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纪事）广东历史上第一个瑶族直隶州罗定“特区”(上)——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及“瑶乱”

（三江纪事）广东历史上第一个瑶族直隶州罗定“特区”(上)——罗定直隶州的建立及“瑶乱”
来源：云浮日报    发表日期：2008-10-26
□陈大远
两广同属岭南，唐代始分东西。自宋至明，在湘、桂、粤省发生了长达六百年的“瑶乱”。明代，瑶乱主要发生在粤桂交界犬牙交错的山区，因为要协调统率两广的征瑶军队，明景泰三年（1452）特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府曾驻梧州、肇庆、广州等地，原属战事临时机构。明万历五年（1577）升泷水县为直隶州，因为罗旁瑶乱平定而取名为罗定。罗定直隶州是广东历史上第一个瑶族直隶州，它的建立宣告了广东“瑶乱”的终结。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间，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如《简明广东史》中就持这一观点。如何看待这些瑶汉冲突，首先要对当时的社会、阶级作全面的分析，要全面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采用的史料必须完整、真实，才能对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
瑶族的祖先是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一直被称为蛮夷，至隋，因为常免徭役，称为“莫徭”，以后用“瑶”作为专用的族称。因为瑶人以耕山为主，大分散、小聚居，流动性较强，加上知识不高，生活困苦，常为生活出路铤而走险，历来难以控制管理。明朝建立后，曾五次对瑶区实行“蠲免”，同时又实行“抚流民”等措施，但由于官兵大量招抚“俍人”参加军垦屯种，使汉瑶矛盾，俍瑶矛盾错纵复杂。
明初，政府曾对少数民族实行一系列以抚为主的统治政策，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立土官或流官进行管理，委任“瑶首”、“瑶领”、“峒首”、“长”。这些瑶族上层与瑶民未形成阶级对立，瑶人的动乱亦不是针对“瑶首”，所以，不能将这些事件作为阶级斗争来看。瑶汉冲突早期，也未存在民族压迫情况，因为生产方式与活动区域的不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很突出，特别是元代，蒙古人将南人列为最低人等，汉人与瑶人之间的矛盾亦不是主要矛盾，动乱多数也不是专门针对汉人，而是针对官府。但随着汉人大量南移，以土地占有的封建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确立，瑶人的自由游动受到局部限制，除了军队的屯种外，汉人也在一定的范围内“立寨耕守”，土地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瑶汉冲突才愈演愈烈，最终暴发了影响岭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动荡变化的“瑶乱”。社会动乱的结果，使到岭南的行政区域和官僚体制要进行重新的整合和变革，促成又一次的民族融合。
瑶人由湘入粤，由粤入桂。宋代汉文化南下，湖南之汉瑶冲突最多（据《宋史》、嘉庆《湖南通志》及《宋会要辑稿》，宋代共发生瑶乱三十六次，其中湖南廿四次，广西七次，广东五次）。由于广西山地较多，故元代广西的瑶汉冲突较广东为烈（元代广西瑶乱升至廿八次，湖南发生十三次，广东仅有十次）。延至明代，粤桂两省大举征瑶，战场多在粤桂交界地。广西主要在大瑶山（藤县大藤峡附近），广东主要在泷水之东山、西山，尤以罗旁瑶经常出没于西江劫掠，两广如骨刺在喉，泷水之瑶乱影响最为严重。
明代岭南之“瑶乱”，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官府以抚瑶为主；二、自正统至景泰年间，实行剿抚并用的政策；三、由弘治至万历年间，进入全面征剿时期。
明政权建立后，实行屯田制，分别有军屯、商屯和民屯等方式，军队之中亦安置三分之一进行屯种，以休养生息。洪武年间，德庆州泷水县红豆山（今云安县镇安、罗定市金鸡一带）瑶首刘第三，自元末便开始酿乱，一直未有平息，明新政权未找到抚瑶办法，仍以军队平乱为主，到洪武十二年（1379），始将红豆山瑶乱平息。洪武三十一年（1398），再次发生西山瑶人盘穷肠的暴乱，指挥王濬率官兵前往征剿。实际上，明的抚瑶政策是从洪武末年才得以正式实施。
明洪武三十一年，平息瑶人盘穷肠之乱后，开始在瑶区设立瑶官，委任当地瑶首作瑶官，统领“抚瑶甲总”，建立封建政权基层组织，实行羁縻和怀柔政策。永乐抚瑶期间，先后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京朝觐和进贡，明王朝对朝贡的民族上层除了给予冠带、钞币等赏赐之外，还根据各人招抚户口多寡，分等级授予瑶官，每2500余户，可授二等瑶官，足7500余户可以上京朝觐，发给嘉奖其“向化”有功，准予子孙世袭的诏书。永乐四年（1406）六月，化州县吏冯原泰被授予泷水抚瑶县丞。永乐一朝，德庆州所属及邻近前往朝觐向化的瑶首不少。如永乐六年盘永用，永乐八年骆第二，永乐十年信宜根竹峒陆仲八等，冯原泰也因抚瑶有功，升为德庆州抚瑶判官。据民国《罗定志》记载：永乐十三年八月丙辰，德庆州瑶目周十八来朝贡方物，朝廷赐与衣钞，并赐敕曰：“皇帝敕谕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古蓬，下台等山瑶头周十八、刘大，恁每（您们）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卫军有司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出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招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拨，从使安生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是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这敕谕直至京城来奏，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其后宣德八年，石窟、思劳二山瑶首陆以义等相继朝贡，也获得皇帝敕谕。瑶人受抚来贡，屡屡获得赏赐宣谕，这种怀柔政策的收效甚大，结果永乐二十多年，溪峒宁静。
正统至景泰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宣德年间的镇守内臣阮能是个贪婪不已的大贪官，他与兵部尚书陈汝言勾结，朋比为奸，对百姓加重盘剥，溪峒土官瑶首的袭荫，必须要厚贿，实行卖官贿官，引发了溪洞瑶人再次发生骚乱，先是正统二年（1437），广西的流贼纠合广东瑶人攻陷新兴，正统十一年（1446），在泷水发生了大骚乱，瑶首赵音旺率领瑶人攻陷县城，杀死抚瑶判官冯述，虽然后被都御史马昂发兵讨平，但此次瑶乱，牵连甚广，影响甚大，北连德庆，西至岑溪，由瑶首赵音旺、凤广山，而至凤广山之子凤弟吉以及凤光山等先后发动起事，历时十多年。为此，广东特设总兵官，在泷水之东山、西山分别设立分守参将，率兵分捕民瑶。
正统十四年（1449），广州发生黄萧养起义，朝廷又适遇“土木之变”，无遐顾及南方，瑶人之势渐大，各地瑶乱蜂起，十余年间，瑶人两度攻陷泷水县城，事态严重，而且两广瑶人互相呼应。广东征剿，广西瑶人纷乱；广西征剿，广东瑶人又流劫州县，景泰三年（1452），明政府特设两广总督，专责对瑶人征剿，以协济应援两广。两广大小官员均属其统制，这就是两广总督设立之缘起。
明朝建立后，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主管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权归中央，听命朝廷，三司不能兼任。因为瑶乱，永乐初朝廷又遣派官员巡抚广西，永乐十九年（1421）又派官员巡抚广东，地方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巡抚的设立，实际已打破了三司分治制度。但两广之巡抚各有侧重。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邱濬曾言：“两广同为岭南地，其地势土俗大段不同。广西山岭崎岖，林薄深阻其中，皆瑶僮窟穴，编民错居其间。广东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犬牙交错，雷州府惟遂溪县，广州府惟连州与之相近，其余皆滨大海，地势平易，无有山林险阻。自洪武、永乐以来，朝廷惟命总兵官镇守广西，而广东一方，惟以备海洋、倭寇为急，未闻有瑶患侵犯也。”
瑶人自湖南南迁，虽然先入粤后入桂，但长期以来却以桂省为大本营。广西山岭崎岖，丛林密布，是瑶僮生活理想之地，如勾漏大山、大瑶山。故明室之治瑶政策，重点放在桂省。及至宣德以来，广西总兵云山在两广边界征瑶，两年中杀伐万人，继后柳溥、田真在广西均大肆残杀，于是广西瑶人，大量流入广东肇、高、雷、廉四府与广西犬牙交错之山地，特别是泷水之云开大山山地。故明广东瑶乱，主要在西江以南，西起封川、开建，南至阳春、高州，东至高要、新兴一带，以泷水的东山、西山和后山（云开大山山地）作为大本营，基本活动于两广交界之山区县。鉴于此，明室不得不对治瑶政策进行调整，于景泰三年（1452）特设两广总督，始设的两广总督府实际上是战事临时指挥部，所以两广总督府必须靠近前线。
成化元年（1465），两广总督府驻扎梧州，总督（后又改称总制、提督）兼巡抚事，不再设巡抚。嘉靖四十五年（1566），泷水罗旁山地成为两广的主战场，于是又将两广总督府从梧州搬到肇庆，其时的两广总督只兼广西巡抚，广东另设巡抚驻惠州，以应海事。到隆庆三年（1569），另设广西巡抚，两广总督不再兼任。隆庆四年又撤消广东巡抚，改为由提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1575），仍改总督，加带盐法。万历年间，因惠潮有寇，两广总督府曾暂移驻潮州，崇祯后又改驻广州。两广总督原本是一临时建制，其府署随征瑶的战事而移驻。总督与巡抚，初设时都是因事暂设，不是正式官名，巡抚的品级稍次于总督，但仍属平行，由于总督、巡抚的设置，布政使权位渐轻，按察使成为巡抚的属官。总督、巡抚后来逐渐变成封疆大臣，地方文武官员都受其节制。
首任两广总督王翱，素有威望，瑶人都畏惧听抚，他最先提出恩威并重，招抚并用的政策。他在“边情疏”中提出四点：（一）两广官吏，惟务偷安，兵政无备，黄萧养乱起，又各畏缩退避，略无御寇之谋，致使贼势日张。（二）瑶僮等人，其衣服语言虽与中国不同，然其好恶情性则与民无异，其背叛实由于官吏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绥怀，威不足以慑服，甚至欺其远方无告，掊克残忍，颠倒是非，既害其生，又拂其性，焉得不铤而走险。（三）继而提出剿抚并用，除差人四散招抚瑶老，僮老等，一方面命总兵官会同土官士兵，恩威并重，于是各归乡峒生理。（四）虽然如此，但犹未敢保其永久不叛，主要是地方官吏应得其人，各瑶僮人等已归者，宜抚之以恩，未来者宜申之以义，号令必信，赏罚必公，巨恶必诛，小过必宥，而又整饬戎伍，坚甲利兵以临之，使彼既慕其义，又畏其威，则悍然不逊之气自消矣。
可惜王翱于翌年三月奉调还京，“人亡政息”，他的“恩威并重，剿抚并用”之策未能很好推行，而至瑶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