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柏：当代中国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学探析_ [原文地址]

　　摘要：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及二元体制，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的性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性；弱势群体；和谐发展


　　性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性权利是一种天赋的权利，也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任何人都享有这种权利，任何人也都无权践踏这种最基本的人权。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的性权利却被剥夺，被压抑，甚至被扭曲。农民工性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于人性的关注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巨大提升。作为城市中的外来群体和边缘群体，农民工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自身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自身及家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匮乏，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一、农民工性问题概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求划分为逐级递增的五个层次。其中，最低层，最基本的即是生理层次的需求，包括基本的食欲和性欲，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然而即便是这最低层次的性生理方面的需求，对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依然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农民工这种基本生理需求的长期压抑和得不到满足，已经严重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主题，影响的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成了和谐社会发展的巨大隐忧。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的性问题，意义重大。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89岁，其中78%集中在16-40岁这个年龄段，60.5%的人集中在16-30岁年龄段。由此可见，农民工基本上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这些来自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力，正处于婚姻和恋爱的黄金时期，都有生理上的强烈需求，可依然单身和分居两地的现实生活使得他们无法获得正常的两性生活，从而导致性压抑，性苦闷，直至性越轨和性犯罪。


　　农民工的性问题该如何定义呢?明国正和马瑞丽在《从人权法视角看我国农民工的性问题》一文中将“农民工性需求”、“农民工性压抑”问题同“农民工性权利”、“农民工性问题”相等同，并认为所谓农民工性问题，就是指具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在流入地由于未婚、配偶的长期分居等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态，因而产生的一系列包括生理、心理等社会问题。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笔者认为，农民工的性问题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分居两地的已婚农民工的性满足问题。这涉及到进城和留守在家的配偶双方的性满足，长期的两地分居很容易导致感情的淡漠和婚姻的破裂。二是单身农民工的性满足问题，即为其提供合法性满足渠道的问题，亦即婚姻问题。农民工，特别是男性农民工，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使得他们很少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众多的大龄未婚青年，也是社会的一大隐忧。三是性缺失所引起的性越轨和性犯罪等社会问题。农民工中大多是中青年，强烈的性需求导致他们在性行为上有时难以自制，性知识的匮乏使得他们在高危险性性行为中不知如何保护自己，成了性传播疾病的高危人群；另一方面，逐渐增多的性犯罪、性骚扰事件，也突现了长期的性压抑和性饥渴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四是农民工自身的性心理和性健康问题，包括如何调整自己的性心理以避免性犯罪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维护自身的性健康。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如米尔斯所说，它已是“社会领域中的公众问题，而非个人困扰。”


　　二、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成因与本质


　　农民工的性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公众关心的严峻的社会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但其本质的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结构的二元体制，本质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因此，农民工的性权利被漠视也是一种社会不公，它折射出的是城乡之间人性尊严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社会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按照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农民工群体始终处于财富和经济、权力和政治以及社会声望的最低层。地位的低下导致权力的丧失，使得农民工的性问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整个社会对于农民工的性问题都是一片冷漠和漠视。具体表现在：第一，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民工忍受性压抑是应该的，是他们应付出的代价，是缺少文化和技能所应受的痛苦。第二，社会中的一部分甚至认为农民工性问题是表面的，不存在的，农民工完全可以通过非法的嫖娼及其他非法性行为来得以解决。第三，社会中的众多人漠视农民工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认为它是贫穷的伴生物，只要农民工物质富裕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对农民工的性问题采取了一种漠然的态度。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漠视了农民工性问题背后的制度原因和体制缺陷，单纯把农民工性问题的症结归因于农民工个人及贫穷是不公平的。因此，这需要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诉求，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但严酷的现实是，农民工性诉求的渠道是缺失的，“农民工的话语权是悬置的”，有时甚至变成了一种被社会仇视的对象，表现在：频繁发生的农民工性犯罪事件，使得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抱有极大的偏见，而很少有人从农民工的视角，发现在隐藏在他们身后人性的巨大压抑；农民工群体缺少一个集体的组织为其权利发出有力的声音，常年在外的打工生活，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一片空白，失去了自己的性话语权。综上所述，不平等的社会系统是产生农民工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社会群体和大众对农民工性问题的漠然态度加剧了问题的产生；农民工尚未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话语权阶层，通过合法的机制来诉诸自己的性要求。


　　因此，正如默顿所说，社会结构“对社会中的某些人（农民工）施加了一种确定的压力，使其成为不遵从者而不是遵从着”。


　　三、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后果


　　农民工的性欲望可以被压抑，但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能绝不可能被消除。这种长期积累的性紧张和性压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通过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性欲望从常规的渠道中转移了出去，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如紧张、焦虑、精力不集中、抑郁症等。其表现形式之二就是性越轨和性犯罪。即在外部一定的环境诱因的诱导下，农民工长期压抑的性欲望激烈的爆发出来。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农民工自己、家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一）农民工家庭婚姻危机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对农民工来说家庭的稳固乃是其出门在外的心理保障。然而长期的两地分居，缺少正常的两性生活和感情交流，夫妻双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婚姻的破裂。近年来，民政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农村的离婚人群中，因一方外出打工而导致离婚的，所占的比例高达五成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有：留守在家的妻子受不了长期的两地分居和繁重的家务劳作，以感情的淡漠而主动提出分手；出门在外的丈夫感情出轨和性犯罪；夫妻双方共同外出打工，其中一方禁不住城市物质生活的诱惑感情出轨而离异。总之，都与性有着一定的联系。一旦夫妻双方正式协议离婚，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家庭婚姻的解体比城市有着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子女问题。孩子是离婚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最终哪一方拥有孩子，孩子都要面对情感和经济的双重贫苦，有时甚至是无人照顾，成了谁都不要的负担。二是老人养老问题。农村现阶段仍然是家庭式的养儿防老，一旦家庭破裂，老人的养老就将成为隐患。单身家庭无法给老人更多的物质和情感照顾。三是离婚妇女问题。农民工外出打工，其配偶在家从事家务，照顾老小。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对外出丈夫的经济依赖性很强，一旦丈夫在感情或性方面越轨，她们在婚姻和离婚后的处境就会异常艰难。


　　（二）农民工性犯罪危机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明显表露出了他们对生活要求和预期的朴素甚至卑微，而同时也明显表露出对政府的顺从和配合”。然而为什么农民工的性犯罪事件还在持续增加呢?有些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农民工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所造成的。因此，要对农民工进行性教育和法制宣传。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治标不治本。农民工的“性犯罪心理已经潜伏，只要有适当的外因促进，就会形成反社会的性行为。”教育和宣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按照李强的观点，“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流出地人口而低于流入地人口”。也就是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属于农村中的精英，他们本身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现实的性压抑和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别很容易使他们产生不公和报复、泄欲的心理，这也是农民工性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农民工性犯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影响了社会治安，使城市对农民工的管理和准入标准更加严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的社会形象，虽然“这个社会施加给农民工的偏见，排斥乃至对一部分地区农民工的‘妖魔化’早已流行”。第二，农民工一旦在性方面越轨，其家庭大部分会解体，处于传统文化浓重渲染下的乡村社会，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将备受冷落。第三，所谓的“罪恶、耻辱和伤痕的跨代迁移现象，即第二代及第三代人有责任为我们父辈的罪恶和遭受的伤害负责”。这样，性犯罪农民工的子女及家人就被标上了异类甚至罪恶的标签。他们会生活在父辈犯罪的阴影中。作为受害者一方，他们的家人对农民工这一群体就会更加仇视。这种误解的周而复始，城乡的对立情绪就会加剧。


　　（三）农民工的性健康危机


　　近年来，我国的艾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快速蔓延，处于城市生活边缘的农民工，已经成为艾滋病感染的危险人群。农民工常年远离家人和妻子，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满足性需求。现在，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已经出现了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所谓低等性交易群体。在这些高危险性行为中，由于缺少必要的艾滋病和性病的预防知识，使得农民工在这种性行为中面临着巨大的被感染危险。


　　性健康危机，主要是指长期的性压抑所导致的性心理健康和其他渠道性交易所导致的性疾病。一旦农民工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其本人、家人和整个农村社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首先是性心理健康危机。心理的扭曲是灵魂扭曲的开始。长期的性压抑所带来的性心理的扭曲，一方面会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严重的会导致性犯罪。其次是性疾病危机。农民工在性交易中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这种疾病又反过来感染给爱人，严重影响了家庭和婚姻的质量。一旦农民工感染了性病和艾滋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根本无力医治，等于提前宣布了自己的死刑。如果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被感染，将会严重影响整个农村社区的发展能力，造成一系列诸如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农民工的性压抑需要解决，农民工的性健康更应该关注。


　　四、解决农民工性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农民工的性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可以预见，在将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农民工的性问题仍然将伴随着农民工问题的存在而存在。在现阶段，我们应将农民工性问题的解决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集中社会的资源，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以缓解农民工性压抑所导致的社会紧张。


　　首先，从国家和社会来说：第一，国家要制订相关的法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要严加处罚。要保障农民工的探亲权利、法定假日、禁止超长的工作时间。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人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制定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和政策，规范本地区的企业和用工部门，监督检查用人单位节假日制度的实施情况，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第二，社会应本着人性和宽容的心态来接纳农民工，为农民工的性权利而积极努力。社会舆论要大力宣传，以农民工的视角来解读农民工的各种越轨行为，改变大众对农民工的恶劣印象。要开展各种公益性的性知识普及和教育活动，提高农民工防范性疾病的意识和能力，帮助农民工度过性饥渴难关，防范性犯罪。第三，企业要实行人性化管理，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回家探亲的机会；要发展企业的文娱设施，丰富民工的业余生活，以减少农民工到不良场所，引发性骚扰、性犯罪的可能性。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为农民工夫妇提供廉价的出租房，为农民工夫妻的团圆创造条件。第四，要建立农民工的维权组织，为农民工提供专业的维权服务。要积极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将农民工纳入工会似的组织系统，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话语权，呼唤农民工的性权利。


　　其次，从农民工的自身来说：第一，要将外出打工和照顾家庭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量选择与居住地近的打工地点，以方便探亲和照顾家庭。第二，倡导夫妻共同外出打工。这既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生理需求，又缓解了民工荒。但是，要使农民工夫妻能顺利外出打工，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要让农民工夫妻有房住。这是解决农民工分居问题的前提；二要让农民工家属有活干，这是解决农民工性问题的基础；三要让农民工孩子有学上，这是解决留守儿童的有效措施；四是让农民工父母有依靠，解决农民工在外心中的牵挂。”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在这四个方面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夫妻外出共同打工创造条件，为农民工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再次，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农民工的性问题。还要有赖于城乡的进一步和谐发展：首先是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谐城市的进一步打造。和谐城市的打造在于以下方面：一是体制的和谐。要消除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壁垒，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流动空间，使更多农民工成为城里人，为解决农民工性问题提供体制支持。二是文化的和谐。要有一种接纳和包容农民工的文化心态，为农民工的权益积极呼吁。要将农民工的文化作为自身城市文化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从人性的角度为实现农民工的性权利提供社会舆论和智力支持。三是利益的和谐。要将农民工的利益纳入到整个城市的利益分配系统中来，将实现农民工的性需求作为整个城市和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要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通过农村的逐步城镇化，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强调离土不离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性问题。从现阶段看，农民工要想成为一个城市人，门槛太高，代价太大，对于大部分的农民工都不现实。因此，发展农村社区，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邻国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使工业在全国各地区合理布局，引导工业下乡，使农民有兼业的机会，政府施行严格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农业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些做法维护了日本农村社区的完整性，使城乡得到了协调发展。


　　因此，在现阶段，应当大力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发展多种多样的特色农业，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城市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农民提供多种兼业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性问题。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说：“多种兼业作为走向城市化的阶段或小经营者的生存手段，应当被提高到它应有的位置，它是乡村社区获得新生的一种预兆和一种工具。”


　　综上所述，农民工性问题的解决，其根本还是在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消除城乡的二元体制，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