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劫贫济富！

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劫贫济富

 目前，通胀已逞按奈不住之势，这是早晚都要出现的局面，原因有二，一是外部，二是内部。发达国家以金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遭受空前的劫掠。沃尔夫的文章《美国将打赢全球汇率战》已清楚地说出了其中的诀窍：美联储能印多少美元是无限度的。

    而在国内，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劫贫济富的政策，看看下面社科院金融中心尹中立先生的文章就明白了。次贷危机发生后的刺激政策，便是一种大劫贫济富。动用了十几万亿的金融资源，其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财富集中。大资本获大实惠，小鱼小虾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

    上一期文集，我们曾发出一篇题为《寡廉鲜耻的各国央行》的文章，内容就是谴责各国央行的低利率，掠夺储户的金融资产。反正代价是由人民大众来承担的，金融寡头们赚足了钱，逍遥法外，俄国居然搞出百万富翁展，全是价值连城的奢侈品。当今的世界已经贫富分化这样，政客们仍然不想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出了事都由老百姓来兜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危机转嫁中，大多成为可怜的刀俎。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还意见纷纭，矛盾冲突。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又缺少文化。瞎子摸象，各执一端。正如本文集中郑永年先生文章所说：“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但各端人士都乐此不疲。

    一个国家失去了自我，自立，主心骨，就会要么无所适从，对外人言听计从，要么顽固保守，专横独裁。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就是在这两端游离。最可悲的还是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劳苦大众。是谁在牺牲？谁在承受代价？

    当然，也有不甘心任人宰割的人，譬如高木先生，这些年里一直独辟蹊径，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民间学者个个人微言轻，他们的思路根本影响不到社会和管理层，只能是个人的一番空想。

    法国大罢工已经持续了数日，法国劳动群体不惜以社会瘫痪的代价反抗不合理的政客安排。可能很多人看不出事情的真相，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认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都能像法国这样行事，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希望，贪婪的资本主义就要趋于收敛。

    法国目前的失业率高达20%，50岁以上的人只有30%在工作，青年和中年人的就业率只有75%。政府却要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2岁。让老人占着工作岗位，不给青年人工作机会。为什么萨克奇政府这么做？还是让缺钱闹的。而国家为什么缺钱？工人们认为是金融界和资本家惹得祸，富人占有了社会的财富，但政府却把板子打在劳动群体的屁股上，要平民大众来付代价。这是以损害平民群体的利益来应对危机，而让资本群体逍遥法外。这是法国大罢工争夺的焦点。法国从来都是一个输出革命和思想的国家，如果世界有更多的人认识了法国，这个世界便有了希望。

    尽管有人坚持认为这是欧洲福利太高的结果，就是这种思想导致法国国会于今天通过了延长退休的法案。但法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必将激起法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抗议。法国的罢工和抗议活动不会停息，法国很可能爆发创造历史的新抗议行动。不信大家拭目以待。

    五中全会放出了政改的风声，但怎么改，人们有多种思路。熊伟等六学者致书温总理，认为推动政改要从“抢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高峰先生的建议有不谋而合的新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必须动员广大农民工参加。可见我国还是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努力探索。这些年里，民间与政府的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但也有另外一种合力，如徐友渔等的联合声明，陈钰堆等的《中国工人阶级宣言》，这是典型的中国当前的两种极端力量，一种是自由派，民主派，一种是民粹派（陈氏文中充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遗风）。这是势不两立的两种倾向，任何一派占了上风，中国都可能出现内战。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内战，就是在这两种理念不可调和的状况下发生的。这是两种西方的舶来品文化在中国发作的结果。

    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并非不好，但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而专政和专制的大同思想始终在中国深有沃土。传统与现代就是这样深深地撕裂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什么样的政改？分歧重重。未来将出现倒退的政改还是创新的政改，未看得知。

    但有一条必须明白，即今天的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让内战再度发生。好在今日的中国有了坚实的文明力量，这就是郑永年先生所说的中间派。在官派、自由派和左派之间，有了一个理性的民派。中国未来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稳定国家的民派身上。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发来的《香港传真》文章：黄小虎先生的《解析土地财政》，具有制度性的研究高度，对我国财政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依赖土地的道路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

    闲来看还是看看卢映西教授写的《十日谈》，思想敏捷，文风犀利。当下社会应当多一点心智正常的人。多少年来的革命，斗争，已使中华民族的心智和神经完全畸形，多是神经病和神经质气质的人，没几个心态平和的。目前社会的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这一印迹。也可以说这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和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息一个民族的躁动而痛苦的心灵是比追求GDP更重要的事情。然而，哪个政治家具有这样的雄才大略，敢于拯救这个自近代以来充满内战与不幸的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