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勇于怀疑自己的动机

　　几年前曾在九三学社这样的所谓民主党派办的杂志《民主与科学》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凭什么相信我是正确的？》。大约因为题目的新颖吧，自己一直保留着这篇文章。

　　文章开篇就引了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一句自问：“我凭什么相信我说的？”由此再联想到作者的题目，整篇文章的意思也就很明了了。

　　文中还引有一句阿拉伯谚语：“信徒往往比先知更为狂热”。这是发人深醒的。由此又让我自然联想到另一句西谚，即“信徒的话是不可信的”。另外文章中还有几句话也很有意思。作者说，由于“在长期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科学被默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因此，“当一个科技副县长在推销转基因种子的时候说：这是科学。这就如同红卫兵高喊：这是毛主席说的。他们都相信自己正在遵从着某种绝对的准则。”⑴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自己的动机。也正因此，美国那位天体物理学家的话也才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在我们那些要“坚持”这要“坚持”那以及要“划清”东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大约也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动机，总觉得自己就是在为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是为整个人类着想。不过，我倒是认为，一些人之所以不怀疑自己的动机，说穿了，不过是没有那个勇气罢了。但若不信，就容我还是抄几段话来看看。

　　话说文革期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知名度很高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沙漠地带，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

　　毛泽东只说有三种人，没说比例；而况他老人家的“三种人”，政治味儿很浓。

　　于是又记起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临终前，作家王蒙到病榻前探望，向侯先生提出一个在我这样的笨人看来极不易回答的问题，即这个世界上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毕竟是大师，侯先生举重若轻，说：这个世上，好人是少数，坏人也是少数，不好不坏的人是大多数。我想，这可能是侯先生在去天国前留给世人最后的精彩。

　　大约没有人能反对大师的这个“三分法”。

　　那么人有没有一些“共性”呢？

　　回答是肯定的。

　　比如，我曾在几本书中就看到揭示说，人啊，主观上都是利己的。

　　这让我颇惊奇。早年背诵“老三篇”，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教导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一个纯粹的人”。现在这些人怎么会这么说呢。

　　可待我认真领会了这些人的意思后，实事求是地说，觉得这些人的话更接近真实。

　　比如有天早上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就发现这样的文字，他在《道德准则和社会的良好生存》中说道：“不管道德家们会怎样地提倡利他主义，所有已产生了普遍影响的道德规劝正在求助于纯粹利己的愿望。佛教极力主张善德，是因为善德会使人升入涅槃；基督教极力要求美德，是因为美德会使人升入天堂。”⑵

　　原来如此！这让我惊奇坏了。

　　先前总以为佛教或基督教都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都是“大公无私”，都是“天下为公”。看来是自己骗了自己。

　　当然，这样说，并不代表自己不承认基督教的伟大，正如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他《代议制政府》第六章中所指出的：“基督教提供的新的刺激的出现及时地挽救了文学艺术于危亡，并使人类免于沉沦到或许是无底的深渊。”⑶

　　罗素又说，“一个圣人在一定程度上过着无私的生活，这是有可能的，但人类的绝大部分人看来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已撕去了我们的自私自利所披的外衣。因此，要求相当数量的人具备大公无私的道德是徒劳的。我个人认为这样干是毫无必要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明智地分配好赞扬和谴责的比例，我们的本能冲动经过适当的引导和培养，是能够造就一个美好社会的。”⑷

　　在另一篇文章《走向幸福》中罗素还说：“对那些慈善家和行政官员来说，对自己的动机持怀疑态度是尤其必要的。这种人对这世界或其某一部分应如何发展都自有一套见解设想，他们觉得要实现这一设想，他们将对人类或某一地区的人类赐予恩惠。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受到他们行动影响的那些个人也有同样的权力保留他们对世界发展观点。一个担任官职的人很自信他的设想是正确的，任何别的相反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他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证明他客观上是正确的。此外，他的信念很可能常常不过是一种烟幕，遮掩了他在考虑实际以他为中心的变革时得到的快乐。除了对权力的爱以外，还有一种动机，即虚荣心，在这种情况下也起很大作用。”⑸

　　别的不说，单是反腐败以来，真不知我们有些官员搞了多少这样“全心全意”＋“清正廉洁”的“烟幕”。然而，一个个都是在“烟幕”之后不是逃到国外，就是走向刑场，好些的下场，也是要准备把牢底坐穿。

　　罗素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针对有些理想主义者又说了这样一段话：“理想主义把简单的动机披上奇怪的伪装，因此某些讥诮讽刺的冲击并没有对我们的热心公益的人造成什么妨碍。传统的道德观所灌输的利他主义是人性很难去做到的。那些以此美德为荣的人常常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一难以企及的理想。那些高尚人物的极大多数行为是有自尊动机的，这并不值得使人遗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使别人吃饱饭，而忘记自己的饮食，那是要死亡的。”⑹

　　从罗素上溯至约两千三百年前，亚里士多德创造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绝大多数人不具有美德，他们追求有用性而不是“善”。就连那时所建的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起源于赤裸裸的生存需要，为了一种好的生活继续存在”。而当时大多数国家也并非为了德行而存在，说它们是一种纯粹的同盟，目的是为了防御一切侵害，实现交换和交流，倒是更为符合。也可以说：自己的幸福就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二者的大小完全相等，因而双方都“损人利己”——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在天性上就热衷于为了他们自己，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实现自己的欲望，获取自己的利益。⑺

　　而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对也是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德谟克利特关于宇宙中的每一物体或有机体都是原子偶然集合的产物这一说法非常推崇，认为，既然宇宙不存在根本目的，至善（希腊斯多噶派所倡导的一种伦理学说）就是快乐，并不坚持把善行作为目的本身，而是教导人们说，人应该为善的惟一理由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快乐，这很有点像被称作“自然法之父”的古罗马时期大法学家西塞罗的那句名言：“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同样，伊壁鸠鲁派也不承认有任何绝对公正这回事，认为法律与制度只有在它们为个人谋福利时才是公正的。还说，每一个社会里，制定一些规章来维持秩序，则是需要的。人们所以应当遵守这些规章，只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⑻

　　再往下说，其实不仅西方不仅古希腊人这么认为，我们自己的大师或思想家也这么看。

　　胡适先生被尊称为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自由主义大师，他在1925年12月致陈独秀信的末尾说道：“我这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紧接着就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⑼

　　可见，即使是倡导宽容如胡适这样的人，即便是他爱自由、争自由，说到底也还是怕他那一班人没有了“立足容身之地”。

　　说到这里，让我又想起了民主。今天，怕没有几个人勇于公开地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然只要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正如美国人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刘军宁主编）中所言：“人们喜欢民主的理由可能有许多，……有些人赞同民主，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政府给了他们更多的发财机会，也可能因为，民主政治可以使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途”。⑽

　　还有顾准，他在《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一文中说：“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⑾

　　在同一文中又说：“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⑿。因此，佛教教人克服食欲和情欲，教人博爱、谦恭，教人以德报怨、戒除邪恶，都是为了那个美好的结局，即：涅槃。就连人们信仰耶稣，其实也是为救赎人们所谓的“原罪”。

　　可让我搞不明白的是，既然上帝怜悯每一个人，为何又要求只有信上帝耶稣的人，他的灵魂才可以得救呢？为何不能连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块儿救？可见，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上帝也是在为自己。甚至说出来，上帝可能比我们更自私。不仅他在为自己，据说那一次又一次宗教战争，打斗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神圣的，是为上帝而战——有时就称作“圣战”。

　　弄得一拨又一拨的人为自己争斗拼杀，这自私得还不够吗？

　　当然，其实说穿了，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八章：“论公民宗教”时所说：“远不是人类在为神而作战，反而正像荷马书中所说的，倒是神在为人而作战；每一方都向自己的神祈求胜利，并且要偿付给神以新的祭坛。”⒀

　　注释

　　⑴见2007年第1期《民主与科学》杂志第28页。

　　⑵⑷《罗素文集》第二卷第59页、第59～6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⑶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⑸⑹《罗素文集》第一卷，第352页。

　　⑺参见约翰·邓恩编、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第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⑻参见《西方文明史》Ⅰ第152、1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⑼《胡适文集》第7卷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⑽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⑾⑿《顾准文集》第2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⒀见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第16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