、名叫“中国人强制联行思考会”的社会团体，专门调查和研究战争期间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强制劳动和遭受残酷虐待及屠杀的内幕，“花冈事件”是他们调查和研究的重点。这是一个充满正义的、主张中日友好的左翼组织，他们在大馆市十濑野公园里，为“花冈暴动”的劳工们树立了一座高5米、宽1米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每年6月都要在碑前举行隆重的“灵慰祭”活动。
1987年6月，耿淳应这个组织的邀请，第三次踏上日本国土，祭奠花冈死难劳工的亡灵。日本人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是朋友，看作是英雄。当年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闻讯赶来，在这恩人面前，他双手掩面，失声痛哭，当众向耿淳鞠躬，表示内疚和敬意，然后寸步不离地跟着耿淳，惟恐耿淳遭到右翼分子的袭击。
见到那座纪念碑，耿淳不由老泪横流：40多年了，鹿岛建设欠下中国劳工的这笔血债何日才能清算？日本朋友告诉他：“中国劳工若想打官司，我们可以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帮助。”耿淳当即表示，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向鹿岛建设讨还血债。
回国后，耿淳联合其他幸存的劳工和部分死难者家属，成立了“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
1988年12月，耿淳以“联谊会”的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必须郑重地向中国劳工谢罪；二、要在中国的北京、日本的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牢记这桩惨案，永远不再发动战争；三、鹿岛建设必须付以经济赔偿，花冈作业所986名中国劳工，每人五百万日元。中国政府虽然在1972年与日本政府签订《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但耿淳认为，这种“放弃”不包括中日双方民事间的战争索赔，因此，中国劳工有权向鹿岛建设追讨当年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
“鹿岛建设”的态度十分强硬，拒绝接受后两项要求。耿淳怒不可遏，1995年12月20日，他毅然走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继1947年审判战犯之后，再次把鹿岛建设推上了被告席，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第三轮的较量。
然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圆部秀穗，根本不考虑中国原告的利益，庭审中途突然极其粗暴地终止了审理，受害者明明是中国劳工，却要判中国劳工一审败诉。这是耿淳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挫折。
一审败诉。耿淳拒不承认这是中国劳工的失败，而是大声抗议说：“这是日本司法方面的黑暗，是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错的再次体现。”
1998年5月，为劳工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团团长新美隆率众飞到了北京。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在一座宾馆里，新美隆听取耿淳等劳工代表的意见。耿淳说：“我们的决心永远不变。状告鹿岛建设，索要赔偿并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夺回我们的尊严，让鹿岛建设在全世界面前郑重地向我们道歉。现在我声明：官司若是我们几个先打赢了，赔偿的钱我们一分也不拿，花冈惨案中986名劳工中只要有一人没拿到这笔钱，我们就永远不动它。大家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在座的几名劳工代表刷地举起了右手。老人们虽然都已经很老了，但那一身正气，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几位日本人。
回国后，律师新美隆替中国劳工把官司上诉到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此时耿淳走路都得需要别人搀扶了，但他不服老，说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到底。
从1998年7月开始，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先后开庭6次，到第7次时被告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要求和原告庭外协商以求和解。双方谈判十余次，最后，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以耿淳等11名被日本侵略者绑架的中国劳工幸存者为原告和以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为被告的花冈事件诉讼历经十余年达成和解。
在原告和被告双方达成的和解书里，当事者双方再次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鹿岛建设公司承认中国劳工被强征并强迫劳动的历史事实，并且认识到所负有的责任，向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根据业已成立的和解方案，鹿岛建设公司将在2000年12月11日之前，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所有花冈事件受害者986人支付5亿日元的补偿款。中国红十字会将以这笔补偿款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进行管理，并设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
官司有了结果，先后有200多名劳工及其家属领取了补偿金———人民币每人两万元。但是耿淳却坚决反对，直至今日，拒不领取补偿金。他说：“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向中国劳工支付5亿日元说是‘捐出’，而不是‘赔偿’，这说明日本鹿岛建设过去是凶狠残暴，现在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的‘捐出’，只要他们认罪和带有认罪性质的赔偿。”
如今，耿淳已经91岁，生活状况并不是太好，但他仍然拒绝领取那笔补偿金。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呼吁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说：“日本政要不断地祭拜靖国神社，说明在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看他们不断地扩充军费，变相地生产航空母舰，说明他们没有记住过去的教训，仍有扩张的野心。”
抗战胜利65周年 中国劳工备受虐日本花冈揭竿起
2010-09-03 07:53:54  来源：东方今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henan/2010-09-03/content_809794.html
[提要]  1945年，对于耿淳这些在日本本土做劳工的中国人来说，倍感煎熬。当黎明的曙光即将漫过狮子森山时，耿淳才发现，他们只跑到了山的半腰，而漫山遍野的日本警察和宪兵，却越来越近。
1945年，对于耿淳这些在日本本土做劳工的中国人来说，倍感煎熬。饥饿、劳累、被践踏的民族尊严，交替袭击着他们。在民族尊严被践踏得再也不能容忍时，他们揭竿而起，在日本本土掀起反抗日本暴行的行动。作为暴动的领头人，耿淳以河南人的身份，开始了在河南本土以外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
●跃身而下悬崖
1945年7月1日，日本。
当黎明的曙光即将漫过狮子森山时，耿淳才发现，他们只跑到了山的半腰，而漫山遍野的日本警察和宪兵，却越来越近。
寻找匕首不得，他看到了自己过去所带的两个士兵的绑腿，命令他们解下来，挽成一条绳，一头系在一棵松树根上，一头系在自己的脚脖上，而中间部分，则勒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然后，不顾士兵的劝阻，跃身跳下悬崖。
选择这样的方式，他认为是最稳妥的死亡方式。在即将昏厥之际，日本人将满脸血迹的他解救下来。“自从洛阳被俘，我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也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65年之后，在许昌市襄城县干休所一所独院的二楼书房里，96岁的耿淳回忆起当年中国劳工们在日本反抗的一幕，头脑清晰，义正词严，铿锵的声音足以穿透窗外密织的雨幕。
●洛阳城破军人被俘
这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家孩子，自小就崇拜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在抗战爆发前，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从文书干起，做到后勤参谋，参加过抗击日寇的中条山战役、沂口战役。
1944年春，耿淳下到连队带兵，任国民党第十一路军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这位30岁的新晋连长一上任便面临严峻考验，坚守洛阳西工的西下池。
同时他也接到上级的指示：守卫洛阳的3个师不要指望援军到来，能坚守10日，让西撤的第一战区主力有时间在潼关布防，拒日军于西安城外，就是胜利。
耿淳明白，洛阳保卫战干系重大，若不能给西撤主力拖延时间，日军将很快攻下西安、宝鸡，沿川陕公路南下，攻取重庆，那样中国也就灭亡了。
上级的指示意味着守城人员最终都要牺牲，而位于洛阳保卫战最前沿的他的连队，则可能是最早的牺牲者。
日军从龙门一带开始攻击西下池，五门坦克狂轰不止，从拂晓到黄昏，五连伤亡40多人，耿淳也被弹片击入膝盖，受伤严重。
因失血过多晕倒的耿淳被送往战地医院，伤未痊愈，便又奔赴洛阳东关一座铁路小桥，遭到敌人猛烈攻击，伤亡极为惨重，耿淳的腹部也被子弹炸烂，像小孩嘴一样张着。
洛阳城破，耿淳成了日军俘虏。
●远离家乡沦为劳工
耿淳和其他被俘的士兵一起，被关押在西工营房里，然后被送往石家庄战俘营，这里集中了来自各个战场的战俘。耿淳养好伤后，又被送往北京清华园战俘营。
8月初，耿淳等300名身强体健者被特意挑出，送往青岛海岸。
在那里，他们登上了一条轮船，并不知道将驶向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
后来，有人问日本兵，他们才知道，他们是被带到日本“苦力的干活”。一船人获悉，顿感抛家离国，拍着船帮痛哭不已。
耿淳提出了条件，再有人死，要尊重他们，一定要带他们上岸埋葬或者火化。
后来又死掉两人，日本人践诺，在船靠岸下关时，埋葬了他们。
等待他们的，是侵略者的老家――日本。
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在日本花冈暴动，以另一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
●初到日本冻死200人
1944年8月份，耿淳与其他战俘一起下船，来到了日本的秋田县花冈町钟山寮，这里早已建造了一座工棚，等待他们入住。这座工棚设计严密，看守严守出口。
休息三天后，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处工地，为花田町鹿岛组花冈出张所的铜矿下水道清淤，每天早上六点出发，下午六点收工，一天干10个小时的活儿，除了午饭时稍微休息一下外，从不休息。而吃的饭，则是每顿两个橡子面小馒头，不但吃不饱，而且吃下去肚胀难消化。
大约10月，又由700名战俘被送来，他们大多是山东、河北等地的商人、农民、小贩、码头工人，皆以通八路的罪名被赶进战俘营。
进入冬天，花冈的严寒酷似中国的东北，寒风刺骨，大雪没膝，但依然不让停工，甚至将开工时间由10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每个劳工只给发了件背心，赤脚穿着草鞋，出入泥水之中，加上饥肠辘辘，到1945年三四月间，死去的劳工，已达200余人，而生病奄奄一息者，也常达100多人。
耿淳每去病室看望病人，病人们都争相握着他的手，声泪俱下地嘱咐他，他们死后一定要把他们的骨灰带回祖国。
●饥饿难忍 吃掉尸首
随着战事的紧张，日本物资愈加缺乏，日本政府宣布进入“突惯期”（特殊时期），劳工们的工作量由12小时增加到16个小时，吃的食粮更加恶劣，死者日增。
耿淳忍无可忍，连同翻译于杰臣一起，要求中山寮总头子河野正敏改善生活，增加食粮。河野正敏除了运来一次萝卜缨及马骨头外，一概置之不理。劳工们为了填饱肚皮，挖草根，扒树皮，一切能吃的都吃起来，有的还误食毒蘑菇而亡。
更为严重的是，在饥寒交迫的威逼下，一些奉命火化同胞的劳工，却将同胞的尸体偷偷藏起来吃掉。
消息传出后，劳工们群情激奋，要求严惩偷吃同胞尸体者。耿淳则是心如刀绞，在饥饿逼迫同胞丧失人性之际，是惩罚他们好，还是不惩罚他们好？
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只训斥了他们一顿，要求他们不能再有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人当中发生。
●非人待遇 忍无可忍
饥饿之外，日本监工日加残暴，有一位工人干活稍慢了一点，他们就威逼中国人轮番对其进行毒打，还用烙铁烙他的阴部。
一个这个被称为“小烟”的监工，有一种用晒干了的牛鞭（牛的生殖器）制成的刑具，打在人身上格外疼痛。劳工薛同道因此气绝身亡。
这场景让耿淳怒火万丈，用“牛鞭”侮辱中国人，这已经突破他忍耐的底线。耿淳就已经忍无可忍。他已秘密联络了李光荣、李克金等十几个人，商讨挣脱魔掌的办法。
●坐以待毙 不如暴动
越来越多的人赞成暴动，而暴动后逃往哪里，将至关重要。耿淳等人来到日本以后，整日劳作，并不熟悉周围的环境，对外界的信息，更是一无所知。
一天，耿淳在跟翻译于洁臣闲聊时，无意间获知苏联军队已经进入北海道。但北海道在日本的何处，他根本不知道。忽然间，他发现于洁臣的废纸篓中，似乎有一张纸像地图，便装作擦鼻涕，捡起了这张纸，粗略看了一眼，发现是一张日本火车路线图，方知花冈过去是青森县，北海道即与青森县隔海相望。
至于北海道究竟有无军队，他并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如不得手 背海死战
耿淳决定暴动后逃往北海道海边，如果昼夜兼程，一日可以到达。经过紧张的磋商，制定出详细的计划：
在日本监工入睡后将他们全部杀掉，造饭饱餐，带足干粮，每人都带一把铁锨作为武器；
行进中不得扰民；刘玉林等带足药品，照顾病人及弱者；
李光荣、刘锡才随后各率50人袭击美国俘虏营及花冈警察所夺取武器；
前进中保持肃静，不能掉队，有事要跟在前头的大队长等人通报；
小队长以上之人都必须带一自杀的利器；
出发后，直奔北海道，到北海边集结，如能突然袭击夺得船只，则漂流大海，任其所之，如不得手，背海与敌决一死战之后，全部投海自杀。
●一着不慎 暴动失败
30日的夜晚很快来临，在煎熬中等待了三天的劳工们开始行动了。在监工住室做杂役的孟连奇发出监工已睡的信号。
按照计划，刘锡才先进入房内，严守电话，防止监工报警求救，然后其他人进入住室，杀掉7名监工。
但刘锡才误解了任务，一进入房内就一棍打落电话机，惊醒了日本监工，他们拼死外逃，除在室内打死3人外，在外边又追上一个打死，另外3人则逃脱。
布置在外围的劳工并没有截住这三人。而另一路去杀汉奸军需长的，则圆满完成了任务。
三个逃脱的日本监工很快就报了警，警报声立刻四起，整个花岗警方及宪兵全体出动，汹涌而来。
在日本人看来，以为中国人里应外合，已经攻到日本本土，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们一共组织了两万人次的兵力，连在校学生也急忙出动，赶往出事现场。
原定计划没执行好，耿淳意识到，暴动已完全失败。
耿淳将活下来的700人全部召集到一起，难压怒气的他训斥了几句，宣布不再埋锅造饭，也不再携带干粮，也不用再去夺取武器，每人带一把铁锨，赶紧离开此地。
●再次被俘 入狱无期
浩荡的队伍，在黑夜中摸索前行，当他们走到两三公里外的铁路线时，遭遇迎面冲来的日本警察。队伍被冲成了两截，耿淳只带了100多人，继续前行；而余下的五六百人，则被完全包围。
耿淳带着这100多人，向着狮子森山逃去。他的目标很简单，占领狮子森山山头，与日寇决一死战。
山路崎岖难行，山上密林缠绕，他们行走极为艰难。走到天将拂晓时，耿淳准备集结队伍，占领山头，但却发现所带的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而日本警察已占领山头。
耿淳知道反抗已经无望，便要系绳跳崖自杀。但日本人不会让他轻易死去，他们救下了他，送往秋田县监狱，反绑在椅子上毒打、审问，后被秋田县法院以“战时骚扰杀人罪”首魁判处死刑，后改无期。
在狱中，他被一个因行刺东条英机未遂而入狱的日本学生告知，“日本战败”。
●花冈暴动 百人牺牲
1946年4月，耿淳被国民党驻日代表团接出监狱，7个月后回到中国。
而此时，他还不知道，他那些被日本警察抓住的暴动的劳工兄弟，被全部带到秋田县的共乐馆，跪在馆前的石子地面上，连跪了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死亡了100多人。
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儿子耿硕宇留学日本20年，专门研究“花冈暴动”。他从历史记载中，专门查了这三天的天气：7月1日，高温；7月2日，暴雨；7月3日，晴天。“烈日暴雨，鞭打饥饿，这三天害死了100多条性命。”耿硕宇痛心地说。
1945年之后的第37年开始，耿淳踏上了为这些死去的兄弟讨还公道之路。（记者 李长需）
来源：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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