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初探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2002年年会论文·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研究初论

张 宛 丽

内容提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重大变化，并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白领阶层”即是如此。一个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中间阶层”地位分层群体的雏形已经出现，且内部已显出上、中、下三层的分化形态。“中间阶层”的行为边界目前还不很清晰，阶层认知尚处于萌芽状态。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资源重新聚敛及其社会分化过程，有可能撕裂“中间阶层”，或使之重蹈20、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但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机会结构的平等化效应，这一地位群体必将顺势而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支定型力量。

自20世纪40年代起，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均先后出现了以管理人员和公职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亦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级”、“新中间层”，约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已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在日本，到1975年，“新中间层”已占到劳动人口的34%。在美国，城市中间阶层占全国自立人口的比重，在1950年占16.9%，到1970年占18.2%。英国中间阶层1951年占15.3%，到1971年占19.1%。联邦德国1950年占16%，到1970年占16.1%。法国1954年占18%，到1972年占18.7%（倪力亚，1989：161）。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如企业

制度改革、干部及人事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向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其结果，社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社会分工的职业专业化程度开始增强，一大批新型的现代性职业开始出现，如“办公室白领”、“私人律师”、“注册会计师”、“柜台收银员”等；随即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白领阶层”即是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报告并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①。他们究竟是谁？“白领”的泛称是否具有一般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含义？这一阶层的构成特征如何？其社会功能怎样？这些都是急需我们社会学研究予以回答的重大问题。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研究概览

就目前收集到的研究文献看，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间阶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二是其来源、构成、行为特征及其发展前景等状况如何？

㈠是否出现了新中间阶层？

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陆学艺研究员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认为,一个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已现雏形，但边界尚不很清晰（张宛丽，2002a：249-254；陆学艺主编，2002）。课题组成员张宛丽基于所作的一些相关调查及对有关文献、统计资料的分析，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特征及问题作了初步描述及分析，并给出了一个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的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理论界定（祥见下述第二部分，另参见张宛丽，2002a：25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分层研究”，发现现阶段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出现了中等收入层及新老中间阶层的交替（郑杭生，2002）。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相关研究中，也提出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中间阶层新老更替；传统中间阶层解体表现为代际更替的形式，即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99）。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仇立平副教授在对上海现阶段社会分层结构所作的一项经验研究中，也发现以职业评价为基础可明显划分出5个阶层，而其中已有了中上阶层（以办事员或职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中间阶层（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及中下阶层（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之分（仇立平，2001）。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教授吕大乐基于其在上海的访谈资料，也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一定社会认可的新中产阶级（吕大乐，2001）。

㈡中间阶层的规模、来源、构成、行为特征及其发展前景如何？

对现阶段中国大陆中间阶层的规模、来源及构成等的研究，尚处于零碎的、一般性理论描述及分析阶段。对其规模，目前尚无较系统、较规范的统计，且统计口径及指标混乱，处于仅凭借官方及媒体传达的相关数据作模糊性估量的状态。大致有3种说法：⑴约占就业人口的13-15%（张宛丽，2002a：254-256；陆学艺主编，2002：7）；⑵约占总人口的20-25%（肖文涛，2001）；⑶中产阶级消费群已有一亿人口，在未来五年内将达两亿人口（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01）；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预测，在未来10年内，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龙永图，2001）。对其来源及构成，张宛丽基于不同经济关系与新旧中间阶层两个维度，从结构成分上作了4类划分（祥见下述第二部分，另参见张宛丽，2002a：252）。肖文涛、周晓虹等人所作的构成分析，与此相近（肖文涛，2001；周晓虹，2002）。仇立平对上海的社会分层研究认为，中间阶层包括办事员或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从业人员等为主的职业群体（仇立平，2001）。

㈢中间阶层的特征怎样？

在结构特征上，张宛丽提出了“多重社会分割”观，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域及城市社区分割、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割、不同社会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分割（张宛丽，2002a：261-264）。从群体特征上，李强提出了“代际更替”观，认为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出现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地位的“代际更替”（李强，2001：99）。于行为方式上，周晓虹提出了“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观，即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后卫倾向，和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品味、格调，接受“分期付款”、“贷款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的消费前卫倾向（周晓虹，2002）。就其地位优势的获得机制而言，张宛丽认为，中间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知识资源有关（张宛丽，2002a：255）。戴维·古德曼在山西作的相关研究则发现，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企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

一（Goodman, David S. G.，转自周晓虹，2002）。

二、对新中间阶层的研究界定

中间阶层的概念源自于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且一直是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有新旧之

分及意义之别。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少量资本自主经营的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等，马克思及其社会阶级理论将其称为“中间阶级小群体”（Marx，1982：24；转自马尔科姆·沃斯特，2000/1998：348）,亦被后学称为“传统小资产阶级”，或“旧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曰“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的“靠工资谋生”、以所占有较多的知识资源为资本提供劳动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社会阶级论中被称为“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而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中则被称为“中产阶层”、“新中间层”。

就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或曰社会意义而言，不同的理论流派各有不同的认识。基于马

克思“阶级斗争”的冲突论者均坚持认为，中产阶级是游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不稳定的、不断向上下两极分化的阶级，且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持统治阶级确立的社会秩序的一个从属阶级。而基于“阶级竞争”的功能论者的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促进社会发展、对社会结构具有稳定功能的社会主体力量。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对这一“新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中以占有较多知识资源为特征的中间阶层及其社会功能，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其间，较典型的有以财富占有观为基础的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①及以职业评价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曰“后工业社会”中的“靠工资谋生”、为资本提供劳动的各种、各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也包括那些小商贩、小业主、小手工业者等，在西马社会阶级论中被称为“新小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西马学者较普遍认为新中间阶级的阶级特征大致有4点：①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者等的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②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外，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③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地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或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④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习惯、文化教养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

㈠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新中间阶级”观

在如何认识“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社会作用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步形成了相关的“新小资产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专业—管理阶级论”和“阶级两极分化论”等五大阶级理论流派。其间，以希腊的尼科斯·普兰查斯（Poulantzas,N.）为主要代表的“新小资产阶级论”、以意大利的古格利尔莫·卡切迪（Carchedi,G.）为主要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理论和美国的埃立克·赖特（Wright,E.）提出的“矛盾的阶级地位论”等影响最为广泛①。他们都紧紧抓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劳动方式等的新变化，重新阐释马克思有关的重要的理论范畴，界定并认识新中间阶级的行为特征与社会功能。如就“生产资料”而言，把所有权具体规定为实际的经济所有权；“占有（possess）”意味着有能力将生产资料投入运用，即有能力控制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意义在于“生产在阶级的确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首要的作用”②。“新中间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作为一个“总体”，“集体”完成资本职能；同时又完成总体工人职能③。将“剥削”这一概念，涵括各种与生产资料的运作方式相类似的资源，用于解释那些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成员的社会定位；依此，有两种资源非常重要：一是“组织资产”（organitional assets）——占用和调配声誉的能力，既经由科层等级自上而下分配，也在非经济性组织尤其是各种国家组织中得到分配。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里，组织资产的分配取代了财产的位置，成为剩余分配的首要基础。二是“资格认定性技能”（credentialized skills）——对劳动者所具有的技术能力的资格认定，以资格证书的形式所呈现。资格认定性技能的分配能够比组织资产的分配均衡的多；并且，它们提供了某些稀缺劳动形式，从而有可能促成对剩余的占用④。

㈡以职业评价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中产阶层观

“中产阶层”、“新中间层”一般为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概念。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中产阶层观，在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的基础上，聚焦于“白领人员”(White-Collar Workers)的概念界定及其社会意义。较早系统研究白领及其社会意义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G.），将美国社会中的“白领”界定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他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⑤。对此，亦各有其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⑥：

    一是以不同的劳动方式所做的界定，即“白领”是脑力劳动者，“蓝领”则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展，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以脑力劳动作为“白领人员”的基本含义已名不副实。因而，一些研究者改称“白领”为“非体力劳动者”。二是从社会职能角度所做的界定，如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弗里茨·克龙奈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白领人员”在社会分工中承担有4项职能：①行政、事务；②设计、计算、研究、分析等技术工作；③监督、管理、控制；④经营商业、买卖。这四项职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经是由雇主担负的。三是引入“纯粹物理条件”视角的界定。瑞士社会学家罗杰·吉罗德根据所谓的“纯粹物理条件”提出，“白领”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从工作环境看，“白领人员”从事的是“科室工作”，而不是在车间同机械打交道；二是从工作对象看，“白领”多是与文件、文字、符号以及与人打交道，而“蓝领”的工作对象是“物”。

㈢主观评价的中间阶层观

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在社会分层理论中被称为主观分层，其依据的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主观分层的一大弱点是，不能排除评价者自身的主观态度、立场的影响；其优点是，可以据此获得社会成员对社会地位一致性程度的认识及其阶层归属指向的认识。在对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上，主观分层的视角更具有重要意义，即在社会认同上的“中产阶层化”，使得那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得以“中间阶层”的社会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作为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基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缓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负面社会结果，争取各阶层平等获益，寻得社会政策调整的空间。如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即在1.2亿人口中“1亿总中流”（其时，客观分层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新中间层”占劳动人口的34%。①），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②。

㈣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界定

应该怎样界定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笔者依据近几年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社会分层结构的经验研究和思考，借鉴西方有关理论，于2001年10月提出了一个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界定③：

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

依此定义，衡量是否为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应为以下几项：

⒈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拥有较高的学历或市场稀缺的专业技术资格，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及较好的社会地位评价。

⒉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如工程设计师、技术工人。

⒊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如下属人员及其办公设备、工具、方式等，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如办公室文秘、工程师。

⒋收入及财富水平：主要指工资、薪金等所从事的合法职业的合法报酬和经合法手续获得的私人财富——包括以合法方式拥有的收入、报酬，如股票、利息、私人馈赠、遗产等，其收入及财富水平在社会中等水平者。现阶段，以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①，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俩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

⒌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如持有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各种专业资格考级证书、各种/级专业技术职称者等。

⒍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要，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如购私产房、私人汽车、定期旅游休假和相应的文化、社交消费等。

⒎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包括道德自律——遵纪守法，举止文明，回报社会等的行为。如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等。

一般而言，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应以能稳定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公正、有序、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为定位。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国情而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体现为：

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守交易规则，以促进“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的形成。

⒉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如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精神；平和、开放的心态；在公共生活领域讲文明、讲秩序；积极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辅助弱势人群；尊重个性选择；以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并适时回报社会，等等。

⒊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规模及行为特征

㈠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及规模

论及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构成来源，我认为首先要从那些对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制约性的社会结构因素入手分析。依此，可从两个维度透视其间的结构成分：一是现阶段所存在的不同所有制及其经济关系，它决定了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构成的异质性特征——这一“异质性”，既有如赖特所认为的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级/阶层（C. 莱特·米尔斯,1987/1951）的一般性，又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结构下多重分割的特殊性。二是新、旧中间阶层的缠绕关系——不仅有新、旧之别，也不仅是新、旧间有一定的承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新、旧中间阶层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孰强孰弱的“地位替代关系”。

⒈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

在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其来源构成主要有4类：

⑴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

他们以较少的资本自雇、经营，规模较小、利润较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个体户3160.1万户，从业人员有6240.9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40），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6万）的0.34% 。

⑵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营企业职工这三部分人，他们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均占有明显优势，被认为是当时的“中间阶层”（李强，2000：83-84）。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多种经济成份的引入及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除了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外，一无所有，其地位优势急剧下降。原干部、知识分子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位置的过程中，则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⑶     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

这一群体与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的私营业主没有历史关系，而完全是依仗着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资源与流动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机制作用下，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闯天下”而独自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从本质上讲，私营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占有生产资料及剩余劳动，不属于“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的中间阶层。然而，考虑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资源构成及分配的复杂性、多元性，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除大私营企业主外，该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均会处于中间状态，因而可视其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特征是独自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拥有较充裕的经济资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私营企业共有150.9万户，从业人员有2021.5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39），约占全部就业人员的0.28% 。

⑷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社会运作中，一些新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职业应运而生，随即出现了两大职业群体：一是现代企业家群体。他们或是掌握高新技术者，或是留学海外的学成回国的创业者，或是由原体制下的掌握一定的权力资源者（如国有企、事业负责人、业务员、办事员等）。他们以独具的技术、资金优势和“外引内联”的权力、关系优势，创办起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较高的社会回报；其特征是拥有现代企业管理或专业技能，对所管辖的人、财、物据有一定的支配权。二是应聘于外商独资、合资企业中的“白领”员工，其工作、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员工。这两类职业群体，可视为典型的现代“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1984/1973）中新型的中间阶层的代表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1999年底，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共计6.23万户。其中，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达30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投资单位有306万人（国家统计局，2000：115、407）；两项合计，就业于外资企业的人员约占全部就业人员（70586万人）的0.86% 。

而从来源看，除上述外，还有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钻政策调整空子起家，靠炒卖“批文”、权钱交换、投机钻营、搞地下“黑产业”（如性交易、毒品交易）等而致富的暴发户。

⒉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

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笔者以前述给出的中间阶层界定为基本标准，依据有关统计及经验资料，以其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对象，估算其现有规模，认为他们约占现就业人口的13-15%①。

目前社会上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的判断存在着估量过热、过高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⑴判断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及统计口径较模糊、混乱而致估计过高或偏误。如简单地以“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为视角，超越现阶段中国社会国情，将已非中间阶层者盲目计入中间阶层群体。又如中间阶层的统计对象，应以职业人口为基准，而有些估计则仅以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笼尔统之，却又未能明确其消费单位（是家庭？倘或个人？），以至经不起追究。⑵媒体的炒做，将尚为雏形、仅在几个大城市及某一社会领域中出现的中间阶层的相关现象扩展为一种社会“普遍印象”，给人以错觉，误导舆论枉言“中国已进入中产阶级社会”。⑶尚无较系统、较规范的统计标准，且统计口径及指标混乱，处于仅凭借官方及媒体传达的相关数据作模糊性估量的状态，因此差异较大。如有：①约占总人口的20-25%②；②中产阶级消费群已有一亿人口，在未来五年内将达两亿人口③；③在未来10年内，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④。等等。

㈢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⑤，这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新中产阶级结构特征的一个较普遍的认识；同此，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基本结构亦呈现出这种具有相同职业特性的不同职业群体集合的非“紧凑单纯的阶层”特征。在此基础上，受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所规定，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又具有两个独特的结构特征：一是多重分割的特征。在这里，多重分割特指在中国社会现阶段，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制度性质不同的多重社会（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等等）结构要素，同时并存并作用于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而出现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二是建构性特征。这是一种历史的承继与现实的建构、正式制度因素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先赋因素与后致因素等共同作用的互动结果⑥。

⒈在社区资源分配格局中，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域社区⑦所分割。

就现代化社会结构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中间阶层崛起于现代大工业及对第三产业有较高需求、较集中的城市社区；其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拓展，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布局重心外移及城市社区功能辐射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间阶层的职业活动与社区生活半径也逐步外移，开始扩展到乡村，侵润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域社区。就此发展规律而言，从理论上讲，我国中间阶层也将循此社区路径而发展。所不同的是，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受到“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制约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⑴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单位化”城市社区功能形态；⑵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这就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中具现代意义的中间阶层的产生，缺失了“城市化”的生长环境及功能释放空间；以至影响到现阶段，中间阶层中即使为同一个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程度与区域间差距，而在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难产”。

不仅如此，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偏差、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偏差。同国际上的“标准结构”和“大国结构”相比，改革初期中国的结构偏差包括：同等收入水平下的高工业化、低服务业；产业结构中的高工业化与就业结构中的低工业化；高工业化和低城市化（白南生、何宇鹏，2002）。这就使得我国社会结构中具现代意义的中间阶层的产生，缺失了“城市化”的生长环境及功能释放空间；以至影响到现阶段，中间阶层中即使为同一个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程度与区域间差距，而在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难产”。虽然有研究表明，近20年来这种结构偏差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有所调整（白南生、何宇鹏，2002）；然而，就中间阶层的“建构性”特征而言，并非完全是按线性逻辑而发展的。

⒉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上，现阶段中间阶层被不同经济所有制关系所分割。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四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一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关系，及其国有经济类型或国有单位。二是集体所有制，及其集体经济类型或集体单位。三是私人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经济类型单位，如私营企业、个体户。四是“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其他登记注册类型单位”①。中间阶层的各职业群体均被分割于这四种经济关系中，这使得他们各自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期间，有两种经济类型在资源占有上最具优势，即一是国有经济类型单位，以原计划体制下资源“再分配”的权力优势，在资源占有及为就业于其下的社会成员提供较优厚的地位机会方面（如回报率较高、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职业劳动保障，个人及相应的家庭生活等的福利保障，一定的专业、技能再培训机会，等等）占尽先机②。二是新兴的私营经济类型（如私营企业），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③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资本利润，并以此为资本与前者据有的权力资源相交换，从而获得相应的市场机会与地位回报。相应地，就业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专业技术人员，这三类群体的综合地位评价较其他社会群体要高。而对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评价，则仅对其“收入较高”给与经济地位上的单方面较高评价；而实际上，即使这一评价，也因“无商不奸”的传统的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社会认同而大打折扣。

    在90年代深化体制改革阶段，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推进，原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单位的权力“再分配”的资源优势逐步削弱，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机制开始作用于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机会结构。如在就业机会上，学历高、有专业技术资历和特长、且年龄偏低者，其选择回报率高的职业的机会就多、就大，成功率也较高。如此，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官僚、办公室“白领”、训练有素的工人、办事员等的就业机会，明显好于被精简下来的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老职工”。

⒊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现阶段中间阶层受社会结构多重分割的影响，呈现出三种不同社会属性。

⑴传统性的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典型者为个体户、小业主。⑵现代性的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及其社会形象，典型者为公务员、办事员；其间，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及经理，他们更以注重实际的“实惠”标准，度量个人努力的社会价值。⑶“后现代”观念——强调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典型者为受雇于外企的“白领”、自由职业者等。如此价值观及行为状态，自然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结构特性有关。问题在于如何整合及以什么样的社会性质的价值观为标准进行整合。由此将遇到的挑战是中间阶层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职业及社会交往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关系。如果中间阶层各群体间不能在行为选择上尽快渡过冲撞、互动的“认同瓶颈”，那么，将很难形成中间阶层独立的社会结构品性，从而丧失引导、定型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社会功能。

㈣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行为特征

在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研究中，对其行为特征，较一致的认识有如下几点：⑴在保持现有社会地位上感到竞争所致的紧张、压力，普遍存在着 “地位焦虑”现象；⑵其在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中秉持稳健、保守的立场；⑶在社会消费领域及其生活方式上具有独自的品味，体现出一定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⑷关注并积极参与、推进现代社会公益事务；⑸强调尊重个人隐私，在社会生活中已形成一套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我国学者李强从群体特征上，提出了“代际更替”观，认为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出现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地位的“代际更替”①。于行为方式上，周晓虹提出了“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观，即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后卫倾向，和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品味、格调，接受“分期付款”、“贷款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的消费前卫倾向②。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消费及私生活领域有较明显的群体行为表现，并已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示范作用，但于社会政治生活及公共领域尚未见出阶层群体之作为。其行为特征主要为：⑴在社会消费及生活方式上，讲究独特品味，惟西方文化格调马首是瞻；⑵开始形成特有的私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及交往准则，以不同程度的个性化行为抗衡传统价值评价，张扬个性；⑶关注自我的社会形象，追求社会成就，并具有一定的“精英化”、“贵族化”心态；⑷心身紧张，精神压力大，存在较强的“地位焦虑”；⑸关心并一定程度地投身社会公益事物；⑹对社会政治生活淡漠，热心社会经济改革，行

为上既求稳、务实，又积极进取。

四、值得注意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㈠处于“社会断裂”背景下的中间阶层，能否发育为具有现代社会结构功能意义的社会分层群体

如前所述，中间阶层的社会诉求被认为具有推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结构功能意义。在我们的初步访谈及他人的有关调查资料中，公众也对现阶段中间阶层抱有不同程度的如此社会期待（张宛丽，2002：249-251；殷一平，1999；仇立平，2001；吕大乐，2001：520-521）。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中间阶层中的三个层级群体，近年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动的苗头，这于培育、发展并定型中间阶层是十分不利的。

出现这种流动苗头可能与90年代以来社会资源的重新聚敛有关。一种认识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孙立平，2002：2）。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从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有关：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等，使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其结果是国家的自主性降低，强势精英群体——由原“体制内”、“体制外”精英演变而来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特别是期间形成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的形成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弱势群体及绝对贫困现象在增加，出现了不断被强势群体排挤到社会边缘的社会分化而致的底层社会——“断裂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 断裂是全方位的”（孙立平，2002：12-13）。如果这一判断得以进一步证实，那么，中间阶层的社会定位将面临被这一“社会断裂”撕裂的厄运。换言之，现阶段已现雏形的中间阶层，是否能够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阶层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这仍是一个悬念。

㈡代际更替与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崛起与代际更替的交错，致使中间阶层的构成年轻化。据有关研究，当代中国市场转型前的社会，代际结构的特点是年长者占据高层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则从事较低职位的工作（Davis，Deborarh S.，2000）。市场转型后的代际更替，从本质上反映了具有竞争优势的年轻一代，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在上升。伴随现代化过程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的，必然是传统中间阶级的解体。当前中国的中间阶层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即崛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李强，2001：99），完成了传统中间阶层解体的代际地位更替。

代际更替与中间阶层崛起间的这种地位更替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间阶层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的社会文化内涵及社会文化整合。在急速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中，社会文化传承在以“后喻文化”（M. 米德，1987）为主导范式的情景中，后辈以其观念革命“反客为主”，充当教化前辈的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起，同样也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后喻文化”现象。在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的传播，乃至各种新器物、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周晓虹，2000）。受这种社会文化传承所制约，代际冲突势所难免，而年轻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亦势必以“后喻文化”的观念革命为价值诉求，由此，中间阶层将会遇到如何跨越代际冲突的鸿沟、开放而不是封闭其观念及行为边界的社会文化整合问题。

㈢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阶层认同

如前所述，在对中间阶层的有关研究中有“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内部差异的异质性的阶级”的一种认识（即阶层）（C. 莱特·米尔斯,1987/1951）。而来自一项对台湾、香港、新加坡三个华人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结果则认为，在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社会里，中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内部区隔和差异性，但另一方面又具备相当程度的阶级可辨识性（萧新煌、张景旭，1994：251-289；Hsiao and So，1999：3-49）。另据对中国“上海白领”的一项调查，也发现现阶段中国大陆多数受访者在言谈之间，对“白领”的称呼和身份，仍流露出一份保留、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由此他认为：“白领”阶层尚属新兴的阶级，它的性质和位置还未完全得到政治确认（吕大乐，2001：522）。如前述，我们的相关调查结果亦如此项调查，稍有不同的是，受访者对“中产阶级”的称谓比“白领”陌生些，并认为其比“白领”的含义要更大些（张宛丽，2002：249-251）。

一般而言，关注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与以下三个命题有关：一是中间阶层的地位焦虑和地位不一致命题。主要指涉的是下层中间阶层（亦称“低阶中间阶层”）的“政治保守性格”与其社会功能角色间的关系。二是中间阶层与新社会运动的命题。即认为他们所关心的政治，不是为了代表个别“阶级”的自身利益，而是较大、较宽广的社会问题——如新社会运动所述求的对象：生态环境、人权、和平、女性运动等，并由此“建构出‘新中间阶级’的‘新政治’”。三是中间阶层与民主化的命题。主要关注“‘新中间阶级’在民主理念上的带动和对民主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转自萧新煌、尹宝珊，2000：462-463）。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及实践，是否会形成如此三个命题所表述的阶层认知及其社会功能？尚或形成其他的阶层认知及其独特的社会述求？这些均是值得关注、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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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