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流浪北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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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北京的日子》
92年寒假，当时我已两次高考落榜，正在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第三次高考，一个屡考屡不中的人很难有什么好心情。终于在那年春节，我与父亲开始了一次激烈争吵之后决定离家出走。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但是带上了几乎所有的鞋，棉鞋,球鞋甚至还有一双拖鞋，这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路漫漫其修远，鞋是必不可少的！出了家门，才想起自己身无分文，站在刺骨的寒风里，我有些动摇。可马上就灰溜溜的回家显然太滑稽了，毕竟自己两分钟前那声气壮山河的：“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还在余音绕梁，那样的话也太没面子了！遂打消此念，义无反顾的向着10公里外的宝鸡火车站走去。一路上，总有大大小小的便民车（宝鸡人对此类私营公交车的简称）在我身边停下来问我上不上车，刚开始我还以自己在“长途锻炼”为由礼貌作答，后来问得多了，我干脆装聋作哑，他们哪里知道我身无分文，而我又比谁都清楚：世上没有白坐的汽车。
走了5公里，路过陆军三医院，我想去看看家住这里的朋友光进，跟他道个别，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当然，也抱着向他化点缘的目的。正值春节，光进一家热情地招待了我。在得知我要一个人勇闯天涯，我的朋友并不吃惊，对我一番鼓励的同时他打开了自己的储蓄罐，捧出一堆硬币，全是5分的。我们还数了数，有一百多个，总共5块多钱。看得出光进对自己只能帮助我这么多很不满意，这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什么钱，即使是零花钱都很少，5块钱在当时还是能干不少事情的。最重要的是，朋友的鼓励对当时的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就这样，我怀揣叮当作响的一百多个硬币，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在这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形容一个人穷，为什么要用“穷得叮当响”这句话，可当这一百多个5分硬币在我身上叮当乱响的时候，我彻底明白了它的含义。
世上所有的火车站都是要凭票乘车的，宝鸡火车站当然不会给我例外，对此我早有准备，毕竟一把5分硬币所能到达的地方决不是我此行的梦想之地。于是我顺着铁路向西走了大约一里，从红旗路铁路桥的一个没有围墙的地方钻了进去，又往回走，顺利地走到了站台。幸亏元宵节快到了，正值春运高峰，没人在意我这个漏网之鱼。站在站台上，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自己想去遥远的地方，至于想去干什么？心里却一片茫然，只是觉得自己会唱歌，在我们学校也是号称四大歌王之首的，应该不会饿着的吧？现在看来，天下的盲流们，在开始流浪之前的心理活动都不过如此吧！当下决定，只要是停在这个站台上的火车，不管去哪里，我都上！这么想着，一列火车徐徐开来停在我面前，是从成都到北京的164次。老天！世上还有这么挤的火车，从站台上往里看，人头密密麻麻，更可怕的是，站台上全是想上车的人，可很多车门根本不开，很多人在砸门，也有很多人企图推开车窗强行钻入，而车内的人同仇敌忾，死死的拉住车门或车窗。站台上和车内的人形同水火，互相叫骂。我发现有一节车厢的门突然开了，有个中年妇女和他的儿子以及行李几乎是被车上的人扔了出来，她和他的儿子以这样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个反应令我至今难忘：她爬起来抻了抻衣服，转头用宝鸡话给了车上推他们的人以最狠毒的诅咒：让火车开到渭河里把你改我儿（宝鸡方言：你们这些我的儿子）淹死去！我瞅准车门还未关上的间隙，顾不上本次列车即将开进渭河里的诅咒，一把抓住车门旁的扶手飞身而上，车上的四川民工就像连体兄弟般的拼命用手推，用脚踹我。一番挣扎之后，我带着胸前的几枚脚印终于和脚印的主人们连为一体，虽然只有一只脚着地，但已十分满足。对于一个逃票的人来说，没什么比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更好的了，果然，此后的20多小时旅途中，我连乘务员的影子都没见着。
车开动后，虽然还是很挤，但比刚才松快点了，我数了数，我所在的两节车厢的接合部竟然挤着将近30个人，而就连两边的厕所都挤了8个人。多年后流行的零距离这个词可以生动的形容这个场面。离我不远的一个当兵的被几个男女民工馕包肉似的裹在中间，当时我要有相机就好了，那个画面简直就是最形象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车过我们家的时候，我把头努力伸向车窗，可是家一晃而过，我的思绪被未知旅途的新鲜感占据，心里并不难过。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妈妈聊天，才知道我走的那天，她拿着一些食物和一大罐头瓶茶水追到宝鸡火车站，她当然没见着我。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白发苍苍的妈妈手捧一大瓶水在人群中焦急地找我，呼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还是要忍不住流下泪来。亲人和朋友，世间再没有比他们更珍贵的东西了。
原以为车过西安后会宽敞点，没想到比原来更挤，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尽可以放心地站着睡觉而不用担心摔倒。就这样我用左右脚交替着一路金鸡独立迷迷糊糊地到了郑州，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这时已是半夜，我饿得难受，也渴得要命，听见站台上有人用河南话喊：“高橙，高橙，一瓶两块，三块两瓶”我本想只买一瓶，可是算了算还是买两瓶划算，于是从兜里抓出那把5分硬币，数出60枚，周围醒着的人都用一种比较怪异的目光看我，毕竟一个大小伙子数一把硬币买东西比较少见。当我把这一把硬币递给那个卖高橙的人时，看得出他挺不情愿，在接过硬币后他大概数了数就匆匆走掉了。这时车已开动，一件让我和周围的人大开眼界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车厢的晃动，只见那两瓶“高橙”如同巫婆配制魔水的瓶子般起了反应，一种黄色的，油腻腻的东西开始向瓶子上部聚集，不一会儿工夫，这两瓶所谓的“高橙”就变成了两瓶上半部分黄，下半部分白的可疑液体。我在心里万分心疼那60枚硬币的同时，也借用了宝鸡火车站那位中年妇女的诅咒：“让火车开到大街上，把该我儿骗子碾死去” 哎，一滴水都没喝到，财产却已损失过半，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多年以后看到网上有一篇“河南人惹谁了？”的帖子，我想都没想，马上恶作剧般的跟贴：“惹我了！”
车过正定时已是凌晨，有两个人也不知为什么打起来了，以后的岁月中我见过很多次斗殴，但都没有这次惨烈。人们瞬间向车厢两边涌去，使得本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中部出现一大片空荡荡的座椅，而众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拼命般的厮打，我被涌来的人群压倒在地上几乎窒息，那一刻，我真的有些后悔了。直到我听见一个人惨叫一声后，车厢内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好不容易爬起来，捡起早已被踩得不像样子的包，看见刚才打架的其中一个已经满脸是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石家庄，才有乘警过来和站台上的医务人员把他抬了下去。看着满车厢灰头土脸，满面倦容的乘客，再看看地上还未干涸的血迹，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国人如此狼狈不堪的活着？这个问题从没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隐去，相反，在以后的岁月中它总是频繁的在我脑海中闪现。
看来首都就是不一样，列车上的广播在哑巴了20多小时之后，似乎终于想起自己还有播音的功能，于是在激昂的《北京颂歌》背景中，一个庄严的女声开始了对我们伟大首都的赞美。我心里一阵激动，长这么大了，这可是第一次到北京啊！可随后想起的一个问题让我的心凉了半截，我知道，首都的火车站检查肯定严格，我不可能像在宝鸡站那么蒙混过关，一旦查出我没票，还不得遣返回家呀？那可是我极其不愿看到的结果，难道自己一路金鸡独立就是为了领教一下首都警察的遣返功力？不能，绝对不能！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在我一筹莫展时，那个庄严的女声适时响起：“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丰台车站。。。。。。”真是谢天谢地，我知道自己有救了！
我之所以知道自己有救了，是因为我的地理学的相当的好，虽然我两次高考落榜，但那都是因为数学成绩太低了。不是一般的低，而是足以冲刺全国最低纪录的低：总分120分，而我只考了22分！所以即使我的语文，英语及史地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我也因为数学和政治两门分太低而与大学无缘。此刻我一听到丰台车站，就知道此地离北京只有十几公里，是个小站，而这种小站无疑是我这种逃票者的天堂！
在丰台站下车后，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酷。首先这是个小站，下车的人不多，我所希望的那种鱼龙混杂的场面根本就没有出现。再者，此时正是春运高峰，站台上的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却不少。我准备硬着头皮从检票口混过去，可下车的人实在太少了，没一会儿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感觉检票员都比乘客多，我如果现在过去无异于自投罗网。看来只有沿着铁路走出去了，可站台两头各站了一个警察，更要命的是，其中一个足有一米七五，壮如铁塔般的女警察看出了我的可疑，手拿步话机威风凛凛的向我走来。。。。。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看来，急，确实可以生智：只见我迎着女警察走了上去，开始了一半是真理一半是谎言的先发制人：“阿姨，刚才164上打架，我的包被踩得乱七八糟的，票也没了，这事你们得管呀”我一边说一边把脏兮兮的包捧给她看。她听完我的诉说马上双手一摆：“这不关我们的事呀，你得找164的乘警，找他们呀”在她说这话的同时，164次正在如我所愿的驶离丰台站，我说：“164走了，这可怎么办呀？”女警察显然不愿处理这种麻烦事：“这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你去找北京站公安处，这事他们管”我作出一幅为难的样子：“我的票也没了，怎么去北京站啊？”她听罢向我一招手：“来吧，跟我走”于是我这个逃票者在这位好心的女警察的护送下顺利的出了丰台站。我对她千恩万谢的时候不好意思抬头看她，毕竟我能自由的站在北京的土地上，是用我对她的一半谎言换来的。
出了丰台站，才感觉自己饿得要命，可不是嘛，上一顿饭还是在程光进家吃的，距现在都快30个小时了，这期间我粒米未进，滴水未喝。向四周看了看，心想这是北京吗？怎么也这么破破烂烂的？一片片圆屋脊的低矮平房。但是随处可见的“北京市xxx”的牌子让我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来到了北京。我没有按照女警察给我的提示去坐331路汽车，原因很简单，自从“高橙事件”后，我所有的财产就只剩下不到60个5分硬币了，我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再动用。这样想着就沿着331汽车的路线向市区走去，沿途看见一户人家门前的自来水管没有上锁，就趴在水龙头上顾不上冰冷刺骨地大喝了一通，暂时平息了胃的抗议。这样做的结果是，当我走路时，身上除了发出“穷得叮当响”的叮当声之外，又多了一种来自胃腔的水的咣当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天气虽冷但阳光灿烂，初到北京的喜悦随着市区的越来越近也愈发高涨，没多久就来到了公主坟，接着顺长安街往东走到了木樨地。在木樨地桥头，我看见一个大妈在卖煎饼果子，在陕西从没见过这种东西，那种诱人的颜色和扑鼻的香味使得刚被我用凉水骗过的胃顿时醒悟，它以一阵剧烈的抽搐向我提出更强烈的抗议，而肚子此时也落井下石，跟着咕咕叫起来。面对它们这种联手抗议的群体性事件，我不得不数出16枚硬币，花了8毛钱买了一个，这东西真好吃，不是因为当时饿极了，而是确实很好吃。而我的肚子和胃也就像中国的老百姓那样好说话，在得到这点补充后便偃旗息鼓，一路配合着我的双脚向东走去。
一路走过礼士路，走过复兴门，走过西单，这些地名因为两年前那次“风波”而通过央视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我一点都不陌生。大约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我走到六部口，往左一看，一幢中国式的金碧辉煌的三层阁楼，门口站着威严的礼兵，门前还有一个穿军绿色呢子大衣的礼兵走来走去，我想这就是新华门吧。这时候我已经很累了，就打算在旁边的花坛栏杆上休息会儿，刚坐下，就看见那个礼兵向我走来，我心想难道这地方不能坐吗？于是就站起身打算离开，没想到那个礼兵指着栏杆说：“没事，你坐你坐”我一边接着坐下一边纳闷他要干什么？他可能看我带着眼镜就问：“你是大学生吧？”那年月大学生可真是天之骄子，我心里真想说我是可自己又没那个资格，而此时我已经看出他是因为无聊想找人说话，于是就半开玩笑的回答：“不，我还在上高五”他果然一惊：“你们高中要上五年？”我看他朴实的脸上堆满惊讶，就忍着笑继续跟他开玩笑：“上几年的都有，就看你的毅力够不够顽强了，我有个同学已经上到高八了”听到这里他总算明白过来：“噢，你还在补习啊！你说话还挺逗的”在随后的聊天中我得知他来自苏北农村，因为保密的原因家人只知道他在当兵，但并不知道他在哪里当兵。九一年他的家乡也遭遇了那次著名的洪水，他也没能回家看看，只是从信中得知家人还好，我对此表示同情的同时也觉得我该走了，万一这位守卫中南海的卫士，因为跟我聊天而让敌人钻了空子，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于是向他道别顺便问他天安门在哪儿，只见他把手往东一挥：“那不就是吗！”可不是，那个从我懂事起就被植入我脑子的光辉建筑物，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离我如此之近。
天*安门广场真大，风也真大，感觉到处都是红旗招展。北京的风真厉害，就像精确制导过一样，专往人身上怕冷的地方钻。虽然我穿着棉袄还套着一件牛仔衣，但由于30多个小时只吃了一个煎饼果子，身上几乎没什么热量，站在广场上就跟没穿衣服一样一个劲得直打哆嗦，肚子此时也不争气的咕咕叫起来，所以以往书上对于天安门广场那些诸如“庄严，伟大，雄伟”的描述在我这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体验。是谁说“民以食为天”的，他简直就是个圣人！冬天的北京白天很短，才四五点钟的样子日已偏西，人在黄昏的时候最容易伤感，看着街上匆忙回家的人流我也开始想家了，以往这个时候，正是家里准备晚饭的时候，我这一走，妈妈还不得急死！我又想到了我的女朋友，我走的时候没办法通知她，如果她知道我离家出走了心里该有多难过。我这样一边走一边想天也就黑下来了，天一黑，我也辩不出方向了，其实对我来说知道方向又有什么意义呢？去哪儿都一样，反正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就这样茫无目的的乱走，也不知道能在哪里过夜，这样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王府井，那时候的北京一到夜里就比较冷清，只有像王府井这样的商业区还是灯火辉煌，人头攒动。我夹杂在人群中向前挪动，突然很后悔来到这里。如果说中午的那个煎饼果子就让我的胃和肚子联手抗议，那现在街两边琳琅满目的烧鸡，烤鸭已经让它们联手暴动了，我把皮带勒到最后一个扣也没能镇压。肚子的“咕咕”声是那样的大，以至于它每响一次我都会小心地看看周围人的反应。路过一个卖“茶汤”的小饭馆时，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没完没了地咕咕声了，于是问了问价钱，一块钱一碗，我就转过身数了数还剩下多少硬币：还有24枚，一块两毛钱。我把四枚硬币装回口袋，用一块钱买了一碗“茶汤”迫不及待的享用起来。我以为所谓“茶汤”应该跟我们陕西的油茶差不多，没想到它竟然是甜的，热乎乎的挺好喝。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今晚该去哪里过夜呢？旅馆之类的场所显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列，还是去火车站吧，那里有椅子还有暖气，对，就去那儿！看来，天下盲流考虑问题的思路总是惊人的一致。
这儿离北京站没多远，没多久我就走到了。当时还没有北京西站，北京站也远没有现在这么整洁，广场两边全是违章的简易饭馆，广场上万头攒动，垃圾遍地，各色人等，鱼龙混杂。令我诧异的是很多人就铺着被子睡在寒冷肮脏的站前广场上，而候车大厅里的人并不是太多，我走到候车厅门口才知道是要凭票入内的。而广场上这些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没买着票或者像我一样没钱买票的人。我试图向把守候车厅的中年女乘务员解释，说我是一个外地的学生，以博得她的同情，可她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只是用手指了指“凭票候车”的牌子就接着想她那高深莫测的心事了。我透过玻璃看到候车厅内高悬的“人民铁路为人民”几个大字，心里一阵悲凉：唉，怎么自己连人民都不是了。
本来我打算也跟别人一样在车站广场上凑合一夜，可是在地上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受不了了，尤其是我没有帽子，耳朵冻得生疼。我想起白天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路过的地下通道，那里应该是避风的好地方，只要没风，光是冷还是可以忍受的。于是我站起身背好包向人打听好天安门的路线，拖着双腿向梦想中的避风港走去。此时街上人已很少，我路过崇文门的时候几个联防队员不住地打量我，我倒真希望他们过来盘问盘问我，以没有身份证形迹可疑为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那至少也是个房子呀！可他们仅仅是看了看我就把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时候我又感到饥饿难忍了，其实这种饿的感觉从我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一直如影相随，只不过有时强烈有时缓解罢了。现在我的感觉可以用“前胸贴着后背”来形容，创造这句话的人绝对挨过饿，否则不可能这么传神。
此时已是深夜，天安门广场上除了执勤的武警几乎没有任何人，寒风刮得广场两边的松树刷刷的响。我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地下通道，诺大的通道里除了两个雕塑般的站岗武警外空无一人，而这地方也确实没什么风，对此刻的我来说，不失为一个过夜的最佳选择。可是当我把包放在地上正准备坐下的时候，一个雕塑开口了：“同志，这儿不允许停留，请你离开”，那个时候，陌生人之间相互称呼“同志”还是很常见的，“同志”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称呼某类人群的专属词。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称为这种很人民内部意味的“同志”时，就一厢情愿的觉得即使他不允许我在这儿坐，但应该可以通融通融。于是在空空的地下通道里就回荡起这样的对话：“同志，你看我现在也没钱，也没地方去，你能不能。。。。。。”“同志，这是规定，请你自觉遵守”“同志，我保证只呆几个小时，太阳一出来我就走，我。。。。。。”“同志，这是规定，我们有纪律”看着他一脸坚定，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他也是在执行任务。于是背起包转身离开，却于无意中，在通道墙上镶嵌着的一条不锈钢的反照中看到了自己的尊容：头发凌乱，面容憔悴，于是心里就想其实国家就和人一样，只要有了钱就会在意自己的形象，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维护国家形象的义务，而作为我这个公民，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带着这幅尊容尽快离开。可是，我又能去哪儿呢？
本来我想再走一走，只要找个居民区有个背风的地方就行，但又一想深更半夜的那样不太安全，而且我实在走不动了，广场上有武警至少安全问题可以保证。这样我就向着人民大会堂方向走去，当然，我虽饥寒交迫，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到想去人民大会堂借宿，我只是觉得大会堂前面有很多树，风应该小一些。我在大会堂东面的一排冬青树和松树相间的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太累了，就算有更好的地方我也懒得再挪窝了。我从包里掏出一件衣服包在头上很快就睡着了。最多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我就被冻醒了，那天的气温足有零下八，九度，可谓滴水成冰，人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对诸如“暖和”“火炉”“热气腾腾”“红烧肉”等等词汇产生最具体的联想，我一边尽量把头缩进衣领，一边望着远处一座楼上某个窗户透出的灯光，我想这个窗户里面肯定有一个摇篮，睡在里面的小家伙肯定把被子都蹬了，对，她肯定把被子蹬了，因为屋子里太暖和了！我又想到小时候在山里，也是冬天，窗户上全是冰花，窗外北风呼啸，雪如鹅毛，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被窝里打扑克牌，身旁是烧得通红的炉子。我此时多怀念有一次因为吃的太饱，被我像扔铁饼一样扔掉的那个肉加馍呀，唉，如果它此刻能像飞去来器那样神奇就好了！
漫无边际的瞎想，脑子里竟然出现了这样几句：“我头枕着伤痛，身上盖着梦，蜷缩在异乡的街头，幻想成功。我吞咽着泪水，咀嚼着寒风，面对无边的暗夜，编织着光明”。这就是我人生写出来的第一首歌的雏形。虽然这首被我后来完成后定名为《淘梦者》的歌，因为旋律太像郑智化最终被我否定，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听过。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我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写歌，这不是很难的事。这种兴奋让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冷了，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回家，越快越好！没来北京时，对天安门广场的种种美好憧憬，此时早已被“饥”“寒”二魔折磨的消失殆尽。现在我就坐在天安门前，却达不到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那种境界，我想，要达到他老人家那种境界，不一定得“酒足”但“饭饱”是最起码的。
人在饥饿的时候行动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肚子指挥。这不，当广场上响起雄壮的国歌进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时，我没能像众多的外地旅行者那样肃穆在国旗周围行注目礼，而是被饥饿胁迫着走向王府井。我攥着最后的四枚五分硬币，心想那里肯定有两毛钱能买到的食物，两块钱一笼的包子我是买不起，但一个包子不正好两毛嘛。我真想走得更快一些，可是双腿在昨晚就已经酸痛了。眼看到王府井路口了，肚子却不争气得疼了起来 ，而且越走越疼，后来竟疼得直不起腰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喝了太多凉水，晚上又受了风要拉肚子。于是就歇了会儿赶紧找厕所，那时候北京的公共厕所不像现在这么多，我问了好几个人才在马路东边看到一个堪称“豪华”的公共厕所，很讲究的门上挂着“高标准收费厕所”的牌子，那时候别的厕所五分钱撑死了，可它却像是知道我的底细一般，竟需要2毛钱！我当时正遇到人生三急之一，也顾不了那么多，交钱进去匆匆地解决完问题，顿时一身清爽，这个厕所确实干净，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水果香，浪漫的《蓝色多瑙河》飘荡其间，可《蓝色多瑙河》此刻在我心里，还不如那个没有到手就被这厕所夺去的包子诱人，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让你哭笑不得。
站在大街上，我已彻底从“穷得叮当响”转入一文不名的行列，腹中空空，口袋空空，就快四大皆空了......
站在大街上，我已彻底从“穷得叮当响”转入一文不名的行列，腹中空空，口袋空空，就快四大皆空了。回家的愿望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我根本不在乎这么早回家会不会丢面子，在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时候，谁还会在乎有没有面子呢？问题在于，不是说我想回家就能回家，而是我怎样才能回到家？离元宵节还有四五天，我一想到元宵节一过就该开学了，心里就更着急。虽然我高考两次受挫，可在当时跟大家一样，认为只要考上大学，前程必定一片灿烂，想到这里，我开始盘算回家的办法。首先，我否定了继续逃票这条路，以我现在这样的体力和被体力影响的有些迟钝的智力，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这样做肯定会自找麻烦。那么走到丰台，然后再想办法进入车站逃票回去？这样也不行，万一再碰上那个女警察，我不可能再编出类似164上打架把我票给打没了的谎话。最后，我打算去找北京站公安处，向他们把我的处境实话实说，我准备主动要求遣返。
早晨九点多，我就出现在北京站公安处，当班的一个满口京腔的警察听完我满脸真诚的诉说后，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哎我说哥们儿，你没开玩笑吧？我看你这样子也不像盲流呀，你是学生吧？再说了，你该不该被遣返也不是我们说了就能算的事儿，那得走一个法律程序你懂吗？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这样把北京玩儿个一溜遍，钱花光了就来这儿撂一句“我要求遣返”， 那铁路部门改福利院不就得了嘛”我真佩服北京人的语言功力，每个字都像是抹了润滑油一样的从嘴里往外出溜：“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哪儿管得过来呀？你得找民政部门你懂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如获至宝，向他再三道谢，出来时才想起忘了问是哪个民政部门，于是返身再问，在得到他“应该是北京市民政局吧？具体在哪儿我还真不太清楚，你打听打听吧"的回答后，我再次道谢离开。
穿过站前广场，我被一个京味儿的怪异吆喝声吸引：“盒饭了哎！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这声音每隔五六秒就响起一次，像录音机录出来一样准确。这样听了几遍，我发现那声“盒饭了哎”后面总是不多不少的跟着六个连珠炮似的“肉的”，那情形很像是“盒饭了哎”是一个火车头，拉着后面的那六个整齐的“肉的”车皮。这吆喝声太有意思了，对我尤其是我的胃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胖胖的小伙子斜靠在广场边的小饭馆门口，周围堆满了敞着口露着肥肉块的盒饭，看上去人好像睡着了，嘴却在机械而准确地重复着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叫卖声。我想尽快离开这里，以免我的肚子和胃再次联手暴动，没想到它们此刻却出奇的安静，看来任何事情习惯了就好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饿过劲了吧？
对于大部分正常生活的人来说，很少会跟民政部门打交道。所以我在北京街头问了好几个人北京市民政局在哪儿，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倒是挺熟，可是到底在那儿，大家都表示不清楚。我就这样一路问着又走到了前门附近，每到一个路口就去向交警询问，可是北京市民政局的地址依然如同它的职能那样神秘莫测。终于，在和平门，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告诉我民政局在东四，看到我对“东四”这地名有些茫然，老人往四周看了看，捡了一小块碎砖头然后蹲在地上并示意我也蹲下，很认真地在地上画起了坐标轴：“你看，咱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东四在这儿，你顺着。。。。。。”他详细地向我标出了民政局的方位后，依旧不放心的问：“知道怎么走了吗？” 我数学虽差，但毕竟也是上到“高五”的人，xy轴还是看得懂的，于是向他再三表示感谢并道别。“多可爱的老人！”走出很远，我还在心里感叹。
从北京站开始，我在找民政局的路上就出现了很大偏差，民政局在东边，而我却在一直往西走，这么长的冤枉路让我的双脚苦不堪言，于是在肚子和胃已经习惯沉默的时候，我的双脚却开始和我闹起了别扭。尤其是左脚，竟然以一种一瘸一拐的难看姿势和我公然对抗。对此我在无奈的同时也充分理解，这就好比一个单位的领导总是盲目决策，手下的人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发些牢骚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走歇一歇，终于在快中午的时候来到北京市民政局的大门口，心中竟有一种像电影上掉队红军找到党时的那种激动。在门口登记后，我按照门卫的指示艰难的爬了7层楼，来到一个叫“人民信访办公室”的房间门口，里面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听了我的来意之后问我：“你是哪里人？”在得知我来自宝鸡后他惊讶得说：“啊？你是宝鸡的？我以前也在宝鸡工作”
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情！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以前在宝鸡工作了很多年，而他工作的那个地质队离我们家只隔了一条千阳河。这明显拉进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在得知我饿了几天了，他马上拿起一个碗说了句：“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两个馒头和菜回来了：“食堂快关门了，只有炒白菜了，你凑合吃吧”当时别说炒白菜，就算没菜我都已经感激不尽了！在我尽量装作斯文实则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他说有专门负责处理我这种情况的部门，于是就带我下楼，来到和门卫室挨着的一间挂着好像是什么“信访接待室”的平房，把我交给一个叫张德宽的老人后就走了，真遗憾，我当时都忘了问他的姓名，祝愿这位好心人一生幸福，平安！ 我走进“信访接待室”的时候，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刚从这里离开。张德宽老先生头发花白，精神矍铄，一副老干部的派头。我刚要开口，只见他大手一挥，在空中一停：“你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清楚。”他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眼光看着我：“和家人吵架了吧？然后离家出走，没钱回家了吧？”我心想此人真乃神算！他看出了我的纳闷儿又接着说：“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多让大人操心呀，我每天不知道要处理多少这样的事，刚才那对儿看见了吧？南京中医学院的，挺好的学校，不好好上学搞什么恋爱，还瞒着家里人来北京玩儿，这下好了吧？钱也被偷光了就来这了，我们也不能看着不管呀，我就是专门管这种事的人，我叫张德宽。”说着，他把几本书放在我面前，其中一本封面上写着《北京市民政战线上的老黄牛---张德宽同志》，我看到这么多书在写他的事迹，顿时肃然起敬。随后他详细的询问了我的情况，在得知我爸爸的姓名和单位电话后，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过去:"喂，是Xxx同志吗？我这里是北京市民政局，你的儿子现在在我们这儿”我离桌子很近，很清楚地听到电话那边爸爸的惊讶：“啊？啊？。。。”我心想幸亏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要不然非得把他惊出心脏病不可，我以前也离家出走过，但那都是去了朋友家里，爸爸绝不会想到我这次会跑这么远。随后张德宽在电话里向我爸爸说了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民政局可以为我提供回家的火车票，但是回家后尽快把车票钱寄来，爸爸在电话里赶紧答应并对北京市民政局表示由衷感谢。 随后张德宽老先生为我开了一张用来换火车票的证明，上面盖了一个“信访”字样的章。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访，也没好意思问他。张德宽在递给我证明的同时给了我5块钱并表明：“这是借给你的，你回去后和车票钱一块儿寄来”随后他告诉我要去永定门火车站换票乘车，还告诉我去永定门坐几路车。我真诚地谢过张德宽老先生，离开了民政局。来到大街上，我用三块钱买了六个小面包，吃了一个就后悔了，这面包做的太"巧”了，看着很饱满，可是手一捏就成了乒乓球那么小的一团，唉，决策失误啊！早知道买馒头好了。我按照张德宽老先生指的路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在车上，看着窗外被我这两天走来走去的北京城，心里不禁感慨：“唉，还是汽车快呀！”沿途，售票的姑娘让我再次领教了北京人的语言功力，一路上的站名被她以极快的的卷舌音报出来，真像是抹了润滑油那样的快，感觉每个站名都差不多，以至于每到一站，我还得仔细的透过车窗看一下站牌，生怕坐过站。
来到永定门火车站也就是北京南站，第一感觉是这地方解放了吗？如果哪个导演要拍解放前的苦难片，来这儿好了，随便找出一堆人来，根本不用化妆就直接可以拍。怎么首都还有这么脏乱的地方？这么多衣衫褴褛，满面愁容的人？其实我当时哪里知道，永定门火车站是全国各地到北京告状的人，也就是信访人员以及盲流等各色人等最大的集散地及遣返站。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张证明让自己在还不懂得什么是“信访”的时候，也成了信访人员的一分子。
好不容易排了很长的队来到售票窗口前，里面一个女的看了一眼我的那张证明给了我一张票，我一看却是一张从北京到石家庄的慢车票，我以为她给错了就说：“我要去宝鸡，不是石家庄”没想到那女的听了后很不耐烦地说：“你是信访人员你知道吗？信访人员只能坐区间慢车！”随即就不再理我。我感觉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但却无可奈何，于是就走开，找到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者询问这证明是怎么回事，老人一看很关切的问我：“小伙子，来北京告状来了？”我心想我告哪门子状呀就说:"不呀，我没告状，这是民政局给我开的证明，我是学生”在随后的询问中我得知，这证明上已表明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信访人员，要想回家，我还得拿着这张证明分别在石家庄，郑州，孟塬，西安这些大站下车报到再签字转其他的车，而且只能坐慢车，不能做快车。此刻，我在明白了“信访”含义的同时也感到了信访人员的不易，我想，他们中无论是谁，经过这么折腾，下次再来北京告状之前都会慎重的。我想起《聪明的一休》里师傅对一休说的话：只有经历了苦难，才会理解弱者的痛苦。 我要坐的那趟慢车夜里12点才发车，离现在还有七八个钟头，我困得要命，于是就小心翼翼地穿过遍地席地而卧的人，唯恐踩着人家，最后在人满为患的候车室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角落，顾不得周围的嘈杂和乌烟瘴气，倒头就睡。由于心里一直担心误了火车，我睡得极不踏实，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中。这样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周围一片异样的喧哗吵醒，起来一看，十几个人手里举着十块二十块的钱围着一个头戴礼帽的中年男子。因为刚才睡着的缘故，我不知道他给周围的人施了什么迷魂大法，反正众人争先恐后：“我要一瓶”“给我来两瓶”。。。。。在一片人民币的簇拥下，那个男子嘴里一边忙不迭的应付：“别挤别挤，都有份都有份”一边在手里举着一个葫芦状的瓷药瓶，药瓶上粗糙的印着“祖传秘方”几个大字还有一些我看不清的小字，在“祖传”和“秘方”中间还印着一个束发纶巾的古代老者形象，我看着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历史课本上的数学家祖冲之。以前这种江湖把戏我在宝鸡街头司空见惯，但那些骗子至少还比较专业，一般会拿扁鹊或者华佗当招牌，不像这位如此离谱。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骗术的效果，又有几个举着钱的围了过来，我在心里疑惑为什么没有警察来管的同时也走了过去，站在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身边，她手里正举着一张一看就是得来不易的皱巴巴的十块钱。我像地下党对暗号一样目视前方的热闹场面，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对她说：“大妈，别买了，骗人的”没想到老太太听了扭头看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我倒像是个骗子，随后她看见一个空挡，很快地把钱递了过去。我怀着一种类似吕洞宾的心情回到原处坐下，心里突然觉得这个卖药的还真不是骗子，而这些买药的却是真正的病人，也只有他的“祖传秘方”可以治疗这种叫做执迷不悟的病。多年以后中国大地上XX功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我没有觉得惊讶。
这时候车厅的广播里播放起了《橄榄树>
（待续）
接上文
这时候车厅的广播里播放起了《橄榄树》， 齐豫那超凡脱俗美妙绝伦的声音，与我当时的心情产生强烈共鸣，我静静的坐在地上，听着这宛如天籁的歌声，虽然这是首流浪者的歌，却让我这个流浪者暂时忘记了所处的辛酸。真得很感激那个时代的音乐人和他们用心创作的不朽作品，让我在那个口袋时常空空的年轻时代，却总能得到高品质的精神慰籍。火车开动的时候，北京城已进入梦乡，我看着车窗外向后远去的灯光，心中默默地想：再见了北京，我还会再来的，但是绝对不会再像这样。我会以我的方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日子吧。几年以后，我创作的《干杯朋友》中有这样一句“天空是蔚蓝的自由，你渴望着拥有，但愿那无拘无束的日子将不再是一种奢求”。可是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你得到想要的生活了吗？我还是只能以苦笑作答，我知道，在永无止境的欲望面前谈心灵的自由简直就是妄想，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青春大半已逝，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坐的这趟慢车几乎每站必停，一路磨磨蹭蹭的直到大约凌晨六点才到石家庄，天还没亮，伴随着一会儿一个的冷战，我随着人流来到站前广场。春运期间哪里都是人，这儿也不例外，我来到中转签字处，窗口却关着，排队的人很多，我不敢走远，就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坐下。这样坐着很容易睡着，我就和旁边的一位老人聊了起来，这个老人气质很不一般，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精神矍铄，虽然坐在地上，但身姿笔挺。在交谈中我得知老人已经70多岁了，年轻时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汉中分校，曾在广西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了一名解放战士。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来落实政策把原来没收的房子退还给他，可是有几家人就是不愿搬出来，当地政府协调了很多次也没有解决，老人只好到北京“告御状”看来他似乎很满意此行，因为据他说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答应一定帮他解决。我这个“假信访”听着这位“真信访”的诉说，心里不禁肃然起敬，我一向认为凡是打过侵略者的都是英雄。此时我真想为这位老英雄做点什么，在看到他身旁的的搪瓷缸子是空的时，我拿起缸子去饮水处接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老人有些激动地说了好几句“谢谢”，我心想对于一个曾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的人来说，我做这点事算得了什么呢？
终于在九点多钟我拿到了一张到郑州的慢车票，虽然我的目的地是宝鸡，但此时已毫无怨言，经过永定门火车站那个女售票员的一番冷脸，我已经认同自己“信访者”的身份了。到郑州的车是下午五点钟开，我正发愁这一天怎么熬，却听见车站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于是来到街上，看见很多写着“庆祝河北省第二届花会”之类的巨大横幅，到处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很像我们陕西的“物资交流大会"或者“社火”只不过规模要大，天上还有类似撒农药那样的飞机拖着条幅飞来飞去。此时我也夹杂在欢乐的人群中，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夹杂在庆祝上海解放的人群中，唯一不同的是他是真得开心，而我，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更增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忧伤。就在我看着人群发呆之际，耳旁响起一个很严肃的声音：“嘿！你是哪儿的？把包放下！”我转身一看，旁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两三个警察和几个保安，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放下包，愣在哪儿。其中一个警察指着我：“你，站那边去！”我一看是一个很大的装垃圾的铁箱，心里虽感屈辱却也无可奈何，就挨着垃圾箱站着同时纳闷儿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指着一个保安：“你去查查他的包”于是一个保安打开我的包在里面摸来摸去，摸了一会儿他拎着一只拖鞋有些奇怪的看着我：“你怎么带了这么多鞋呀？”我看着他的样子想笑没敢笑，因为他那个表情像极了《鸡毛信》里的那个皇协军，我赶紧说：“我喜欢走路”，那几个警察和保安互相看了看然后对我说“走吧！”就这样，我莫名其妙的被他们查了一番又莫名奇妙的走人，一切毫无理由，整个一个莫名其妙！我想可能是自己的这副近似流浪汉的尊容，让人家怀疑我可能会对眼前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构成威胁了吧。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对眼前的威风锣鼓以及旱船之类的毫无兴趣，我只是想回家！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剩下的那两块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我只记得下午上火车的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而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人偏偏拿着一直很肥的烧鸡在啃，香味不断地飘进我的鼻子，这种近距离的折磨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说真的，我当时扑上去的心都有。有了这种经历，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总发生在闹饥荒的地方。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起身去盥洗处，（此次出来没带杯子是我一大失误）虽然人很多，但这趟列车竟然有水，哎，人总是要有个脸面的，在这么多人面前喝这种写着“非饮用水”的水还真有些难为情！于是我装作在洗脸然后趁人不注意猛喝几口，有时正喝水的时候碰巧有人看过来，我就赶紧装作在洗嘴。就这样，我带着一肚子凉水伴随着火车的咣当声向郑州驶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我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不管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毕竟离家越来越近了，凌晨一点左右，我跟这趟车的旅客们带着同样的一身怪味走出郑州站。对于这种怪味，我想坐过火车的人都会印象深刻，那是火车上特有的一种味道，用笔墨难以形容，这么说吧，他是人类各个部位气味的混合浓缩体，如果把这种气味投放到战场上，绝对会使敌军在短时内无心战斗且不会像毒气那样遭到谴责。我这么形容当然夸张了些，可火车里的味道也确实夸张。所以当我面对郑州火车站广场上的百万人潮（日后得知的数字）时，竟然觉得这里的空气可真好！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比那几天郑州站广场更拥挤的人海，即使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人流也没那么密集。所有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已化为乌有，大家就在寒夜里这么一个挨一个地站着，没人敢坐下来，因为人海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如波浪一般一会儿涌过来一回涌过去，每个人肩头都背着五花八门的行李，脸上是茫然与惊恐。我刚开始不明白人群为什么会来回涌动，后来看清楚了，原来是人海的边缘有很多警察还有一些没穿制服，但也不像便衣的人在维护秩序，警察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貌似便衣的那些人一律手握木棍。只要有人越过他们这条线，警察就会拿竹竿“维护秩序”，而被“维护”的那些人就惊恐的往后退，后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也跟着往后退，于是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的场面。我幸亏没有加入到眼前这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是站在候车厅外的一根柱子旁，当时郑州站有两个候车大厅，其中一个叫“高架候车厅”，我很奇怪那么宽敞明亮的候车厅明明是空荡荡的，而广场上却拥挤着如此之多的“旅客”，后来我去换票才得知，按他们的规定，必须有票才能进入，可广场上排队买票的人龙足有好几里地长，而且还是无数的“Z"型！更要命的是，半夜售票的就那么一两个窗口，就算排到跟前还往往没票，这就造成一边是空荡荡的候车大厅，而另一边是在寒夜中默默矗立的人海！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半句用来形容“维护秩序”的那些人，后半句用来形容被“维护秩序”的那些人，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个搂着前一个腰的人龙，觉得签字是无望了，但也不想站在这里被人“维护”，于是就走到候车厅门口想碰碰运气。我拿出我认为最真诚的一种表情，用一种极其诚恳的语气对守门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乘务员诉说我遇到的问题，为了让她心情愉快，本该叫她阿姨的我还叫了她一声大姐，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她听了我的诉说接过我的“信访票”看了看，以一种极其坚持原则的口气回答：“不行，你得去签字，你这票不能进！”我还想再争取，却看见她坚定的目视前方，于是欲言又止，回到不远的那个柱子旁。
我在那个柱子旁坐了没多久，却发现刚才检票的中年女人不见了，换了一个年轻一些的姑娘，另外一个门口也换了人，于是我又打算试试，只不过我这次不想说实话了，而且为了跟她拉近距离，我准备跟她说河南话，要知道我们宝鸡有太多的河南人，很多陕西人都会说几句河南话。我走到她跟前，用河南话开始了我刚才编好的谎言：“大姐，我是宝鸡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去北京旅游把学生证什么的全丢了，到郑州还是民政局给发得票，现在根本排不上队，我冻得受不了，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这一招果然灵，她看了看我的票，又看了看我，然后手一挥：进吧！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厅里，我没有为自己的撒谎感到脸红，一点都没有。真诚是需要土壤的，如果一个社会一种环境不具备这种土壤，那么谎言泛滥，欺骗成灾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所在的这个候车厅温暖明亮，“高架候车厅”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大厅，几乎都没太多的人。对比窗外广场上寒风中涌动的人群，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一艘快要沉没的巨轮上被救到岸上一样，可是，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之多茫然的面孔汇聚成如此壮观的茫然之海，每个人都在渴望那张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向何方的火车票，想想他们，再想想自己目前的处境，我在心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个世界就像，狂奔的卡车，你我只不过是，灰头土脸的乘客，没有人能把握，将在哪里停泊？漫天飞舞的谎言，已把目光淹没！”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能够亲眼看看这个没有被过滤过的世界。
出来好几天了，这个候车厅算是我呆得最暖和的地方，一时困意来袭，倒头就睡。可是这里的排椅都带着扶手，人不能平躺着，只能把腿架在上面，但这已使我十分满足，和在天安门广场的露宿比起来，这里简直是五星酒店了。本想大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身体，可是只睡了大约三个小时就醒了，很久没脱过衣服了，在这种暖和的环境里一烘，身上痒得要命，再加上候车厅旁边的录像厅声音大的出奇，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录像厅的牌子上写着七八个录像片的名字，什么《军妓〉《杀夫〉之类的“少儿不宜”片，还有周润发演的《英雄好汉》《江湖情》《赌神》等等。我坐着无聊，也没钱去看录像，于是就开始观察那些从录像厅里出来的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男人在看了周润发的片子后，马上就开始了有意识无意识的模仿，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嘴角咬着一个火柴棒走了出来，这可是小马哥的招牌动作，只不过小马哥咬的是牙签。另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子出来后把衣领竖了起来，以一种很冷酷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四周，仿佛在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自江湖的危险，其实中山装的领子很小，况且这里也没有风。他似乎确认了周围确实没有什么仇家（当然也不可能有）然后摸出一支烟，炫技般的在手指间翻转了几下叼在嘴上，随即拿出一个金色的打火机，很潇洒得啪的一声把烟点着，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位在幻想中已成为江湖英雄的男子只顾炫技，却把烟叼反了，点着的是过滤嘴，此时他也看见我在偷偷观察他，于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把烟一扔，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其实每个红尘中人都有不甘平凡的梦想，我也经常做那种身负使命，肩扛重任的白日梦，只不过人们在把一种形象推崇为“英雄”并成为一种潮流时，那推崇他的人也应该承担自己这种推崇带来的后果，我就相信，袁隆平式的英雄和蛊惑仔式的英雄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快天亮的时候，我被候车厅大门口得一阵叫骂吸引，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我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哭，她说孩子太小了，能不能让进去暖和一下，可守门的女检票员死活不让进还破口大骂“不要脸，没票还想进”之类的，抱小孩的女的后来要往里冲，检票的女的竟然抓住她的头发用膝盖顶她，还不断的骂，周围很多看不过去的人开始指责她，她才有所收敛，我在一旁看得发抖，我有个毛病，一激动就发抖，我真不能想象同为女人，她怎么就这么恶毒，是的，就是恶毒！其实我真不想把这段写出来，因为前几天就有网友说我对河南有点偏见，但他随后说这是经历所致，不怪我。我首先谢谢他的理解，另外我想说，我对河南人没有任何偏见，宝鸡有很多河南人，我们愉快相处，大家从来也不会强调谁是哪里人。而且十年后我去洛阳和郑州旅行，遇到的几件事都让我很感动！但我要忠于自己的眼睛，我只是对我当时所看到的，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有意见！毕竟十几年过去了，那样的情景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我已经不愿再描述我的饥饿了，那已经是我当时的常态，我之所以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补充一点食物，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么饿下去，也许会倒在街头。我一想到自己倒在异乡的街头而妈妈却不知道，心里就难受得要命，于是在早上八点多，走出了候车厅，一是想看看能不能换到票，二是看能不能想办法弄点吃的。
白天的广场比夜晚更加拥挤，郑州站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汇聚，我本想去售票窗口碰碰运气，却发现眼前的人流就是买票的人所排的多条“Z"型“人龙”，而这地方距窗口至少也有几百米之遥，我实在没勇气也没体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这里，你会立刻明白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把自己叫做“龙的传人”。眼前的阵势令人望而生畏，我准备像来的时候在宝鸡站那样，从郑州站旁边的铁路上走进去，这么想着，我绕过人海，路过格陵兰大酒店，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向西走去，街道两边有很多卖早点的，我尽量不去看那些热气腾腾的包子，却无从躲避它们飘过来的香气。我相信自己的样子一定是落魄到了极点，这从那些卖早点的人的吆喝声中就看得出来，因为那种热情的吆喝声往往在我这里戛然而止，我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他们“吆喝交响乐”中的一个休止符，对此我感到不好意思却也无可奈何。
走到一个人不太多的地方，一阵烤红薯的香味飘了过来，我的双腿不听指挥的停了下来，我知道，我的大脑对于我的身体，如同一个长官面对一群哗变的士兵，空头支票是没法再开下去了，只能来点实在的。卖烤红薯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满头的银发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的慈祥让我觉得，如果向这位老人要一个红薯的话，她也许不会拒绝。今天我在电脑前打“要饭”两个字只用一秒钟，可在当时，我下这个决心用了太长的时间，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忘掉“尊严“两个字，而此时，我却不得不这么做。我几次走向她烤红薯的炉子但在最后一秒又退了回来，最终我瞅准周围没有一个人的时候走了上去：“奶奶.....能不能给我一个红薯”，老人马上拿出一个红薯递给我，我想她肯定没明白我的意图于是又说了句：“我是说我没钱，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红薯”，果然她听了此话就把红薯放了回去然后对我说：“孩儿，不是俺不给你，俺这是小本生意.......”我听了此话马上一脸羞耻的迅速离开，真的，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你在这种时候只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而不会埋怨别人没有给你，作为一个那么大的年纪还在冬天街头卖红薯的老人，她的做法无可厚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位老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十多年前，帮一个年轻人捡回了他已经扔掉的尊严。
不知道自己在十多年前，帮一个年轻人捡回了他已经扔掉的尊严。
我于中午时分，找到通往郑州站站台的铁路并顺利地来到站台，我发现以这种方式进站的人还不在少数，看来买不到票的人太多了，工作人员也管不过来。在站台上，我遇见两个西安电子科技大的学生，他们来自江西吉安，一个叫刘海强，另一个姓宫（或龚）名字我忘了，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他们俩过完寒假返校，虽然有票但是那趟火车竟然没挤上去，于是我们三个打算一起行动。他们没有因为我这副落魄的形象而嫌弃，反而把他们从家里带的各种美味分给我吃，陌路相逢却给我无私帮助，我永生难忘，要知道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最终我们三个在下午挤上了一趟上海到兰州的车，他们于次日凌晨在西安站和我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也在凌晨五点多到达宝鸡站，跟着出站人流混了出来，剩下的十公里路对于现在的我，已算不了什么，家，就在两小时后等着我！ (第一部分结束）
92年寒假，当时我已两次高考落榜，正在一个补习班准备参加第三次高考，一个屡考屡不中的人很难有什么好心情。终于在那年春节，我与父亲开始了一次激烈争吵之后决定离家出走。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但是带上了几乎所有的鞋，棉鞋,球鞋甚至还有一双拖鞋，这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路漫漫其修远，鞋是必不可少的！出了家门，才想起自己身无分文，站在刺骨的寒风里，我有些动摇。可马上就灰溜溜的回家显然太滑稽了，毕竟自己两分钟前那声气壮山河的：“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还在余音绕梁，那样的话也太没面子了！遂打消此念，义无反顾的向着10公里外的宝鸡火车站走去。一路上，总有大大小小的便民车（宝鸡人对此类私营公交车的简称）在我身边停下来问我上不上车，刚开始我还以自己在“长途锻炼”为由礼貌作答，后来问得多了，我干脆装聋作哑，他们哪里知道我身无分文，而我又比谁都清楚：世上没有白坐的汽车。
走了5公里，路过陆军三医院，我想去看看家住这里的朋友光进，跟他道个别，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当然，也抱着向他化点缘的目的。正值春节，光进一家热情地招待了我。在得知我要一个人勇闯天涯，我的朋友并不吃惊，对我一番鼓励的同时他打开了自己的储蓄罐，捧出一堆硬币，全是5分的。我们还数了数，有一百多个，总共5块多钱。看得出光进对自己只能帮助我这么多很不满意，这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什么钱，即使是零花钱都很少，5块钱在当时还是能干不少事情的。最重要的是，朋友的鼓励对当时的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就这样，我怀揣叮当作响的一百多个硬币，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流浪。在这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形容一个人穷，为什么要用“穷得叮当响”这句话，可当这一百多个5分硬币在我身上叮当乱响的时候，我彻底明白了它的含义。
世上所有的火车站都是要凭票乘车的，宝鸡火车站当然不会给我例外，对此我早有准备，毕竟一把5分硬币所能到达的地方决不是我此行的梦想之地。于是我顺着铁路向西走了大约一里，从红旗路铁路桥的一个没有围墙的地方钻了进去，又往回走，顺利地走到了站台。幸亏元宵节快到了，正值春运高峰，没人在意我这个漏网之鱼。站在站台上，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自己想去遥远的地方，至于想去干什么？心里却一片茫然，只是觉得自己会唱歌，在我们学校也是号称四大歌王之首的，应该不会饿着的吧？现在看来，天下的盲流们，在开始流浪之前的心理活动都不过如此吧！当下决定，只要是停在这个站台上的火车，不管去哪里，我都上！这么想着，一列火车徐徐开来停在我面前，是从成都到北京的164次。老天！世上还有这么挤的火车，从站台上往里看，人头密密麻麻，更可怕的是，站台上全是想上车的人，可很多车门根本不开，很多人在砸门，也有很多人企图推开车窗强行钻入，而车内的人同仇敌忾，死死的拉住车门或车窗。站台上和车内的人形同水火，互相叫骂。我发现有一节车厢的门突然开了，有个中年妇女和他的儿子以及行李几乎是被车上的人扔了出来，她和他的儿子以这样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个反应令我至今难忘：她爬起来抻了抻衣服，转头用宝鸡话给了车上推他们的人以最狠毒的诅咒：让火车开到渭河里把你改我儿（宝鸡方言：你们这些我的儿子）淹死去！我瞅准车门还未关上的间隙，顾不上本次列车即将开进渭河里的诅咒，一把抓住车门旁的扶手飞身而上，车上的四川民工就像连体兄弟般的拼命用手推，用脚踹我。一番挣扎之后，我带着胸前的几枚脚印终于和脚印的主人们连为一体，虽然只有一只脚着地，但已十分满足。对于一个逃票的人来说，没什么比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更好的了，果然，此后的20多小时旅途中，我连乘务员的影子都没见着。
车开动后，虽然还是很挤，但比刚才松快点了，我数了数，我所在的两节车厢的接合部竟然挤着将近30个人，而就连两边的厕所都挤了8个人。多年后流行的零距离这个词可以生动的形容这个场面。离我不远的一个当兵的被几个男女民工馕包肉似的裹在中间，当时我要有相机就好了，那个画面简直就是最形象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车过我们家的时候，我把头努力伸向车窗，可是家一晃而过，我的思绪被未知旅途的新鲜感占据，心里并不难过。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妈妈聊天，才知道我走的那天，她拿着一些食物和一大罐头瓶茶水追到宝鸡火车站，她当然没见着我。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白发苍苍的妈妈手捧一大瓶水在人群中焦急地找我，呼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还是要忍不住流下泪来。亲人和朋友，世间再没有比他们更珍贵的东西了。
原以为车过西安后会宽敞点，没想到比原来更挤，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尽可以放心地站着睡觉而不用担心摔倒。就这样我用左右脚交替着一路金鸡独立迷迷糊糊地到了郑州，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这时已是半夜，我饿得难受，也渴得要命，听见站台上有人用河南话喊：“高橙，高橙，一瓶两块，三块两瓶”我本想只买一瓶，可是算了算还是买两瓶划算，于是从兜里抓出那把5分硬币，数出60枚，周围醒着的人都用一种比较怪异的目光看我，毕竟一个大小伙子数一把硬币买东西比较少见。当我把这一把硬币递给那个卖高橙的人时，看得出他挺不情愿，在接过硬币后他大概数了数就匆匆走掉了。这时车已开动，一件让我和周围的人大开眼界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车厢的晃动，只见那两瓶“高橙”如同巫婆配制魔水的瓶子般起了反应，一种黄色的，油腻腻的东西开始向瓶子上部聚集，不一会儿工夫，这两瓶所谓的“高橙”就变成了两瓶上半部分黄，下半部分白的可疑液体。我在心里万分心疼那60枚硬币的同时，也借用了宝鸡火车站那位中年妇女的诅咒：“让火车开到大街上，把该我儿骗子碾死去” 哎，一滴水都没喝到，财产却已损失过半，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多年以后看到网上有一篇“河南人惹谁了？”的帖子，我想都没想，马上恶作剧般的跟贴：“惹我了！”
车过正定时已是凌晨，有两个人也不知为什么打起来了，以后的岁月中我见过很多次斗殴，但都没有这次惨烈。人们瞬间向车厢两边涌去，使得本来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中部出现一大片空荡荡的座椅，而众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拼命般的厮打，我被涌来的人群压倒在地上几乎窒息，那一刻，我真的有些后悔了。直到我听见一个人惨叫一声后，车厢内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好不容易爬起来，捡起早已被踩得不像样子的包，看见刚才打架的其中一个已经满脸是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石家庄，才有乘警过来和站台上的医务人员把他抬了下去。看着满车厢灰头土脸，满面倦容的乘客，再看看地上还未干涸的血迹，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国人如此狼狈不堪的活着？这个问题从没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隐去，相反，在以后的岁月中它总是频繁的在我脑海中闪现。
看来首都就是不一样，列车上的广播在哑巴了20多小时之后，似乎终于想起自己还有播音的功能，于是在激昂的《北京颂歌》背景中，一个庄严的女声开始了对我们伟大首都的赞美。我心里一阵激动，长这么大了，这可是第一次到北京啊！可随后想起的一个问题让我的心凉了半截，我知道，首都的火车站检查肯定严格，我不可能像在宝鸡站那么蒙混过关，一旦查出我没票，还不得遣返回家呀？那可是我极其不愿看到的结果，难道自己一路金鸡独立就是为了领教一下首都警察的遣返功力？不能，绝对不能！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在我一筹莫展时，那个庄严的女声适时响起：“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丰台车站。。。。。。”真是谢天谢地，我知道自己有救了！
我之所以知道自己有救了，是因为我的地理学的相当的好，虽然我两次高考落榜，但那都是因为数学成绩太低了。不是一般的低，而是足以冲刺全国最低纪录的低：总分120分，而我只考了22分！所以即使我的语文，英语及史地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我也因为数学和政治两门分太低而与大学无缘。此刻我一听到丰台车站，就知道此地离北京只有十几公里，是个小站，而这种小站无疑是我这种逃票者的天堂！
在丰台站下车后，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酷。首先这是个小站，下车的人不多，我所希望的那种鱼龙混杂的场面根本就没有出现。再者，此时正是春运高峰，站台上的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却不少。我准备硬着头皮从检票口混过去，可下车的人实在太少了，没一会儿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感觉检票员都比乘客多，我如果现在过去无异于自投罗网。看来只有沿着铁路走出去了，可站台两头各站了一个警察，更要命的是，其中一个足有一米七五，壮如铁塔般的女警察看出了我的可疑，手拿步话机威风凛凛的向我走来。。。。。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看来，急，确实可以生智：只见我迎着女警察走了上去，开始了一半是真理一半是谎言的先发制人：“阿姨，刚才164上打架，我的包被踩得乱七八糟的，票也没了，这事你们得管呀”我一边说一边把脏兮兮的包捧给她看。她听完我的诉说马上双手一摆：“这不关我们的事呀，你得找164的乘警，找他们呀”在她说这话的同时，164次正在如我所愿的驶离丰台站，我说：“164走了，这可怎么办呀？”女警察显然不愿处理这种麻烦事：“这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你去找北京站公安处，这事他们管”我作出一幅为难的样子：“我的票也没了，怎么去北京站啊？”她听罢向我一招手：“来吧，跟我走”于是我这个逃票者在这位好心的女警察的护送下顺利的出了丰台站。我对她千恩万谢的时候不好意思抬头看她，毕竟我能自由的站在北京的土地上，是用我对她的一半谎言换来的。
出了丰台站，才感觉自己饿得要命，可不是嘛，上一顿饭还是在程光进家吃的，距现在都快30个小时了，这期间我粒米未进，滴水未喝。向四周看了看，心想这是北京吗？怎么也这么破破烂烂的？一片片圆屋脊的低矮平房。但是随处可见的“北京市xxx”的牌子让我觉得自己确实已经来到了北京。我没有按照女警察给我的提示去坐331路汽车，原因很简单，自从“高橙事件”后，我所有的财产就只剩下不到60个5分硬币了，我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再动用。这样想着就沿着331汽车的路线向市区走去，沿途看见一户人家门前的自来水管没有上锁，就趴在水龙头上顾不上冰冷刺骨地大喝了一通，暂时平息了胃的抗议。这样做的结果是，当我走路时，身上除了发出“穷得叮当响”的叮当声之外，又多了一种来自胃腔的水的咣当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天气虽冷但阳光灿烂，初到北京的喜悦随着市区的越来越近也愈发高涨，没多久就来到了公主坟，接着顺长安街往东走到了木樨地。在木樨地桥头，我看见一个大妈在卖煎饼果子，在陕西从没见过这种东西，那种诱人的颜色和扑鼻的香味使得刚被我用凉水骗过的胃顿时醒悟，它以一阵剧烈的抽搐向我提出更强烈的抗议，而肚子此时也落井下石，跟着咕咕叫起来。面对它们这种联手抗议的群体性事件，我不得不数出16枚硬币，花了8毛钱买了一个，这东西真好吃，不是因为当时饿极了，而是确实很好吃。而我的肚子和胃也就像中国的老百姓那样好说话，在得到这点补充后便偃旗息鼓，一路配合着我的双脚向东走去。
一路走过礼士路，走过复兴门，走过西单，这些地名因为两年前那次“风波”而通过央视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我一点都不陌生。大约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我走到六部口，往左一看，一幢中国式的金碧辉煌的三层阁楼，门口站着威严的礼兵，门前还有一个穿军绿色呢子大衣的礼兵走来走去，我想这就是新华门吧。这时候我已经很累了，就打算在旁边的花坛栏杆上休息会儿，刚坐下，就看见那个礼兵向我走来，我心想难道这地方不能坐吗？于是就站起身打算离开，没想到那个礼兵指着栏杆说：“没事，你坐你坐”我一边接着坐下一边纳闷他要干什么？他可能看我带着眼镜就问：“你是大学生吧？”那年月大学生可真是天之骄子，我心里真想说我是可自己又没那个资格，而此时我已经看出他是因为无聊想找人说话，于是就半开玩笑的回答：“不，我还在上高五”他果然一惊：“你们高中要上五年？”我看他朴实的脸上堆满惊讶，就忍着笑继续跟他开玩笑：“上几年的都有，就看你的毅力够不够顽强了，我有个同学已经上到高八了”听到这里他总算明白过来：“噢，你还在补习啊！你说话还挺逗的”在随后的聊天中我得知他来自苏北农村，因为保密的原因家人只知道他在当兵，但并不知道他在哪里当兵。九一年他的家乡也遭遇了那次著名的洪水，他也没能回家看看，只是从信中得知家人还好，我对此表示同情的同时也觉得我该走了，万一这位守卫中南海的卫士，因为跟我聊天而让敌人钻了空子，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于是向他道别顺便问他天安门在哪儿，只见他把手往东一挥：“那不就是吗！”可不是，那个从我懂事起就被植入我脑子的光辉建筑物，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离我如此之近。
天*安门广场真大，风也真大，感觉到处都是红旗招展。北京的风真厉害，就像精确制导过一样，专往人身上怕冷的地方钻。虽然我穿着棉袄还套着一件牛仔衣，但由于30多个小时只吃了一个煎饼果子，身上几乎没什么热量，站在广场上就跟没穿衣服一样一个劲得直打哆嗦，肚子此时也不争气的咕咕叫起来，所以以往书上对于天安门广场那些诸如“庄严，伟大，雄伟”的描述在我这里基本没有得到什么体验。是谁说“民以食为天”的，他简直就是个圣人！冬天的北京白天很短，才四五点钟的样子日已偏西，人在黄昏的时候最容易伤感，看着街上匆忙回家的人流我也开始想家了，以往这个时候，正是家里准备晚饭的时候，我这一走，妈妈还不得急死！我又想到了我的女朋友，我走的时候没办法通知她，如果她知道我离家出走了心里该有多难过。我这样一边走一边想天也就黑下来了，天一黑，我也辩不出方向了，其实对我来说知道方向又有什么意义呢？去哪儿都一样，反正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就这样茫无目的的乱走，也不知道能在哪里过夜，这样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王府井，那时候的北京一到夜里就比较冷清，只有像王府井这样的商业区还是灯火辉煌，人头攒动。我夹杂在人群中向前挪动，突然很后悔来到这里。如果说中午的那个煎饼果子就让我的胃和肚子联手抗议，那现在街两边琳琅满目的烧鸡，烤鸭已经让它们联手暴动了，我把皮带勒到最后一个扣也没能镇压。肚子的“咕咕”声是那样的大，以至于它每响一次我都会小心地看看周围人的反应。路过一个卖“茶汤”的小饭馆时，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没完没了地咕咕声了，于是问了问价钱，一块钱一碗，我就转过身数了数还剩下多少硬币：还有24枚，一块两毛钱。我把四枚硬币装回口袋，用一块钱买了一碗“茶汤”迫不及待的享用起来。我以为所谓“茶汤”应该跟我们陕西的油茶差不多，没想到它竟然是甜的，热乎乎的挺好喝。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今晚该去哪里过夜呢？旅馆之类的场所显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列，还是去火车站吧，那里有椅子还有暖气，对，就去那儿！看来，天下盲流考虑问题的思路总是惊人的一致。
这儿离北京站没多远，没多久我就走到了。当时还没有北京西站，北京站也远没有现在这么整洁，广场两边全是违章的简易饭馆，广场上万头攒动，垃圾遍地，各色人等，鱼龙混杂。令我诧异的是很多人就铺着被子睡在寒冷肮脏的站前广场上，而候车大厅里的人并不是太多，我走到候车厅门口才知道是要凭票入内的。而广场上这些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没买着票或者像我一样没钱买票的人。我试图向把守候车厅的中年女乘务员解释，说我是一个外地的学生，以博得她的同情，可她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只是用手指了指“凭票候车”的牌子就接着想她那高深莫测的心事了。我透过玻璃看到候车厅内高悬的“人民铁路为人民”几个大字，心里一阵悲凉：唉，怎么自己连人民都不是了。
本来我打算也跟别人一样在车站广场上凑合一夜，可是在地上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受不了了，尤其是我没有帽子，耳朵冻得生疼。我想起白天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路过的地下通道，那里应该是避风的好地方，只要没风，光是冷还是可以忍受的。于是我站起身背好包向人打听好天安门的路线，拖着双腿向梦想中的避风港走去。此时街上人已很少，我路过崇文门的时候几个联防队员不住地打量我，我倒真希望他们过来盘问盘问我，以没有身份证形迹可疑为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那至少也是个房子呀！可他们仅仅是看了看我就把目光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时候我又感到饥饿难忍了，其实这种饿的感觉从我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一直如影相随，只不过有时强烈有时缓解罢了。现在我的感觉可以用“前胸贴着后背”来形容，创造这句话的人绝对挨过饿，否则不可能这么传神。
此时已是深夜，天安门广场上除了执勤的武警几乎没有任何人，寒风刮得广场两边的松树刷刷的响。我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地下通道，诺大的通道里除了两个雕塑般的站岗武警外空无一人，而这地方也确实没什么风，对此刻的我来说，不失为一个过夜的最佳选择。可是当我把包放在地上正准备坐下的时候，一个雕塑开口了：“同志，这儿不允许停留，请你离开”，那个时候，陌生人之间相互称呼“同志”还是很常见的，“同志”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称呼某类人群的专属词。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称为这种很人民内部意味的“同志”时，就一厢情愿的觉得即使他不允许我在这儿坐，但应该可以通融通融。于是在空空的地下通道里就回荡起这样的对话：“同志，你看我现在也没钱，也没地方去，你能不能。。。。。。”“同志，这是规定，请你自觉遵守”“同志，我保证只呆几个小时，太阳一出来我就走，我。。。。。。”“同志，这是规定，我们有纪律”看着他一脸坚定，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他也是在执行任务。于是背起包转身离开，却于无意中，在通道墙上镶嵌着的一条不锈钢的反照中看到了自己的尊容：头发凌乱，面容憔悴，于是心里就想其实国家就和人一样，只要有了钱就会在意自己的形象，任何一个公民，都有维护国家形象的义务，而作为我这个公民，此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带着这幅尊容尽快离开。可是，我又能去哪儿呢？
本来我想再走一走，只要找个居民区有个背风的地方就行，但又一想深更半夜的那样不太安全，而且我实在走不动了，广场上有武警至少安全问题可以保证。这样我就向着人民大会堂方向走去，当然，我虽饥寒交迫，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到想去人民大会堂借宿，我只是觉得大会堂前面有很多树，风应该小一些。我在大会堂东面的一排冬青树和松树相间的一个地方坐了下来，太累了，就算有更好的地方我也懒得再挪窝了。我从包里掏出一件衣服包在头上很快就睡着了。最多有一个小时的样子我就被冻醒了，那天的气温足有零下八，九度，可谓滴水成冰，人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对诸如“暖和”“火炉”“热气腾腾”“红烧肉”等等词汇产生最具体的联想，我一边尽量把头缩进衣领，一边望着远处一座楼上某个窗户透出的灯光，我想这个窗户里面肯定有一个摇篮，睡在里面的小家伙肯定把被子都蹬了，对，她肯定把被子蹬了，因为屋子里太暖和了！我又想到小时候在山里，也是冬天，窗户上全是冰花，窗外北风呼啸，雪如鹅毛，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被窝里打扑克牌，身旁是烧得通红的炉子。我此时多怀念有一次因为吃的太饱，被我像扔铁饼一样扔掉的那个肉加馍呀，唉，如果它此刻能像飞去来器那样神奇就好了！
漫无边际的瞎想，脑子里竟然出现了这样几句：“我头枕着伤痛，身上盖着梦，蜷缩在异乡的街头，幻想成功。我吞咽着泪水，咀嚼着寒风，面对无边的暗夜，编织着光明”。这就是我人生写出来的第一首歌的雏形。虽然这首被我后来完成后定名为《淘梦者》的歌，因为旋律太像郑智化最终被我否定，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听过。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我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写歌，这不是很难的事。这种兴奋让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冷了，此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回家，越快越好！没来北京时，对天安门广场的种种美好憧憬，此时早已被“饥”“寒”二魔折磨的消失殆尽。现在我就坐在天安门前，却达不到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那种境界，我想，要达到他老人家那种境界，不一定得“酒足”但“饭饱”是最起码的。
人在饥饿的时候行动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肚子指挥。这不，当广场上响起雄壮的国歌进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时，我没能像众多的外地旅行者那样肃穆在国旗周围行注目礼，而是被饥饿胁迫着走向王府井。我攥着最后的四枚五分硬币，心想那里肯定有两毛钱能买到的食物，两块钱一笼的包子我是买不起，但一个包子不正好两毛嘛。我真想走得更快一些，可是双腿在昨晚就已经酸痛了。眼看到王府井路口了，肚子却不争气得疼了起来 ，而且越走越疼，后来竟疼得直不起腰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喝了太多凉水，晚上又受了风要拉肚子。于是就歇了会儿赶紧找厕所，那时候北京的公共厕所不像现在这么多，我问了好几个人才在马路东边看到一个堪称“豪华”的公共厕所，很讲究的门上挂着“高标准收费厕所”的牌子，那时候别的厕所五分钱撑死了，可它却像是知道我的底细一般，竟需要2毛钱！我当时正遇到人生三急之一，也顾不了那么多，交钱进去匆匆地解决完问题，顿时一身清爽，这个厕所确实干净，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水果香，浪漫的《蓝色多瑙河》飘荡其间，可《蓝色多瑙河》此刻在我心里，还不如那个没有到手就被这厕所夺去的包子诱人，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让你哭笑不得。
站在大街上，我已彻底从“穷得叮当响”转入一文不名的行列，腹中空空，口袋空空，就快四大皆空了......
站在大街上，我已彻底从“穷得叮当响”转入一文不名的行列，腹中空空，口袋空空，就快四大皆空了。回家的愿望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我根本不在乎这么早回家会不会丢面子，在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时候，谁还会在乎有没有面子呢？问题在于，不是说我想回家就能回家，而是我怎样才能回到家？离元宵节还有四五天，我一想到元宵节一过就该开学了，心里就更着急。虽然我高考两次受挫，可在当时跟大家一样，认为只要考上大学，前程必定一片灿烂，想到这里，我开始盘算回家的办法。首先，我否定了继续逃票这条路，以我现在这样的体力和被体力影响的有些迟钝的智力，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这样做肯定会自找麻烦。那么走到丰台，然后再想办法进入车站逃票回去？这样也不行，万一再碰上那个女警察，我不可能再编出类似164上打架把我票给打没了的谎话。最后，我打算去找北京站公安处，向他们把我的处境实话实说，我准备主动要求遣返。
早晨九点多，我就出现在北京站公安处，当班的一个满口京腔的警察听完我满脸真诚的诉说后，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哎我说哥们儿，你没开玩笑吧？我看你这样子也不像盲流呀，你是学生吧？再说了，你该不该被遣返也不是我们说了就能算的事儿，那得走一个法律程序你懂吗？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这样把北京玩儿个一溜遍，钱花光了就来这儿撂一句“我要求遣返”， 那铁路部门改福利院不就得了嘛”我真佩服北京人的语言功力，每个字都像是抹了润滑油一样的从嘴里往外出溜：“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哪儿管得过来呀？你得找民政部门你懂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如获至宝，向他再三道谢，出来时才想起忘了问是哪个民政部门，于是返身再问，在得到他“应该是北京市民政局吧？具体在哪儿我还真不太清楚，你打听打听吧"的回答后，我再次道谢离开。
穿过站前广场，我被一个京味儿的怪异吆喝声吸引：“盒饭了哎！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肉的”，这声音每隔五六秒就响起一次，像录音机录出来一样准确。这样听了几遍，我发现那声“盒饭了哎”后面总是不多不少的跟着六个连珠炮似的“肉的”，那情形很像是“盒饭了哎”是一个火车头，拉着后面的那六个整齐的“肉的”车皮。这吆喝声太有意思了，对我尤其是我的胃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胖胖的小伙子斜靠在广场边的小饭馆门口，周围堆满了敞着口露着肥肉块的盒饭，看上去人好像睡着了，嘴却在机械而准确地重复着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叫卖声。我想尽快离开这里，以免我的肚子和胃再次联手暴动，没想到它们此刻却出奇的安静，看来任何事情习惯了就好了，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饿过劲了吧？
对于大部分正常生活的人来说，很少会跟民政部门打交道。所以我在北京街头问了好几个人北京市民政局在哪儿，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倒是挺熟，可是到底在那儿，大家都表示不清楚。我就这样一路问着又走到了前门附近，每到一个路口就去向交警询问，可是北京市民政局的地址依然如同它的职能那样神秘莫测。终于，在和平门，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告诉我民政局在东四，看到我对“东四”这地名有些茫然，老人往四周看了看，捡了一小块碎砖头然后蹲在地上并示意我也蹲下，很认真地在地上画起了坐标轴：“你看，咱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东四在这儿，你顺着。。。。。。”他详细地向我标出了民政局的方位后，依旧不放心的问：“知道怎么走了吗？” 我数学虽差，但毕竟也是上到“高五”的人，xy轴还是看得懂的，于是向他再三表示感谢并道别。“多可爱的老人！”走出很远，我还在心里感叹。
从北京站开始，我在找民政局的路上就出现了很大偏差，民政局在东边，而我却在一直往西走，这么长的冤枉路让我的双脚苦不堪言，于是在肚子和胃已经习惯沉默的时候，我的双脚却开始和我闹起了别扭。尤其是左脚，竟然以一种一瘸一拐的难看姿势和我公然对抗。对此我在无奈的同时也充分理解，这就好比一个单位的领导总是盲目决策，手下的人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发些牢骚也是应该的。于是我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走歇一歇，终于在快中午的时候来到北京市民政局的大门口，心中竟有一种像电影上掉队红军找到党时的那种激动。在门口登记后，我按照门卫的指示艰难的爬了7层楼，来到一个叫“人民信访办公室”的房间门口，里面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听了我的来意之后问我：“你是哪里人？”在得知我来自宝鸡后他惊讶得说：“啊？你是宝鸡的？我以前也在宝鸡工作”
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情！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得知他以前在宝鸡工作了很多年，而他工作的那个地质队离我们家只隔了一条千阳河。这明显拉进了我们彼此的距离，在得知我饿了几天了，他马上拿起一个碗说了句：“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两个馒头和菜回来了：“食堂快关门了，只有炒白菜了，你凑合吃吧”当时别说炒白菜，就算没菜我都已经感激不尽了！在我尽量装作斯文实则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他说有专门负责处理我这种情况的部门，于是就带我下楼，来到和门卫室挨着的一间挂着好像是什么“信访接待室”的平房，把我交给一个叫张德宽的老人后就走了，真遗憾，我当时都忘了问他的姓名，祝愿这位好心人一生幸福，平安！ 我走进“信访接待室”的时候，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刚从这里离开。张德宽老先生头发花白，精神矍铄，一副老干部的派头。我刚要开口，只见他大手一挥，在空中一停：“你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我都清楚。”他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眼光看着我：“和家人吵架了吧？然后离家出走，没钱回家了吧？”我心想此人真乃神算！他看出了我的纳闷儿又接着说：“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多让大人操心呀，我每天不知道要处理多少这样的事，刚才那对儿看见了吧？南京中医学院的，挺好的学校，不好好上学搞什么恋爱，还瞒着家里人来北京玩儿，这下好了吧？钱也被偷光了就来这了，我们也不能看着不管呀，我就是专门管这种事的人，我叫张德宽。”说着，他把几本书放在我面前，其中一本封面上写着《北京市民政战线上的老黄牛---张德宽同志》，我看到这么多书在写他的事迹，顿时肃然起敬。随后他详细的询问了我的情况，在得知我爸爸的姓名和单位电话后，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过去:"喂，是Xxx同志吗？我这里是北京市民政局，你的儿子现在在我们这儿”我离桌子很近，很清楚地听到电话那边爸爸的惊讶：“啊？啊？。。。”我心想幸亏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要不然非得把他惊出心脏病不可，我以前也离家出走过，但那都是去了朋友家里，爸爸绝不会想到我这次会跑这么远。随后张德宽在电话里向我爸爸说了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民政局可以为我提供回家的火车票，但是回家后尽快把车票钱寄来，爸爸在电话里赶紧答应并对北京市民政局表示由衷感谢。 随后张德宽老先生为我开了一张用来换火车票的证明，上面盖了一个“信访”字样的章。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访，也没好意思问他。张德宽在递给我证明的同时给了我5块钱并表明：“这是借给你的，你回去后和车票钱一块儿寄来”随后他告诉我要去永定门火车站换票乘车，还告诉我去永定门坐几路车。我真诚地谢过张德宽老先生，离开了民政局。来到大街上，我用三块钱买了六个小面包，吃了一个就后悔了，这面包做的太"巧”了，看着很饱满，可是手一捏就成了乒乓球那么小的一团，唉，决策失误啊！早知道买馒头好了。我按照张德宽老先生指的路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在车上，看着窗外被我这两天走来走去的北京城，心里不禁感慨：“唉，还是汽车快呀！”沿途，售票的姑娘让我再次领教了北京人的语言功力，一路上的站名被她以极快的的卷舌音报出来，真像是抹了润滑油那样的快，感觉每个站名都差不多，以至于每到一站，我还得仔细的透过车窗看一下站牌，生怕坐过站。
来到永定门火车站也就是北京南站，第一感觉是这地方解放了吗？如果哪个导演要拍解放前的苦难片，来这儿好了，随便找出一堆人来，根本不用化妆就直接可以拍。怎么首都还有这么脏乱的地方？这么多衣衫褴褛，满面愁容的人？其实我当时哪里知道，永定门火车站是全国各地到北京告状的人，也就是信访人员以及盲流等各色人等最大的集散地及遣返站。而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张证明让自己在还不懂得什么是“信访”的时候，也成了信访人员的一分子。
好不容易排了很长的队来到售票窗口前，里面一个女的看了一眼我的那张证明给了我一张票，我一看却是一张从北京到石家庄的慢车票，我以为她给错了就说：“我要去宝鸡，不是石家庄”没想到那女的听了后很不耐烦地说：“你是信访人员你知道吗？信访人员只能坐区间慢车！”随即就不再理我。我感觉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但却无可奈何，于是就走开，找到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者询问这证明是怎么回事，老人一看很关切的问我：“小伙子，来北京告状来了？”我心想我告哪门子状呀就说:"不呀，我没告状，这是民政局给我开的证明，我是学生”在随后的询问中我得知，这证明上已表明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信访人员，要想回家，我还得拿着这张证明分别在石家庄，郑州，孟塬，西安这些大站下车报到再签字转其他的车，而且只能坐慢车，不能做快车。此刻，我在明白了“信访”含义的同时也感到了信访人员的不易，我想，他们中无论是谁，经过这么折腾，下次再来北京告状之前都会慎重的。我想起《聪明的一休》里师傅对一休说的话：只有经历了苦难，才会理解弱者的痛苦。 我要坐的那趟慢车夜里12点才发车，离现在还有七八个钟头，我困得要命，于是就小心翼翼地穿过遍地席地而卧的人，唯恐踩着人家，最后在人满为患的候车室找到一个可以躺下的角落，顾不得周围的嘈杂和乌烟瘴气，倒头就睡。由于心里一直担心误了火车，我睡得极不踏实，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中。这样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周围一片异样的喧哗吵醒，起来一看，十几个人手里举着十块二十块的钱围着一个头戴礼帽的中年男子。因为刚才睡着的缘故，我不知道他给周围的人施了什么迷魂大法，反正众人争先恐后：“我要一瓶”“给我来两瓶”。。。。。在一片人民币的簇拥下，那个男子嘴里一边忙不迭的应付：“别挤别挤，都有份都有份”一边在手里举着一个葫芦状的瓷药瓶，药瓶上粗糙的印着“祖传秘方”几个大字还有一些我看不清的小字，在“祖传”和“秘方”中间还印着一个束发纶巾的古代老者形象，我看着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历史课本上的数学家祖冲之。以前这种江湖把戏我在宝鸡街头司空见惯，但那些骗子至少还比较专业，一般会拿扁鹊或者华佗当招牌，不像这位如此离谱。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骗术的效果，又有几个举着钱的围了过来，我在心里疑惑为什么没有警察来管的同时也走了过去，站在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身边，她手里正举着一张一看就是得来不易的皱巴巴的十块钱。我像地下党对暗号一样目视前方的热闹场面，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对她说：“大妈，别买了，骗人的”没想到老太太听了扭头看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我倒像是个骗子，随后她看见一个空挡，很快地把钱递了过去。我怀着一种类似吕洞宾的心情回到原处坐下，心里突然觉得这个卖药的还真不是骗子，而这些买药的却是真正的病人，也只有他的“祖传秘方”可以治疗这种叫做执迷不悟的病。多年以后中国大地上XX功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我没有觉得惊讶。
这时候车厅的广播里播放起了《橄榄树>
（待续）
接上文
这时候车厅的广播里播放起了《橄榄树》， 齐豫那超凡脱俗美妙绝伦的声音，与我当时的心情产生强烈共鸣，我静静的坐在地上，听着这宛如天籁的歌声，虽然这是首流浪者的歌，却让我这个流浪者暂时忘记了所处的辛酸。真得很感激那个时代的音乐人和他们用心创作的不朽作品，让我在那个口袋时常空空的年轻时代，却总能得到高品质的精神慰籍。火车开动的时候，北京城已进入梦乡，我看着车窗外向后远去的灯光，心中默默地想：再见了北京，我还会再来的，但是绝对不会再像这样。我会以我的方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日子吧。几年以后，我创作的《干杯朋友》中有这样一句“天空是蔚蓝的自由，你渴望着拥有，但愿那无拘无束的日子将不再是一种奢求”。可是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你得到想要的生活了吗？我还是只能以苦笑作答，我知道，在永无止境的欲望面前谈心灵的自由简直就是妄想，而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青春大半已逝，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坐的这趟慢车几乎每站必停，一路磨磨蹭蹭的直到大约凌晨六点才到石家庄，天还没亮，伴随着一会儿一个的冷战，我随着人流来到站前广场。春运期间哪里都是人，这儿也不例外，我来到中转签字处，窗口却关着，排队的人很多，我不敢走远，就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坐下。这样坐着很容易睡着，我就和旁边的一位老人聊了起来，这个老人气质很不一般，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精神矍铄，虽然坐在地上，但身姿笔挺。在交谈中我得知老人已经70多岁了，年轻时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汉中分校，曾在广西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了一名解放战士。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来落实政策把原来没收的房子退还给他，可是有几家人就是不愿搬出来，当地政府协调了很多次也没有解决，老人只好到北京“告御状”看来他似乎很满意此行，因为据他说北京的有关部门已经答应一定帮他解决。我这个“假信访”听着这位“真信访”的诉说，心里不禁肃然起敬，我一向认为凡是打过侵略者的都是英雄。此时我真想为这位老英雄做点什么，在看到他身旁的的搪瓷缸子是空的时，我拿起缸子去饮水处接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老人有些激动地说了好几句“谢谢”，我心想对于一个曾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的人来说，我做这点事算得了什么呢？
终于在九点多钟我拿到了一张到郑州的慢车票，虽然我的目的地是宝鸡，但此时已毫无怨言，经过永定门火车站那个女售票员的一番冷脸，我已经认同自己“信访者”的身份了。到郑州的车是下午五点钟开，我正发愁这一天怎么熬，却听见车站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于是来到街上，看见很多写着“庆祝河北省第二届花会”之类的巨大横幅，到处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很像我们陕西的“物资交流大会"或者“社火”只不过规模要大，天上还有类似撒农药那样的飞机拖着条幅飞来飞去。此时我也夹杂在欢乐的人群中，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夹杂在庆祝上海解放的人群中，唯一不同的是他是真得开心，而我，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更增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忧伤。就在我看着人群发呆之际，耳旁响起一个很严肃的声音：“嘿！你是哪儿的？把包放下！”我转身一看，旁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两三个警察和几个保安，我有些不知所措，赶紧放下包，愣在哪儿。其中一个警察指着我：“你，站那边去！”我一看是一个很大的装垃圾的铁箱，心里虽感屈辱却也无可奈何，就挨着垃圾箱站着同时纳闷儿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指着一个保安：“你去查查他的包”于是一个保安打开我的包在里面摸来摸去，摸了一会儿他拎着一只拖鞋有些奇怪的看着我：“你怎么带了这么多鞋呀？”我看着他的样子想笑没敢笑，因为他那个表情像极了《鸡毛信》里的那个皇协军，我赶紧说：“我喜欢走路”，那几个警察和保安互相看了看然后对我说“走吧！”就这样，我莫名其妙的被他们查了一番又莫名奇妙的走人，一切毫无理由，整个一个莫名其妙！我想可能是自己的这副近似流浪汉的尊容，让人家怀疑我可能会对眼前这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构成威胁了吧。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对眼前的威风锣鼓以及旱船之类的毫无兴趣，我只是想回家！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剩下的那两块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我只记得下午上火车的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而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人偏偏拿着一直很肥的烧鸡在啃，香味不断地飘进我的鼻子，这种近距离的折磨简直让人难以忍受，说真的，我当时扑上去的心都有。有了这种经历，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民起义总发生在闹饥荒的地方。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起身去盥洗处，（此次出来没带杯子是我一大失误）虽然人很多，但这趟列车竟然有水，哎，人总是要有个脸面的，在这么多人面前喝这种写着“非饮用水”的水还真有些难为情！于是我装作在洗脸然后趁人不注意猛喝几口，有时正喝水的时候碰巧有人看过来，我就赶紧装作在洗嘴。就这样，我带着一肚子凉水伴随着火车的咣当声向郑州驶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我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不管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毕竟离家越来越近了，凌晨一点左右，我跟这趟车的旅客们带着同样的一身怪味走出郑州站。对于这种怪味，我想坐过火车的人都会印象深刻，那是火车上特有的一种味道，用笔墨难以形容，这么说吧，他是人类各个部位气味的混合浓缩体，如果把这种气味投放到战场上，绝对会使敌军在短时内无心战斗且不会像毒气那样遭到谴责。我这么形容当然夸张了些，可火车里的味道也确实夸张。所以当我面对郑州火车站广场上的百万人潮（日后得知的数字）时，竟然觉得这里的空气可真好！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比那几天郑州站广场更拥挤的人海，即使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人流也没那么密集。所有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已化为乌有，大家就在寒夜里这么一个挨一个地站着，没人敢坐下来，因为人海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如波浪一般一会儿涌过来一回涌过去，每个人肩头都背着五花八门的行李，脸上是茫然与惊恐。我刚开始不明白人群为什么会来回涌动，后来看清楚了，原来是人海的边缘有很多警察还有一些没穿制服，但也不像便衣的人在维护秩序，警察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貌似便衣的那些人一律手握木棍。只要有人越过他们这条线，警察就会拿竹竿“维护秩序”，而被“维护”的那些人就惊恐的往后退，后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也跟着往后退，于是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的场面。我幸亏没有加入到眼前这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是站在候车厅外的一根柱子旁，当时郑州站有两个候车大厅，其中一个叫“高架候车厅”，我很奇怪那么宽敞明亮的候车厅明明是空荡荡的，而广场上却拥挤着如此之多的“旅客”，后来我去换票才得知，按他们的规定，必须有票才能进入，可广场上排队买票的人龙足有好几里地长，而且还是无数的“Z"型！更要命的是，半夜售票的就那么一两个窗口，就算排到跟前还往往没票，这就造成一边是空荡荡的候车大厅，而另一边是在寒夜中默默矗立的人海！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半句用来形容“维护秩序”的那些人，后半句用来形容被“维护秩序”的那些人，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个搂着前一个腰的人龙，觉得签字是无望了，但也不想站在这里被人“维护”，于是就走到候车厅门口想碰碰运气。我拿出我认为最真诚的一种表情，用一种极其诚恳的语气对守门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乘务员诉说我遇到的问题，为了让她心情愉快，本该叫她阿姨的我还叫了她一声大姐，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她听了我的诉说接过我的“信访票”看了看，以一种极其坚持原则的口气回答：“不行，你得去签字，你这票不能进！”我还想再争取，却看见她坚定的目视前方，于是欲言又止，回到不远的那个柱子旁。
我在那个柱子旁坐了没多久，却发现刚才检票的中年女人不见了，换了一个年轻一些的姑娘，另外一个门口也换了人，于是我又打算试试，只不过我这次不想说实话了，而且为了跟她拉近距离，我准备跟她说河南话，要知道我们宝鸡有太多的河南人，很多陕西人都会说几句河南话。我走到她跟前，用河南话开始了我刚才编好的谎言：“大姐，我是宝鸡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去北京旅游把学生证什么的全丢了，到郑州还是民政局给发得票，现在根本排不上队，我冻得受不了，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这一招果然灵，她看了看我的票，又看了看我，然后手一挥：进吧！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厅里，我没有为自己的撒谎感到脸红，一点都没有。真诚是需要土壤的，如果一个社会一种环境不具备这种土壤，那么谎言泛滥，欺骗成灾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所在的这个候车厅温暖明亮，“高架候车厅”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大厅，几乎都没太多的人。对比窗外广场上寒风中涌动的人群，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一艘快要沉没的巨轮上被救到岸上一样，可是，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之多茫然的面孔汇聚成如此壮观的茫然之海，每个人都在渴望那张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向何方的火车票，想想他们，再想想自己目前的处境，我在心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个世界就像，狂奔的卡车，你我只不过是，灰头土脸的乘客，没有人能把握，将在哪里停泊？漫天飞舞的谎言，已把目光淹没！”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庆幸自己在那个时候，能够亲眼看看这个没有被过滤过的世界。
出来好几天了，这个候车厅算是我呆得最暖和的地方，一时困意来袭，倒头就睡。可是这里的排椅都带着扶手，人不能平躺着，只能把腿架在上面，但这已使我十分满足，和在天安门广场的露宿比起来，这里简直是五星酒店了。本想大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身体，可是只睡了大约三个小时就醒了，很久没脱过衣服了，在这种暖和的环境里一烘，身上痒得要命，再加上候车厅旁边的录像厅声音大的出奇，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录像厅的牌子上写着七八个录像片的名字，什么《军妓〉《杀夫〉之类的“少儿不宜”片，还有周润发演的《英雄好汉》《江湖情》《赌神》等等。我坐着无聊，也没钱去看录像，于是就开始观察那些从录像厅里出来的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男人在看了周润发的片子后，马上就开始了有意识无意识的模仿，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嘴角咬着一个火柴棒走了出来，这可是小马哥的招牌动作，只不过小马哥咬的是牙签。另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子出来后把衣领竖了起来，以一种很冷酷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四周，仿佛在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自江湖的危险，其实中山装的领子很小，况且这里也没有风。他似乎确认了周围确实没有什么仇家（当然也不可能有）然后摸出一支烟，炫技般的在手指间翻转了几下叼在嘴上，随即拿出一个金色的打火机，很潇洒得啪的一声把烟点着，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位在幻想中已成为江湖英雄的男子只顾炫技，却把烟叼反了，点着的是过滤嘴，此时他也看见我在偷偷观察他，于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把烟一扔，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其实每个红尘中人都有不甘平凡的梦想，我也经常做那种身负使命，肩扛重任的白日梦，只不过人们在把一种形象推崇为“英雄”并成为一种潮流时，那推崇他的人也应该承担自己这种推崇带来的后果，我就相信，袁隆平式的英雄和蛊惑仔式的英雄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快天亮的时候，我被候车厅大门口得一阵叫骂吸引，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我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哭，她说孩子太小了，能不能让进去暖和一下，可守门的女检票员死活不让进还破口大骂“不要脸，没票还想进”之类的，抱小孩的女的后来要往里冲，检票的女的竟然抓住她的头发用膝盖顶她，还不断的骂，周围很多看不过去的人开始指责她，她才有所收敛，我在一旁看得发抖，我有个毛病，一激动就发抖，我真不能想象同为女人，她怎么就这么恶毒，是的，就是恶毒！其实我真不想把这段写出来，因为前几天就有网友说我对河南有点偏见，但他随后说这是经历所致，不怪我。我首先谢谢他的理解，另外我想说，我对河南人没有任何偏见，宝鸡有很多河南人，我们愉快相处，大家从来也不会强调谁是哪里人。而且十年后我去洛阳和郑州旅行，遇到的几件事都让我很感动！但我要忠于自己的眼睛，我只是对我当时所看到的，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有意见！毕竟十几年过去了，那样的情景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我已经不愿再描述我的饥饿了，那已经是我当时的常态，我之所以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补充一点食物，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么饿下去，也许会倒在街头。我一想到自己倒在异乡的街头而妈妈却不知道，心里就难受得要命，于是在早上八点多，走出了候车厅，一是想看看能不能换到票，二是看能不能想办法弄点吃的。
白天的广场比夜晚更加拥挤，郑州站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汇聚，我本想去售票窗口碰碰运气，却发现眼前的人流就是买票的人所排的多条“Z"型“人龙”，而这地方距窗口至少也有几百米之遥，我实在没勇气也没体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这里，你会立刻明白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把自己叫做“龙的传人”。眼前的阵势令人望而生畏，我准备像来的时候在宝鸡站那样，从郑州站旁边的铁路上走进去，这么想着，我绕过人海，路过格陵兰大酒店，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向西走去，街道两边有很多卖早点的，我尽量不去看那些热气腾腾的包子，却无从躲避它们飘过来的香气。我相信自己的样子一定是落魄到了极点，这从那些卖早点的人的吆喝声中就看得出来，因为那种热情的吆喝声往往在我这里戛然而止，我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他们“吆喝交响乐”中的一个休止符，对此我感到不好意思却也无可奈何。
走到一个人不太多的地方，一阵烤红薯的香味飘了过来，我的双腿不听指挥的停了下来，我知道，我的大脑对于我的身体，如同一个长官面对一群哗变的士兵，空头支票是没法再开下去了，只能来点实在的。卖烤红薯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满头的银发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的慈祥让我觉得，如果向这位老人要一个红薯的话，她也许不会拒绝。今天我在电脑前打“要饭”两个字只用一秒钟，可在当时，我下这个决心用了太长的时间，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忘掉“尊严“两个字，而此时，我却不得不这么做。我几次走向她烤红薯的炉子但在最后一秒又退了回来，最终我瞅准周围没有一个人的时候走了上去：“奶奶.....能不能给我一个红薯”，老人马上拿出一个红薯递给我，我想她肯定没明白我的意图于是又说了句：“我是说我没钱，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红薯”，果然她听了此话就把红薯放了回去然后对我说：“孩儿，不是俺不给你，俺这是小本生意.......”我听了此话马上一脸羞耻的迅速离开，真的，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你在这种时候只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而不会埋怨别人没有给你，作为一个那么大的年纪还在冬天街头卖红薯的老人，她的做法无可厚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位老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十多年前，帮一个年轻人捡回了他已经扔掉的尊严。
不知道自己在十多年前，帮一个年轻人捡回了他已经扔掉的尊严。
我于中午时分，找到通往郑州站站台的铁路并顺利地来到站台，我发现以这种方式进站的人还不在少数，看来买不到票的人太多了，工作人员也管不过来。在站台上，我遇见两个西安电子科技大的学生，他们来自江西吉安，一个叫刘海强，另一个姓宫（或龚）名字我忘了，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他们俩过完寒假返校，虽然有票但是那趟火车竟然没挤上去，于是我们三个打算一起行动。他们没有因为我这副落魄的形象而嫌弃，反而把他们从家里带的各种美味分给我吃，陌路相逢却给我无私帮助，我永生难忘，要知道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最终我们三个在下午挤上了一趟上海到兰州的车，他们于次日凌晨在西安站和我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也在凌晨五点多到达宝鸡站，跟着出站人流混了出来，剩下的十公里路对于现在的我，已算不了什么，家，就在两小时后等着我！ (第一部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