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陶然：二十一世纪中国最缺什么 【猫眼看人】

[转贴]陶然：二十一世纪中国最缺什么84 次点击1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铁骑银瓶 于 2010/10/31 1:46:4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最近几年，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始不断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有意思的是，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也似乎难以打断这一过程。虽然2008年末和2009年初有上千万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但其中大部分又很快随经济探底回升又在城市找到了工作。2010年春节后，光是广东省的用工缺口就达200万人以上，其中电子、鞋帽、服装等制造业普工需求达80%。为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提高了工资待遇，许多企业将工人的工资上调20%左右，并放宽了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

　　这样看来，低端劳动力的短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常态，而且似乎还将持续相当时间。这引发我们去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在当前阶段发生这种情况？ 它又到底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低端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上升会削弱中国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对中国目前出现的低端劳动力短缺现象，学术界提供了多种解释。 比如过去几十年中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等导致的生育观念及行为变化、以及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学扩招等因素，必然导致当前阶段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偏少。虽然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完备。因为它们都主要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但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面分析不足。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出现农民工短缺的同时， 大学生就业却非常困难。因此，需要追问的， 是为什么劳动力市场需要这么多的农民工，却不需要大学生？

　　在我看来，影响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最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或行业是否有严格的产业进入管制。如果一个产业进入的门槛较低，民营企业也能够比较容易进入，那么该行业的竞争性就强，虽然这会带来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低，但该行业的产值和就业却可以最大化。与行业进入管制紧密关联，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如果一个行业进入门槛很高，特别是当这些门槛是因政府为保护国企而人为抬高时，那么与该行业高利润率伴随的也必然是低产值、低就业及高工资。但高报酬的工作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的，往往需要关系才能够获得。在中国，以金融、电信、医疗、教育等为主体的高端服务业部门，以及如石油、石化为代表的部分高端制造业部门，多多少少就是国有部门的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如果不是有很强的产业进入管制，这些部门本来完全可以为大学生们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与此相反， 在我国目前各地激烈竞争制造业投资的背景下，一般制造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却要少得多。为了扩大本地税基，地方政府争相向企业老板提供各种优惠，包括以廉价土地、低劳动保护和低环境保护等方式来吸引投资。 企业老板也倾向于雇佣不那么麻烦的、或者说"事少"的外来农民工。这是因为企业不需要给这些工人提供像样的劳动保护，甚至相当一段时期内能够随时解雇他们，极端的情况下还可以赖掉工钱。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政府行业管制较少、进入门槛较低的城市低端服务业部门。

　　就业创造的关键也就在这里，那些缺乏行业进入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行业，却恰恰创造了中国最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批原来在农村无法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动力。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劳动力市场缺乏像样的管制都会损害工人的基本权利，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劳动力市场才非常灵活，雇主也才愿意雇人。以至于发展到当前阶段，中国居然开始出现了低端劳动力的短缺。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议是否中国已经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中的这个概念，是指由于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些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在起飞阶段能够用不变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一旦剩余劳动力被消化掉，劳动力转移停滞时点到来后，工资就会上涨。

　　一些学者指出，随着最近一二十年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这些都预示着刘易斯转折点即将来临。 但另一些学者却对此持不同意见，其主要论点是即使扣除城市中接近2亿的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也相当高，农村还是有不少劳动力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因此，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已到仍为时过早。虽然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有不同意见，但学界至少有以下共识： 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偏紧。对中国日益壮大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出口导向性的制造业部门而言，劳动力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无限供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低端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后者可能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损害。

　　在我看来， 解决上述学术争议的关键点是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效果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化解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关键突破口也仍然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因为在目前户籍制度下，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模式，而多为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流动人口在城乡间的往返式流动，不仅带来了每年春运时的巨大交通压力和移动成本，也让不少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无法有效监护子女以及照顾老人之苦；与此同时，为照顾农村的孩子乃至老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家庭不得不选择夫妻中的一方留在农村，从而放弃去城市打工的高收入机会。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如下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农村确实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因上述制度原因而没有迁移出来加入劳动力市场；但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低端劳动力供应却显得日益不足，民工荒也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缺乏劳动力，而本质上是一种与户籍相关联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

　　也正因如此，如果可以通过有效户籍改革来实现更多农村流动人口家庭的举家、永久性迁移，那么就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单身、临时性迁移带来的各种家庭、社会问题，而且也可以让那些留守丈夫、特别是大量的留守妻子来到城市，积极加入到偏紧的劳动力市场中去。

　　除了举家迁移能够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外，户籍改革还能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保留工资而从边际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是因为户籍对应着政府提供的诸如低保、子女就学和保障性住房之类的公共服务。一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这些公共服务覆盖到城市流动人口，就有助于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部门的保留工资，进一步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

　　从更长远角度看，通过建立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发展的更稳定预期，户籍改革还可以让流动人口有更强激励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其自身及后代的人力资本。如是，户籍制度改革就不仅缓解了短期的劳动力短缺，而且也有助于从长期提高劳动力技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十一世纪中国最缺的是什么？就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来看，既然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合适工作，人才看来不缺，缺的是打破垄断，放开产业进入管制来给我们大学生人才创造发展机会的决心；而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缺的就更不是人才，而是人，是普通劳动力。总之，要确保中国的充分就业乃至经济、社会长期繁荣，打破行业垄断，推倒户籍藩篱，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