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谢学锦院士的自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5 03:41:52
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
——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
——在重庆本想安静读书，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政治活动
——送妹妹到解放区去
——在南京，解放前夕帮助地下党
——解放了，就只想把全部能力用在建设上
——向苏联专家挑战，否定了“权威”的论断
——从党的发展对象到稀里糊涂当上了“右派”
——“文革”中父母相继自尽，忧郁一直伴随我到如今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我的女儿给我了4个字的评语：“荣辱不惊。”很得意的时候，并不觉得怎么样；遭到侮辱，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所谓。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活得下去。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欢乐是一对孪生姐妹。”这两个东西是互相依存的，总是相伴的。我的一生就是痛苦和欢乐混在一起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在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欢乐的一生走过来的时候，应该想的不要只是欢乐也不要只是悲伤。我喜欢朗费罗的《生命赞歌》：
Tell me not，in mournful numbers， 不要对我用忧伤的调子诉说，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说什么“人生不过梦一场!”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灵魂酣睡了就等于死亡，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事物的本真并不像它们呈现的那样。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是热诚的！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人生的目的地岂是坟墓！
“Dust thou art，to dust，” 莫背诵“你原是尘土，复归于尘土”，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那说的并不是灵魂的归宿。
Not enjoyment，and not sorrow, 不是享乐，也不是悲哀，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那都不是我们命定的路径或终点。
But to act,，that each to-morrow 奋起吧，新来的每一个日子，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我们都将超过今天。
………… …………
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不是“not enjoyment，not sorrow”，而是既有“enjoyment”，也有“sorrow”，但人总要工作。我工作并不太努力，但总想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有一点进展。几十年过去，回首已是集腋成裘。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我从小爱看小说，看了不少中国小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在小学里就看了十几遍，它使我在朦胧中就有了一种战略思想。整天看小说，听课老走神，考试成绩不好。母亲为这很着急，父亲却说没关系，长大了他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还说看小说也有好处，能开阔胸襟，活跃思路。爱因斯坦就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1937年夏天，日本人一进北平，北京大学就停课了。那时候我父亲是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没事干，就买了许多英文小说，有司各特、狄更斯等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说选，整天在家里看。我那时候在辅仁中学上高中一年级，对这些英文小说也发生了兴趣。我记得看的第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
北平已经沦陷了，上海也在激战，我们很想知道战事的情况，可是在北平报纸上看不出来。有时候偷偷听南京、上海电台广播，也很困难，干扰得很厉害。我们想知道的消息，只有在外国人在北平办的一份英文报上还能看到一些。我父亲就订了这份英文报。我也就开始看英文报了。英文报的生词跟课本上和小说里的很不一样。起初，天天翻字典，注生词，报纸上被我弄得黑压压一片。后来慢慢就好了。我一边看英文报，一边看英文小说。这样，我的英文程度有了很大的长进。
父亲后来离开北平了，走的时候留了一小撮胡子，像日本人一样。后来他对我说，他走得很顺利，一路上日本兵都给他敬礼。他从北平到天津，然后到塘沽，坐外国的一艘轮船到香港，再到广东、湖南。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个，也离开了北平。我们是坐太古公司的轮船走的。在海上10天，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父亲从内地来接我们。本来我们也可以到内地去，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猛炸广州。我们在香港从旅馆的窗户望出去，有许多难民拥到香港，于是父亲把我们送到上海（租界，“孤岛”），他又回湖南去了，因为那时候他在湖南江华矿务局做总经理。我当时颇有满腔热血共赴国难的劲头，坚决主张去内地为抗战尽力，反对去上海住租界，就跟父亲吵起来了。但他不理我，硬把我们送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住在赫德路我姑父家里。母亲和我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到内地去了，就把我们几个孩子丢在上海，主要由我来管4个弟弟妹妹。
我在上海进了沪江中学。入学没多久，就患了伤寒，病了几个月，只好休学1年。休学期间，我就整天看英文小说，每天轮番看3本，上午下午晚上各取1本。因为1本英语小说总得要看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单调，所以3本交替阅读。
复学后我就矮了一级。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Miss Milton，密尔顿小姐，是一位美国的老小姐，献身教会没结婚的。她上课拿的英文课本都是那种缩写本，企鹅丛书之类的。记得给我们的第一本书就是《Hellen Keller》，讲既聋又哑又瞎却能留下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海伦· 凯勒女士一生的经历。头一天她把课本发给我们，说：“请你们回去准备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回去一看，是缩写本，一口气就看完了。按照她的嘱咐，又把头三章反复读了好儿遍。第二天一上课，她就一个个点名，问第一章内容是什么，要用英语讲。同学们都讲不好。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清清楚楚。因此她对我特别欣赏。我对她说：“我写一篇东西你帮我改改吧。”她说：“好。”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做《Ten days on the sea》，就是乘船在海上10天的经历，包括在山东半岛的外海上遇到大风浪，大家都晕船等等许多情节。后来我还写了两篇英文文章让她修改。她好多次邀请我去参加她的"Weekend Tea"，喝周末茶，聊宗教。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对宗教非常反感，都不赞成我去，我就都婉言拒绝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看一些进步书籍了，好像要跟她划清界限。
我看的第一本进步书籍是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这是在北平辅仁中学结识的朋友施宗恕从北平寄给我的。（施宗恕是同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而且是班长。他岁数比我大，我是班里面年纪最小的。）第二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看了许多其他进步书籍。那时我和施宗恕通信很勤。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是地下工作者了。后来他以辅仁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别人不大疑心他。他那里是一个联络站。（后来他当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受他的影响，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当时我对国民党很不满意，热心跟学校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
从那以后，我每到一所新学校都首先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地下工作者，主动跟他们联系。在沪江中学的时候我找到了3个人：胡国定、江国庆、谢元杰。
胡国定那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后来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是陈省身最得意的门生。他有一个“胡定理”在国际上很出名。他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2002年在我国举行的数学大会里，他起了很大作用。江国庆后来在海关工作。上海解放的时候，升起第一面红旗的就是他们海关，这旗是他指挥许多女同志一起制作的。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谢元杰现在改名陈思明，一直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我跟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江国庆在徐州，胡国定在天津，陈思明在北京。胡国定曾邀我和一些老朋友到天津聚会两天，大谈个人经历。后来到北京来，继续谈。
此外，我跟社会上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也有联系。当时上海有些人非常之“左”，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交往，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不值得合作。
那时候我在外面活动很多，被我姑父发觉了。他怕负责任，就写信给我母亲，说：“不得了了，他在上海不晓得搞一些什么名堂。”母亲急了，赶紧跑到上海来。在那之前，施宗恕给我来信，说他很快要到上海来，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他一道走了。母亲来了，又哭又闹，非要把我拖走。没办法，我只得跟她走了。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乘海轮离开上海。后来我在北京碰到施宗恕时才知道，他也没有走成，不晓得为什么。还有一批他联络的准备一块去的，也没走成。如果我们去了新四军，恐怕现在人也不在了。因为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牺牲了。
母亲带我们乘轮船到了越南（当时叫安南，是法国人管辖的）海防，当时在昆明工作的父亲来接我们。我们一起坐火车到昆明。父亲坐头等车厢，母亲带着我们坐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两边有两排长凳子坐人，中间堆行李。母亲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把房子都卖了，家当全都带着，大概带了30多件行李，都是大箱子。坐三等车不能托运行李，我们得自己照看行李。车厢中间堆满了行李，堆得很高。途中一个地方发了大水，把铁轨冲断了。我们都得下火车去坐船，摆渡过去，然后到对岸去坐车。我们把一大堆行李搬上船，但是听不懂越南话，秩序乱得一塌糊涂。最后我们顾不过来行李，只能顾人了。父母亲拼全力把我们5个孩子保住了，行李不晓得被船运到哪里去了，没找着。那边接运的火车比这边的少一节车厢，所有的人涌上去，挤得一塌糊涂，动弹不得。母亲要照顾我们5个孩子，行李又都找不着，车厢里又挤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她急得不得了，身体又不好，就晕过去了。父亲知道后赶紧跑过来救我母亲。一些法国兵也自告奋勇跑来了，先把我母亲抬到头等车厢，然后站成一排，把我们几个小孩子举过头顶传过去。到了头等车厢里总算好了一点。可是车上没有一点吃的东西，我们饿得要命。我看到法国人吃面包、腊肠，非常羡慕。但他们不给我们吃，这一点我老记着。好不容易进入中国境内，卖米线的人上来了。那些人真能干!越南的车子中间一段坐人的车厢是封闭的，从两头上下车处没有门，是敞开的。这些卖米线的人爬上车，把炉子安在敞开的地方做米线。在拥挤的列车上，怎样把米线送到几节车厢去？他们就端着，从车顶上走，过好几节车厢。然后一手托着盛米线的碗，“呼”的一声就从车顶上下来了。哎呀，那米线真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云南米线。好不容易，终于到了昆明。
在昆明我进了天南中学。一到天南中学，我就四处寻觅跟地下组织有关的进步人士，结果找到了一个姓戚的。我跟他很谈得来，整天谈解放区的事情或者是找书看。
当时外国援助中国物资的通路都被切断了，国民政府准备修一条铁路，从四川的叙州（宜宾）到昆明，接上通到到越南的铁路，把援华物资运进来。为此同时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叫叙昆铁路工程处，一个叫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我父亲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他在昆明弄了一个办公的地方，在昆明西郊弄了一幢小别墅，我们就住在那里。大概只过了一两个月吧，日军就轰炸昆明。空袭警报拉响了，我们赶紧拿一些棉被铺在桌子上，躲在桌子底下，就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日本飞机排队从城南开始，向北推进，投下去一排炸弹，再投下去一排炸弹，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住处刚好在两排中间的缝隙里，没被炸着。父亲的办公室被炸着了，炸得一塌糊涂。昆明没法呆下去了，父亲立即决定搬家。
我们搬到了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县城，父亲找到了一个李家祠堂，就在那里头办公，我们另外找地方住了下来。我进昭通中学高三插班。
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很内向，很不会交际。自从有了进步思想之后，就觉得要参加革命就不能是这样的性格，必须敢于出头露面，特别是要会演讲才行。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卡耐基的《怎样演讲》，照着那本书练习。对着镜子练习了一番演讲的节奏，重点该怎么样强调，等等。沪江中学根本没有校舍，上课的楼房是租的，学生上完课就走了。因此，在上海我很难有机会在公众场合演讲，只不过是在家里练习而已。到昭通中学倒是施展出来了。
昭通中学当地学生的程度很差，我在那里好像鹤立鸡群一样。这里的有些学生暑假回家，开学的时候揣上一块鸦片就来了，把鸦片卖掉，半年的学费、饭钱都有了。那个时候，全省中学高三读完都要参加统一会考，会考及格了才能毕业。这样，昭通中学临近毕业的学生就非常紧张；怕考不好毕不了业。他们都急得不得了。我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习干事，他们就来问我怎么办。我就做了一次演讲：会考大家很难过得去，怎么办?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大家不能再荒废学业了，应该组织起来，分成若干个小组，功课稍好一点的同学要辅导那些差的。大家都不要回家，天天晚上都来复习。我讲过之后，大家就组织起来了，都很卖力，遵守约定，拼命学。学了几个月，会考越来越临近了，我们自己做了一次测验，有不少人还是考得一塌糊涂。自治会的主席说：“过不了关，不作弊不行了。”他们苦苦哀求，要我一定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看着这么多人毕不了业，也于心不忍。后来我下了决心，说：“那你们得听我的。”他们说：“你说什么我们都听。”我又做了一次演讲，先肯定了过去儿个月的努力，然后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多年荒废、不用功，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只好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试卷发了以后，功课比较好的一些人要尽快把一道题答出来，马上写一个条子递给别人。那个人拿了条子以后，先不要往卷子上抄，要赶紧再写一个条子传给另一个人。一道道题，都这样做。大家要同舟共济，不要光顾自己。于是，大家就照我提出的这个计划实行。监考的人睁只眼闭只眼，看着学生这么干，也不干涉。最后，基本上都过关了。这两次演讲是对我在上海做的那些训练的检验。我这个人后头的性格和先前的性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
在昭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看了萨本栋的《物理学》，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进物理系。那时最有名的4所大学联合招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考试题目都一样，但志愿要自己填。当时浙江大学有我父亲的好朋友、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他俩是北京工商地质研究所的同班同学，是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我父亲觉得我进浙大有他这位老朋友可以照顾我，就劝我考浙大。
我考进了浙大。大学一年级在贵州永兴，学一些普通的课，物理、化学、数学等等。我功课还可以，就是数学不大行。我对数学非常头痛。但是物理学得很好。
到永兴的头半年我把腿弄伤了，没有怎么过问身外之事。下半年发生了“倒孔”运动，倒孔祥熙。在“倒孔”运动中我就跟永兴、湄潭的一些进步同学熟悉起来。下半年我腿好了，就很活跃了。
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管了一段永兴的伙食团。食堂秩序一塌糊涂，抢饭，有些同学饿肚子。我做了伙食团团长，下决心改善。我吸取大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而且事先事后都向全体同学报告。那个时候在贵州，北京话说得像我这么好的人非常少。我第一次亮相就引起大家惊奇。抑扬顿挫，卡耐基的书教我的，这时候都用在伙食团上了。伙食团经过改善，受到大家欢迎。
在永兴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我们和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非常激烈，出壁报互相攻击。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在离我们学校大概5、6里路的山腰上一个尼姑庵里，大家秘密聚会。其中有黄代成，他后来是云南“边纵”一个游击队的司令，打了许多胜仗。我当时没看出他有这个本事。还有黄永均，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是我们那个小组里文学才能最好的。但是后来这才能也没怎么发挥出来。
还有汪容，也非常有才，非常有能力。本来他在物理学方面会有更大成就，可惜毕业后留在国内了，发挥不出他的能力来。（李政道比我们低一班，也是物理系。后来到国外去了，大有成就，得了诺贝尔奖。）汪容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才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他就对我说：“我的灵感冲动得太厉害了，已经无法再坐在课堂里了。”学校旁边有一片很大的竹林，他就跑到竹林里头去了。你想，他去干什么了?他去谱交响乐了。没有钢琴，就靠自己哼哼，写了好多交响乐谱，但从来没发表过。他还写了许多歌，我觉得很好听，他也从来不发表。他没有发表的欲望，就是有这种兴趣。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由于音乐素养而更加宽阔，想象力也更丰富。他最后做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又是理论物理所的研究员。我认为他是理论物理的天才，可惜在国内的环境中难以充分发挥。
还有薛禹谷。在学校里头我看到她跑了个100米冠军。她后来做了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她在比较长时间是一帆风顺的，是党所信任的科学家。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也不行了，未能幸免。因为她家是大资本家。在无锡，她们薛家和荣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我们大一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尼姑庵里头聚会，讨论文学或哲学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讨论过姚雪垠在抗战初期写的《牛全德和红萝卜》。这是一年级。
二年级时候我们到了湄潭。不久，就有人找我来了，要我去演戏，因为我的北京话说得比较好。浙江大学进步学生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有“大家唱”歌咏队，有“求是”剧团。后来张其昀做了训导长，就按照蒋介石说的“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统一管理学生活动，提出浙大只能有一个剧团，一个歌咏队。就是要让三青团来统一。于是，“求是”剧团和“大家唱”歌咏队都被解散了。在湄潭，三青团掌握的剧团的主要演员架子很大，平常也不练习台词，到了台上就随便说，表明自己演技高明。他们也不肯培养什么新人。这些人毕业以后，这个剧团就没有几个人会演戏了。里头有一个女演员，她的男朋友吴允春为人挺好，没有很强的党派色彩。他比她低一班，和我同年级。他加入了他女朋友所在的剧团，当了团长。浙大的传统是迎新要有一场戏，送旧要有一场戏。每一年都要演两场戏。这时候缺少演员，演不出戏了。吴允春就跑来找我，希望我加入他那个剧团，帮他演戏。那时候他已经选定了一出戏，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要我演男主角。我从来没有演过戏，不愿意干。他就天天跑到我屋里来求我。这时候和我同屋住的物理系同学许梅，是非常进步的。他对我说，不但你应该参加，我们都应该参加，我们参加了以后可以把剧团夺过来。我一听就同意了，就参加了演出。我那个时候拼命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研究演剧的理论，还到竹林里面自己试着表演。我在《这不过是春天》里面扮演的冯允平是正面角色，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革命党人。他偷偷潜入警察厅长的家里面。厅长夫人是他以前的恋人，两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心里很矛盾。最后，厅长夫人掩护他平安脱险。这么一个关系复杂的剧本，但剧中没有几个人。因为缺少演员嘛，只能挑演员少的戏来演。一共就这么儿个人，但演起来相当难。演出后反映很好，我就有了信心。演完以后，我趁势介绍了一大批人进剧团，有的学化妆，有的学当演员，有的搞布景，有的管后台。到下个学期，我就被选为剧团的团长。我在剧团里进行改革，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朗诵诗、篝火晚会、戏曲讨论会等等。还请一些名人来演讲，非常活跃。后来，浙大湄潭的女同学几乎全部加入了剧团。通过这个剧团，我做了大量群众工作，把许多人团结到我们这边来了，把进步同学、进步组织都聚集在一起了。
后来从外面运进来很多进步书籍。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是那个时候读的。那时候一些进步的同学比较严肃，一本正经的。我和他们不一样，除了看《西行漫记》之类，还读英国的诗。他们觉得我是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可是又离不开我，因为我是剧团团长，影响面比较大。我接触的人比较广，不光接触进步人士，还接触其他一些人。例如孙筱祥，我跟他接触就很密切。一些同志为此对我很不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很自由散漫的人，不应该接近他。
孙筱祥喜欢画画。他曾经挑一担行李从浙江一直走到重庆，去见徐悲鸿，把他的画给徐悲鸿看。徐悲鸿对他挺欣赏，但是劝他说：“你还是不要学画，学画将来也许没饭吃，你还是念书去，去学一门技能。我相信画画你自学也能学得很好。”就这样，他考了浙大龙潭分校，进了园艺系。进二年级的时候，他也到了湄潭。他非常穷困，一文不名，穿一双草鞋，没有袜子，光着脚。后来我送了他几双袜子。我当了浙大剧团团长，知道孙筱祥对于戏剧演出颇有经验，就登门拜访，请他参加。他先拒绝了我，后来看我很诚恳，就答应了。那时候我们要演夏衍的《花烛之夜》，主要的布景是地主的客厅，要布置得富丽堂皇。孙筱祥和我一块跑到乡下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古庙。古庙已经荒废了，破破烂烂的，但是有好几扇雕花门。我们把它们卸下来，扛了回去，再把它一刷，撒上金粉，做地主的客厅背景。幕一拉开，一个金碧辉煌的客厅，漂亮极了，一下子轰动了。
孙筱祥既是画家又是诗人。我们在湄潭一同举办过一次篝火晚会。用一大堆柴火点起篝火。大家围着篝火朗诵诗啊、唱歌啊，全校同学都来看。晚会上朗诵和表演了何其芳的诗《预言》。我们在浙大附中找了一个女孩，很漂亮，而且能跳舞，让她来表演女神。孙筱祥朗诵何其芳的诗句。汪容拉小提琴，配音乐。何其芳的诗写得非常美，但他到了延安以后就再也写不出那样好的诗了。《预言》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讲一个女神被天帝贬到人间，天帝告诉这个女神：将来会有个男神从这里经过，如果他能够爱上你，你才能回到天庭。有一天，一位男神来了，她拼命地唱歌啊，跳舞啊，希望男神能够留下来。可是最后男神还是径自走了。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 糜鹿驰过苔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般的歌声告诉我 /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 那温馨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长途的奔波 /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个秋天拾来的落叶 / 听我低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火光样沉郁又高扬 / 火光一样将落叶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蛇样交缠着 /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 当你听见了你第一步空寥的回音。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 我的足知道每条平安的路径
我将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 你可不转瞬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 你的足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就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 / 无语而来又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演出非常成功，还有好多别的节目，都很受同学们欢迎。一些比较“左”的人却对我很不满意，认为这是纯粹的唯美主义。因此，我在学校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我在浙大物理系念了两年，功课不好，数学有点跟不上。我不想念物理了，想转系。我给西南联大写信联系，想转到西南联大的历史系去。王淦昌教授找我谈了一下午，劝我不要转。我说：“我功课不好，数学不行。我还是喜欢历史和诗歌。”他说：“你喜欢历史和诗歌好啊，这些对学物理都有用，可以增加想象力。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你还是留下来吧，物理里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像诗歌一样。”可我还是不干。后来西南联大回信说：“你转到我们学校我们欢迎。但按照规定只能在原来同样学院的范围内转，不能转到文学院，只能转到我们的理学院。”那我就不干了。于是我又想转到浙大的外文系，已经说好了，外文系也欢迎，因为我英文很好。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我突然脑子一动，我想，读英语以后干什么呢？恐怕没有出路。就读化学系吧。我就这样在4个系之间来回晃荡了好久，最终转到了化学系。
浙大进步力量日渐壮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后，在大后方的大学中首先公开响应的是浙江大学学生。浙江大学学生会从遵义发出国是宣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拥护成立联合政府。遵义的学生会要求湄潭分院响应。遵义的进步势力非常强，所以他们能做到这—点。但是在湄潭，两边的力量差不多，势均力敌，斗争得非常激烈，争论得很厉害。于是就开全体学生大会来表决：到底响不响应遵义宣言。湄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担心进步力量势力孤单，不敢一个人承担。于是选了一个主席团，共有5个人。其中有我，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孙曾垕，现在在美国。会没开多久，主席就被台下的一片嘘声轰下来了。后来我替代他做主席。我想办法压下了哄闹，把会场秩序扭转了。这个会连开了两天两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最终胜利了。男同学是势均力敌的，但女同学几乎全都站在我们这边。就因为她们都参加了剧团，一条心。
这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恐吓信。是把一个军统的信封翻过来粘的这么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铁血锄奸团”，里面写着：“谢学锦，限你10天之内离开湄潭！”我跟大家商量，这事应该怎么应对?大家一致认为：绝对不能走，你一走就会“失踪”的。我就没理会恐吓，仍旧呆在湄潭，但设法将进步书籍疏散，隐蔽起来了。
到暑假时，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知道在重庆的资源委员会有很多子女在浙大附中读书。他们每年放暑假的时候都开来几辆卡车，把这些学生接回重庆。我想到了一个可以逃走的好办法。资源委员会的人都知道我，我就跟他们押车的人说好，搭他们的车走。临行前我只跟几个最亲密的同学说了一声。那天清早6点我就上车了，坐在许多中学生中间，他们站在我的四周，挡着我。一路上我都很小心，终于平安地到了重庆。
在浙大，我参加学生运动活动多了，念书就少了，功课越来越差。现在回想那一段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尽管养成了一些创新的能力，但是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虽然后来自己弥补了，但是毕竟不如在学校里打好基础。现在想，如果能重新做人的话，我在学校里就不领头搞那些活动了，而要好好用功。你搞了那么多活动，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很难说啊！
浙大那时候的风气很好，是兼容并包的。那个时候，非常用功的人和非常不用功的，整天不上课的，都能各得其所。我发现，后来有成就的有出息的人，有当时非常用功的，也有非常不用功的。非常用功的人像郭可信，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现在是院士。非常不用功的人当然以我为代表。我们那一级里后来就出了我和他两个院士。现在又有两个新的，侯虞钧，代立信。我觉得他们早就应该选上了。他们当年都是很用功的。
在重庆本想安静读书，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政治活动
到了重庆，我回到父母身边，在家里住了下来。到快开学的时候，我正在迟疑回不回湄潭去，浙大物理系同学胡永畅来找我了。（他后来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他比我高两班，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他对我说：“你不能回湄潭了。”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物理老师束星北叫他通知我的。〖注一〗
那时候束星北觉得教书太穷了，军统局请他当无线电顾问，他就去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在这方面有专长。到了军统局以后，他进了一个头头的办公室，趁这个人出去了一下的机会，偷看了他桌上的案卷。一看就看见浙大的黑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从办公室出来，他立即把这事告诉胡永畅，叫他赶紧找我，叫我不要回湄潭了。胡永畅告诉我后，我就想办法到医院里去开了个证明给浙大，说是害了肺病，休学。这样，我就留在重庆了。在重庆休学半年期间，我跟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许多进步青年都联系上了。
我想，既然休学了，就找一点工作做，便到小龙坎动力油料厂去了。动力油料厂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呢?因为抗战，日本人把内地都封锁了，汽油很少，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厂，把植物油裂解，用它制造类似柴油的油，给卡车做燃料。〖注二〗半年后，日本投降了。以后大量进口汽油了，这个油厂就干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我想，可以再去念书了。
我想进重庆大学，让父亲去找俞建章。俞建章是一位很有名的古生物专家，同时又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是重庆大学的训导长，又是这个学校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长。（他解放后吃了一些苦头，幸亏李四光保他，才没受大罪。）父亲找到俞建章，说我在浙大已经念了两年物理系，两年化学系，就差毕业论文没做了，想进重庆大学。俞建章笑笑，大概心想怎么浙大那么有名的学校不上却跑这儿来，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碍着我父亲的面子，就说：“行吧。”但跟我父亲说：“你叫他别闹了。”
进重庆大学后，我非常谨慎。进了化学系，就剩下几门课没读，另外就是做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梁树权，后来是院士。我们那个班有9个人，那是不少的，因为在浙大物理系一个班往往只有两三个人。有的班考进来的时候有6、7个人，到毕业的时候就剩一个人了。哪像现在的大学这样，一个系一个班大得不得了。在重庆大学时候，我老坐在最后一排，一下课就赶紧溜，因为不希望认识同班的人。我不愿意出面，想安静读书。况且那个时候我还在动力油料厂兼职。一边在那儿做事，一边当学生，这是违反学校纪律的。班上同学看见来了一个新同学，老想和我套近乎，我老溜。但我终究没能溜掉，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认识了同班的这些学生。他们中的钱德孙后来跟我是同事；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卓美，后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她功课念得最好。
在重庆大学，本来我想尽量躲开政治，好歹毕业吧，不要惹麻烦了。但还是不行，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主持的矿产测勘处在重庆大学校园里盖了个办公楼，一幢小洋房。我就和父亲一起住在那幢楼里。抗战胜利后我父亲他们走了，机关也搬走了，房子就空在那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常有一些人到那儿开秘密会议，有些我并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人，都是熟人介绍的。我们还经常在那里印传单、印学习材料，油印机就放在我床底下。
1946年重庆学生促进政协成功的大游行搞得轰轰烈烈，我跟《新民报》的记者程海帆一起到各个中学去煽动学生参加游行。中央大学进步力量比较大，重庆大学三青团的势力比较大。那个时候重庆大学的自治会里头有一个干事会，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是一个执行的单位，干事会是一个咨询单位。三青团的人认为理事会重要，所以他们竞选的时候全力争夺理事会，对干事会就放松了。结果进步的团体就控制了干事会。中大学生要游行了，重大学生是要参加的，这个好像已成定局，大势所趋。但谁来组织这个游行呢？理事会的人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他们。但由他们去组织可能就要搞破坏。中大主持游行的同学们因此非常忧虑。于是干事会就提出应该联合起来组织重庆大学同学们参加游行。理事会就反对。于是就开大会，由各班的班长来投票决定。我们班的班长汪和卿是赞成理事会、干事会合在一起搞的。他对我说：“别人不大认识你，我平常也不大活动，你冒充我去开这个会吧，你口才好，能把他们说服。”我说，那好吧。进去以后我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辩论很激烈，起初理事会占优势。后来我发言，把局势给倒过来了。我说联合起来比单干要好，如果你真要把这个事干好，你就绝对不会反对，除非你心里头别有所想，心怀鬼胎。于是，掌声雷动。我就在掌声中溜出去了。后来一投票，就联合了。这样，领导权就被干事会夺过来了。重大学生就和中大学生一起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大游行。
送妹妹到解放区去
我在重庆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妹妹谢学锳从成都跑到重庆来找我了。她说她要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我吓了一跳：“你比我还坚强!”我本来觉得她似乎还是那个软弱的“布尔乔亚”小姐。虽然在上海，在昭通，在贵阳，我已不止一次地向她灌输过革命思想；但是当她真的觉悟以后，我却有点害怕了，主要是替她担心，她能不能经得起考验?革命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吃很多苦的。
之前我到贵州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也到了贵阳。我妹妹在贵阳国立十四中学习了两年，要报考大学了。那是1944年的夏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高中的时候，她就喜欢看俄国小说，屠格涅夫的名篇，还有《铁流》、《毁灭》，巴金的《家》、《春》、《秋》。她原本想上昆明的西南联大，但是我父母强烈反对，劝我妹妹：“西南联大太红了，闹学潮，闹罢课，太危险了!”我妹妹最终“屈服”了：“好吧！我答应你们，我上女子大学!”其实她是想离开家。她去成都华西坝上了金陵女子大学，念外语。她上大学以后开始“自立”了，不要家里的一分零花钱。她在学生会里忙活，有点报酬。她常到燕大去串联，还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以后，她积极参加成都各校联合组织的反蒋示威游行。她只在金陵女子大学念了一年，就决定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了。
我看到她铁了心，就决定帮她，通过熟人联系之后，送她到红岩村去。事先，我们两个放出消息说：妹妹要回南京去了，已买到飞机票了。实际上，她暗地里在做准备，买一些生活用品，漱洗用具。一天傍晚，她拎着小皮箱，在沙坪坝跟我上了矿产测勘处人员进城的车。因为平时有事进城的话，大家都习惯搭车。事先我们已经说她要回南京，所以同来的人都以为我妹妹要回南京去。
那天晚上特别黑，我提着行李走在前面，妹妹拿着电筒跟在我后头。上山以后，我临时雇了一个挑夫。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我很担心妹妹，怕她到那里会受不了，吃不了苦。又觉得，现在妹妹比我还进步了。真是后来者居上。到了三叉口，远远就看见那棵很高的黄桷树，传说中那里是“阴阳界”，有些进步青年一不小心就会“自投罗网”。我们兄妹俩商量了一下，才确定继续往哪儿走。我把她送到了，对上了暗号，心才着地了。妹妹说她要改名字，就用我的小名“恒”。我不能在那里呆太久，把行李交给她就走了。
妹妹一走，我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寄到他的办公室。我在信里说妹妹已经到张家口去了；但这件事不能让我母亲知道。我父亲接到信未免吃惊，但也只能听之任之。他很开明，想得通。他一直瞒着我母亲，不让她知道，就说我妹妹到四川外县教书去了。不久，大弟学铨也投奔革命了。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每天看报纸，非常关心战事。父亲对我说：“我们家的命运都系在共产党身上了!”
我想，重庆矿产测勘处的人都知道我妹妹去南京了，但是这些人又要陆续复员回南京，如果他们发现，我妹妹不在家里，那我母亲肯定会知道的。所以我又说：妹妹上飞机前，上吐下泻没走成，误了飞机票，只好到同学家暂住。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周围人说：我妹妹到什么地方教书去了。一切做得似乎天衣无缝。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一天，母亲还是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快要瞒不下去了，我父亲只好说明真相。母亲大哭了一场，又大病了一场。
送走了妹妹以后，就没有她的消息了。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共产党需要一些翻译人才，她是学英文的，所以红岩村把她和几十位大学生一起，送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去上外语训练班，准备当共产党的翻译人员。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他们就背着个行李，跟着解放军部队转移。因此，我好多年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父亲之所以没有出国，也是因为惦念着她，否则他可能早就到国外去了。南京解放以后没多久，南京的一个大剧场里举行一个有地下党员、进步分子和南下干部参加的报告会，散场的时候，我终于看到3年多没见面的妹妹。我就在剧场里大声喊：“小锳!”那时候，妹妹穿着军装，戴着解放军胸章。她也看到我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就跑来找我们了。那个时候她在黄华的带领下参与组建外交部的工作，有事到南京，就回到家里来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妻子李美生是由我妹妹介绍和我相识的。他们二人过去在成都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妹妹读外文系，美生其初读音乐系，后来转到了社会系。我妹妹没等毕业就去了解放区，美生随学校复员回到了南京，一直到毕业。之后她就在精神病院工作，做所谓Social Worker，就是社会工作者。按照国际惯例，医治精神病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team进行工作的，一个心理学家，一个社会工作者和一个医生。她就是其中做社会工作的。有一天，我妹妹送解放军的一个精神病人去求医，美生看到，就认出她了：哎，那不是谢学锳嘛。之后，妹妹就介绍我认识了她。
在南京，解放前夕帮助地下党
本来，解放前，因为我父亲发现了淮南煤田，资源委员会要他出国，到美国去考察。他有这样一个机会，还可以带一个随员。我母亲就想叫他带我出国，不断写信催我去南京。父亲对这事没兴趣，拖拖拉拉。我也没兴趣，跑出去旅游了。后来内战打起来了，这事就黄掉了，没去成。父亲就把我介绍到在江北岸的南京永利錏厂，化学家侯德榜办的永利化工公司，是制作化肥硝酸铵的。我在那个厂里工作了两年，从事工业分析，又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那个厂的厂长很开明（后来做了国家计量局的局长），在临近解放的时候觉得应该把这个厂保住，就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帮他发号施令来保住这个厂。5人小组里就有我。怎么保住这个厂呢?淮海战役之后，永利厂就开始危险了，怕国民党的散兵混进厂里来抢东西。很多工人住在厂外的一些平房里，每天进厂来上工，就成了最大的一个不安全因素。5人小组讨论，决定把这些工人都搬进厂里来，动员每个住在厂内的职员让出一间房给工人们住。挨家挨户地去说服，晓以大义。许多高级职员和技术上、行政上的领导人员带头，把工人一家家请到自己家里来住，带动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这样所有的工人都搬到厂里来住了。厂的大门封锁起来，电网通上电，发枪给工人自卫，还储备了粮食。厂里一直很安定。
这时候，地下党的人来找我了，要我到城里去帮他们做稳定秩序、迎接解放的工作，说：“你们这儿的工作做得很好了，这里不需要你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提出要我入党了。永利一共有3个人是党组织希望吸收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沈钧儒的侄子，还有一个叫李俊。我们3个人都是5人小组里的。他们俩都入了，就我没入。我说：“我还不够资格，还应该再努力。”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有3个地质机构，我父亲主持的矿产测勘处是其中之一。临近解放的混乱期间，为了把这些机构的人员稳住留下，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希望我到矿产测勘处帮我父亲稳定人心，保护设备、资料。父亲本来准备参加太平洋学会，要去新西兰开会。他要是走了，矿产测勘处没有主心骨，就会发生混乱，人员就会卷铺盖各走各的。我接受了地下党的嘱咐，回到家里对我父亲说：“你最好不要去开那个会。你一走，整个机关就乱了，人就散了。”父亲说：“我不去开会可以啊，你是不是来陪我啊?你来陪陪我好不好?”我说：“我正预备回来陪你。”他说：“那好，那我就不去了。”于是我赶紧到永利搬行李回家。父亲叫了一个工友帮我去搬行李——那时把服务人员叫工友。我刚回到永利，长江就封锁了，永利的船也不能开了。我就叫工友扛着行李到公路上去拦了一辆车，到浦口过江。赶到浦口码头时，那里也快要封锁了，最后一只船就要开了，铁门已经锁上。工友问我，怎么办?我说，不管，爬过去。工友把行李放在地上，把我托到铁门上面。一个国民党兵过来问：“你们干什么?”工友说：“我送大少爷回家。”那个兵看我一身西装笔挺，就不再过问了。我俩赶快翻过铁门，上了船，回到南京城里。
我帮父亲出主意，想法子把一些贵重的仪器、资料保护好。美国军队在南城里曾有一个仓库，美军撤走后，这个仓库交给了资源委员会。我们和资源委员会交涉，把仓库钥匙拿过来了。那个仓库很结实，防空条件很好，我们就把很多贵重的东西和资料，都运到里边去了。那时候物价飞涨，去买东西都是拿一大捆金圆券往那里一扔。钞票都是拿一个大旅行袋装的。今天拿到手的钱明天就不值那末多钱了。钱一到手，父亲就动员一些高级人员出去买银圆，每个人都分几个，这样才把人稳住。还做了沙包防弹，动员全体人员值夜班。
曾世英，地图专家，主编了当时人们奉为圭臬的申报馆中国地图。他觉得住在外面不安全，看到我们安排得比较好，就躲到我们这里来了。我父亲、曾世英和我3个人也一起值夜班。就这样度过了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的日子。
解放了，就只想把全部能力用在建设上
解放之后，我想回永利厂去，但回不去了。是我作法自毙。我们五人领导小组制定过一条厂规：永利任何职工只要离开了，就不要回来了。为的就是不许人走。后来我就去找华东军政委员会，它介绍我去见永利的军代表。军代表对我说：“永利是个私人厂，不像国营厂一样由我们支配。你们自己的规定，我违反了，以后我不好说话。”我只好回南京。
解放军在南京号召知识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预备在进军西南的时候，作为接管城市的军代表使用。我参加了。我们搜集和编写了西南地区工矿企业的许多资料。我有两个月穿军装。熟人看到我就说，“哎呀，你也加入解放军了！”但到西南服务团快出发的时候，我灵机一动，转了念头。我觉得应该是一心一意投入建设的时候了。于是就去找是南京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万里。万里，我很感谢他，他决定了我一生的前途。我对他说，我想退出西南服务团，希望能够尽快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方面贡献力量。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立刻批。”他不“左”。如果他不批准，那就完了，不晓得我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样。从西南服务团那些人后来的经历来看，以我的性格，我这个人恐怕早已不存在了。
在永利厂的时候我先在水厂值班，做软化水的工作，后来在化工研究部，实际上都是在实验室做各式各样的分析工作。那时我就看了华盛顿的硅酸盐岩石分析的经典著作《Chemical Analysis of Siliate Rocks》。后来父亲又介绍我看克拉克的《Data of Geochemistry》，就是“地球化学数据”，从而对地球化学有一点了解，有了点兴趣。永利进不去了，我想就进我父亲的单位吧。我已经帮了他不少忙了，也许还可以帮他一些忙。我对矿石分析特别感兴趣，就去找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一些人，请求他们下调令，把我调到了矿产测勘处。我到实验室一看，设备很差。我想，上海已经解放了，那里的仓库里头可能有一些化验设备，目前无人认领。我到上海调查，查到江西一个公司从美国买了一大批化工设备还放在上海仓库里。那时候江西还没解放，就扣在上海了。一大堆仪器，还有很多药品、化学试剂、玻璃器皿，上百箱。我就让矿产测勘处打了个报告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求将这些东西批给我们。华东军政委很快就批了。那时候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从这个处走到那个处，“啪啪啪”几个公章一盖就完事了，就把那些东西拨给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公司后来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我这个人其实很糊涂，全装走不就完了吗？我却冒着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一个人在仓库里挑选，不好的还不要。挑了很多拿到南京去，充实我们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工作了一阵后，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地质研究人员把我们当工具。他们一来就说，我给你几个样品，赶快给我分析。他们是主导人员，我们是次要的。我就想自立门户了。刚好这时候我父亲看到了T．S．Lovering，L.C.Huff 和 H.Almond发表在1950年的《经济地质》(《Economic Geology》)上的一篇文章：《Dispersion of Copper from the San Manual Copper Deposit,Pinal Country，Arizona》，介绍用地球化学方法在美国一个铜矿区找矿的工作。父亲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说：“这个方法将来可能很有前途，你是不是去试试?”我读了那篇文章，它介绍了一种方法，合成一种蓝色的溶液，把它加入到含铜的溶液中一摇荡就变成紫红色了。可以在野外用它现场测定铜的含量。这种药品当时在中国买不到，但是我从上海弄来的那些药品里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拿来做分析。我觉得美国人用的设备很笨重，就把它改得比较轻便。
我约实验室一位同事与我一起到安庆月山去，试用地球化学方法勘查一个铜矿区——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次地球化学探矿实验。那个同伴是上海人，一向是做室内工作的，一看见山就头痛，到山上就两腿发软，还得我搀着他。爬山我不怕，多陡的地方我都敢上。后来我就找了中山大学毕业、当时在南京当教师的徐邦梁，劝他跟我合作，他就来了。我们到月山，把快速分析设备都带到了山上。做了土壤测量和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实验。就在这里，我发现了铜矿的指示植物海州香薷。我采集了这种植物，回去分析它，发现它的灰里头铜含量达到了1％。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兴趣，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看来你做科学研究，将来会有远大的前途，因为你有新的思路。本来你是去像外国人做的那样做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却发现了地下矿藏的指示植物。看来你思路比较开阔，很有创新能力。
不久就来了“三反”运动。矿产测勘处只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在南京是一个很小的清水衙门。非常奇怪的是，“三反”一开始，南京市就把矿产测勘处当作重点，马上派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朱启銮进驻这个单位。有些人为了表现，暗地里就去“揭发”。“揭发”什么呢？当年不是运了资料和仪器到原先那个美军仓库里去了吗?他们就说解放前运了好多车“袁大头”（银元）和金条到那里去，后来都不见了。这些都是矿产测勘处有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一来，就把矿产测勘处打得一塌糊涂，弄得不可开交。最初的矛头没指向我，而是指向殷维翰，我们的总务科长，指向我父亲身边那几个主要的人，实际上矛头是对准我父亲的。1950年成立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我父亲任第二副主任委员兼任计划处处长。我父亲到了北京，他们动不了他，就在南京搞，他在北京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把矿产勘测处的主要的技术骨干都牵进去了，把他们都关起来，把我也关起来，关在三楼。
我想，非得出去找个人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可。因为在里头说不上话，所以我想跑掉。我躺在床上把被单抽出来，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再打结接在一起。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观察地形。我弄了一些衣服，弄成一个假人的样子搁在床上。到夜里，等看守我的人睡着后，我便从房间里溜了出去。我找了个靠墙角的厕所，厕所外面有下水管。我把布条拴在下水管上，拽着布条下去了。下到二楼的时候，布条断了，摔了下去。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只觉得腰杆有点痛，“蹭”地就起来了。大院夜里还有巡逻的，我避开他们，翻墙出去了，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我妻子看到我就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回来。”就把我送回去了。她说她认识一些人，她有好多朋友在市委，可以帮我。这我就放心了。我回去以后，那个看守我的人还不知道我逃走过。他到屋里一看，床上“躺”着的是衣服，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气坏了。
疾风知劲草。我觉得总务科长殷维翰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学地质的。我父亲从来非常清廉，写私信连一张公家的信纸也不用。他不放心那些行政人员，觉得都靠不住，所以他用的总务科长都是他信得过的学生，研究地质的。全南京开大会把矿产测勘处当“三反”重点来搞，先斗殷维翰，叫他承认贪污。他不承认。当场就把他铐起米，逮捕了。以后关了好长时间，他坚决不说假话。他被捕以后，矿产测勘处其他的人就都被迫承认贪污了。我想我也不要吃眼前亏了，也就说谎承认了吧。大家都说自己贪污了几万、几十万，越加越多，都成了“大贪污犯”，“大老虎”，却说不出来到哪儿去取钱。最后定案的时候，宣布：某某某，原来承认贪污多少，现在查清了，零；某某某，本来承认贪了多少，现在查清了，零……“打虎队”的一些积极分子，则被查出来确实贪污了，有的拿公家的钱买了自己用的相机，有的拿公家的钱买了多少胶卷自己用了，都记录在案。被抓的人全都查清楚了，没问题。
“三反”以后我还是在南京工作。由于做了全国第一次地球化学实验，还发现了铜矿指示植物，我觉得这个领域很有前途。新成立的地质部设立了一个化学探测处，希望调我到北京去，我拿不定主意。但是我的妻子很愿意去北京。这样我就到了地质部化探处。
向苏联专家挑战，否定了“权威”的论断
到了北京，我有一阵子很不快活，因为南京的实验设备非常好，到了北京新成立的部门，拿几张办公桌拼起来做试验，买的设备都是国产的，非常差。
地质部的化学探矿工作的第一个实验，是到陕西省安康县牛山做的。当时中国“一边倒”，完全听苏联专家的，地质部来了一批苏联专家。有一个苏联专家叫罗吉诺夫，他听了陕西一个人的报告，看了他的标本，就断定牛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斑岩铜矿。我父亲看了标本，说：“这根本就不是。”于是就跟罗吉诺夫辩论起来了。地质部领导人相信苏联专家，不支持我父亲。
罗吉诺夫建议在牛山进行当时苏联使用的所谓“铜量测量”，即系统采集土壤样品，用吹管分析测定其中铜的含量。他认为这是评价斑岩铜矿经济价值的有效方法。（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是苏联人首创的，美国人White比苏联人更早使用过这种方法。）
地质部领导人误认为我们的化探也就是干这一套工作的，就下令我们这个刚成立的机构去那里工作。我们全班人马都去了。我不用吹管分析，我知道那太不灵了，还用我们的比色方法做。根据做出来的结果，我认为那里没希望，找不到近地表的斑岩铜矿。
后来罗吉诺夫到这里来视察，化探室负责人沈时全下山去接待了。然后，他通知我和周树强两个下山去向罗吉诺夫汇报。天热得不得了，我们晚上趁月光走牛山。没想到那天月食，走到半路上突然一片漆黑。摸黑走了一会儿，远远地看到一些灯光。因为我们的登山鞋下面都是铁钉子，山里人听见了我们走路的响声，就问：“是不是山上探矿队的?你们走错路了，到我们家来歇歇吧。”他们就提着灯笼过来，把我们接到家里。在那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月亮又亮起来了，我们才又下山。走到下面天已亮了。见了罗古诺夫，我们就对他说，铜的含量只有几十个PPM，没有开采价值。罗吉诺夫说他不懂什么PPM，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做吹管分析，做了吹管分析就知道了。”我说：“好吧，我们把样品都带过来了，这是含量最高的，你拿去吹吧。”结果，他吹不出来一点含铜量，气得要命。在这里没有找到矿，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写了一个报告，说这里没有矿。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出马，否定了一个权威。
我们另外一次实验是派队伍到甘肃省白银厂去，用我们的方法帮助勘探队找矿。苏联专家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自己不懂，却说这个工作没有必要做。苏联专家说没必要，那里的勘探队马上表示不欢迎，就把我们的队伍赶回来了。那个时候苏联也只有少数人在做化探工作，如果苏联一些大师们来了，他们就懂。但派出来的这些人就好比是我们刚毕业不久的地质人员，他们根本就不懂化探。这样一来，就弄得我们整个队伍泄气了。最泄气的是化探处负责人沈时全，8月份他在整个队伍里带头闹情绪，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说：“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想要出名，把大家的前程都给耽误了。”物探局副局长周镜涵来找我们大家谈话，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个新的事物，成功和失败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探索。”这样就把这个队伍稳住了。沈时全很坦率，他后来从不讳言他那次的错误，而且给那次事件起了个名字，叫“八月风波”。过后我也琢磨，仍然认定化探工作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得不到苏联专家的支持。尽管周镜涵支持我，前进一步还是很艰难。
这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苏联的文献，发现他们用化探方法找石油非常有效，已经有几本专著出版了，而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局叫做石油地球化学探矿局，有200多个队在各处进行工作。苏联做这个工作的鼻祖叫苏克洛夫。既然搞石油这么有希望，我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石油养金属”。因为我们原来搞的化探是找金属矿，我的意思是把大部分队伍改搞石油，只保留一个队做勘探金属矿的研究工作。我读了几本苏联的专著，然后去讲课，训练工作人员，然后就去干。干了两年，在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这时候，听说苏联开了一个专门的石油地球化学会议，我很高兴。既然它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议，一定有许多新进展，有许多新信息。我设法把这个会议的决议弄到手。拿来一着，糟了！这个会议全盘否定了化探找石油的方法。为什么全盘否定呢?化探找石油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油气能够从油层垂直地升上来，那么微量的油气物质，像甲烷、乙烷、丙烷，就能够在地表测出来。而当时主流的地质学家则认为要有一个不透气的盖层才能够把油保存起来。如果漏气，就保存不了。他们认为化探的理论基础是荒谬的。决议上说苏克洛夫坚持的是错误观点，开始批判他，并作出决议要撤消石油化探局，解散这200个队。
这个时候，我们在金属矿方面的效果渐渐好起来了，冶金部门的更加好。我们就又转过来了。我坚持石油化探保留一个队，继续研究下去，把其它队转回去搞金属化探。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我对化探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
从党的发展对象到稀里糊涂当上了“右派”
反“右派”之前，我已经又被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了。1956 年正是知识分子大批入党的时候。邹光华（他后来是物探局的局长）来找我，希望我入党，说：“你是不是有顾虑?你跟沈时全中间有些矛盾，如果你怕让他做介绍人，可以请何局长做你的介绍人。”我跟沈时全常常拍桌子。一拍桌子，其他人都吓跑了，让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谁也不来劝架。何局长就是何善远，当时是物探局副局长。我说：“我考虑一下吧。” 我想了两天。
那时候物探局局长是顾功叙院士，地球物理专家，何善远是副局长。但顾在科学院有工作，地质部他不常来，他之下资格最老的就是我了。我非常怕的是什么呢?最初成立地质部的时候，地矿司下面有一个物探处，一个化探处。后来成立了物探局，没有设化探局。50年代物探局下面成立了物探研究所，顾功叙兼任研究所所长，业务包括化探。沈时全被调到物探局，我到了物探研究所负责化探方面。我怕入了党以后，不只化探要我管，物探也要我管。因为顾功叙不常来，如果我是党员，我就得全管了。我主攻的是化探，如果兼管物探，又得去看不熟悉的东西。会浪费我的时间。就因为这个，我不愿意入党，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多做工作，不愿意当官。所以过了两天，我就跟邹光华讲，我还得要好好学习，入党条件还不够，再等一等。但是我心里头老过意不去，觉得人家这么大的情义让我入党，我不入党不好意思。邹光华就跟我说了一句：“这很遗憾。我们本来希望你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你不入党，那就不好办了。”这句话也让我心里不安。一天在顾功叙的办公室里，刚好邹光华也在场，不记得聊到什么情况，我说了一句：“其实我不入党，也可以做事。层层领导都要党员，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
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要党外人士给党员提意见。我正要出差，周镜涵特别器重我，非要我留下不可，他说：“一定要你留下来提意见。”这下坏了，我要是到野外去出差，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留下来以后就开会。我是小组长，领导一个小组大鸣大放。因为我跟这些党内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私人感情都很好，我觉得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不应该。我觉得我们小组里那些人说话太过火，就和稀泥，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储安平写了一篇文章叫《党天下》，我们那个小组“大鸣大放”时，大家都为他叫好，我则说他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就问我说，我们都不知道储安平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当然知道了，解放前他办过《观察》，他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个党外的英才。
“大鸣大放”的时候，先是在所里头谈，后来就把我请到部里去谈。我挺不愿意去，也还是去了。我坐在那里，一直都没发言。到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发言? 你发个言吧。”我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计划性太强了不好，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没有写论文的人去，写论文的人倒不能去。我说的是谁呢?就是我从前的老搭档，跟我在南京实验室里共同工作过的陈四箴。在南京他是实验室主任。当初我们那个试验室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我被调到北京，到了物探所，他也被调到北京，做中心试验室主任。有一次在苏联开分析化学会议，我们国家非常难得派人出去，提交论文的殷宁万没能去，可是陈四箴没有交论文却去了，因为他是主任。我就说了这件事情。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我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批判我父亲的时候，所里头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暂时不参加核心小组了?回避一下。”那时所里头的“反右”运动已经快要结束了，我是核心小组的，它的计划我都知道，还有两个人再批判一下，定案，就算结束了。就在批判我父亲的第二天，陈四箴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我说了他那一件事，他怀恨在心。他这个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我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吓坏了，马上把批判那两个人的事情全都停下，来批判我了。我把陈四箴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这会就停掉了。整整停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就整顿内部的右倾思想。光整顿思想也没用，总得找到一点炮弹。最后，周光华把我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说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我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了。“反党”已经有了。“反苏”是现成的——反对苏联专家，跟苏联专家顶嘴呀。还有，我的实验室外头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我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于是，就把我划进“右派”了。
那时候，所里的领导，局里的领导，他们也搞不清楚划定“右派”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后果是什么。那天在会上宣布我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我谈话，他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我也傻乎乎的，你说我还要做领导工作我就照样做。当时我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我还照样召集开会。这样子过了几个星期。忽然有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马上采取措施，撤消我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整个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3个人：一个我父亲，一个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我做技术工作。我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的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我没有行政职务了，就专心做这个研究工作。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一炮打响了。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下面有一层厚厚的大理岩。在那里工作的的地质学家都认为那里根本没矿了。我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我却不能作报告，得让别人作，但是别人不会作，我得告诉别人怎么做。——那个时候我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到好多地方去讲课。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他竟然搁在那里一年。我跟他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我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他也挨批，说是“重用右派”，我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重用我了。下一次运动来了，我又是“人还在心不死”。就这样反反复复过了几年。
“文革”中父母相继自尽，忧郁一直伴随我到如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那时候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利用原生晕找矿的高潮，冶金系统和地质系统在各省都在干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毕竟还只是一种战术性的，局部的，就是在地质资料已经很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找矿。而我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要使地球化学方法成为战略性的方法，能够迅速地覆盖大面积，动不动就覆盖几千、几万平方公里。为此，我想开始研究水系沉积物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有人在南岭、燕山等地试用过，但未引起重视。
不久，我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我就到四川区去调查。做了一番调查以后，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采取什么分析方法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必须在分析方法上下一番功夫，改进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项工作真正有效地做起来。
地球化学填图一次需要做成千上万个样品。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俄国人和美国人都采用半定量的光谱分析方法，为的是可以做得很快，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英国人开始用定量的方法来做地球化学填图，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一套定量方法。在四川调查后，我的信念就更坚定了。一定要使用定量的方法，相当密集地分析很多元素，才能解决大面积探矿的问题。用半定量方法所分析出来的许多数据都是不能用的。当时我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化学探矿工作。
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感觉到那里的地形特别险恶。我在山上走，从一个地质队出米，他们送我们出来，走了整整半天还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那山路太难走了。所以我想研究一套现场就能够取样分析的方法，这就是美国Bloom提出的冷提取方法。经我指导，我的妻子李美生进行研究，把这种方法加以完善。这种方法要能在现场使用，就必须设计制造一套轻便的塑料器皿。我在四川工作时，先是利用小孩吃牛奶用的塑料奶瓶，给它改装一个头。这样一个瓶子，我叫它“挤瓶”，用它加试剂。虽然很粗糙，但是效果很好。我们就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
文革初期“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提出来的时候，我乘机提议，把我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得到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后，我就千方百计买到了聚乙烯原料，设计了各种模具，制出做化学分析用的挤瓶及其它器皿。做好以后把它们放在—个手提的小箱子里，这就是后来的轻便冷提取箱的原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电话、电报催我回去。回到北京一看，满墙都是批我的大字报，罪名就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成了“摘帽右派”。
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一开始，就斗得一塌糊涂。
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那天上午，把地质科学院的“学术权威”都揪出来斗。当然我也被殃及了。
8月12日半夜里，又把3个人揪出来狠斗。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这3个人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老修”是我父亲，“中修”是郭文魁，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小修”就是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
当晚回来，我父亲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8月13日早晨我才知道他去世了。我根本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我母亲的：“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我母亲名叫吴镜侬）这个小纸条母亲没看见，是我和我妻子，还有我妹妹谢恒、我的妹夫胡定一，4个人看见的。“父亲是自杀!”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谁都没有出声。谢恒说：“应当交给组织。”我和妹夫都反对她。当时，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啊！我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收起来了。妹夫是前驻英国的大使，是个“非常马列”的人，而且很谨小慎微。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不能“跟党一条心”了。他和我一致决定，立刻烧了父亲留下的字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机关红卫兵要求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由医生进行解剖鉴定。遗体拉出来的时候，父亲遗体上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医生像是要“划清界限”。但是医生还是签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的。
在这之后，我母亲就搬到谢恒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我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我父亲一样。我母亲给我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谢恒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她又急匆匆找到了我。等我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我的性格是，遇到的事情越大我越沉着，不慌张。当然，内心并不平静。我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我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我到现在。但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
有人问我：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绝望过?
我说：没有绝望。怎么叫绝望?我不懂。譬如不让我做研究工作，让我烧锅炉，我也在那儿满脑子想怎么把锅炉烧好。看了很多历史，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这么个样，必须正视它。记得启功说过，翻开整部历史，一半是脑袋给割断了的事。整个历史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
除父母的不幸外，我没有感觉到别的痛苦的事。在蓝田的时候，军代表进驻物化探所。我非常奇怪，这些军代表对我很好。军代表找我谈话说：“我看了你过去的材料，觉得你过去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怎么突然变坏了?我就弄不明白。”我说，我也没弄明白。他说，你现在努力改造一次，完全有希望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然后他就派我去看管那些造反派——那时候这些造反派已变成“五一六”分子了。我大伤脑筋。我想我去看管他们是要惹出麻烦的。所以我对他们很客气，也不怎么招惹他们。但就这样还是不行。后来这些“五一六”分子去告军代表，提出控诉，说是派个右派分子看管，是什么阶级路线。这样，军代表就通知我：“现在决定让你去金山劳动。”我本来觉得很舒服的，这下又掉下去了，要到金山去劳动了。这件事使我很不愉快。但是没办法，也只好去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我父母去世不能相比。在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我的专业。
巴金写老舍的自杀，他说，老舍不是弱者，他是强者。为什么呢?因为士可杀不可辱。他只能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侮辱。所以他是强者，他不是弱者。
伤心的事情多着呢。但是“文化大革命”也使得许多当政者彻底觉悟。所以中国这一个时期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的：“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epoch of incredulity……"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非常矛盾的时代。
“文革”后期，又让我干我的业务了，去许多地方工作。都是其他人做技术负责人，我做部下，但具体工作还得我做。在广东大宝山，工作规模很大，许多人都是从广东各处的地质队抽调来的。他们每天早晨排成一大排，我向他们一个个地交代工作：今天你怎么做，你需要注意什么。技术负责人就坐在我旁边，不说话。
在我还是“摘帽右派”的时候，物探所又让我出来做化探室主任。这说明这个领域离不开我。当我还没有“摘帽”的时候，我到各省去工作，别人也都听我的。所以，我在电视节目《大家风范》里谈了权力与权威的分别。我说：一个人不需要有权力，但是需要有权威。你有了权力，没有理想，没有思想，没有能力，没有本事，你这个权力就好像挂在墙上的鞭子，使不上劲。而如果你有了靠能力支持的权威，尽管你没有权力，也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我就动身南下，因为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路好像都有地震跟着。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逃难。我继续往前，到了杭州，那里的人也都搬到院子里住了。为了工作，我一段一段往南走。到广州就没人说地震了，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隐瞒了自己过去的进步历史。我想安心做科研工作，不想当官。我想，要是由于我参与过许多进步活动而找我去干政治工作，就伤脑筋了。在我的履历里头，解放前的进步活动我一点都不写。什么时候才把这些“坦白”了呢？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要我老老实实交代过去所有的罪行，我只好把那些事情写出来了。结果他们大怒，说：“你怎么尽说好的?”于是他们派了许多人去调查我的“罪行”。调查了多天，一无所获。后来总算抓住一颗子弹了。有一天一个人突然来问：“你是不是参加了青年军?这个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没有参加青年军，只参加了招远征军的考试。” “那也是不得了的罪行，你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为什么参加那次考试?因为想看看美国人出的英语试题是怎么样的，难不难。我去试试。”我去考了，很容易。其他的考试我一概没参加。开个玩笑而己。”
我一心一意只想做科学研究。而且，我不喜欢循规蹈矩，只喜欢原始创新。原创，不易被人理解，是一条险途。我甘愿冒险，不避艰险。这是我的兴趣和事业心决定的。
我父亲经常告诫我：“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我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我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我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我一生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要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信念和目标，就是受了我父亲的“不要迷失在细节中”的告诫的启发。每当我的工作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我总会想到父亲。我在工作中也老想到他。如果能够跟他合作，我这项工作就不会只是现在这样子，会有更大进展。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原始资料还保存着，十几年间在脑子里不断思索，不断改进，终于又可以拿出来了。我不愿止于小打小闹，要向更广阔的天地开拓，向更高远的目标攀登。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
我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要寻找或命中的目标规模有多大，就可以采取多大的观测范围和采样密度。目标小，采样密度要高。目标大，采样的密度就可以低。与目标的大范围、甚大范围、超大范围、极大范围相应，采样可以用低密度、甚低密度、超低密度、极低密度。目标规模越大，采样定点就可以越稀。这就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据此，我提出了“迅速掌握全局，逐步缩小靶区”的找矿战略。也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战略。
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我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我最得意的一年。那一年我有5件事。
第一件，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尽管还有许多技术难题需婴解决，尽管还有不少省局的总工对这项计划还心存疑虑，但我满怀信心。
第二件，我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第三件，当选为院士。我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我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
第四件，入了党。领导人来找我，要我入党。我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他就说，你可以少开会，有些会你可以不参加。这样我就入了党。
还有第五件事，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我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 ln China》（《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我上讲台一看，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我的性格是，看见人一多，就反而有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我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我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我对下面的人采取这样的做法：看你能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任人唯才。有些小毛病我都能宽容。我放手让他们干。只要把一个项目给了你，就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干得不好，下次就不再让你干。那个时候，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勾心斗角非常厉害，不同派系之间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经常有人向我说别人的坏话。凡是来告状的，我就说他：“你调查了这么多事情，告了这么多状，你还做工作不做？你还有时间做工作吗？”就这样，所里工作非常顺利。物化探所当时是由地质勘察设计院领导。设计院的几个领导人和我推心置腹，关系非常融洽。
好景不长，后来勘察设计院被取消，我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我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进行，我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观，我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我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个委员。我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我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我没有经费。
我1989年在巴西、1990年在加拿大两次主持对地球化学分析问题的讨论：1990年在加拿大和捷克、1991年在莫斯科三次作了关于国际地球化学填图对分析的要求的报告，并在1995年将这个报告的内容在英国《分析家》杂志上发表。其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与所作的规定，主要是以我在中国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中所提出的要求与规定为基础的，已成为今后世界上新开辟的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共同遵循的准则。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我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无人支持。1999年我在布拉格作报告，事先将中国环境监控总站在全国采集4000余件土壤样品的分析数据抽稀至400件，制作了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作报告的时候展示出来，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但采集何种类型的样品才有足够的代表性，仍然是个争论不休难以解决的问题。
1992年，我发现环境监控总站采集的土壤样品大部分是所谓泛滥平原沉积物，于是设想泛滥平原沉积物可能是全球超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最佳采样介质。为证实这一设想，我1993年提出了一项研究计划：“全国环境地球化学监控网络与动态地球化学填图”。计划在全国采集500个左右泛滥平原沉积物组合样品，分析其中51种元素的含量，制作地球化学图。然后，与根据“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百万个以上样品所制作的地球化学图加以比较。这一研究计划得到地矿部科技司和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科研经费的支持，但只有数十万元。我的学生先在浙江省局部试行，得到令人欣喜的结果。然后，买了一辆便宜的旅行车，在全国奔走了10万公里，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比较的结果，发现两次得到的地球化学模式惊人地相似。我1994年到1996年在国外多次报告这项工作的进展，引起了各国学者极大的震动。实际上，这项工作已为全球极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开展铺设了道路。
80年代至90年代初，除上述几十万元以外，整整10年中我在国内没有研究经费。只是石油部的阎敦实总工和大庆油田的总经理支持我。于是在国内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找油气的地球化学方法的研究。与许多单位合作做了许多工作。在陕北地区允许私人企业开发油田的时候，有投资者来找我，于是我和物化探所、长春地质学院的同志，利用私人企业的经费，在陕北做了一些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及放射性测量的工作，定了3个钻孔，听说都打到了油。但由于投资者间与当地政府的种种纠纷，一片混乱，原先允诺的技术股也得不到承认，使得这次进入市场的试探可谓技术上成功、经济上失败。
尽管石油化探研究的进展并不顺利，我却能从其费用中挤出一点资金继续我对金属矿化探的研究。例如对金矿化探的研究。在部署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时，对于是否将金元素纳入分析计划甚费踌躇。因为自然界中金颗粒的分布不均匀，且不易粉碎。这种所谓“粒金效应”使分析误差极大，一般认为必须每次取数百克样品进行分析才能降低误差。这就使化探在找金中只能起辅助性作用。我们根据文献上的少量线索，断定金在自然界中是极活跃的元素，只需取10-20克样品即可。但须将分析灵敏度提高至10亿分之几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在河南上宫按照此法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成为主要方法。这时候我指导我的研究生王学求进一步研究，证实自然界的金有30％到80％是以纳米至亚微米的尺度存在的，并发展了金分析的可变误差理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此文对国外金矿化探发展的影响甚大。但它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科研项目及经费支持而取得的成果。
在我头脑里，有一个人类应该怎样生存的大问题。我很早就在各处做报告，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我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想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在中国和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尽管这种爆发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但由于人们的麻痹，加之很少有公开的报道，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因此，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全国性的多层次的地球化学监控网络。—些大流域应该进一步实行详细的监控。一些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矿业区，例如京津唐地区，也应该作为重点地区监控。监控化学物质是不是在积累，是否积累到了有害的程度。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我出了车祸。4月13日晚，我在人民人会堂出来，从斑马线过马路，要到停车的场地乘车。一辆车疾驶而过，把我撞飞起来。掉到地上之后，我赶紧动我的腿，发现两条腿都不能动了。赶紧动我的腰，发现脊椎没问题，我就放心了。我想大不了把两条腿锯掉，只要脊椎不坏，还是能工作。送到积水潭医院，手术进行了六七个小时，输了5000多毫升的血。后来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卧床半年。有个同志给我做了一张放在床上用的小桌子，我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我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了。陈毓川院士去看我，跟我开玩笑，说你一直在科学上猛烈推进，现在这一下子可把你拦住了。但后来我又站了起来，又工作起来了。他又来看我，说，看来这件事也没把你给拦住。经过这次车祸，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我感受到我到底是谁，感觉到生命的奇妙、宇宙的奇妙。这种奇妙的感觉源自我对人生的乐观。
6月25日，我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提出大科学计划，我说：“原地质矿产部过去多年的基础性研究大多是纯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对矿产勘查未能起多少关键性作用，能在国际科学前沿站一席之地的亦不多。”这两句话大概把地矿部所有搞理论的人都给得罪了。我说：“需要制定几个像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那样用创新的思路理论指导，用高水平的技术进行的长远性大规模调查研究计划。这些计划所取得的新信息、新事实、新现象将为许多研究领域开辟新思路，及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我在信中提出了几项大科学计划。这封信引致了国土资源部开展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计划。这之后还批准了我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全国76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填图计划”。原先的“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只分析了39种元素，全世界的许多填图计划最多也不过40种元素。我现在要分析周期表里面所有的元素。有许多元素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经济价值，但将来会有；另外，因为生命的演化是周期表中所有元素在地球这个环境里面进行的，可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与生命有关的元素只有40种左右。只有把周期表上所有元素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的分布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采取“迅速掌握全局，逐步缩小靶区”的战略，我们就能够在比较短时期之内知道全球的元素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项目。提出这个项日以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们是支持的。蒋承菘副部长发话说：“不要再争论了，就这么定了。”需要8000多万人民币来做这个项目。
我认为可以先试点，就选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共130多万平方公里来试行。在各省样品库中收集原先实行全国扫面计划已经采集的样品。要分析四省区的近百万个样品，分析76种元素，花钱太多，花不起。我是把一幅1：50000的图作为单位格子（大概400平方公里），从里面采100个样品，组成一个样品组，这样四省区只取几千个样品就可以了。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完成。我邀请刘东生院士主持评审，并请三任地调局局长参加验收，因为这一项目得到了他们持续的支持，才得以实现。大家对成果给以高度评价。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最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我将以我的余生为它的发展打好基础。
从“三反”到“文革”，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养成了很倔强的、矢志不移的性格，就是为了这个事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往前走。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我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在有些人觉得没希望了的时候，我不管有希望没希望，都要走下去。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怎么叫绝望？我不懂。我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我觉得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好泰然处之，无须悲哀。我平生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少为之掉眼泪。只是有时候看书却非常伤心地落泪，替古人担忧。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我也很欣赏朗费罗那首诗的最后一句：“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学着边工作边等待。虽经无数坎坷，我的抱负和希望依旧。我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我的一生。
————
〖注一〗束星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王淦昌也非常佩服他。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老师称赞他将是第二个爱因斯坦。他个子高大，有一次跟美国学生打架，把人家打伤了，被美国驱逐出境。后来他到浙大湄潭分校教书。有一次不晓得为何与训导长杜乐道闹起来了，杜抡起很粗的拐杖打他，他一把把拐杖夺过来，折成两段扔在地上，给杜一拳，就把他的两个门牙打掉了。竺可桢校长大伤脑筋，跑到湄潭来处理这件事，让束星北向杜乐道道个歉。束星北对竺校长嬉皮笑脸，不肯道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个人教近代物理的讨论课。柬星北讲了一段，王淦昌就对他说：“你下去吧，你讲的全都不对，我来讲，我来讲。”王淦昌就上去讲。讲着讲着，束星北说：“你胡说八道，你下去，你下去。”在课堂上就这样自由讨论。研究生和高年级的许多学生都来听他们讲课，门外围满了人。束星北解放后在山东大学，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能发挥他的天才。
〖注二〗这个厂的总工程师是钱保功，一位很有名的工程界人物。我在那里干活，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技术员，和他差一大截。但解放后他和许多老科学家都被延误了，在1980年才和我们同时被选为院士。
【此文是在宗道一、袁红等记录整理的谢学锦的口述材料和谢学锦在电视台的《大家风范》节目中的谈话的基础上改写的。】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谢学锦就隐瞒了自己以往参加革命活动的历史，为的是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更不想当什么官什么长，只想埋头潜心从事科学研究，干自己的专业。可是，政治运动还是要降临到他头上。不难设想，如果不是接连不断的人为的“阶级斗争”的摧折，他应该有更大更多的成就。
〖附录一〗我的父亲谢家荣
在地质科学院的陈列室里，挂着一些对地质科学有重要贡献的人的照片，我父亲谢家荣的照片与我的照片恰好面对面。看到照片，我就感慨万端。我最难忘的是父亲一生的遭遇。他在地质科学上有出色的才能，有独到的思想，可惜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清贫的职员家庭，初中毕业后就没钱读书了。他偶然看到北京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招生的消息，就去报考并被录取。当时录取的都是高中生，只有他一个是初中生。由于成绩优秀，从研究所毕业后，就被保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
抗战前，他在北大教书，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晨起得比较晚。他教的矿床学都排在上午10点以后。他很用功，而且思路非常宽阔。他给我讲了很多对我有所启发的事情。
他是一个应用地质学家，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非常强烈。他不说自己是矿床学家，而最喜欢说自己是经济地质学家。他不是学院式地研究矿床，对矿产的价格和出口进口问题、加工问题，各式各样有关的问题都加以考虑。他说，我研究矿床，是要解决国家的建设问题的。要给国家找到矿，还要研究这个矿能不能开，还要研究开了以后是不是能够获利。解放初期讨论地质机构设置时，有人为了打击他的威望，讥讽他是江湖地质学家。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他不只是研究科学，而且要研究科学怎样为人类造福。他的兴趣就在于具体找矿。这带来了他的一大遗憾，没有写一本大书。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石油》一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石油地质学专著。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部有创意的《中国地质学》。地矿部副部长宋应，在北大地质系学习时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劝我父亲赶紧写一本《中国矿床学》。我父亲终于动手写了，不幸，刚写了第一部分，他的生命就被“文化大革命”吞噬了。
在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里，我讲了关于我父亲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个地质科学院的人从后面追上来，说：“我觉得你比你父亲差远了。”我说：“怎么了?”他讲在雷州半岛的时候，我父亲坐着汽车在那奔驰，跑着跑着，他觉得有问题了，叫车停下来。他就去看地质，看完了再上车，继续前进。在外面跑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铝土矿。他说：“那次我跟你父亲一块去的，跟他一块坐在车上，几天里他就找到一个铝土矿。你行吗?”我说：“我不行。我父亲用肉眼找矿，我要用仪器分析来找。”我父亲野外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别人认不出的东西他认得出来。但是他不劝我去干这个事。最早成立化探研究室的时候，我就对父亲说：“我是学化学的，地球化学有许多是野外的问题。我不认识矿物，也不认识岩石，没受过这种训练，不懂地质。我干这个事情心里头没底。”他说：“不要紧。这是两种科学的融合。你尽管发挥你的所长，对地质你只需要纸上谈兵。”这句话非常厉害。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杂家，只汲取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中对我有用的东西，但对发展这个只有60年历史的年青的应用地球化学学科，一是要不断有新思路，二是要从根做起。根是什么？就是要制作周期表内所有元素以各种存在形式在地球上不同尺度分布的图件。因为各种地球学科（地理学，地质学，土壤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参数在地球上不同尺度空间分布的图件。地球化学创始人V.M.Goldsmidt忽略了这一点，或者当时做不到这这一点，这个缺陷需要后人弥补。制作多元素不同尺度的空间分析图件，需要有运筹帷幄、调动千军万马、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我能成为一个地球化学的战略家，他的开导非常有用。其他人，我想谁也不敢说出这句“你只要纸上谈兵就行”。
我父亲还是台湾油田的积极开拓者。1945年底，我父亲到台湾进行了3个星期的石油和天然气地质考察。1946年著文《台湾之石油及天然气》，指出，台湾虽有储油构造35个之多，但油气产量却历来不多，其原因在于第三纪时台湾的造山运动过于剧烈，褶皱断裂都十分发育。因此，台湾油气的远景区应当是距山地较远、构造作用较弱的平原地区。台湾省近几十年的油气勘探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1947年父亲到淮南，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可以从一个很微小的地方看出了大问题。他看了地质图就发现八公山麓有一条奥陶纪的石灰岩，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由此推想山王集东南的平原地下有煤层埋藏的可能性。到山王集一看，又在奥陶纪石灰岩之上发现了一条含纺锤虫化石的石炭二叠纪的石灰岩，隐约出露在地面上，倾覆于平原之下，由此判定在石灰岩东北的平原地下必有煤层。后来一打钻，才打了几十米，就见到了煤。巨大的淮南煤矿就是这样发现的。
南京解放的当天上午，军管会的孙冶方（薛禹谷的叔叔），接到邓小平和万里的指示，下午就来拜访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在苏北的时候已经知道淮南煤矿是我父亲发现的，所以急于见我父亲。南京军管会对我父亲特别好。后来又让我父亲随军去了上海。他与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天天在一起，谈得很融洽。他们对他的工作给予很多支持，马上就给他领导的矿产测勘处拨了充足的经费，让他们展开工作。他还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候，他以为从此可以大有作为了。
1950年初，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到英国去了的李四光回来了，受到中央重视。他提出把所有的地质机构合在一起，实行一元化领导。我父亲则主张地质研究机构和找矿机构分开。后来事实证明，还是分开为好。现在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与国土资源部就是分设的。但是，当时中央采纳了李四光的主张。于是成立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勳任第一副主任委员，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二主任委员。
父亲是小孩子脾气。他对尹赞勳位置在他之前很不满意，但就任以后也很高兴，因为他不单是副主任委员，还兼计划处处长。那时中国正在搞五年计划，需要有几个大的矿山支持这个五年计划，否则炼钢没有铁，计划是空的，需要赶快解决资源的问题。李四光虽然是主任委员，但不常来，不管事。第一副主任是搞古生物的，不懂找矿，也不来。结果，计划指导委员会就由我父亲指挥了。他经验丰富，看得很准。他在那里调兵遣将，派程裕祺去大冶（程是我父亲的学生，后来是地矿部的副部长）；派李春昱去鞍山（李也是他的学生）：派宋叔和去白银厂；派郭文魁去铜官山。这些工作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资源上的保障。
1952年成立地质部以后，请他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地矿司的总工程师。从此，他就不得志了。
现在许多地质学家天天都在谈“理论找矿”，认为我父亲是“理论找矿”的鼻祖。我反对他们的“理论找矿”，他们就说我反对我父亲。实际上我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光靠理论找矿的人，他是理论加上经验，再加上实践找矿。那些搞“理论找矿”的人总想自己提出一套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去找矿，然后再牵强附会地说哪儿找到了矿与他的理论有关。我父亲从来都不这么说。第一，他并没有说他创造找矿的新理论。他只是把过去所有的成矿理论总结起来，哪个在什么地方能够用，他就拿来用。很多时候他是凭经验找矿。他也提出过理论。比如他提出按照某种物质的来源和成矿时的环境，即“就位场所”（Emplacement），对矿床进行分类。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但从来不说“我就是靠这个理论找到矿的”，从来不这么牵强附会。他在每一个地区都是因地制宜，根据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定。也许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给他点启发，或者什么样的经验可以给他点启发。这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因此，我认为，地质理论不过是一些猜想和推论。最关键的是要有新思路。有了新思路，就会产生新技术；有了新技术也就会有新思路。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有了新技术和新思路，就可以大规模地做实际工作，就能取得大量的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新的现象，新的事实，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可是有些人总想先搞出自己的理论，一天到晚就在那儿冥思苦想，或者是把外国的理论拿来改头换面就算是他的新理论了。理论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尤其是地质的理论，必须有大量的事实根据才行。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启发。有人却说我反对我父亲。也有人对我说，如果你父亲还在的话，他会头一个支持你。我想，的确是这样。他生前就一直强调我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我做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欣赏。当然我对他做的工作也非常欣赏。所以我母亲在旁边就说：“你们父子俩互相吹捧”。
另外，我在电视的《大家风范》节目里头提到一个例子。我到野外地质队去，他们都对我说，你父亲跟别人不一样。有些老先生来了以后，听完汇报总会说这个地层恐怕定得不一定很对；或者问你这里还找到什么化石没有?或者说你还应该采些什么标本，去磨一个片子看一看。就谈这些问题，而不谈在这个地方到哪儿去找矿，刻意回避。为什么回避呢?因为他说了以后，万一人家在那儿一打钻没找到矿，面子下不来啊。所以谁都不说。但是我父亲总是开门见山。他听了一天汇报以后，再到野外观察，然后就敢说，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哪里有希望，哪里应当打钻。按照他的意见去工作，往往就找到矿了。这种事很多。只有他敢说，许多人都不敢说。
最早在胜利油田打钻的时候，打一钻见油，在很近的地方再打一钻就不见油。大家都觉得扑朔迷离，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就作了一个报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有一种油田称为shoestring type，鞋带状油田，其实应称为鸡爪型油田（地下的油层不是成片的，而是沿古河道分布的）。黄河入海的时候，这个三角洲上有许多条古河道，油就在这些河道里生成。因此，在这儿打一钻见油，在那儿打一钻就不见油。他在那篇文章里进一步说，这个油田只是巨人的头发，巨人卧在渤海里。——这个思想非常敏锐。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得赶紧把这篇文章上报，否则将来渤海如果发现了油田，他们就不认我这个账了。”这篇文章只油印了40份。到现在一份也找不到了。我一直想找这篇文章，但找不到。后来果然在渤海里头找到了很大的油田。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第一个说出这里面有油田的，是我父亲。
我觉得我跟父亲性格上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父亲心胸没有我宽阔。他的心胸比较窄。另外，他对人也不如我。我对人非常宽容。我能容纳所有人，什么样的人我都能容纳。别人在背后说我用了一些很古怪的人。但我只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脾气非常古怪的我都能容忍。父亲做不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说起话来很厉害、很刻薄。我从来不这样。我对下面的人比较宽厚。在这些人生问题上，我跟我父亲没怎么交谈过，我只是跟他谈学术。
我母亲吴镜侬是多才多艺的。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的时候，画画得很好，音乐也好，弹琴也好。那时候不是弹钢琴，是弹风琴。后来她就做刺绣针织。做菜也做得很好。她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但是结婚以后，她就甘愿做一个housewife，做一个家庭主妇了。她一心服侍丈夫，教养孩子。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人，但是她都放弃了。我们亲戚都觉得她很可惜。
我父亲就在那儿做学问，其他什么也不管。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母亲做的，他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买的。他不很讲究，穿衣服也比较邋遢。我母亲下了点工夫，把他的形象稍微改善了点。我母亲是非常讲究的，穿衣服非常重视修饰。她喜欢首饰，经常买这个那个，买了许多很贵重的首饰。但她又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人家要推她竞选国大代表，她还动了心。我们拼命地反对，结果她没有去竞选。解放以后，她拼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是个活动分子。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她开玩笑叫“大王八盖子”，非常大。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拼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安安分分地在家里呆着，没这事。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这个人有这么两面。一方面，很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又想出头露面。我们的亲戚都很佩服她，认为她是整个家族里最能干的，把我父亲服侍得特别好。
〖附录二〗我的童年与少年
我们家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住在丰盛胡同。那时候，家境很好，房子很大。在吃饭的房间里头，有一张很大的乒乓球台，可以打乒乓球。院子里有一棵马樱花树，开那种粉红色花的。我小时候常常用它的花同我的弟弟妹妹玩游戏。
我在师大附小念的小学。在和平门外，师大附中旁边。小时候我非常内向，很羞涩的。学校里的活动都没有我的份，总是庸庸碌碌的样子。我整天看小说。起初看剑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等，后来看《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我上课的时候心不专，听老师讲课的时候老要走神。所以我的考试成绩不好。我们班50多个人，我老考第25名。母亲为这很着急，父亲却说乱看书也有好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不反对我看小说。正是《三国演义》熏陶我有了一种战略思想。
小学毕业时北京最好的中学是师大附中，但是我没有考取。考第四中学。只考了一堂国文，我就因为中暑被送回家了，也就没有考上。后来我考上了辅仁中学，现在的北京十三中，在李广桥那里。考上辅仁中学以后，我一年级的老师就是启功。他的国文课教得非常好，用的是傅东华编的读本。所以我对国文非常感兴趣。那时候辅仁中学图书馆的书不少，我除了听他讲课以外，还大量地看课外读物。现在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只是老记得苏曼殊。我2001年写的那篇《我与辅仁中学》，十三中用大喇叭连续广播了好几天。里面有这样几句：“辅仁中学有一座图书馆，我在那儿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从中获得乐趣，而且获得思维逻辑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人类社会的各种悲欢离合，善与恶、美与丑、伟大与渺小，从而熏陶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情操”
这种熏陶是无形的，复杂的，效应是累积的：很难说清楚。年代久远，我已很难说出当时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对我的为人处世发生过什么影响。也许诗是例外，因为诗的语言最精炼，容易记忆，往往一两句就可概括许多东西。当年读过的苏曼殊的—首诗，终生在我脑中荡漾：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江南第几桥?
（注：尺八是一种日本乐器，类似箫。）
苏曼殊虽然芒鞋破钵，备受冷落，但胸中浩然之气，尽管不著一字，已跃然纸上。
我在辅仁中学时期读过王维的《老将行》。它描述少年得意：“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中年坎坷：“昔日飞箭无全目，而今垂杨生左肘……”，以及晚年重显辉煌：“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当时并不在意。后来遭遇坎坷，又想起来这首诗，体会就比较深刻了。文学作品的长期熏陶，使人能够做到在顺境中不自骄，逆境中不自馁，达到“荣辱不惊”的境界。我虽经无数坎坷，并未消极失望，棱角未被磨平。待重新出马之时，锋芒依旧。我感到一个人少年时代在正式功课之外读些历史与文学书籍，对于养成阔大的胸襟、活跃的思路，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将会发挥很大作用。这是纵观我一生的体会。
我看了许多文学作品。小学的时候我看的都是剑侠小说或者古典小说。到了中学以后，受启功的启发看了大量的现代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我都看过。茅盾、巴金、冰心这些人的书也都看。另外，受启功的启发也去看古文，比如《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都看过。还读了许多古诗。我的作文在全班老是最好的，启功总给我打九十几分。有一个教历史的老师叫陈均，他的课讲得好极了。这样我又对历史很感兴趣，去图书馆看了大量的历史书，包括威尔逊的《世界通史》，吕思勉的《世界史纲》。
那时候，我结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是施宗恕，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是班长。他岁数比我大得多，我是班里面年纪最小的。我数学成绩不好，他陪着我逼着我天天早起温习几何。我的数学就慢慢地好起来了。我后来思想倾向进步，也是受他的影响。（他退休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另外一个是厉善麟，我们感情非常好。他后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解放以后他还开过饭馆，做非常有名的“厉家菜”。他的祖先是清朝的内务大臣，世代官宦，他父亲在北洋时代也做过大官，他们家吃的菜传下来，就叫“厉家菜”。一天只卖一桌，得提前预订，做什么菜你也不能点，他给你做什么你就吃什么。我和他们现在还常常交往。
标签: 地球化学家
相关文章:
阅读全文(105) / 评论 / 扔小纸条 / 给谢学锦留言 / 文件夹: 红岩儿女
收藏: QQ书签 del.icio.us / 订阅: Google 抓虾
——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
〖红岩儿女编者按〗谢学锦院士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又善于发扬求是精神的地质科学家。他的目标不只是找出多少个别的矿藏，而是热衷于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采取新思路，开辟新途径，较快地把全中国以至整个地球上一定深度的地层中的所有化学元素分布的基本状况，分区一块块勘查清楚。为的是使人们更多认识我们生活在上面的这个星球，知道里面究竟藏有哪些有益于人民的宝贝，土壤中又积累了多少危害人们生命的污染物，以此对解决人类的生产资源和生活环境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他又是个具有十分倔犟的、矢志不移的性格的人。“我从来没有绝望过。什么叫绝望？我不懂。我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我觉得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好泰然处之，无须悲哀。”“虽经无数坎坷，我的抱负和希望依旧。我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我的一生。”
这样的性格，是在长时期的苦难里锻炼、陶铸出来的。从下面列出的这篇文章里的插题，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一生经历：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
——在重庆本想安静读书，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政治活动
——送妹妹到解放区去
——在南京，解放前夕帮助地下党
——解放了，就只想把全部能力用在建设上
——向苏联专家挑战，否定了“权威”的论断
——从党的发展对象到稀里糊涂当上了“右派”
——“文革”中父母相继自尽，忧郁一直伴随我到如今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我的女儿给我了4个字的评语：“荣辱不惊。”很得意的时候，并不觉得怎么样；遭到侮辱，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所谓。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活得下去。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欢乐是一对孪生姐妹。”这两个东西是互相依存的，总是相伴的。我的一生就是痛苦和欢乐混在一起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在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欢乐的一生走过来的时候，应该想的不要只是欢乐也不要只是悲伤。我喜欢朗费罗的《生命赞歌》：
Tell me not，in mournful numbers， 不要对我用忧伤的调子诉说，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 说什么“人生不过梦一场!”
For the soul is dead that slumbers, 灵魂酣睡了就等于死亡，
And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seem。 事物的本真并不像它们呈现的那样。
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是热诚的！
And the grave is not its goal； 人生的目的地岂是坟墓！
“Dust thou art，to dust，” 莫背诵“你原是尘土，复归于尘土”，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 那说的并不是灵魂的归宿。
Not enjoyment，and not sorrow, 不是享乐，也不是悲哀，
Is our destined end or way, 那都不是我们命定的路径或终点。
But to act,，that each to-morrow 奋起吧，新来的每一个日子，
Find us farther than to-day. 我们都将超过今天。
………… …………
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不是“not enjoyment，not sorrow”，而是既有“enjoyment”，也有“sorrow”，但人总要工作。我工作并不太努力，但总想每个明天都比今天有一点进展。几十年过去，回首已是集腋成裘。
抗日战争初期，在动荡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我从小爱看小说，看了不少中国小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演义》，在小学里就看了十几遍，它使我在朦胧中就有了一种战略思想。整天看小说，听课老走神，考试成绩不好。母亲为这很着急，父亲却说没关系，长大了他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还说看小说也有好处，能开阔胸襟，活跃思路。爱因斯坦就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1937年夏天，日本人一进北平，北京大学就停课了。那时候我父亲是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没事干，就买了许多英文小说，有司各特、狄更斯等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说选，整天在家里看。我那时候在辅仁中学上高中一年级，对这些英文小说也发生了兴趣。我记得看的第一本是《鲁滨逊漂流记》。
北平已经沦陷了，上海也在激战，我们很想知道战事的情况，可是在北平报纸上看不出来。有时候偷偷听南京、上海电台广播，也很困难，干扰得很厉害。我们想知道的消息，只有在外国人在北平办的一份英文报上还能看到一些。我父亲就订了这份英文报。我也就开始看英文报了。英文报的生词跟课本上和小说里的很不一样。起初，天天翻字典，注生词，报纸上被我弄得黑压压一片。后来慢慢就好了。我一边看英文报，一边看英文小说。这样，我的英文程度有了很大的长进。
父亲后来离开北平了，走的时候留了一小撮胡子，像日本人一样。后来他对我说，他走得很顺利，一路上日本兵都给他敬礼。他从北平到天津，然后到塘沽，坐外国的一艘轮船到香港，再到广东、湖南。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5个，也离开了北平。我们是坐太古公司的轮船走的。在海上10天，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父亲从内地来接我们。本来我们也可以到内地去，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人猛炸广州。我们在香港从旅馆的窗户望出去，有许多难民拥到香港，于是父亲把我们送到上海（租界，“孤岛”），他又回湖南去了，因为那时候他在湖南江华矿务局做总经理。我当时颇有满腔热血共赴国难的劲头，坚决主张去内地为抗战尽力，反对去上海住租界，就跟父亲吵起来了。但他不理我，硬把我们送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住在赫德路我姑父家里。母亲和我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到内地去了，就把我们几个孩子丢在上海，主要由我来管4个弟弟妹妹。
我在上海进了沪江中学。入学没多久，就患了伤寒，病了几个月，只好休学1年。休学期间，我就整天看英文小说，每天轮番看3本，上午下午晚上各取1本。因为1本英语小说总得要看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单调，所以3本交替阅读。
复学后我就矮了一级。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Miss Milton，密尔顿小姐，是一位美国的老小姐，献身教会没结婚的。她上课拿的英文课本都是那种缩写本，企鹅丛书之类的。记得给我们的第一本书就是《Hellen Keller》，讲既聋又哑又瞎却能留下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海伦· 凯勒女士一生的经历。头一天她把课本发给我们，说：“请你们回去准备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回去一看，是缩写本，一口气就看完了。按照她的嘱咐，又把头三章反复读了好儿遍。第二天一上课，她就一个个点名，问第一章内容是什么，要用英语讲。同学们都讲不好。轮到我的时候，我讲得清清楚楚。因此她对我特别欣赏。我对她说：“我写一篇东西你帮我改改吧。”她说：“好。”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做《Ten days on the sea》，就是乘船在海上10天的经历，包括在山东半岛的外海上遇到大风浪，大家都晕船等等许多情节。后来我还写了两篇英文文章让她修改。她好多次邀请我去参加她的"Weekend Tea"，喝周末茶，聊宗教。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对宗教非常反感，都不赞成我去，我就都婉言拒绝了。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看一些进步书籍了，好像要跟她划清界限。
我看的第一本进步书籍是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这是在北平辅仁中学结识的朋友施宗恕从北平寄给我的。（施宗恕是同班同学中成绩最好的，而且是班长。他岁数比我大，我是班里面年纪最小的。）第二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看了许多其他进步书籍。那时我和施宗恕通信很勤。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是地下工作者了。后来他以辅仁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别人不大疑心他。他那里是一个联络站。（后来他当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受他的影响，我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当时我对国民党很不满意，热心跟学校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
从那以后，我每到一所新学校都首先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地下工作者，主动跟他们联系。在沪江中学的时候我找到了3个人：胡国定、江国庆、谢元杰。
胡国定那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后来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是陈省身最得意的门生。他有一个“胡定理”在国际上很出名。他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2002年在我国举行的数学大会里，他起了很大作用。江国庆后来在海关工作。上海解放的时候，升起第一面红旗的就是他们海关，这旗是他指挥许多女同志一起制作的。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谢元杰现在改名陈思明，一直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我跟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江国庆在徐州，胡国定在天津，陈思明在北京。胡国定曾邀我和一些老朋友到天津聚会两天，大谈个人经历。后来到北京来，继续谈。
此外，我跟社会上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也有联系。当时上海有些人非常之“左”，他们不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交往，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不值得合作。
那时候我在外面活动很多，被我姑父发觉了。他怕负责任，就写信给我母亲，说：“不得了了，他在上海不晓得搞一些什么名堂。”母亲急了，赶紧跑到上海来。在那之前，施宗恕给我来信，说他很快要到上海来，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他一道走了。母亲来了，又哭又闹，非要把我拖走。没办法，我只得跟她走了。母亲带着我们5个孩子乘海轮离开上海。后来我在北京碰到施宗恕时才知道，他也没有走成，不晓得为什么。还有一批他联络的准备一块去的，也没走成。如果我们去了新四军，恐怕现在人也不在了。因为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牺牲了。
母亲带我们乘轮船到了越南（当时叫安南，是法国人管辖的）海防，当时在昆明工作的父亲来接我们。我们一起坐火车到昆明。父亲坐头等车厢，母亲带着我们坐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两边有两排长凳子坐人，中间堆行李。母亲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把房子都卖了，家当全都带着，大概带了30多件行李，都是大箱子。坐三等车不能托运行李，我们得自己照看行李。车厢中间堆满了行李，堆得很高。途中一个地方发了大水，把铁轨冲断了。我们都得下火车去坐船，摆渡过去，然后到对岸去坐车。我们把一大堆行李搬上船，但是听不懂越南话，秩序乱得一塌糊涂。最后我们顾不过来行李，只能顾人了。父母亲拼全力把我们5个孩子保住了，行李不晓得被船运到哪里去了，没找着。那边接运的火车比这边的少一节车厢，所有的人涌上去，挤得一塌糊涂，动弹不得。母亲要照顾我们5个孩子，行李又都找不着，车厢里又挤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她急得不得了，身体又不好，就晕过去了。父亲知道后赶紧跑过来救我母亲。一些法国兵也自告奋勇跑来了，先把我母亲抬到头等车厢，然后站成一排，把我们几个小孩子举过头顶传过去。到了头等车厢里总算好了一点。可是车上没有一点吃的东西，我们饿得要命。我看到法国人吃面包、腊肠，非常羡慕。但他们不给我们吃，这一点我老记着。好不容易进入中国境内，卖米线的人上来了。那些人真能干!越南的车子中间一段坐人的车厢是封闭的，从两头上下车处没有门，是敞开的。这些卖米线的人爬上车，把炉子安在敞开的地方做米线。在拥挤的列车上，怎样把米线送到几节车厢去？他们就端着，从车顶上走，过好几节车厢。然后一手托着盛米线的碗，“呼”的一声就从车顶上下来了。哎呀，那米线真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云南米线。好不容易，终于到了昆明。
在昆明我进了天南中学。一到天南中学，我就四处寻觅跟地下组织有关的进步人士，结果找到了一个姓戚的。我跟他很谈得来，整天谈解放区的事情或者是找书看。
当时外国援助中国物资的通路都被切断了，国民政府准备修一条铁路，从四川的叙州（宜宾）到昆明，接上通到到越南的铁路，把援华物资运进来。为此同时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叫叙昆铁路工程处，一个叫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我父亲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他在昆明弄了一个办公的地方，在昆明西郊弄了一幢小别墅，我们就住在那里。大概只过了一两个月吧，日军就轰炸昆明。空袭警报拉响了，我们赶紧拿一些棉被铺在桌子上，躲在桌子底下，就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日本飞机排队从城南开始，向北推进，投下去一排炸弹，再投下去一排炸弹，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住处刚好在两排中间的缝隙里，没被炸着。父亲的办公室被炸着了，炸得一塌糊涂。昆明没法呆下去了，父亲立即决定搬家。
我们搬到了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县城，父亲找到了一个李家祠堂，就在那里头办公，我们另外找地方住了下来。我进昭通中学高三插班。
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很内向，很不会交际。自从有了进步思想之后，就觉得要参加革命就不能是这样的性格，必须敢于出头露面，特别是要会演讲才行。在上海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卡耐基的《怎样演讲》，照着那本书练习。对着镜子练习了一番演讲的节奏，重点该怎么样强调，等等。沪江中学根本没有校舍，上课的楼房是租的，学生上完课就走了。因此，在上海我很难有机会在公众场合演讲，只不过是在家里练习而已。到昭通中学倒是施展出来了。
昭通中学当地学生的程度很差，我在那里好像鹤立鸡群一样。这里的有些学生暑假回家，开学的时候揣上一块鸦片就来了，把鸦片卖掉，半年的学费、饭钱都有了。那个时候，全省中学高三读完都要参加统一会考，会考及格了才能毕业。这样，昭通中学临近毕业的学生就非常紧张；怕考不好毕不了业。他们都急得不得了。我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习干事，他们就来问我怎么办。我就做了一次演讲：会考大家很难过得去，怎么办?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大家不能再荒废学业了，应该组织起来，分成若干个小组，功课稍好一点的同学要辅导那些差的。大家都不要回家，天天晚上都来复习。我讲过之后，大家就组织起来了，都很卖力，遵守约定，拼命学。学了几个月，会考越来越临近了，我们自己做了一次测验，有不少人还是考得一塌糊涂。自治会的主席说：“过不了关，不作弊不行了。”他们苦苦哀求，要我一定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看着这么多人毕不了业，也于心不忍。后来我下了决心，说：“那你们得听我的。”他们说：“你说什么我们都听。”我又做了一次演讲，先肯定了过去儿个月的努力，然后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多年荒废、不用功，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只好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试卷发了以后，功课比较好的一些人要尽快把一道题答出来，马上写一个条子递给别人。那个人拿了条子以后，先不要往卷子上抄，要赶紧再写一个条子传给另一个人。一道道题，都这样做。大家要同舟共济，不要光顾自己。于是，大家就照我提出的这个计划实行。监考的人睁只眼闭只眼，看着学生这么干，也不干涉。最后，基本上都过关了。这两次演讲是对我在上海做的那些训练的检验。我这个人后头的性格和先前的性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在贵州浙大，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
在昭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看了萨本栋的《物理学》，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进物理系。那时最有名的4所大学联合招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考试题目都一样，但志愿要自己填。当时浙江大学有我父亲的好朋友、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他俩是北京工商地质研究所的同班同学，是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我父亲觉得我进浙大有他这位老朋友可以照顾我，就劝我考浙大。
我考进了浙大。大学一年级在贵州永兴，学一些普通的课，物理、化学、数学等等。我功课还可以，就是数学不大行。我对数学非常头痛。但是物理学得很好。
到永兴的头半年我把腿弄伤了，没有怎么过问身外之事。下半年发生了“倒孔”运动，倒孔祥熙。在“倒孔”运动中我就跟永兴、湄潭的一些进步同学熟悉起来。下半年我腿好了，就很活跃了。
我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管了一段永兴的伙食团。食堂秩序一塌糊涂，抢饭，有些同学饿肚子。我做了伙食团团长，下决心改善。我吸取大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而且事先事后都向全体同学报告。那个时候在贵州，北京话说得像我这么好的人非常少。我第一次亮相就引起大家惊奇。抑扬顿挫，卡耐基的书教我的，这时候都用在伙食团上了。伙食团经过改善，受到大家欢迎。
在永兴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我们和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非常激烈，出壁报互相攻击。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在离我们学校大概5、6里路的山腰上一个尼姑庵里，大家秘密聚会。其中有黄代成，他后来是云南“边纵”一个游击队的司令，打了许多胜仗。我当时没看出他有这个本事。还有黄永均，短篇小说写得很好，是我们那个小组里文学才能最好的。但是后来这才能也没怎么发挥出来。
还有汪容，也非常有才，非常有能力。本来他在物理学方面会有更大成就，可惜毕业后留在国内了，发挥不出他的能力来。（李政道比我们低一班，也是物理系。后来到国外去了，大有成就，得了诺贝尔奖。）汪容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才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他就对我说：“我的灵感冲动得太厉害了，已经无法再坐在课堂里了。”学校旁边有一片很大的竹林，他就跑到竹林里头去了。你想，他去干什么了?他去谱交响乐了。没有钢琴，就靠自己哼哼，写了好多交响乐谱，但从来没发表过。他还写了许多歌，我觉得很好听，他也从来不发表。他没有发表的欲望，就是有这种兴趣。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路由于音乐素养而更加宽阔，想象力也更丰富。他最后做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又是理论物理所的研究员。我认为他是理论物理的天才，可惜在国内的环境中难以充分发挥。
还有薛禹谷。在学校里头我看到她跑了个100米冠军。她后来做了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她在比较长时间是一帆风顺的，是党所信任的科学家。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也不行了，未能幸免。因为她家是大资本家。在无锡，她们薛家和荣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我们大一的时候经常在那个尼姑庵里头聚会，讨论文学或哲学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讨论过姚雪垠在抗战初期写的《牛全德和红萝卜》。这是一年级。
二年级时候我们到了湄潭。不久，就有人找我来了，要我去演戏，因为我的北京话说得比较好。浙江大学进步学生的文艺活动非常活跃，有“大家唱”歌咏队，有“求是”剧团。后来张其昀做了训导长，就按照蒋介石说的“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统一管理学生活动，提出浙大只能有一个剧团，一个歌咏队。就是要让三青团来统一。于是，“求是”剧团和“大家唱”歌咏队都被解散了。在湄潭，三青团掌握的剧团的主要演员架子很大，平常也不练习台词，到了台上就随便说，表明自己演技高明。他们也不肯培养什么新人。这些人毕业以后，这个剧团就没有几个人会演戏了。里头有一个女演员，她的男朋友吴允春为人挺好，没有很强的党派色彩。他比她低一班，和我同年级。他加入了他女朋友所在的剧团，当了团长。浙大的传统是迎新要有一场戏，送旧要有一场戏。每一年都要演两场戏。这时候缺少演员，演不出戏了。吴允春就跑来找我，希望我加入他那个剧团，帮他演戏。那时候他已经选定了一出戏，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要我演男主角。我从来没有演过戏，不愿意干。他就天天跑到我屋里来求我。这时候和我同屋住的物理系同学许梅，是非常进步的。他对我说，不但你应该参加，我们都应该参加，我们参加了以后可以把剧团夺过来。我一听就同意了，就参加了演出。我那个时候拼命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研究演剧的理论，还到竹林里面自己试着表演。我在《这不过是春天》里面扮演的冯允平是正面角色，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革命党人。他偷偷潜入警察厅长的家里面。厅长夫人是他以前的恋人，两人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心里很矛盾。最后，厅长夫人掩护他平安脱险。这么一个关系复杂的剧本，但剧中没有几个人。因为缺少演员嘛，只能挑演员少的戏来演。一共就这么儿个人，但演起来相当难。演出后反映很好，我就有了信心。演完以后，我趁势介绍了一大批人进剧团，有的学化妆，有的学当演员，有的搞布景，有的管后台。到下个学期，我就被选为剧团的团长。我在剧团里进行改革，还组织了很多活动，朗诵诗、篝火晚会、戏曲讨论会等等。还请一些名人来演讲，非常活跃。后来，浙大湄潭的女同学几乎全部加入了剧团。通过这个剧团，我做了大量群众工作，把许多人团结到我们这边来了，把进步同学、进步组织都聚集在一起了。
后来从外面运进来很多进步书籍。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是那个时候读的。那时候一些进步的同学比较严肃，一本正经的。我和他们不一样，除了看《西行漫记》之类，还读英国的诗。他们觉得我是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可是又离不开我，因为我是剧团团长，影响面比较大。我接触的人比较广，不光接触进步人士，还接触其他一些人。例如孙筱祥，我跟他接触就很密切。一些同志为此对我很不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很自由散漫的人，不应该接近他。
孙筱祥喜欢画画。他曾经挑一担行李从浙江一直走到重庆，去见徐悲鸿，把他的画给徐悲鸿看。徐悲鸿对他挺欣赏，但是劝他说：“你还是不要学画，学画将来也许没饭吃，你还是念书去，去学一门技能。我相信画画你自学也能学得很好。”就这样，他考了浙大龙潭分校，进了园艺系。进二年级的时候，他也到了湄潭。他非常穷困，一文不名，穿一双草鞋，没有袜子，光着脚。后来我送了他几双袜子。我当了浙大剧团团长，知道孙筱祥对于戏剧演出颇有经验，就登门拜访，请他参加。他先拒绝了我，后来看我很诚恳，就答应了。那时候我们要演夏衍的《花烛之夜》，主要的布景是地主的客厅，要布置得富丽堂皇。孙筱祥和我一块跑到乡下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古庙。古庙已经荒废了，破破烂烂的，但是有好几扇雕花门。我们把它们卸下来，扛了回去，再把它一刷，撒上金粉，做地主的客厅背景。幕一拉开，一个金碧辉煌的客厅，漂亮极了，一下子轰动了。
孙筱祥既是画家又是诗人。我们在湄潭一同举办过一次篝火晚会。用一大堆柴火点起篝火。大家围着篝火朗诵诗啊、唱歌啊，全校同学都来看。晚会上朗诵和表演了何其芳的诗《预言》。我们在浙大附中找了一个女孩，很漂亮，而且能跳舞，让她来表演女神。孙筱祥朗诵何其芳的诗句。汪容拉小提琴，配音乐。何其芳的诗写得非常美，但他到了延安以后就再也写不出那样好的诗了。《预言》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讲一个女神被天帝贬到人间，天帝告诉这个女神：将来会有个男神从这里经过，如果他能够爱上你，你才能回到天庭。有一天，一位男神来了，她拼命地唱歌啊，跳舞啊，希望男神能够留下来。可是最后男神还是径自走了。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 糜鹿驰过苔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般的歌声告诉我 /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 那温馨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长途的奔波 /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个秋天拾来的落叶 / 听我低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火光样沉郁又高扬 / 火光一样将落叶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蛇样交缠着 /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 当你听见了你第一步空寥的回音。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 我的足知道每条平安的路径
我将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 你可不转瞬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 你的足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就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 / 无语而来又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演出非常成功，还有好多别的节目，都很受同学们欢迎。一些比较“左”的人却对我很不满意，认为这是纯粹的唯美主义。因此，我在学校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我在浙大物理系念了两年，功课不好，数学有点跟不上。我不想念物理了，想转系。我给西南联大写信联系，想转到西南联大的历史系去。王淦昌教授找我谈了一下午，劝我不要转。我说：“我功课不好，数学不行。我还是喜欢历史和诗歌。”他说：“你喜欢历史和诗歌好啊，这些对学物理都有用，可以增加想象力。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你还是留下来吧，物理里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像诗歌一样。”可我还是不干。后来西南联大回信说：“你转到我们学校我们欢迎。但按照规定只能在原来同样学院的范围内转，不能转到文学院，只能转到我们的理学院。”那我就不干了。于是我又想转到浙大的外文系，已经说好了，外文系也欢迎，因为我英文很好。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我突然脑子一动，我想，读英语以后干什么呢？恐怕没有出路。就读化学系吧。我就这样在4个系之间来回晃荡了好久，最终转到了化学系。
浙大进步力量日渐壮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后，在大后方的大学中首先公开响应的是浙江大学学生。浙江大学学生会从遵义发出国是宣言，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拥护成立联合政府。遵义的学生会要求湄潭分院响应。遵义的进步势力非常强，所以他们能做到这—点。但是在湄潭，两边的力量差不多，势均力敌，斗争得非常激烈，争论得很厉害。于是就开全体学生大会来表决：到底响不响应遵义宣言。湄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担心进步力量势力孤单，不敢一个人承担。于是选了一个主席团，共有5个人。其中有我，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孙曾垕，现在在美国。会没开多久，主席就被台下的一片嘘声轰下来了。后来我替代他做主席。我想办法压下了哄闹，把会场秩序扭转了。这个会连开了两天两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最终胜利了。男同学是势均力敌的，但女同学几乎全都站在我们这边。就因为她们都参加了剧团，一条心。
这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恐吓信。是把一个军统的信封翻过来粘的这么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写的是“铁血锄奸团”，里面写着：“谢学锦，限你10天之内离开湄潭！”我跟大家商量，这事应该怎么应对?大家一致认为：绝对不能走，你一走就会“失踪”的。我就没理会恐吓，仍旧呆在湄潭，但设法将进步书籍疏散，隐蔽起来了。
到暑假时，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知道在重庆的资源委员会有很多子女在浙大附中读书。他们每年放暑假的时候都开来几辆卡车，把这些学生接回重庆。我想到了一个可以逃走的好办法。资源委员会的人都知道我，我就跟他们押车的人说好，搭他们的车走。临行前我只跟几个最亲密的同学说了一声。那天清早6点我就上车了，坐在许多中学生中间，他们站在我的四周，挡着我。一路上我都很小心，终于平安地到了重庆。
在浙大，我参加学生运动活动多了，念书就少了，功课越来越差。现在回想那一段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尽管养成了一些创新的能力，但是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还是不够扎实。虽然后来自己弥补了，但是毕竟不如在学校里打好基础。现在想，如果能重新做人的话，我在学校里就不领头搞那些活动了，而要好好用功。你搞了那么多活动，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很难说啊！
浙大那时候的风气很好，是兼容并包的。那个时候，非常用功的人和非常不用功的，整天不上课的，都能各得其所。我发现，后来有成就的有出息的人，有当时非常用功的，也有非常不用功的。非常用功的人像郭可信，他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现在是院士。非常不用功的人当然以我为代表。我们那一级里后来就出了我和他两个院士。现在又有两个新的，侯虞钧，代立信。我觉得他们早就应该选上了。他们当年都是很用功的。
在重庆本想安静读书，还是身不由己地参加了政治活动
到了重庆，我回到父母身边，在家里住了下来。到快开学的时候，我正在迟疑回不回湄潭去，浙大物理系同学胡永畅来找我了。（他后来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他比我高两班，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他对我说：“你不能回湄潭了。”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物理老师束星北叫他通知我的。〖注一〗
那时候束星北觉得教书太穷了，军统局请他当无线电顾问，他就去了。因为他是学物理的，在这方面有专长。到了军统局以后，他进了一个头头的办公室，趁这个人出去了一下的机会，偷看了他桌上的案卷。一看就看见浙大的黑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从办公室出来，他立即把这事告诉胡永畅，叫他赶紧找我，叫我不要回湄潭了。胡永畅告诉我后，我就想办法到医院里去开了个证明给浙大，说是害了肺病，休学。这样，我就留在重庆了。在重庆休学半年期间，我跟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许多进步青年都联系上了。
我想，既然休学了，就找一点工作做，便到小龙坎动力油料厂去了。动力油料厂是一个什么样的厂呢?因为抗战，日本人把内地都封锁了，汽油很少，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厂，把植物油裂解，用它制造类似柴油的油，给卡车做燃料。〖注二〗半年后，日本投降了。以后大量进口汽油了，这个油厂就干不下去了。这个时候我想，可以再去念书了。
我想进重庆大学，让父亲去找俞建章。俞建章是一位很有名的古生物专家，同时又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是重庆大学的训导长，又是这个学校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长。（他解放后吃了一些苦头，幸亏李四光保他，才没受大罪。）父亲找到俞建章，说我在浙大已经念了两年物理系，两年化学系，就差毕业论文没做了，想进重庆大学。俞建章笑笑，大概心想怎么浙大那么有名的学校不上却跑这儿来，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碍着我父亲的面子，就说：“行吧。”但跟我父亲说：“你叫他别闹了。”
进重庆大学后，我非常谨慎。进了化学系，就剩下几门课没读，另外就是做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梁树权，后来是院士。我们那个班有9个人，那是不少的，因为在浙大物理系一个班往往只有两三个人。有的班考进来的时候有6、7个人，到毕业的时候就剩一个人了。哪像现在的大学这样，一个系一个班大得不得了。在重庆大学时候，我老坐在最后一排，一下课就赶紧溜，因为不希望认识同班的人。我不愿意出面，想安静读书。况且那个时候我还在动力油料厂兼职。一边在那儿做事，一边当学生，这是违反学校纪律的。班上同学看见来了一个新同学，老想和我套近乎，我老溜。但我终究没能溜掉，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认识了同班的这些学生。他们中的钱德孙后来跟我是同事；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卓美，后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她功课念得最好。
在重庆大学，本来我想尽量躲开政治，好歹毕业吧，不要惹麻烦了。但还是不行，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主持的矿产测勘处在重庆大学校园里盖了个办公楼，一幢小洋房。我就和父亲一起住在那幢楼里。抗战胜利后我父亲他们走了，机关也搬走了，房子就空在那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常有一些人到那儿开秘密会议，有些我并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人，都是熟人介绍的。我们还经常在那里印传单、印学习材料，油印机就放在我床底下。
1946年重庆学生促进政协成功的大游行搞得轰轰烈烈，我跟《新民报》的记者程海帆一起到各个中学去煽动学生参加游行。中央大学进步力量比较大，重庆大学三青团的势力比较大。那个时候重庆大学的自治会里头有一个干事会，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是一个执行的单位，干事会是一个咨询单位。三青团的人认为理事会重要，所以他们竞选的时候全力争夺理事会，对干事会就放松了。结果进步的团体就控制了干事会。中大学生要游行了，重大学生是要参加的，这个好像已成定局，大势所趋。但谁来组织这个游行呢？理事会的人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他们。但由他们去组织可能就要搞破坏。中大主持游行的同学们因此非常忧虑。于是干事会就提出应该联合起来组织重庆大学同学们参加游行。理事会就反对。于是就开大会，由各班的班长来投票决定。我们班的班长汪和卿是赞成理事会、干事会合在一起搞的。他对我说：“别人不大认识你，我平常也不大活动，你冒充我去开这个会吧，你口才好，能把他们说服。”我说，那好吧。进去以后我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辩论很激烈，起初理事会占优势。后来我发言，把局势给倒过来了。我说联合起来比单干要好，如果你真要把这个事干好，你就绝对不会反对，除非你心里头别有所想，心怀鬼胎。于是，掌声雷动。我就在掌声中溜出去了。后来一投票，就联合了。这样，领导权就被干事会夺过来了。重大学生就和中大学生一起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大游行。
送妹妹到解放区去
我在重庆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妹妹谢学锳从成都跑到重庆来找我了。她说她要去解放区参加革命，我吓了一跳：“你比我还坚强!”我本来觉得她似乎还是那个软弱的“布尔乔亚”小姐。虽然在上海，在昭通，在贵阳，我已不止一次地向她灌输过革命思想；但是当她真的觉悟以后，我却有点害怕了，主要是替她担心，她能不能经得起考验?革命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吃很多苦的。
之前我到贵州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也到了贵阳。我妹妹在贵阳国立十四中学习了两年，要报考大学了。那是1944年的夏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高中的时候，她就喜欢看俄国小说，屠格涅夫的名篇，还有《铁流》、《毁灭》，巴金的《家》、《春》、《秋》。她原本想上昆明的西南联大，但是我父母强烈反对，劝我妹妹：“西南联大太红了，闹学潮，闹罢课，太危险了!”我妹妹最终“屈服”了：“好吧！我答应你们，我上女子大学!”其实她是想离开家。她去成都华西坝上了金陵女子大学，念外语。她上大学以后开始“自立”了，不要家里的一分零花钱。她在学生会里忙活，有点报酬。她常到燕大去串联，还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以后，她积极参加成都各校联合组织的反蒋示威游行。她只在金陵女子大学念了一年，就决定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了。
我看到她铁了心，就决定帮她，通过熟人联系之后，送她到红岩村去。事先，我们两个放出消息说：妹妹要回南京去了，已买到飞机票了。实际上，她暗地里在做准备，买一些生活用品，漱洗用具。一天傍晚，她拎着小皮箱，在沙坪坝跟我上了矿产测勘处人员进城的车。因为平时有事进城的话，大家都习惯搭车。事先我们已经说她要回南京，所以同来的人都以为我妹妹要回南京去。
那天晚上特别黑，我提着行李走在前面，妹妹拿着电筒跟在我后头。上山以后，我临时雇了一个挑夫。一路上我们谁也不说话。我很担心妹妹，怕她到那里会受不了，吃不了苦。又觉得，现在妹妹比我还进步了。真是后来者居上。到了三叉口，远远就看见那棵很高的黄桷树，传说中那里是“阴阳界”，有些进步青年一不小心就会“自投罗网”。我们兄妹俩商量了一下，才确定继续往哪儿走。我把她送到了，对上了暗号，心才着地了。妹妹说她要改名字，就用我的小名“恒”。我不能在那里呆太久，把行李交给她就走了。
妹妹一走，我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寄到他的办公室。我在信里说妹妹已经到张家口去了；但这件事不能让我母亲知道。我父亲接到信未免吃惊，但也只能听之任之。他很开明，想得通。他一直瞒着我母亲，不让她知道，就说我妹妹到四川外县教书去了。不久，大弟学铨也投奔革命了。在那个时候，父亲就每天看报纸，非常关心战事。父亲对我说：“我们家的命运都系在共产党身上了!”
我想，重庆矿产测勘处的人都知道我妹妹去南京了，但是这些人又要陆续复员回南京，如果他们发现，我妹妹不在家里，那我母亲肯定会知道的。所以我又说：妹妹上飞机前，上吐下泻没走成，误了飞机票，只好到同学家暂住。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周围人说：我妹妹到什么地方教书去了。一切做得似乎天衣无缝。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一天，母亲还是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快要瞒不下去了，我父亲只好说明真相。母亲大哭了一场，又大病了一场。
送走了妹妹以后，就没有她的消息了。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共产党需要一些翻译人才，她是学英文的，所以红岩村把她和几十位大学生一起，送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去上外语训练班，准备当共产党的翻译人员。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他们就背着个行李，跟着解放军部队转移。因此，我好多年不知道她在哪里。
我父亲之所以没有出国，也是因为惦念着她，否则他可能早就到国外去了。南京解放以后没多久，南京的一个大剧场里举行一个有地下党员、进步分子和南下干部参加的报告会，散场的时候，我终于看到3年多没见面的妹妹。我就在剧场里大声喊：“小锳!”那时候，妹妹穿着军装，戴着解放军胸章。她也看到我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就跑来找我们了。那个时候她在黄华的带领下参与组建外交部的工作，有事到南京，就回到家里来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妻子李美生是由我妹妹介绍和我相识的。他们二人过去在成都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妹妹读外文系，美生其初读音乐系，后来转到了社会系。我妹妹没等毕业就去了解放区，美生随学校复员回到了南京，一直到毕业。之后她就在精神病院工作，做所谓Social Worker，就是社会工作者。按照国际惯例，医治精神病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team进行工作的，一个心理学家，一个社会工作者和一个医生。她就是其中做社会工作的。有一天，我妹妹送解放军的一个精神病人去求医，美生看到，就认出她了：哎，那不是谢学锳嘛。之后，妹妹就介绍我认识了她。
在南京，解放前夕帮助地下党
本来，解放前，因为我父亲发现了淮南煤田，资源委员会要他出国，到美国去考察。他有这样一个机会，还可以带一个随员。我母亲就想叫他带我出国，不断写信催我去南京。父亲对这事没兴趣，拖拖拉拉。我也没兴趣，跑出去旅游了。后来内战打起来了，这事就黄掉了，没去成。父亲就把我介绍到在江北岸的南京永利錏厂，化学家侯德榜办的永利化工公司，是制作化肥硝酸铵的。我在那个厂里工作了两年，从事工业分析，又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那个厂的厂长很开明（后来做了国家计量局的局长），在临近解放的时候觉得应该把这个厂保住，就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帮他发号施令来保住这个厂。5人小组里就有我。怎么保住这个厂呢?淮海战役之后，永利厂就开始危险了，怕国民党的散兵混进厂里来抢东西。很多工人住在厂外的一些平房里，每天进厂来上工，就成了最大的一个不安全因素。5人小组讨论，决定把这些工人都搬进厂里来，动员每个住在厂内的职员让出一间房给工人们住。挨家挨户地去说服，晓以大义。许多高级职员和技术上、行政上的领导人员带头，把工人一家家请到自己家里来住，带动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这样所有的工人都搬到厂里来住了。厂的大门封锁起来，电网通上电，发枪给工人自卫，还储备了粮食。厂里一直很安定。
这时候，地下党的人来找我了，要我到城里去帮他们做稳定秩序、迎接解放的工作，说：“你们这儿的工作做得很好了，这里不需要你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提出要我入党了。永利一共有3个人是党组织希望吸收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沈钧儒的侄子，还有一个叫李俊。我们3个人都是5人小组里的。他们俩都入了，就我没入。我说：“我还不够资格，还应该再努力。”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南京有3个地质机构，我父亲主持的矿产测勘处是其中之一。临近解放的混乱期间，为了把这些机构的人员稳住留下，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希望我到矿产测勘处帮我父亲稳定人心，保护设备、资料。父亲本来准备参加太平洋学会，要去新西兰开会。他要是走了，矿产测勘处没有主心骨，就会发生混乱，人员就会卷铺盖各走各的。我接受了地下党的嘱咐，回到家里对我父亲说：“你最好不要去开那个会。你一走，整个机关就乱了，人就散了。”父亲说：“我不去开会可以啊，你是不是来陪我啊?你来陪陪我好不好?”我说：“我正预备回来陪你。”他说：“那好，那我就不去了。”于是我赶紧到永利搬行李回家。父亲叫了一个工友帮我去搬行李——那时把服务人员叫工友。我刚回到永利，长江就封锁了，永利的船也不能开了。我就叫工友扛着行李到公路上去拦了一辆车，到浦口过江。赶到浦口码头时，那里也快要封锁了，最后一只船就要开了，铁门已经锁上。工友问我，怎么办?我说，不管，爬过去。工友把行李放在地上，把我托到铁门上面。一个国民党兵过来问：“你们干什么?”工友说：“我送大少爷回家。”那个兵看我一身西装笔挺，就不再过问了。我俩赶快翻过铁门，上了船，回到南京城里。
我帮父亲出主意，想法子把一些贵重的仪器、资料保护好。美国军队在南城里曾有一个仓库，美军撤走后，这个仓库交给了资源委员会。我们和资源委员会交涉，把仓库钥匙拿过来了。那个仓库很结实，防空条件很好，我们就把很多贵重的东西和资料，都运到里边去了。那时候物价飞涨，去买东西都是拿一大捆金圆券往那里一扔。钞票都是拿一个大旅行袋装的。今天拿到手的钱明天就不值那末多钱了。钱一到手，父亲就动员一些高级人员出去买银圆，每个人都分几个，这样才把人稳住。还做了沙包防弹，动员全体人员值夜班。
曾世英，地图专家，主编了当时人们奉为圭臬的申报馆中国地图。他觉得住在外面不安全，看到我们安排得比较好，就躲到我们这里来了。我父亲、曾世英和我3个人也一起值夜班。就这样度过了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的日子。
解放了，就只想把全部能力用在建设上
解放之后，我想回永利厂去，但回不去了。是我作法自毙。我们五人领导小组制定过一条厂规：永利任何职工只要离开了，就不要回来了。为的就是不许人走。后来我就去找华东军政委员会，它介绍我去见永利的军代表。军代表对我说：“永利是个私人厂，不像国营厂一样由我们支配。你们自己的规定，我违反了，以后我不好说话。”我只好回南京。
解放军在南京号召知识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预备在进军西南的时候，作为接管城市的军代表使用。我参加了。我们搜集和编写了西南地区工矿企业的许多资料。我有两个月穿军装。熟人看到我就说，“哎呀，你也加入解放军了！”但到西南服务团快出发的时候，我灵机一动，转了念头。我觉得应该是一心一意投入建设的时候了。于是就去找是南京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万里。万里，我很感谢他，他决定了我一生的前途。我对他说，我想退出西南服务团，希望能够尽快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方面贡献力量。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立刻批。”他不“左”。如果他不批准，那就完了，不晓得我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样。从西南服务团那些人后来的经历来看，以我的性格，我这个人恐怕早已不存在了。
在永利厂的时候我先在水厂值班，做软化水的工作，后来在化工研究部，实际上都是在实验室做各式各样的分析工作。那时我就看了华盛顿的硅酸盐岩石分析的经典著作《Chemical Analysis of Siliate Rocks》。后来父亲又介绍我看克拉克的《Data of Geochemistry》，就是“地球化学数据”，从而对地球化学有一点了解，有了点兴趣。永利进不去了，我想就进我父亲的单位吧。我已经帮了他不少忙了，也许还可以帮他一些忙。我对矿石分析特别感兴趣，就去找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一些人，请求他们下调令，把我调到了矿产测勘处。我到实验室一看，设备很差。我想，上海已经解放了，那里的仓库里头可能有一些化验设备，目前无人认领。我到上海调查，查到江西一个公司从美国买了一大批化工设备还放在上海仓库里。那时候江西还没解放，就扣在上海了。一大堆仪器，还有很多药品、化学试剂、玻璃器皿，上百箱。我就让矿产测勘处打了个报告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要求将这些东西批给我们。华东军政委很快就批了。那时候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从这个处走到那个处，“啪啪啪”几个公章一盖就完事了，就把那些东西拨给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公司后来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我这个人其实很糊涂，全装走不就完了吗？我却冒着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一个人在仓库里挑选，不好的还不要。挑了很多拿到南京去，充实我们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工作了一阵后，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地质研究人员把我们当工具。他们一来就说，我给你几个样品，赶快给我分析。他们是主导人员，我们是次要的。我就想自立门户了。刚好这时候我父亲看到了T．S．Lovering，L.C.Huff 和 H.Almond发表在1950年的《经济地质》(《Economic Geology》)上的一篇文章：《Dispersion of Copper from the San Manual Copper Deposit,Pinal Country，Arizona》，介绍用地球化学方法在美国一个铜矿区找矿的工作。父亲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说：“这个方法将来可能很有前途，你是不是去试试?”我读了那篇文章，它介绍了一种方法，合成一种蓝色的溶液，把它加入到含铜的溶液中一摇荡就变成紫红色了。可以在野外用它现场测定铜的含量。这种药品当时在中国买不到，但是我从上海弄来的那些药品里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即拿来做分析。我觉得美国人用的设备很笨重，就把它改得比较轻便。
我约实验室一位同事与我一起到安庆月山去，试用地球化学方法勘查一个铜矿区——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次地球化学探矿实验。那个同伴是上海人，一向是做室内工作的，一看见山就头痛，到山上就两腿发软，还得我搀着他。爬山我不怕，多陡的地方我都敢上。后来我就找了中山大学毕业、当时在南京当教师的徐邦梁，劝他跟我合作，他就来了。我们到月山，把快速分析设备都带到了山上。做了土壤测量和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实验。就在这里，我发现了铜矿的指示植物海州香薷。我采集了这种植物，回去分析它，发现它的灰里头铜含量达到了1％。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兴趣，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看来你做科学研究，将来会有远大的前途，因为你有新的思路。本来你是去像外国人做的那样做土壤和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却发现了地下矿藏的指示植物。看来你思路比较开阔，很有创新能力。
不久就来了“三反”运动。矿产测勘处只是一个很小的单位，在南京是一个很小的清水衙门。非常奇怪的是，“三反”一开始，南京市就把矿产测勘处当作重点，马上派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朱启銮进驻这个单位。有些人为了表现，暗地里就去“揭发”。“揭发”什么呢？当年不是运了资料和仪器到原先那个美军仓库里去了吗?他们就说解放前运了好多车“袁大头”（银元）和金条到那里去，后来都不见了。这些都是矿产测勘处有人在那里胡说八道。这样一来，就把矿产测勘处打得一塌糊涂，弄得不可开交。最初的矛头没指向我，而是指向殷维翰，我们的总务科长，指向我父亲身边那几个主要的人，实际上矛头是对准我父亲的。1950年成立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我父亲任第二副主任委员兼任计划处处长。我父亲到了北京，他们动不了他，就在南京搞，他在北京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把矿产勘测处的主要的技术骨干都牵进去了，把他们都关起来，把我也关起来，关在三楼。
我想，非得出去找个人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可。因为在里头说不上话，所以我想跑掉。我躺在床上把被单抽出来，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再打结接在一起。然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观察地形。我弄了一些衣服，弄成一个假人的样子搁在床上。到夜里，等看守我的人睡着后，我便从房间里溜了出去。我找了个靠墙角的厕所，厕所外面有下水管。我把布条拴在下水管上，拽着布条下去了。下到二楼的时候，布条断了，摔了下去。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只觉得腰杆有点痛，“蹭”地就起来了。大院夜里还有巡逻的，我避开他们，翻墙出去了，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我妻子看到我就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回来。”就把我送回去了。她说她认识一些人，她有好多朋友在市委，可以帮我。这我就放心了。我回去以后，那个看守我的人还不知道我逃走过。他到屋里一看，床上“躺”着的是衣服，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气坏了。
疾风知劲草。我觉得总务科长殷维翰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学地质的。我父亲从来非常清廉，写私信连一张公家的信纸也不用。他不放心那些行政人员，觉得都靠不住，所以他用的总务科长都是他信得过的学生，研究地质的。全南京开大会把矿产测勘处当“三反”重点来搞，先斗殷维翰，叫他承认贪污。他不承认。当场就把他铐起米，逮捕了。以后关了好长时间，他坚决不说假话。他被捕以后，矿产测勘处其他的人就都被迫承认贪污了。我想我也不要吃眼前亏了，也就说谎承认了吧。大家都说自己贪污了几万、几十万，越加越多，都成了“大贪污犯”，“大老虎”，却说不出来到哪儿去取钱。最后定案的时候，宣布：某某某，原来承认贪污多少，现在查清了，零；某某某，本来承认贪了多少，现在查清了，零……“打虎队”的一些积极分子，则被查出来确实贪污了，有的拿公家的钱买了自己用的相机，有的拿公家的钱买了多少胶卷自己用了，都记录在案。被抓的人全都查清楚了，没问题。
“三反”以后我还是在南京工作。由于做了全国第一次地球化学实验，还发现了铜矿指示植物，我觉得这个领域很有前途。新成立的地质部设立了一个化学探测处，希望调我到北京去，我拿不定主意。但是我的妻子很愿意去北京。这样我就到了地质部化探处。
向苏联专家挑战，否定了“权威”的论断
到了北京，我有一阵子很不快活，因为南京的实验设备非常好，到了北京新成立的部门，拿几张办公桌拼起来做试验，买的设备都是国产的，非常差。
地质部的化学探矿工作的第一个实验，是到陕西省安康县牛山做的。当时中国“一边倒”，完全听苏联专家的，地质部来了一批苏联专家。有一个苏联专家叫罗吉诺夫，他听了陕西一个人的报告，看了他的标本，就断定牛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斑岩铜矿。我父亲看了标本，说：“这根本就不是。”于是就跟罗吉诺夫辩论起来了。地质部领导人相信苏联专家，不支持我父亲。
罗吉诺夫建议在牛山进行当时苏联使用的所谓“铜量测量”，即系统采集土壤样品，用吹管分析测定其中铜的含量。他认为这是评价斑岩铜矿经济价值的有效方法。（其实这种方法并不是苏联人首创的，美国人White比苏联人更早使用过这种方法。）
地质部领导人误认为我们的化探也就是干这一套工作的，就下令我们这个刚成立的机构去那里工作。我们全班人马都去了。我不用吹管分析，我知道那太不灵了，还用我们的比色方法做。根据做出来的结果，我认为那里没希望，找不到近地表的斑岩铜矿。
后来罗吉诺夫到这里来视察，化探室负责人沈时全下山去接待了。然后，他通知我和周树强两个下山去向罗吉诺夫汇报。天热得不得了，我们晚上趁月光走牛山。没想到那天月食，走到半路上突然一片漆黑。摸黑走了一会儿，远远地看到一些灯光。因为我们的登山鞋下面都是铁钉子，山里人听见了我们走路的响声，就问：“是不是山上探矿队的?你们走错路了，到我们家来歇歇吧。”他们就提着灯笼过来，把我们接到家里。在那里坐了一个多钟头，月亮又亮起来了，我们才又下山。走到下面天已亮了。见了罗古诺夫，我们就对他说，铜的含量只有几十个PPM，没有开采价值。罗吉诺夫说他不懂什么PPM，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做吹管分析，做了吹管分析就知道了。”我说：“好吧，我们把样品都带过来了，这是含量最高的，你拿去吹吧。”结果，他吹不出来一点含铜量，气得要命。在这里没有找到矿，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写了一个报告，说这里没有矿。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出马，否定了一个权威。
我们另外一次实验是派队伍到甘肃省白银厂去，用我们的方法帮助勘探队找矿。苏联专家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自己不懂，却说这个工作没有必要做。苏联专家说没必要，那里的勘探队马上表示不欢迎，就把我们的队伍赶回来了。那个时候苏联也只有少数人在做化探工作，如果苏联一些大师们来了，他们就懂。但派出来的这些人就好比是我们刚毕业不久的地质人员，他们根本就不懂化探。这样一来，就弄得我们整个队伍泄气了。最泄气的是化探处负责人沈时全，8月份他在整个队伍里带头闹情绪，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说：“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想要出名，把大家的前程都给耽误了。”物探局副局长周镜涵来找我们大家谈话，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一个新的事物，成功和失败都不要紧，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探索。”这样就把这个队伍稳住了。沈时全很坦率，他后来从不讳言他那次的错误，而且给那次事件起了个名字，叫“八月风波”。过后我也琢磨，仍然认定化探工作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得不到苏联专家的支持。尽管周镜涵支持我，前进一步还是很艰难。
这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苏联的文献，发现他们用化探方法找石油非常有效，已经有几本专著出版了，而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局叫做石油地球化学探矿局，有200多个队在各处进行工作。苏联做这个工作的鼻祖叫苏克洛夫。既然搞石油这么有希望，我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石油养金属”。因为我们原来搞的化探是找金属矿，我的意思是把大部分队伍改搞石油，只保留一个队做勘探金属矿的研究工作。我读了几本苏联的专著，然后去讲课，训练工作人员，然后就去干。干了两年，在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这时候，听说苏联开了一个专门的石油地球化学会议，我很高兴。既然它专门开了这么一个会议，一定有许多新进展，有许多新信息。我设法把这个会议的决议弄到手。拿来一着，糟了！这个会议全盘否定了化探找石油的方法。为什么全盘否定呢?化探找石油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油气能够从油层垂直地升上来，那么微量的油气物质，像甲烷、乙烷、丙烷，就能够在地表测出来。而当时主流的地质学家则认为要有一个不透气的盖层才能够把油保存起来。如果漏气，就保存不了。他们认为化探的理论基础是荒谬的。决议上说苏克洛夫坚持的是错误观点，开始批判他，并作出决议要撤消石油化探局，解散这200个队。
这个时候，我们在金属矿方面的效果渐渐好起来了，冶金部门的更加好。我们就又转过来了。我坚持石油化探保留一个队，继续研究下去，把其它队转回去搞金属化探。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我对化探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
从党的发展对象到稀里糊涂当上了“右派”
反“右派”之前，我已经又被作为党的发展对象了。1956 年正是知识分子大批入党的时候。邹光华（他后来是物探局的局长）来找我，希望我入党，说：“你是不是有顾虑?你跟沈时全中间有些矛盾，如果你怕让他做介绍人，可以请何局长做你的介绍人。”我跟沈时全常常拍桌子。一拍桌子，其他人都吓跑了，让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谁也不来劝架。何局长就是何善远，当时是物探局副局长。我说：“我考虑一下吧。” 我想了两天。
那时候物探局局长是顾功叙院士，地球物理专家，何善远是副局长。但顾在科学院有工作，地质部他不常来，他之下资格最老的就是我了。我非常怕的是什么呢?最初成立地质部的时候，地矿司下面有一个物探处，一个化探处。后来成立了物探局，没有设化探局。50年代物探局下面成立了物探研究所，顾功叙兼任研究所所长，业务包括化探。沈时全被调到物探局，我到了物探研究所负责化探方面。我怕入了党以后，不只化探要我管，物探也要我管。因为顾功叙不常来，如果我是党员，我就得全管了。我主攻的是化探，如果兼管物探，又得去看不熟悉的东西。会浪费我的时间。就因为这个，我不愿意入党，不是因为别的。我愿意多做工作，不愿意当官。所以过了两天，我就跟邹光华讲，我还得要好好学习，入党条件还不够，再等一等。但是我心里头老过意不去，觉得人家这么大的情义让我入党，我不入党不好意思。邹光华就跟我说了一句：“这很遗憾。我们本来希望你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你不入党，那就不好办了。”这句话也让我心里不安。一天在顾功叙的办公室里，刚好邹光华也在场，不记得聊到什么情况，我说了一句：“其实我不入党，也可以做事。层层领导都要党员，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
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要党外人士给党员提意见。我正要出差，周镜涵特别器重我，非要我留下不可，他说：“一定要你留下来提意见。”这下坏了，我要是到野外去出差，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留下来以后就开会。我是小组长，领导一个小组大鸣大放。因为我跟这些党内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私人感情都很好，我觉得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不应该。我觉得我们小组里那些人说话太过火，就和稀泥，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储安平写了一篇文章叫《党天下》，我们那个小组“大鸣大放”时，大家都为他叫好，我则说他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就问我说，我们都不知道储安平是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当然知道了，解放前他办过《观察》，他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个党外的英才。
“大鸣大放”的时候，先是在所里头谈，后来就把我请到部里去谈。我挺不愿意去，也还是去了。我坐在那里，一直都没发言。到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我说：“哎，你怎么还没发言? 你发个言吧。”我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计划性太强了不好，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没有写论文的人去，写论文的人倒不能去。我说的是谁呢?就是我从前的老搭档，跟我在南京实验室里共同工作过的陈四箴。在南京他是实验室主任。当初我们那个试验室就我跟他两个人，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我被调到北京，到了物探所，他也被调到北京，做中心试验室主任。有一次在苏联开分析化学会议，我们国家非常难得派人出去，提交论文的殷宁万没能去，可是陈四箴没有交论文却去了，因为他是主任。我就说了这件事情。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我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批判我父亲的时候，所里头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暂时不参加核心小组了?回避一下。”那时所里头的“反右”运动已经快要结束了，我是核心小组的，它的计划我都知道，还有两个人再批判一下，定案，就算结束了。就在批判我父亲的第二天，陈四箴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我说了他那一件事，他怀恨在心。他这个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我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吓坏了，马上把批判那两个人的事情全都停下，来批判我了。我把陈四箴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这会就停掉了。整整停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就整顿内部的右倾思想。光整顿思想也没用，总得找到一点炮弹。最后，周光华把我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说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我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了。“反党”已经有了。“反苏”是现成的——反对苏联专家，跟苏联专家顶嘴呀。还有，我的实验室外头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我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于是，就把我划进“右派”了。
那时候，所里的领导，局里的领导，他们也搞不清楚划定“右派”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后果是什么。那天在会上宣布我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我谈话，他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我也傻乎乎的，你说我还要做领导工作我就照样做。当时我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我还照样召集开会。这样子过了几个星期。忽然有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马上采取措施，撤消我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整个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3个人：一个我父亲，一个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我做技术工作。我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的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我没有行政职务了，就专心做这个研究工作。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一炮打响了。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下面有一层厚厚的大理岩。在那里工作的的地质学家都认为那里根本没矿了。我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我却不能作报告，得让别人作，但是别人不会作，我得告诉别人怎么做。——那个时候我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到好多地方去讲课。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他竟然搁在那里一年。我跟他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我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他也挨批，说是“重用右派”，我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重用我了。下一次运动来了，我又是“人还在心不死”。就这样反反复复过了几年。
“文革”中父母相继自尽，忧郁一直伴随我到如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那时候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利用原生晕找矿的高潮，冶金系统和地质系统在各省都在干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毕竟还只是一种战术性的，局部的，就是在地质资料已经很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找矿。而我一生最大的抱负就是要使地球化学方法成为战略性的方法，能够迅速地覆盖大面积，动不动就覆盖几千、几万平方公里。为此，我想开始研究水系沉积物测量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有人在南岭、燕山等地试用过，但未引起重视。
不久，我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我就到四川区去调查。做了一番调查以后，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采取什么分析方法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必须在分析方法上下一番功夫，改进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项工作真正有效地做起来。
地球化学填图一次需要做成千上万个样品。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时俄国人和美国人都采用半定量的光谱分析方法，为的是可以做得很快，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英国人开始用定量的方法来做地球化学填图，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一套定量方法。在四川调查后，我的信念就更坚定了。一定要使用定量的方法，相当密集地分析很多元素，才能解决大面积探矿的问题。用半定量方法所分析出来的许多数据都是不能用的。当时我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化学探矿工作。
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感觉到那里的地形特别险恶。我在山上走，从一个地质队出米，他们送我们出来，走了整整半天还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那山路太难走了。所以我想研究一套现场就能够取样分析的方法，这就是美国Bloom提出的冷提取方法。经我指导，我的妻子李美生进行研究，把这种方法加以完善。这种方法要能在现场使用，就必须设计制造一套轻便的塑料器皿。我在四川工作时，先是利用小孩吃牛奶用的塑料奶瓶，给它改装一个头。这样一个瓶子，我叫它“挤瓶”，用它加试剂。虽然很粗糙，但是效果很好。我们就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
文革初期“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提出来的时候，我乘机提议，把我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得到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后，我就千方百计买到了聚乙烯原料，设计了各种模具，制出做化学分析用的挤瓶及其它器皿。做好以后把它们放在—个手提的小箱子里，这就是后来的轻便冷提取箱的原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电话、电报催我回去。回到北京一看，满墙都是批我的大字报，罪名就是“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成了“摘帽右派”。
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一开始，就斗得一塌糊涂。
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那天上午，把地质科学院的“学术权威”都揪出来斗。当然我也被殃及了。
8月12日半夜里，又把3个人揪出来狠斗。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这3个人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老修”是我父亲，“中修”是郭文魁，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小修”就是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
当晚回来，我父亲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8月13日早晨我才知道他去世了。我根本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我母亲的：“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我母亲名叫吴镜侬）这个小纸条母亲没看见，是我和我妻子，还有我妹妹谢恒、我的妹夫胡定一，4个人看见的。“父亲是自杀!”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谁都没有出声。谢恒说：“应当交给组织。”我和妹夫都反对她。当时，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啊！我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收起来了。妹夫是前驻英国的大使，是个“非常马列”的人，而且很谨小慎微。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不能“跟党一条心”了。他和我一致决定，立刻烧了父亲留下的字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机关红卫兵要求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由医生进行解剖鉴定。遗体拉出来的时候，父亲遗体上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医生像是要“划清界限”。但是医生还是签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的。
在这之后，我母亲就搬到谢恒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我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我父亲一样。我母亲给我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谢恒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她又急匆匆找到了我。等我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我的性格是，遇到的事情越大我越沉着，不慌张。当然，内心并不平静。我父母相继去世以后，我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我到现在。但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
有人问我：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有没有绝望过?
我说：没有绝望。怎么叫绝望?我不懂。譬如不让我做研究工作，让我烧锅炉，我也在那儿满脑子想怎么把锅炉烧好。看了很多历史，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这么个样，必须正视它。记得启功说过，翻开整部历史，一半是脑袋给割断了的事。整个历史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
除父母的不幸外，我没有感觉到别的痛苦的事。在蓝田的时候，军代表进驻物化探所。我非常奇怪，这些军代表对我很好。军代表找我谈话说：“我看了你过去的材料，觉得你过去一直都是非常好的，怎么突然变坏了?我就弄不明白。”我说，我也没弄明白。他说，你现在努力改造一次，完全有希望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然后他就派我去看管那些造反派——那时候这些造反派已变成“五一六”分子了。我大伤脑筋。我想我去看管他们是要惹出麻烦的。所以我对他们很客气，也不怎么招惹他们。但就这样还是不行。后来这些“五一六”分子去告军代表，提出控诉，说是派个右派分子看管，是什么阶级路线。这样，军代表就通知我：“现在决定让你去金山劳动。”我本来觉得很舒服的，这下又掉下去了，要到金山去劳动了。这件事使我很不愉快。但是没办法，也只好去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我父母去世不能相比。在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我的专业。
巴金写老舍的自杀，他说，老舍不是弱者，他是强者。为什么呢?因为士可杀不可辱。他只能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侮辱。所以他是强者，他不是弱者。
伤心的事情多着呢。但是“文化大革命”也使得许多当政者彻底觉悟。所以中国这一个时期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的：“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epoch of incredulity……" 就是这么一个时代。非常矛盾的时代。
“文革”后期，又让我干我的业务了，去许多地方工作。都是其他人做技术负责人，我做部下，但具体工作还得我做。在广东大宝山，工作规模很大，许多人都是从广东各处的地质队抽调来的。他们每天早晨排成一大排，我向他们一个个地交代工作：今天你怎么做，你需要注意什么。技术负责人就坐在我旁边，不说话。
在我还是“摘帽右派”的时候，物探所又让我出来做化探室主任。这说明这个领域离不开我。当我还没有“摘帽”的时候，我到各省去工作，别人也都听我的。所以，我在电视节目《大家风范》里谈了权力与权威的分别。我说：一个人不需要有权力，但是需要有权威。你有了权力，没有理想，没有思想，没有能力，没有本事，你这个权力就好像挂在墙上的鞭子，使不上劲。而如果你有了靠能力支持的权威，尽管你没有权力，也能得到人们的支持。
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我就动身南下，因为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一路好像都有地震跟着。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逃难。我继续往前，到了杭州，那里的人也都搬到院子里住了。为了工作，我一段一段往南走。到广州就没人说地震了，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隐瞒了自己过去的进步历史。我想安心做科研工作，不想当官。我想，要是由于我参与过许多进步活动而找我去干政治工作，就伤脑筋了。在我的履历里头，解放前的进步活动我一点都不写。什么时候才把这些“坦白”了呢？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要我老老实实交代过去所有的罪行，我只好把那些事情写出来了。结果他们大怒，说：“你怎么尽说好的?”于是他们派了许多人去调查我的“罪行”。调查了多天，一无所获。后来总算抓住一颗子弹了。有一天一个人突然来问：“你是不是参加了青年军?这个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没有参加青年军，只参加了招远征军的考试。” “那也是不得了的罪行，你为什么不交代?”我说：“我为什么参加那次考试?因为想看看美国人出的英语试题是怎么样的，难不难。我去试试。”我去考了，很容易。其他的考试我一概没参加。开个玩笑而己。”
我一心一意只想做科学研究。而且，我不喜欢循规蹈矩，只喜欢原始创新。原创，不易被人理解，是一条险途。我甘愿冒险，不避艰险。这是我的兴趣和事业心决定的。
我父亲经常告诫我：“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我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我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我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我一生所有努力的目标，都是要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信念和目标，就是受了我父亲的“不要迷失在细节中”的告诫的启发。每当我的工作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我总会想到父亲。我在工作中也老想到他。如果能够跟他合作，我这项工作就不会只是现在这样子，会有更大进展。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原始资料还保存着，十几年间在脑子里不断思索，不断改进，终于又可以拿出来了。我不愿止于小打小闹，要向更广阔的天地开拓，向更高远的目标攀登。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
我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要寻找或命中的目标规模有多大，就可以采取多大的观测范围和采样密度。目标小，采样密度要高。目标大，采样的密度就可以低。与目标的大范围、甚大范围、超大范围、极大范围相应，采样可以用低密度、甚低密度、超低密度、极低密度。目标规模越大，采样定点就可以越稀。这就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据此，我提出了“迅速掌握全局，逐步缩小靶区”的找矿战略。也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战略。
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我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我最得意的一年。那一年我有5件事。
第一件，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尽管还有许多技术难题需婴解决，尽管还有不少省局的总工对这项计划还心存疑虑，但我满怀信心。
第二件，我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第三件，当选为院士。我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我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
第四件，入了党。领导人来找我，要我入党。我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他就说，你可以少开会，有些会你可以不参加。这样我就入了党。
还有第五件事，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我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 ln China》（《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我上讲台一看，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我的性格是，看见人一多，就反而有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我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我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我对下面的人采取这样的做法：看你能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任人唯才。有些小毛病我都能宽容。我放手让他们干。只要把一个项目给了你，就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干得不好，下次就不再让你干。那个时候，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勾心斗角非常厉害，不同派系之间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经常有人向我说别人的坏话。凡是来告状的，我就说他：“你调查了这么多事情，告了这么多状，你还做工作不做？你还有时间做工作吗？”就这样，所里工作非常顺利。物化探所当时是由地质勘察设计院领导。设计院的几个领导人和我推心置腹，关系非常融洽。
好景不长，后来勘察设计院被取消，我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我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进行，我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观，我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我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个委员。我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我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我没有经费。
我1989年在巴西、1990年在加拿大两次主持对地球化学分析问题的讨论：1990年在加拿大和捷克、1991年在莫斯科三次作了关于国际地球化学填图对分析的要求的报告，并在1995年将这个报告的内容在英国《分析家》杂志上发表。其中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与所作的规定，主要是以我在中国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中所提出的要求与规定为基础的，已成为今后世界上新开辟的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共同遵循的准则。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我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无人支持。1999年我在布拉格作报告，事先将中国环境监控总站在全国采集4000余件土壤样品的分析数据抽稀至400件，制作了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作报告的时候展示出来，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但采集何种类型的样品才有足够的代表性，仍然是个争论不休难以解决的问题。
1992年，我发现环境监控总站采集的土壤样品大部分是所谓泛滥平原沉积物，于是设想泛滥平原沉积物可能是全球超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最佳采样介质。为证实这一设想，我1993年提出了一项研究计划：“全国环境地球化学监控网络与动态地球化学填图”。计划在全国采集500个左右泛滥平原沉积物组合样品，分析其中51种元素的含量，制作地球化学图。然后，与根据“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百万个以上样品所制作的地球化学图加以比较。这一研究计划得到地矿部科技司和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科研经费的支持，但只有数十万元。我的学生先在浙江省局部试行，得到令人欣喜的结果。然后，买了一辆便宜的旅行车，在全国奔走了10万公里，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比较的结果，发现两次得到的地球化学模式惊人地相似。我1994年到1996年在国外多次报告这项工作的进展，引起了各国学者极大的震动。实际上，这项工作已为全球极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开展铺设了道路。
80年代至90年代初，除上述几十万元以外，整整10年中我在国内没有研究经费。只是石油部的阎敦实总工和大庆油田的总经理支持我。于是在国内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找油气的地球化学方法的研究。与许多单位合作做了许多工作。在陕北地区允许私人企业开发油田的时候，有投资者来找我，于是我和物化探所、长春地质学院的同志，利用私人企业的经费，在陕北做了一些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及放射性测量的工作，定了3个钻孔，听说都打到了油。但由于投资者间与当地政府的种种纠纷，一片混乱，原先允诺的技术股也得不到承认，使得这次进入市场的试探可谓技术上成功、经济上失败。
尽管石油化探研究的进展并不顺利，我却能从其费用中挤出一点资金继续我对金属矿化探的研究。例如对金矿化探的研究。在部署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时，对于是否将金元素纳入分析计划甚费踌躇。因为自然界中金颗粒的分布不均匀，且不易粉碎。这种所谓“粒金效应”使分析误差极大，一般认为必须每次取数百克样品进行分析才能降低误差。这就使化探在找金中只能起辅助性作用。我们根据文献上的少量线索，断定金在自然界中是极活跃的元素，只需取10-20克样品即可。但须将分析灵敏度提高至10亿分之几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在河南上宫按照此法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成为主要方法。这时候我指导我的研究生王学求进一步研究，证实自然界的金有30％到80％是以纳米至亚微米的尺度存在的，并发展了金分析的可变误差理论，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此文对国外金矿化探发展的影响甚大。但它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科研项目及经费支持而取得的成果。
在我头脑里，有一个人类应该怎样生存的大问题。我很早就在各处做报告，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我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想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在中国和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尽管这种爆发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但由于人们的麻痹，加之很少有公开的报道，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因此，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建立全国性的多层次的地球化学监控网络。—些大流域应该进一步实行详细的监控。一些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矿业区，例如京津唐地区，也应该作为重点地区监控。监控化学物质是不是在积累，是否积累到了有害的程度。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我出了车祸。4月13日晚，我在人民人会堂出来，从斑马线过马路，要到停车的场地乘车。一辆车疾驶而过，把我撞飞起来。掉到地上之后，我赶紧动我的腿，发现两条腿都不能动了。赶紧动我的腰，发现脊椎没问题，我就放心了。我想大不了把两条腿锯掉，只要脊椎不坏，还是能工作。送到积水潭医院，手术进行了六七个小时，输了5000多毫升的血。后来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卧床半年。有个同志给我做了一张放在床上用的小桌子，我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我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了。陈毓川院士去看我，跟我开玩笑，说你一直在科学上猛烈推进，现在这一下子可把你拦住了。但后来我又站了起来，又工作起来了。他又来看我，说，看来这件事也没把你给拦住。经过这次车祸，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我感受到我到底是谁，感觉到生命的奇妙、宇宙的奇妙。这种奇妙的感觉源自我对人生的乐观。
6月25日，我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提出大科学计划，我说：“原地质矿产部过去多年的基础性研究大多是纯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对矿产勘查未能起多少关键性作用，能在国际科学前沿站一席之地的亦不多。”这两句话大概把地矿部所有搞理论的人都给得罪了。我说：“需要制定几个像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那样用创新的思路理论指导，用高水平的技术进行的长远性大规模调查研究计划。这些计划所取得的新信息、新事实、新现象将为许多研究领域开辟新思路，及提供重要的基础性资料。”我在信中提出了几项大科学计划。这封信引致了国土资源部开展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计划。这之后还批准了我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全国76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填图计划”。原先的“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只分析了39种元素，全世界的许多填图计划最多也不过40种元素。我现在要分析周期表里面所有的元素。有许多元素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经济价值，但将来会有；另外，因为生命的演化是周期表中所有元素在地球这个环境里面进行的，可是现在人类所知道的与生命有关的元素只有40种左右。只有把周期表上所有元素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的分布都弄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采取“迅速掌握全局，逐步缩小靶区”的战略，我们就能够在比较短时期之内知道全球的元素到底是怎么分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项目。提出这个项日以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们是支持的。蒋承菘副部长发话说：“不要再争论了，就这么定了。”需要8000多万人民币来做这个项目。
我认为可以先试点，就选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共130多万平方公里来试行。在各省样品库中收集原先实行全国扫面计划已经采集的样品。要分析四省区的近百万个样品，分析76种元素，花钱太多，花不起。我是把一幅1：50000的图作为单位格子（大概400平方公里），从里面采100个样品，组成一个样品组，这样四省区只取几千个样品就可以了。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完成。我邀请刘东生院士主持评审，并请三任地调局局长参加验收，因为这一项目得到了他们持续的支持，才得以实现。大家对成果给以高度评价。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最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我将以我的余生为它的发展打好基础。
从“三反”到“文革”，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养成了很倔强的、矢志不移的性格，就是为了这个事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往前走。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我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在有些人觉得没希望了的时候，我不管有希望没希望，都要走下去。我从来没有绝望过。怎么叫绝望？我不懂。我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我觉得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好泰然处之，无须悲哀。我平生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少为之掉眼泪。只是有时候看书却非常伤心地落泪，替古人担忧。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我也很欣赏朗费罗那首诗的最后一句：“Learn to labor and to wait." 学着边工作边等待。虽经无数坎坷，我的抱负和希望依旧。我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我的一生。
————
〖注一〗束星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王淦昌也非常佩服他。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老师称赞他将是第二个爱因斯坦。他个子高大，有一次跟美国学生打架，把人家打伤了，被美国驱逐出境。后来他到浙大湄潭分校教书。有一次不晓得为何与训导长杜乐道闹起来了，杜抡起很粗的拐杖打他，他一把把拐杖夺过来，折成两段扔在地上，给杜一拳，就把他的两个门牙打掉了。竺可桢校长大伤脑筋，跑到湄潭来处理这件事，让束星北向杜乐道道个歉。束星北对竺校长嬉皮笑脸，不肯道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个人教近代物理的讨论课。柬星北讲了一段，王淦昌就对他说：“你下去吧，你讲的全都不对，我来讲，我来讲。”王淦昌就上去讲。讲着讲着，束星北说：“你胡说八道，你下去，你下去。”在课堂上就这样自由讨论。研究生和高年级的许多学生都来听他们讲课，门外围满了人。束星北解放后在山东大学，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能发挥他的天才。
〖注二〗这个厂的总工程师是钱保功，一位很有名的工程界人物。我在那里干活，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技术员，和他差一大截。但解放后他和许多老科学家都被延误了，在1980年才和我们同时被选为院士。
【此文是在宗道一、袁红等记录整理的谢学锦的口述材料和谢学锦在电视台的《大家风范》节目中的谈话的基础上改写的。】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谢学锦就隐瞒了自己以往参加革命活动的历史，为的是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更不想当什么官什么长，只想埋头潜心从事科学研究，干自己的专业。可是，政治运动还是要降临到他头上。不难设想，如果不是接连不断的人为的“阶级斗争”的摧折，他应该有更大更多的成就。
〖附录一〗我的父亲谢家荣
在地质科学院的陈列室里，挂着一些对地质科学有重要贡献的人的照片，我父亲谢家荣的照片与我的照片恰好面对面。看到照片，我就感慨万端。我最难忘的是父亲一生的遭遇。他在地质科学上有出色的才能，有独到的思想，可惜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清贫的职员家庭，初中毕业后就没钱读书了。他偶然看到北京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招生的消息，就去报考并被录取。当时录取的都是高中生，只有他一个是初中生。由于成绩优秀，从研究所毕业后，就被保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
抗战前，他在北大教书，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晨起得比较晚。他教的矿床学都排在上午10点以后。他很用功，而且思路非常宽阔。他给我讲了很多对我有所启发的事情。
他是一个应用地质学家，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非常强烈。他不说自己是矿床学家，而最喜欢说自己是经济地质学家。他不是学院式地研究矿床，对矿产的价格和出口进口问题、加工问题，各式各样有关的问题都加以考虑。他说，我研究矿床，是要解决国家的建设问题的。要给国家找到矿，还要研究这个矿能不能开，还要研究开了以后是不是能够获利。解放初期讨论地质机构设置时，有人为了打击他的威望，讥讽他是江湖地质学家。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他不只是研究科学，而且要研究科学怎样为人类造福。他的兴趣就在于具体找矿。这带来了他的一大遗憾，没有写一本大书。早在1930年他就写了《石油》一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石油地质学专著。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部有创意的《中国地质学》。地矿部副部长宋应，在北大地质系学习时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劝我父亲赶紧写一本《中国矿床学》。我父亲终于动手写了，不幸，刚写了第一部分，他的生命就被“文化大革命”吞噬了。
在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里，我讲了关于我父亲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个地质科学院的人从后面追上来，说：“我觉得你比你父亲差远了。”我说：“怎么了?”他讲在雷州半岛的时候，我父亲坐着汽车在那奔驰，跑着跑着，他觉得有问题了，叫车停下来。他就去看地质，看完了再上车，继续前进。在外面跑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铝土矿。他说：“那次我跟你父亲一块去的，跟他一块坐在车上，几天里他就找到一个铝土矿。你行吗?”我说：“我不行。我父亲用肉眼找矿，我要用仪器分析来找。”我父亲野外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别人认不出的东西他认得出来。但是他不劝我去干这个事。最早成立化探研究室的时候，我就对父亲说：“我是学化学的，地球化学有许多是野外的问题。我不认识矿物，也不认识岩石，没受过这种训练，不懂地质。我干这个事情心里头没底。”他说：“不要紧。这是两种科学的融合。你尽管发挥你的所长，对地质你只需要纸上谈兵。”这句话非常厉害。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杂家，只汲取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中对我有用的东西，但对发展这个只有60年历史的年青的应用地球化学学科，一是要不断有新思路，二是要从根做起。根是什么？就是要制作周期表内所有元素以各种存在形式在地球上不同尺度分布的图件。因为各种地球学科（地理学，地质学，土壤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参数在地球上不同尺度空间分布的图件。地球化学创始人V.M.Goldsmidt忽略了这一点，或者当时做不到这这一点，这个缺陷需要后人弥补。制作多元素不同尺度的空间分析图件，需要有运筹帷幄、调动千军万马、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我能成为一个地球化学的战略家，他的开导非常有用。其他人，我想谁也不敢说出这句“你只要纸上谈兵就行”。
我父亲还是台湾油田的积极开拓者。1945年底，我父亲到台湾进行了3个星期的石油和天然气地质考察。1946年著文《台湾之石油及天然气》，指出，台湾虽有储油构造35个之多，但油气产量却历来不多，其原因在于第三纪时台湾的造山运动过于剧烈，褶皱断裂都十分发育。因此，台湾油气的远景区应当是距山地较远、构造作用较弱的平原地区。台湾省近几十年的油气勘探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1947年父亲到淮南，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可以从一个很微小的地方看出了大问题。他看了地质图就发现八公山麓有一条奥陶纪的石灰岩，与舜耕山成弧形构造，由此推想山王集东南的平原地下有煤层埋藏的可能性。到山王集一看，又在奥陶纪石灰岩之上发现了一条含纺锤虫化石的石炭二叠纪的石灰岩，隐约出露在地面上，倾覆于平原之下，由此判定在石灰岩东北的平原地下必有煤层。后来一打钻，才打了几十米，就见到了煤。巨大的淮南煤矿就是这样发现的。
南京解放的当天上午，军管会的孙冶方（薛禹谷的叔叔），接到邓小平和万里的指示，下午就来拜访我的父亲。因为他们在苏北的时候已经知道淮南煤矿是我父亲发现的，所以急于见我父亲。南京军管会对我父亲特别好。后来又让我父亲随军去了上海。他与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人陈毅、饶漱石天天在一起，谈得很融洽。他们对他的工作给予很多支持，马上就给他领导的矿产测勘处拨了充足的经费，让他们展开工作。他还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候，他以为从此可以大有作为了。
1950年初，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到英国去了的李四光回来了，受到中央重视。他提出把所有的地质机构合在一起，实行一元化领导。我父亲则主张地质研究机构和找矿机构分开。后来事实证明，还是分开为好。现在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与国土资源部就是分设的。但是，当时中央采纳了李四光的主张。于是成立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勳任第一副主任委员，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二主任委员。
父亲是小孩子脾气。他对尹赞勳位置在他之前很不满意，但就任以后也很高兴，因为他不单是副主任委员，还兼计划处处长。那时中国正在搞五年计划，需要有几个大的矿山支持这个五年计划，否则炼钢没有铁，计划是空的，需要赶快解决资源的问题。李四光虽然是主任委员，但不常来，不管事。第一副主任是搞古生物的，不懂找矿，也不来。结果，计划指导委员会就由我父亲指挥了。他经验丰富，看得很准。他在那里调兵遣将，派程裕祺去大冶（程是我父亲的学生，后来是地矿部的副部长）；派李春昱去鞍山（李也是他的学生）：派宋叔和去白银厂；派郭文魁去铜官山。这些工作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资源上的保障。
1952年成立地质部以后，请他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没过多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地矿司的总工程师。从此，他就不得志了。
现在许多地质学家天天都在谈“理论找矿”，认为我父亲是“理论找矿”的鼻祖。我反对他们的“理论找矿”，他们就说我反对我父亲。实际上我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光靠理论找矿的人，他是理论加上经验，再加上实践找矿。那些搞“理论找矿”的人总想自己提出一套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去找矿，然后再牵强附会地说哪儿找到了矿与他的理论有关。我父亲从来都不这么说。第一，他并没有说他创造找矿的新理论。他只是把过去所有的成矿理论总结起来，哪个在什么地方能够用，他就拿来用。很多时候他是凭经验找矿。他也提出过理论。比如他提出按照某种物质的来源和成矿时的环境，即“就位场所”（Emplacement），对矿床进行分类。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但从来不说“我就是靠这个理论找到矿的”，从来不这么牵强附会。他在每一个地区都是因地制宜，根据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定。也许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给他点启发，或者什么样的经验可以给他点启发。这是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因此，我认为，地质理论不过是一些猜想和推论。最关键的是要有新思路。有了新思路，就会产生新技术；有了新技术也就会有新思路。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有了新技术和新思路，就可以大规模地做实际工作，就能取得大量的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新的现象，新的事实，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可是有些人总想先搞出自己的理论，一天到晚就在那儿冥思苦想，或者是把外国的理论拿来改头换面就算是他的新理论了。理论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尤其是地质的理论，必须有大量的事实根据才行。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启发。有人却说我反对我父亲。也有人对我说，如果你父亲还在的话，他会头一个支持你。我想，的确是这样。他生前就一直强调我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我做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欣赏。当然我对他做的工作也非常欣赏。所以我母亲在旁边就说：“你们父子俩互相吹捧”。
另外，我在电视的《大家风范》节目里头提到一个例子。我到野外地质队去，他们都对我说，你父亲跟别人不一样。有些老先生来了以后，听完汇报总会说这个地层恐怕定得不一定很对；或者问你这里还找到什么化石没有?或者说你还应该采些什么标本，去磨一个片子看一看。就谈这些问题，而不谈在这个地方到哪儿去找矿，刻意回避。为什么回避呢?因为他说了以后，万一人家在那儿一打钻没找到矿，面子下不来啊。所以谁都不说。但是我父亲总是开门见山。他听了一天汇报以后，再到野外观察，然后就敢说，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哪里有希望，哪里应当打钻。按照他的意见去工作，往往就找到矿了。这种事很多。只有他敢说，许多人都不敢说。
最早在胜利油田打钻的时候，打一钻见油，在很近的地方再打一钻就不见油。大家都觉得扑朔迷离，不知道怎么回事。父亲就作了一个报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有一种油田称为shoestring type，鞋带状油田，其实应称为鸡爪型油田（地下的油层不是成片的，而是沿古河道分布的）。黄河入海的时候，这个三角洲上有许多条古河道，油就在这些河道里生成。因此，在这儿打一钻见油，在那儿打一钻就不见油。他在那篇文章里进一步说，这个油田只是巨人的头发，巨人卧在渤海里。——这个思想非常敏锐。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得赶紧把这篇文章上报，否则将来渤海如果发现了油田，他们就不认我这个账了。”这篇文章只油印了40份。到现在一份也找不到了。我一直想找这篇文章，但找不到。后来果然在渤海里头找到了很大的油田。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第一个说出这里面有油田的，是我父亲。
我觉得我跟父亲性格上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父亲心胸没有我宽阔。他的心胸比较窄。另外，他对人也不如我。我对人非常宽容。我能容纳所有人，什么样的人我都能容纳。别人在背后说我用了一些很古怪的人。但我只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脾气非常古怪的我都能容忍。父亲做不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说起话来很厉害、很刻薄。我从来不这样。我对下面的人比较宽厚。在这些人生问题上，我跟我父亲没怎么交谈过，我只是跟他谈学术。
我母亲吴镜侬是多才多艺的。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的时候，画画得很好，音乐也好，弹琴也好。那时候不是弹钢琴，是弹风琴。后来她就做刺绣针织。做菜也做得很好。她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但是结婚以后，她就甘愿做一个housewife，做一个家庭主妇了。她一心服侍丈夫，教养孩子。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人，但是她都放弃了。我们亲戚都觉得她很可惜。
我父亲就在那儿做学问，其他什么也不管。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母亲做的，他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买的。他不很讲究，穿衣服也比较邋遢。我母亲下了点工夫，把他的形象稍微改善了点。我母亲是非常讲究的，穿衣服非常重视修饰。她喜欢首饰，经常买这个那个，买了许多很贵重的首饰。但她又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人家要推她竞选国大代表，她还动了心。我们拼命地反对，结果她没有去竞选。解放以后，她拼命地要进步。参加居委会，是个活动分子。居委会有一阵子提倡奉献，她就把她的首饰全都捐掉了。我记得她有一颗非常大的翡翠戒指，她开玩笑叫“大王八盖子”，非常大。也捐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就说她还私藏着珍宝，要搜查。因为她捐过，人家就认为不可能全捐，捐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剩下的可能还藏在家里，就要抄家。你看，她拼命地要进步，结果倒霉不倒霉?安安分分地在家里呆着，没这事。她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这个人有这么两面。一方面，很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又想出头露面。我们的亲戚都很佩服她，认为她是整个家族里最能干的，把我父亲服侍得特别好。
〖附录二〗我的童年与少年
我们家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住在丰盛胡同。那时候，家境很好，房子很大。在吃饭的房间里头，有一张很大的乒乓球台，可以打乒乓球。院子里有一棵马樱花树，开那种粉红色花的。我小时候常常用它的花同我的弟弟妹妹玩游戏。
我在师大附小念的小学。在和平门外，师大附中旁边。小时候我非常内向，很羞涩的。学校里的活动都没有我的份，总是庸庸碌碌的样子。我整天看小说。起初看剑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等，后来看《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我上课的时候心不专，听老师讲课的时候老要走神。所以我的考试成绩不好。我们班50多个人，我老考第25名。母亲为这很着急，父亲却说乱看书也有好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不反对我看小说。正是《三国演义》熏陶我有了一种战略思想。
小学毕业时北京最好的中学是师大附中，但是我没有考取。考第四中学。只考了一堂国文，我就因为中暑被送回家了，也就没有考上。后来我考上了辅仁中学，现在的北京十三中，在李广桥那里。考上辅仁中学以后，我一年级的老师就是启功。他的国文课教得非常好，用的是傅东华编的读本。所以我对国文非常感兴趣。那时候辅仁中学图书馆的书不少，我除了听他讲课以外，还大量地看课外读物。现在大部分都记不得了，只是老记得苏曼殊。我2001年写的那篇《我与辅仁中学》，十三中用大喇叭连续广播了好几天。里面有这样几句：“辅仁中学有一座图书馆，我在那儿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从中获得乐趣，而且获得思维逻辑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人类社会的各种悲欢离合，善与恶、美与丑、伟大与渺小，从而熏陶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情操”
这种熏陶是无形的，复杂的，效应是累积的：很难说清楚。年代久远，我已很难说出当时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对我的为人处世发生过什么影响。也许诗是例外，因为诗的语言最精炼，容易记忆，往往一两句就可概括许多东西。当年读过的苏曼殊的—首诗，终生在我脑中荡漾：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江南第几桥?
（注：尺八是一种日本乐器，类似箫。）
苏曼殊虽然芒鞋破钵，备受冷落，但胸中浩然之气，尽管不著一字，已跃然纸上。
我在辅仁中学时期读过王维的《老将行》。它描述少年得意：“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中年坎坷：“昔日飞箭无全目，而今垂杨生左肘……”，以及晚年重显辉煌：“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当时并不在意。后来遭遇坎坷，又想起来这首诗，体会就比较深刻了。文学作品的长期熏陶，使人能够做到在顺境中不自骄，逆境中不自馁，达到“荣辱不惊”的境界。我虽经无数坎坷，并未消极失望，棱角未被磨平。待重新出马之时，锋芒依旧。我感到一个人少年时代在正式功课之外读些历史与文学书籍，对于养成阔大的胸襟、活跃的思路，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将会发挥很大作用。这是纵观我一生的体会。
我看了许多文学作品。小学的时候我看的都是剑侠小说或者古典小说。到了中学以后，受启功的启发看了大量的现代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我都看过。茅盾、巴金、冰心这些人的书也都看。另外，受启功的启发也去看古文，比如《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都看过。还读了许多古诗。我的作文在全班老是最好的，启功总给我打九十几分。有一个教历史的老师叫陈均，他的课讲得好极了。这样我又对历史很感兴趣，去图书馆看了大量的历史书，包括威尔逊的《世界通史》，吕思勉的《世界史纲》。
那时候，我结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是施宗恕，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是班长。他岁数比我大得多，我是班里面年纪最小的。我数学成绩不好，他陪着我逼着我天天早起温习几何。我的数学就慢慢地好起来了。我后来思想倾向进步，也是受他的影响。（他退休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另外一个是厉善麟，我们感情非常好。他后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解放以后他还开过饭馆，做非常有名的“厉家菜”。他的祖先是清朝的内务大臣，世代官宦，他父亲在北洋时代也做过大官，他们家吃的菜传下来，就叫“厉家菜”。一天只卖一桌，得提前预订，做什么菜你也不能点，他给你做什么你就吃什么。我和他们现在还常常交往。
标签: 地球化学家
相关文章:
- » 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谢学锦院士的自述
阅读全文(105) / 评论 / 扔小纸条 / 给谢学锦留言 / 文件夹: 红岩儿女
收藏: QQ书签 del.icio.us / 订阅: Google 抓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