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北京要去特权化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低端市场(人口)强制退出？——一种经济秩序论的批驳

据新京报报道， 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

北京作为官僚制作风登峰造极之地，常常出台一些荒诞不经的公共政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城市规划、道路交通、外来人口社区管理、人口控制、市场监管、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等等领域，北京市是即极端现代主义和强政府干预的重灾区。北京市民每天在忍受着这种计划和集体干预带来的后果。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这次调研报告又出怪招：强行清理低端市场，以此限制大量(低端)流动人口的流入。在这份报告中，市场是有低端高端之分的，人才是有高端低端之分的，要限制人口就要强制退出低端企业(及其就业的流动人口)。首先，持有这种看法说明调研者经济学没有入门，对于“经济无目的”这一基本经济学道理全然无知；第二，调研者缺乏对所谓低端人的遵照，有违“要让人民有尊严”的承诺。

我首先说明“经济无目的”。接着说明北京人口爆炸不是北京市自己一家能解决的，需要全国性政策，也不是人口控制政策能解决的，而是要去特权化，去“吸引盆”特征。

先不说低端市场高端市场，我们先回到“经济”的理解上来。我怀疑北京市人大调研的同志是否真的理解“什么是经济？”其实经济不是GDP；经济不是就业；经济不是产业发展；经济不是财富；经济不是高端市场发展，……经济不是我们经常看电视时那些常见的概念表述。总之，经济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某种手段，因而也必无目的。那么经济到底是什么？经济是一种互动的秩序。而现存大量的误解是，把经济理解为“一台发动机、一种机械装置或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达到特定目的。”(布坎南，2008：54)把经济理解为一种手段，还是把经济理解为一种互动秩序，由此演绎出完全不通的后续故事。我们认为前者的理解是错误，后者的理解是正确。基于前者的理解，必然得出这样的规范立场：“应该从权宜的角度评价国家或集体可能对互动过程的干预”，例如此案例中对于市场高端低端的划分用作强行退出的标准，用以引导人口的流到和控制人口数量。基于后者的理解，必然得出这样的规范立场：“应该尽量不干预这样的互动结果。”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解，以及公共选择学派代表布坎南的理解，“经济无目的”。经济本身没有目的，它就是一种秩序，“我们只能评价经济结构在促进实现分别相互作用的参与者所追求的任何目的上的相对成功。”而那些把经济视为手段的人其实悄悄“引入一种假定存在的有关个人效用或偏好顺序的事前知识，并对每个交易者的交易后状况和交易前状况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响应的规范建议。一旦我们把经济理解为一种互动秩序，这种假定事前知道交易者的效用和偏好函数的做法就变成多余。秩序论者集中关注的是交换过程本身体现出来的公平和妥当性，由此“提出的集体干预建议就必然只限于消除广义的交易障碍。”就此案例中，作为旁观者(非市场参与者)，我们如和评价一种市场？如何评价哪些人应当被驱离？坦率的说，我们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我们能做的评价是何种程度上，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情况以及集体干预影响了市场交易；作为结果，出现了哪些类型的市场，低端市场还是高端市场，它们是否应当被驱离？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就当前存在的一切交易、一切就业者分布、一切当前的市场，是无数次人们同意的结果。他们同意如此。我们(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无话可说。正如布坎南说，“把经济理解为秩序，依靠的主要是把一致同意当作评价标准。既然没有独立存在的效用等级表，那么交易者改善了自身状况的唯一标志，就是观察到的他们的一致同意。因为一致同意表明变化是双方所乐意的，所以正的福利评价便是可能的。”

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特别是其中的宪政经济学传统)把经济视为一种秩序、一种结构、一套规则，而不是一家机器，一套手段，因而经济绩效不是用结果来评价，因而是摆脱了功利主义窠臼的，“因为结果在概念上脱离了秩序本身之内活动的个人的行动。在秩序或结构之内，个人从事交易。”作为互动秩序的经济，每时每刻呈现无数具体的结果，也出现某种总体结果，但这些不是经济学家需要观察和解释的，也不是集体干预所能及的。我们的评价已经合理地前移，即何种程度上我们“公平地玩”。

北京市人口爆炸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绝不是因为所谓“低端市场”引进太多“没素质的”流动人口导致的。北京人多是因为北京是一个特权城市，享有许多其他城市没有的超级待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口吸引盆。正如北京市的道路系统一样，少数几条特权道路占用巨大的城市土地资源，截断原有城市路网系统，构成交通拥堵的根源之一。因此消除拥堵就需要消除特权道路，恢复原有的路网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避免拥堵的办法是让城市的每一条道路都变得普通都吸引车流，而不限于而环三环四环、长安街、南北中轴线等几条特权道路。同理，北京人口爆炸，出路在于消除北京作为人才吸引盆的特权根源，让北京拥有的那些特权分布到全国各城市(从而不再为特权)，在全国造就无数个人才吸引盆。形成一种人才“四处流窜”的局面(而不是一头扎进北京不回头)。

在此案例中，人口控制、市场干预和“市场引导”，背后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计划思维，足见中国计划经济三十年，人们的心智模式扭曲之深。莫志宏兄推崇观念的力量，我十分认同。消除北京市乃至全国层出不穷的荒诞不经的“公共政策”，最终只有从观念上清理计划时代留下来的精神污迹，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轨道。

参考文献：

詹姆士.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

C.曼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长春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