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的话语权---加藤嘉一

我在上周的专栏（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021?page=1）中从自己亲身阅历和观察出发，对于崛起中的“网络民族主义（Net-Nationalism）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并给予了描述。　　

自从9月7日以来，“撞船事件”引起了两国社会种种摩擦和风波，其中大众的民族情绪再次成为了影响外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从抓人到放人的政策很不一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暂停了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来往，许多经贸、人文、观光等交流项目都被延期了。两国政府却保持一种“战略耐心”，不放弃从政治的高度和民间的积极性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

日中关系自从2005年上半年在中国全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以来最为敏感、脆弱的时期。围绕撞船事件，中国国内的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当局的影响很明显，网民坚决要求外交部对日强硬，在涉及主权、领土的问题上坚决不要妥协，此次事件也是个良好的案例，但由于本次事件迄今为止依然没有结束，现在进行总结性的分析并下结论为时尚早，还有必要继续观察。首先，本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10＋3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和菅直人首相能够进行正式的首脑会谈以及胡锦涛国家主席能否出席下个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并与日方领导人单独、正式地会谈，是个政治层面的观察标准。当然，草根层面的信任关系，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事态表明，从近年以来日中关系所经历过的突发性案件看，牵涉到两国主权、领土、能源争端，中国公民语境里的“钓鱼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侵海、海洋侦探、调查等问题足以让我们从事情的来龙去脉观察并分析到“网络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复杂过程。

2009年2月4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理由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过去，日本在此情况下使用的是较小的PL型巡视船，PLH与其相比，不仅能够搭载直升机，规模和性能也更强。此前曾计划按实际情况需要向尖阁诸岛海域派驻PLH型巡视船，但是常驻PLH型巡视船尚属首次。　

这条消息首先在日本媒体报道出来之后，迅速得到中国网络媒体的“转载”，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激烈讨论。中国媒体趁机提高内容竞争力和利润，中国网民趁机发泄不满情绪、缓解生活压力，中国国内舆论一下子形成充满反对日本的氛围。那段时间，我收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网民的电子邮件，按照口气的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他妈的日本鬼子，又玩弄中国人的感情，你是猪，钓鱼岛是中国的，快滚！”

2，“加藤，你怎么评价这几天的钓鱼岛风波啊？！日本为什么总是挑衅中国？！”

3．“加藤先生，您好。因钓鱼岛问题，两国关系又紧张起来了，您怎么看待？另外，您认为，钓鱼岛究竟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谢谢。”

4，“你为什么不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言论？不要逃避啊！”

既然我居住在中国，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网友关注的对象，攻击的目标。中国网友们基于“祖国主权和利益受到伤害”的认知，发泄不满，要求我表态，等待攻击的那一刻。他们主张的是“爱国无罪”，他们不知不觉地认为，攻击日本纯粹是为了爱国，爱国则是无罪的，政府也支持百姓那样做出言行。网络媒体则为主张“爱国无罪”，在网络上表现得相当积极的愤青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

反思整个事件过程，在情绪化民族主义爆发的背后有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从一开始就有个说法，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2月4日的报道是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故意“透露（leak）”给媒体记者的，所以该报做到了第一时间和独家的地步。显而易见，这一独家报道带着所谓“炒作”成分，并不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省）所愿意看到的。围绕这些敏感话题，透露者和被透露者之间往往形成利害关系。

这一炒作新闻出来后，中国媒体立刻表示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在网上进行“转载”（此刻中国媒体理所当然地不考虑或忽视知识产权的问题），开设相关论坛，进行网络民意调查，让网民们对事件的发生和原因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强烈的反驳。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媒体的编辑与广泛的网民实际上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对于网络媒体来说，只有能够保证网民们积极的参与和反应才能得到巨大的点击率，点击率对网络媒体来说与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和电视的收视率同样至关重要。对于广泛的网民来说，只有网络媒体开设相关论坛，进行相关统计调查，才能获得发表观点，释放情绪的渠道和平台。

两者勾结在一起，共同打造批评日本的舆论氛围。这一在网络这一虚拟的舞台发生的利益博弈过程明显带着“作用—反作用”、“炒作—反炒作”、“呼吁—回应”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于，这种商业化媒体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或中宣部所愿意看到的。政府部门是从维护客观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目标，处理突发事件的。那么，情绪化、极端化的舆论在网络媒体上形成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谈判空间必然变得更加缩小，谈判过程必然变得更加艰难。

2009年2月6日，著名门户网站《网易》针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在中国钓鱼岛海域驻扎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开设了话题论坛，让网友自由的表达意见。我对于一共824条网友评论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90%以上的网友的评论都属于“抗议日本”、“要打一仗”、“中国应该派军舰，进行反击”；“日本人的意图就是要侵略中国，我们必须保卫祖国领土”等充满民族情绪的强烈回应，几个代表性的网友评论如下：

“我们的军舰呢？”

“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能让小日本夺走！！”。

“既然是侵犯。那就要坚决打击。事关国土。寸土必争！”

“一旦发生战争，必须首先消灭日本！”

“收回日本岛！！！！！！！！！！！！！！！！！”

“感动中国出兵钓鱼岛，打倒日本狗强盗！”

“我们的航空母舰呢？”

“拿点行动出来吧！！！！！！！！！！”

“既然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不派驻军？？？这样迟早让人家占了！！”

“我们领土应该派兵去监守。可以作为军事训练基地进行打靶场地！”

在我调查中认为属于最为理性或分析性的评论是：

“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政治表态，否认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任何合法性的控制权。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研究一下对策，不能光是表示反对，这不能阻止住日本的野心和无理动作。要让日本方面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在保卫领土问题上的决心有多大，强度有多深。他们自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或作后盾，所以我们仅靠语言是镇不住他们的。应当恰到好处的，很硬气但点到为止的做出一些行动上的反应”。

中国网民对这类日中之间在争端中海域的摩擦或冲突持有相当敏感的意识，一旦发生类似突发事件，立刻在网络媒体上做出积极的回应。对此，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曾对我表示，“我们也经常关注网络媒体上的评论和跟贴。如果他们的回应是正常、理性的，肯定能够推动我们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力度，但一旦失控，或彻底变成情绪化、极端化的，那我们的工作空间被纠缠，有时还失去与日方进行外交谈判过程中的弹性。我们外交官警备网络舆论，这是不能否认的现状”。

2009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就“传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巡视船事”向日本驻华使馆官员提出严正交涉。据日本媒体报道，该负责人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2月1日起派遣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常驻钓鱼岛海域，加强对钓鱼岛的“警备体制”。这一报道如属实，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关切。该负责人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任何加强对该岛实际控制的举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是非法无效的，应立即停止。

这一中国外交部针对“传”来的新闻报道公开表达声明，首先是“被迫”的，其次是“低调”的。据我观察，在那段时间，“炒作——反炒作”的过程中，中国网络舆论对外交当局和政策决策者造成相当尖锐的压力。我接触过的有些学者、专家甚至主张“中国应召回驻日大使”，批评“中国政府对日政策过于软弱，不能光有韬光养晦，必须有所作为”。这些来自体制内、精英的言论也通过网络媒体得到广泛、深入的推广，并引起网民们的积极回应，外交部门则陷入更加被动的困境。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在膨胀而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只好发表被动、低调地发表声明，给舆论一个“交待”，这一国内政策环境既影响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弹性，也不利于构建两国稳定的外交关系。

前两期专栏讨论了“什么是网络民族主义”（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021）和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资深代表“愤青”的话语权问题（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121?page=1），分别意味着对概念的梳理和对案例的分析。本期将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局限，作为本人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围绕如何在对日政策上对待国内民族主义，中国知识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政论家马立诚认为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菽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攀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人民日报》评论部林治波先生反驳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中国的文化是温和的，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的。在这种文化中长出来的民族主义，肯定不会有极端狭隘的问题，至少主流社会不会有。（“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观察》商务印刷馆，2005年第一期，第11页）。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决策过程有影响吗？我提出四点思考：

其一，我从林治波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扬受到启发。网络空间不仅为持有极端观念的“愤青”或“网络民族主义”提供着无限扩大的表达权，同时也使持有良心和健全价值观的有识之士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尽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去理解“网络政治”的实况及由此展开的利益博弈，盲目把快速、广泛成长中的网络舆论这一新的言论空间和意见渠道视为“威胁政府对外政策的敌人”是过于轻率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所谓“主流社会”会不会产生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所谓“非主流社会”又如何呢？网络空间到底属于“主流”还是“非主流”？这依然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社会，形成一种网络政治形态；有专家认为，那只是虚拟空间，不值得“当真”。对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网络空间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健康的还是恶劣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它已经对中国政府部门的对外政策，尤其在对日政策上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

其三，虽然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的作用是存在的，日益深化的，我却也始终难以摆脱一种困惑：我是否“高估”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来自体制外、草根、大众的力量？比如，一位军方干部曾跟我证实，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周边有所动作，给温总理的访日议程带来了较大的不便和困扰。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中国海军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无疑不容忽视。那么，是否可以说，与其分析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的影响，不如仔细观察解放军对外交的影响更有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不言而喻，当今影响或参与中国对日外交的“行为体（agent）”日益多元化。我分析，当前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是以下至少八个方面的角色相互影响、作用、抗衡的互动结果：一，领导人或政府首脑；二，政府有关部门（如外交部）；三，特殊部门（如安全部等情报系统），四，军方系统（如海军、总参谋部等）；五，智囊系统（如大学学者、智库专家等）；六，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等）；七，网络媒体，尤其是论坛、博客等互动产品的策划者、责编；八，广泛而不确定的网民。那么，“网民”作为一个其中行为体之一，对政府决策部门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至少迄今为止是无法得到科学论证的。肯定的是，我们也不应该把“网民”视为单独的力量去对待，必须与智囊系统、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等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加以解读。

其四，不管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的作用有多强，局限有多深，在“网络民族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公民社会拿出什么样的合理方法去对付它的无限扩张和蔓延，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关注的是，网络民族主义正在“绑架”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对日政策。

这段时间以来，我在尖阁诸岛（钓鱼岛）纷争这容易引发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议题上对于影响决策的各部门高官进行访谈和统计调查，并加以分析。此时此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日外交及其决策过程确实深受着日益高涨、膨胀的网络民意的影响，今后其影响力必将继续扩大，深化下去。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和准备。至于如何对付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看不见的敌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避免丧失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弹性，中国学者、专家等有待与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联合在一起，进一步探索对策。我提出三点建议：

其次，迅速崛起的网络民族主义正在制约着政府既有原则性，又有弹性展开对日政策。在此新的严峻形势下，应该发挥作用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责任向为愤怒中的网民提供合理的“知识导向型素材”，至少能够促使外交部门更加务实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促进维护国际利益和形象。对于前景，我仍然保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中国知识界正在陷入的思想困境，其程度并不亚于网络民族主义的蔓延，不仅不能约束狭隘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交决策的负面影响，还使得外交决策背后的思想共识更加割裂、分化。在中国言论空间仍未取得开放、自由和独立的阶段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相互排斥。如果两者之间缺乏交流和互动的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将造成短期内难以弥补的思想空缺。

最后，党和政府部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战略沟通”更加迫在眉睫。在应对网络民族主义的课题上，两者应该建立合作关系，而不该陷入敌对关系。例如，政府部门可以主动委托严格选拔出来的，忠诚度高的专家学者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冷静、客观、有力的观点和言论。在此过程中，政府不应该隐藏核心信息，有意、定期向知识界的“战略伙伴”透露重要信息，与他们联合一起营造对政府工作有力的舆论氛围。知识分子也应该理解政府部门正在对外工作中陷入的难处，并在信息公开的时机、召开记者发布会的方式、政府立场的表达方式等技巧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

最后谈一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未来前景。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就前者而言，不仅仅是“对日”，而是对整个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日益产生着切实的影响。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因素”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和台湾地区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就后者而言，除了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等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因特网获得话语权和言论空间，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强大后备军。对决策层的影响力而言，这股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部分知识分子提倡的、学术化或精英化了的民族主义。

“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当代民族主义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是难以解开的“结”。尤其在从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有关部门只好进一步加强管制媒体报道和监管舆论环境，并维持“稳定压到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方略。毫无疑问，这一对策只好付出绝不低的“政治成本”。中国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在国内政治上正在多层化的民族主义日益变得不确定而有风险，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为巩固党的正当性而巧妙利用的意识形态，而是甚至有可能威胁党的正当性的“敌人”。

当多年被压抑的民间情绪获得因特网这一强有力的空间和途径之后，带着排外主义形成集团型势力，并超过官方控制能力时，中国外交部门很有可能无法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地展开对外政策，其国家利益客观上受到损害，国家形象有可能陷入低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树立健康的国家形象则意味着“核心利益”。“权力递减”和“民间崛起”显然是当今中国政治社会中的两大现象，它们更是任何现代化国家曾经在发展阶段上走过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