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问题”的三重建构意义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10-15 20:04    作者: 孙亮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30日    查看: 41次

孙亮(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任何一种对于马克思的理解都是处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其诠释的有效性一定是“历史的”。当目前的哲学界努力将传统教科书批判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起点”的同时，是否可以说它在推动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同时，也必然分担传统教科书的历史局限。一旦有了这种自觉的研究意识之后，如下的警示必然呈现：没有时间的思想观念一定被“历史本身”沦落到“教条主义”的墓碑中。这样一来，作为“瓦解资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摆脱不被“石化”的危险，它必须正视的问题是，作为赋予了“时间特质”的历史现实，那个诞生在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破解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我们知道，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的社会事实早已成为“顽固”的“哲学事件”，它已经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哲学耻辱”。理论作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必然会丧失掉社会事实本身的“丰富内涵”，用这种丢失掉诸多社会事实内涵的“理论”再去指导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必然出现“实践的错位”。而这就更加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从“哲学语境”中的讨论，转型到更加有效地推进如何能够真正代言社会现实这一基本的理论地基上。

　　首先，在苦于“资本之发展”与“资本之不发展”的二难困境中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定位中国前景。座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之中的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已经毫无选择地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但是，中国的发展依然处在较低的层次，因而，如何探求资本的发展成为了首要的方法论原则。同时，由于资本的引入，必然会切实地进入资本逻辑时空中。一方面资本有着“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正是资本不断“增值”的逻辑实现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逻辑具有自身的“自悖性”，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同时，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价值的扭曲、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就是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资本，至少中国现实的两极分化，社会对于公平、公正以及对于改革成果的共同享有问题日趋关注，这些要求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对待资本。特别是在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时，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高度。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要摒弃将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推及至中国人永远受资本支配的恒定性，甚至推及至整个人类永远受资本支配的恒定性，而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资本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其次，当代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亟需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理论回应。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历史谱系中，影响较深的主要有三种政治哲学路向：即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与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通常以个人权利主体的逻辑对抗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体反抗，并将民主、自由的诉求严格限定在与经济无关的政治领域中，即政治仅仅是一种“政治现象”，这样一来，自由主义逃逸了“经济领域”的“政治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政治领域的压迫较之于经济领域位于次要地位，应该明白“财产权对民主的个人权利的压制”。基于此，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不可能实现真正自由。后现代主义面对“后革命”的社会现实，要在民主政治框架中重绘左翼路线图。其中一个基本的逻辑在于撕裂“经济—政治”这一连字符，塑立“政治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这一点上，后现代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具有相似性，他们一同背离了“经济的政治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哲学的基本判定，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在“政治”中得以实现。

　　有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判定之后，它的另一特质性也就显现出来，即它是一种面向现实，不断依靠历史主体推进的建构性的政治哲学，其理论的真正高度在于，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完成，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关系上可以得到。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国家也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就始终是抽象的、形式的。在这一逻辑指引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型一要在理论上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理论批判，塑立起话语权，又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上对当代现实政治问题诸如关于正义、民主、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作出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回应”。

　　最后，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必须能够在历史的语境中，即“古今”与“中西”的框架之中，走出一条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积极建构的中国发展道路。在这一道路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高度在于既不能在现实的资本怀抱中忘记了理想，也不能按照理想彻底地否定当下的社会现实之路。两者其实不过都是一种思维逻辑，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可塑性与时间性特质给遗忘了。那么，对于目前的后发达国家只能以暂时对于“理想”的退却去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告诫是，任何退却都是基于对现代性发展现状的彻底审查，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实现现代性，而在于人的真正解放。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自在的生成过程，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两者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中国的社会实践只能在这样一个“主客体”的矛盾中寻求一种“建构”未来的可能性契机，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互动关联，由此真正成为“时代精神上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