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静以观形，动以观势

静以观形，动以观势——读兵法奇书，度盛夏酷暑（四）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头，也是邓小平同志逝世第十一个年头。对于邓小平同志，我是十分推崇的。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的生活状态，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早就想写邓小平同志，原本打算在今年12月底，在中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前后来写。但是，这段时间，我阅读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这是继《我的父亲邓小平》之后的一本书，前一本书我也读过。她说这本书不能称作父亲的传记，也不是她个人的回忆录，一时茫然，不知归类，权称“感情流水账”。的确，此书个人的情感痕迹非常明显，也难怪一个当年的女娃娃遇到国家和家庭如此大的变故，难以不刻骨铭心。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如同毛毛所说：邓小平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而“文革”十年又是邓小平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读完这本书，我突然感到用《孙子兵法》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来刻画邓小平是何等的贴切，那可是一段特殊的“形、势”。而小平同志能够熬过那段非常时期，靠的就是他：“静以观形，动以观势”。 《孙子兵法·形篇》是本书的第四篇，《孙子兵法·势篇》是本书的第五篇，二者为姊妹篇。所谓形势，是指在其周围环境中所处的情形，或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形相对的或综合的境况。（一）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岁月》读完，掩卷沉思，感慨万分。那个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让多少人沉沦了，多少人自杀了，能够躲过一劫，并最终走了出来，小平无异是杰出代表中的代表。让我们以“动与静”、“形与势”来观察之。——大动之下观势，以求其安。祸起萧墙，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让邓小平着实吃了苦头。毛毛从“多事的1966年”写起，记录了邓小平早期受冲击的故事。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不足的，他在劝告最先受到冲击的“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时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很快，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而且从批判刘少奇转向批判邓小平，最终将两人合二为一了。1967年1月1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五位同志被取消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4月1日，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对邓小平定性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此邓小平反而清醒了，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用孙子兵法中的话叫：“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1967年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1月12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拟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去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5月，中办主任汪东兴来到邓家传达主席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表示还是想见到主席面谈。一夜，主席秘书来到邓家，告诉邓，主席要找他谈话，邓匆匆而去。天亮了，邓小平从主席处回来，告诉夫人，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并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对前者，邓小平仔细回答；对后者，邓小平低头认错。邓小平最后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小平感到了安慰。事后，邓小平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接着，毛毛引用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回忆，在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与王力单独交谈时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文革前的“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林邓”是后起之秀，是少壮派。从这个谈话看，毛泽东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留着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邓小平在最复杂的环境下对局势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他知道“现行”的问题是工作上的失误，“历史”上的问题是敌我上的失误，只要不是“历史叛徒”，许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他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邓小平用十五天的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但是决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他知道，毛泽东能够看到这个《自述》，他的政治上的最后一个防线是保留党籍，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刘少奇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保留了党籍。以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他知道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之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并通过汪向毛泽东表示，将无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并保证永不翻案。正如他所愿，这封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主席看了，并批转了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员阅。——大静之下观形，以求其变。《孙子兵法》中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邓小平度过了文革中最初也是最乱的三年，在“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安排下，被“疏散”到江西。离开北京之前，汪东兴代表主席看邓小平，邓对汪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同意。临行前的头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这封信主席也看过了。邓小平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后，做了那么多年“总书记”，知道什么事情该怎样办，只要与最高领导者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许多问题就有办法解决。果然，飞机到江西一落地，接待人员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一声久违的“同志”，一个久违的微笑，开始了江西的生活。在江西南昌陆军步校的一个小院里，邓小平渡过了文革中相对平静的几年。初期，他们夫妇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小平有福，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不仅是抗战时期邓领导下的冀鲁豫军区的一名干部，而且也是因犯“右倾错误”下放到江西，解放初就是公安部局级干部的他，成为一个县级工厂的头头。尽管上级规定，厂里的工人不能与邓夫妇接触，但是看到一位钳工手艺如此之好的老邓，看到一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老卓，很快工人们就与他们打成一片。邓小平说：“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但他又不陷于新的生活，他与旧的生活还有联系，那就是不定期地给汪东兴写信，信的内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讲述自己的现状，二是为子女争取权益。尽管家中园子里开花结果，但作为一个以政治为终生职业的人，邓小平从来没有让其敏锐的嗅觉停下来。机会来了，1971年9月13日之后，那位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邓朴方伤残瘫痪在家，但他那个短波收音机里的外电告诉他，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国坠毁。接着每年惯例的国庆阅兵取消，林彪不见了踪影，邓小平嗅出了点什么。1971年11月6日，工厂通知邓小平夫妇听传达中央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小平在车间讨论中一言不发，但是当他们把文件带回家里，看到自己儿女万分激动和热泪盈眶时，邓小平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他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两天以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的高兴的心情，二是再次表示想出来做一点“技术性”工作的愿望，三是让主席关照两位下放在农村的儿女。事后证明，这是对邓小平政治生命十分重要一封信，在邓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二）还是孙子说得好：“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大势之下观动，以求其业。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主席提到邓小平，而且是把他同刘伯承并列提到的。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当年8月14日，主席在邓小平的一封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最后他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有了这些话，才有了邓小平解除禁锢上井冈山，才有了苏区故地重游，才有了如此经典的话语：“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离开了居住三年的小楼，三天之后，来到了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3月29日，毛泽东在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从1966年 9月之后，时隔7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邓小平可是在“文革”中积重难返的时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且人事复杂，掣肘甚多，他初到岗位，埋头工作，低调处事。在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上，他虽然当上了中央委员，但是要知道在八大上他就是常委，这是典型的使用不重用。小平知道不能急，急也没有用，有为才有位，有位才有为。小平出来工作十个月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主席决定重用小平。1973年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第二天，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当着这些人，主席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后，毛泽东决定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此时所任职务、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职务和地位都已经超过了“文革”前。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做事情。面对造反派的倒行逆施，面对经济形势的急剧滑坡，面对党内军内的种种矛盾，邓小平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他深知，没有时间耽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要么不干，干就要干得彻底，要想扭转时局，必须破釜沉舟，全面推开。孙子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说干就干，整顿首先从整顿班子入手。对那些有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该批的批、该调的调，寸步不让，坚决斗争。一篇《军队要整顿》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措施有力。接下来就是国民经济的整顿，而在众多的问题中，铁路问题最为严重，最为突出。一个明显带有邓小平色彩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让阻塞多年的铁路得以畅通。接着钢铁生产领域的整顿也开始了，邓小平就钢铁领域的四个问题给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定了调子：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接下来，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整顿一一展开。在全面整顿达到一定深度时，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将整顿的成果巩固下来，于是有了“文革”中著名的三个文件：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科院党组起草的《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大形之下观静，再求其变。问题出在《总纲》上，邓小平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提出要以这三项指示为纲，完成实现四化的宏伟战略目标。这可是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枝独秀，变为加上“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三足鼎立。这还了得，这触及了毛泽东的底线，文化大革命的基础理论就是“阶级斗争”，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就对谁不客气。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经过一段与“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的较量，邓小平没有占到上风，毛泽东的天平最终偏离了他。形势急转直下，从打招呼，到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周恩来去世，到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出局。不过，在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还是下达了如是指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转移住所。有党籍的保留，有华国锋的任职，邓小平知道这次的结果一定不会差于文革初期，于是他在居留地，玩着女儿临走时塞给他的扑克牌，从容自若，波澜不惊。不久后，毛泽东又口头批示同意邓小平要求与家人团圆的请求，一家人再次住在了一个屋檐下，直到“7.28”唐山大地震，直到毛泽东离开人间。毛毛在书中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逝世”的标题，但只写了她听到哀乐告诉父母，打开收音机得知消息，并没有深入地写邓小平当时的情景。在“彻底粉碎‘四人帮’”一章里，毛毛写道邓小平知道此事后，十分激动，手中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10月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邓小平动笔致信给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党中央，信的最后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命运还没有转机，“批邓”照样批，“天安门事件”照样是“反革命事件”，而且还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过，以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以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只是个时间问题。医院往往是政治家合法相见的场所，谁还不生病，生病总要有人探视吧。1976年底到1977年初的55天，邓小平在住院期间与往来探视的同志们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出院后，在那个“厚重老成”、粉碎“四人帮”有功的叶剑英元帅家中的一席长谈之后，4月10日，邓小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1977年7月，邓小平终于再次复出。书的最后如是写道：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不过，用《孙子兵法》的两段来描述更为贴切和生动：“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是呀，静以观形，形可视势；动以观势，势可视形。这就是从小平在文革十年中历尽波折，躲过一劫的人生启示录。如此，也就有了后来春天的故事，仅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附录】《形篇》第四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势篇》第五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