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凸显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有多远

　　我这里不谈政治，不谈火拼奖，请管网放行。诺奖虽然只是一串奖项的集合，却涵盖了世界科学、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社会现象，是地球文明的一个风向标，人类顶级精英文化走向的重要标杆。中国近百年来对诺奖的误读、猜忌、狂热、淡漠，冷嘲热讽、纠结绝望等，无不折射出我们与世界潮流的错位。即使抛开政治与火拼奖不谈，从我们与诺奖的恩恩怨怨中，仍能看到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有多远。

　　先说说科学类奖，包括诺奖中的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生理)奖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这些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当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过奖项。当然，有六位华人获得过物理与化学奖，他们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但这几位华人，要么已入了美籍，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要么虽仍是中国人，却是中华民国的人，是在民国时期或台湾接受的基础教育。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了两点：第一，华人并不愚蠢，智商还挺高的，其中不乏世界顶级的天才;第二，华人虽然聪明，但若要问鼎诺奖，还得看他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中。上世纪50后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纵然潜在的天才无数，却也只能“望诺兴叹”。

　　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吗?这说不过去啊。且不说科学无国界，科学作为实证而非价值的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就算科学诺奖的评选人脑子里有那么点偏见，但也不至于偏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对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智慧视而不见，竟然在新中国存在60年后，仍不肯给它的公民哪怕一次奖励吧?

　　老姜说这种话，是有充分理据的。因为前苏联就没有被西方如此偏待过。前苏联也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冷战一方的头儿，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更为势不两立。但即便如此，前苏联仍有不少人获得过科学诺奖。俄罗斯共有16次20余人得过诺奖。其中，获得了科学类诺奖、且属正宗前苏联公民的有：尼•谢苗诺夫，著名化学物理学家，1956年与美国科学家C•欣谢尔伍德共获化学奖;巴•切连科夫，物理学家，1958年与苏联物理学家塔姆、弗兰克分享了物理学奖;伊•弗兰克，物理学家，1937年与塔姆一起，对切连科夫效应提出了理论解释，三人因此同获1958年度物理学奖;伊•塔姆，理论物理学家，1958年与弗兰克、切连科夫共获物理学奖;列•朗道，杰出理论物理学家，获得1962年的物理学奖;尼•巴索夫，物理学家，量子电子学的奠基人之一，1964年与美国汤斯教授及前苏联普罗霍罗夫教授共同获得物理学奖; 亚•普罗霍罗夫，物理学家，获1964年度物理学奖。彼•卡皮察，物理学家，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78年与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威尔逊一起被授予物理学奖。此外，另有若•阿尔费罗夫2000年被授予物理学奖，维•金兹堡2003年获得物理学奖，这两人虽然是在前苏联解体后获奖的，但他们的都是在前苏联受的教育，获奖的科学成果也是在前苏联时期完成的。

　　在科学诺奖领域，如果非要生拉硬扯，说什么西方有偏见，那也顶多只是：中国与西方彼此隔绝，信息交流不充分，使得西方孤闻寡陋，不知道中国这几十年创造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但如果真有这回事儿，责任也得我们自己兜着，是我们自己在搞封闭。科学不比意识形态，不可能你往外输送，人家却躲着不肯领受，故意装着没这回事儿。人家可能还会膜拜得不行呢。可现在人家不知道你有这些好玩意儿，这只能说明，是你自己舍不得把这些宝贝拿出来，你自个儿在焖着兜着玩。这本身就显示出，我们与世界之间，还隔着一道鸿沟。

　　其实这也是扯蛋，一种借口而已。科学诺奖指涉的都是纯理论成果，与直接涉及国防和商业利益的工程科学不同，没什么东西是需要保密的，也保不了什么密。你说自己创新了一种理论，发现了宇宙的新定律，总得写篇论文说明一下吧?对内行来说，这种理论上的成果，他们也许连你的论文都不需要看完，只需看看论文的摘要，就知道重不重要，尖不尖端，几斤几两了。你在理论科学上若真有顶级的成果，想包都包不住，一定会被国外的同行知道;他们知道了，诺奖的评委们也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你就具备了获得诺奖的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前苏联存在了七十几年，好呆有十几位科学家获得了诺奖，可新中国也诞生六十几年了，却一次奖也没拿过。

　　经济学诺奖也是如此。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当然与意识形态有撇不清的关系。但即便如此，前苏联还是有人得过经济学诺奖。1975年，前苏联的列•康托罗维奇就因资源配置理论，获得了经济学诺奖。康氏的理论基础在数学上叫线性规划，在经济学中属于计量经济学，但它的初衷是为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其目的是为国家“有计划按比例”配置资源提供一种工具。可即使康氏的经济学成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诺奖还是颁给了他。反观我们中国，计划经济搞过，市场经济也搞了，却在经济学上没什么创新，只会炒别人的现饭。而且中国还经历了复杂的经济转型，有丰富的案例供我们的经济学家琢磨，按说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总该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了吧?可我们的大师在哪里呢?

　　再来说说文学诺奖。说到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有人就会立马站出来吼道：这下你老姜该承认，西方在这个领域总不会没有偏见、而且偏见很深吧?老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但要辨明的是，文学诺奖的偏见问题，其实很复杂。其中很大部分与语言障碍有关。文学是靠语言征服读者的。可惜的是，中文很难学，诺奖评委中懂中文的凤毛麟角，这不仅阻碍了中国文学作品进入西方文化市场，也极大地妨碍了包括诺奖评委在内的西方读者，很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的小说诗歌，起码原汁原味是做不到了。至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当然会有，但绝不是我们一次也无法获得文学诺奖的可靠借口。

　　仍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例。在前苏联时期，苏联公民共有3人获得文学诺奖。其中，获奖者亚•索尔仁尼琴固然是异见者，.鲍•帕斯捷尔纳克算半个，但米·肖洛霍夫可是体制内的红人，是苏共中央委员，可他并未因这种身份而被诺奖拒之门外(虽然中间几经波折)。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几位获得过文学诺奖，也是当时体制内的人，至少不是异见者。这些事实说明，文学诺奖会有偏见，但也没到绝情的程度，说明不了为何我们一次奖都没有拿过。

　　还是不要自欺欺人，少说点意识形态、西方偏见吧。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一个诺奖也拿不到，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实力不够，至于其他的因素，要么是借口，要么影响有限。诺奖凸显出中国与世界在科学、文化及理论创新上的差距，在其背后，折射的则是一条根本理念上的鸿沟。这条鸿沟又宽又深，足以把我们的现代化、软实力、文明进步等等东西打回蒙昧的原形。

　　这条鸿沟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愿(甚至已无法)在涉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问题上，按照常识、常理、常规出牌，与世界流行的游戏规则对着干。诺奖是一种国际顶级的创新奖，它奖励的是世界最高水准的理论创意成果。要收获这种成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它的创造者必须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环境、以及唯理不唯权(势)的健全的心灵。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产生顶级人才的土壤，也是这个社会能取得实质进步的基础。不去培育这种土壤，甚至设计一种制度铲除这种土壤，或者让它盐碱化，就是与常识、常理、常规对着干。

　　这种土壤靠谁培育?主要靠大学和各类学术机构培育。大学及学术机构，既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人才们施展本事的平台。但我们几十年来奉行是什么游戏规则?我们把大学和各类学术机构，变成了官僚和准官僚控制的机构，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尽是些官僚和准官僚，或者是身在曹营(教育学术)心在汉(官场)的家伙。我们当然也培养了一些科学工作者，但他们基本上是工程类的科研人员。这个领域极少涉及思想创新，所以环境相对宽松一些。但即使是这一领域，官僚化病症也不轻。

　　官僚化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奉行的是权力至上的原则，有了这一条，什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理论创新等等，就很难生根发芽，即使长出来了病恹恹的苗子，也很容易被权力之手掐掉。看看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吧，这里面有多少教授、学者、科学院士，可他们干了些什么啊?老姜我在大学呆过，知道这些人当中的精英们，主要的心事和精力就是在向权力靠拢，拉各种关系，目的是搞经费，发所谓的论文，好评教授，当系主任，甚至弄个院长校长什么的干干。至于他们所谓的的论文，要么东抄西拼，要么压学生代笔，发在那些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也大都是付费登载的。至于中国庞大的体制内的作家们，老姜就更不好说他们什么了。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也是一个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大部分是一些没什么文学才能，却特爱钻营的家伙。少数有有文学天才的人，一进入这个组织，在里面拿到一把椅子，变成了官僚，一点灵气就很快磨掉了，作品的质量就开始下降，变得越来越猥琐。显然，在这些官僚化的粪缸里，已很难产出真正的大家，天才式的发现、创造、作品也基本上绝了种。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像怨妇那样，因为得不到诺奖的青睐，而抱怨不休、唠唠叨叨呢?

　　教育与学术的官僚化已成为中国的痼疾，它也是我们与诺奖无缘的罪魁祸首。既然如此，同样也曾高度官僚化的前苏联，为何又能多次问鼎诺奖呢?老姜你为何要拿前苏联说事儿呢?在此特说明一下：我拿前苏联多次得奖说事儿，是想表明，诺奖的意识形态偏见，至少在科学、经济学、文学，尤其在科学领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至于官僚化的前苏联为何也能拿诺奖，恐怕有这几个原因。

　　首先，前苏联的科学文化基础与我们不同，在沙俄时期就已经有丰厚的积累。比如，在上世界初，苏联建立之前，俄国就已经有多人拿过科学诺奖。至于文学方面，沙俄时期的大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更是世界的作家们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

　　其次，前苏联的官僚化，一进入科学、技术、文化的层面，就更像是德国那种官僚化了。前苏联这个国家，无论是列宁统治的时期，还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列夫时期，一直实行的是专家治校，专家治理科研学术机构的原则，并且执行得很认真，这就是一个明例。这种官僚化着眼的是管理的技术化和组织化，没多少意识形态在参和，权力能受到管理程序的一定制约。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渊源有关。俄罗斯民族虽有两只鹰脑袋，但主要还是一个西方化的民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要多些。反观我们这里，官僚化中参和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又缺乏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所具备的那种对法律、规则、秩序的敬畏，还喜欢把意识形态功利化(如历史上对孔儒的利用)，变成自己牟利和打人的工具，因此，我们的官僚化，对科学文化的浸淫和摧残更明显，后果更严重，也更为肆无忌惮和满不在乎。

　　但即便是这样，官僚化对前苏联的伤害仍不可低估，这种伤害，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科学与文化创新，进而影响到他们在诺奖方面的成就。俄罗斯的科学文化底蕴不浅。可就获得诺奖的人次而言，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也比英国差了七八倍。为什么会这样?体制的专制化和官僚化之害也。在诺奖的问题上，前苏联和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实际上是一百步与五十步的关系。前苏联的科学与文化，也深受专制与官僚化的体制所害，但由于存在上面所讲的两个原因，它毕竟还能保留五十步的前进姿态。但也就是五十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