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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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

──与李伯谦先生商讨

邹衡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考古与文物1999年5期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210115

　　李伯谦先生对于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的观点是赞同的，对于夏文化的上限则提出过比较新颖的见解，认为“二里头类型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夏代初期文化应包括在王湾三期之内”。具体地说，“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由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可能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1)
　　李先生的根据主要是：
　　羿为少辏氏族的人，其居地或在少辏故地今山东曲阜左近，羿的固有文化亦应即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夷人文化。“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随着夷人入主华夏，夷人的传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必然大量涌入中原，并与传统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又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035±115～前2405±170年，其晚期基本上与夏代初期相当；王湾三期的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2005±120～前2450±130年之间，其上限已超出夏代，下限与据文献记载推算的夏代初期相当。根据有关文献推算，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3世纪至21世纪，而二里头一期的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之相比，则明显要晚，基本不超出公元前20世纪，比从文献记载推算的夏代最晚始年晚约几十年至一百多年。显然，二里头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2)
乍看起来，李文的根据似乎是比较充实的，逻辑也是比较严密的。不过，李文所举出的材料是否都很可靠，推演的方法是否都很合适，我读了李文之后，不觉都有点困惑，特写此文与李先生商讨。

一

　　《说文》四上羽部：“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说文》十二下鄷部：“鄷，帝喾射官，夏少康灭之。〈论语〉曰：‘鄷善射。’”此二字实为一字。
　　《淮南子·本经训》曰：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从以上可知，自喾至尧，羿皆当征讨之任，后又被夏少康所灭，其寿至少数百岁了。显而易见，羿并非常人，其为神话中人物无疑。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言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鄳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又《左传》哀公元年，载伍员之言曰：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恩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某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从以上记载，可知羿浞是两次代夏；第一次是后羿自鄳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时在夏太康之时；第二次是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羿浞二世，共约三四十年之谱。司马迁《夏本纪》于此不记一言，张守节以为是“马迁所为疏略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司马贞更谓其“疏略之甚”（《史记·夏本纪·索隐》）。实则此二世夏虽已亡，是失其王位，而君位仍在继续。史迁据《系世》乃记“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而未言羿浞之事者，或其疑魏绛、伍员之言乃神话传说，不能尽据为信史也。
　　因《左传》、《天问》有在羿前加夷字者，近世学者多以为羿为夷人，徐旭生更以为羿为少辏氏族的人。他说：
　　皋陶与后羿全是属于少辏氏族的人（《路史》注说“羿以女偃出皋陶”，不知有根据否），少辏之虚在今曲阜，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左传》说“后羿自鄳迁于穷石”，《括地志》：“故鄳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考唐滑州附郭卫南县，没有卫城县，“城”当为“南”的讹误。卫南在今河南滑县境内。穷石不知何地。
　　可见徐氏并未言羿之故居一定在曲阜。他只是说“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系”，未敢说“有穷就是穷桑”。至于穷石，他则更直接地说“不知何地”，总不会又在曲阜吧。李先生据徐说断言后羿故里是在曲阜，并未作任何考证。纵然羿可属于东夷集团，而据徐氏所言：“这一集团所居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也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4)这样广阔的地域，何以见得羿之故居必在曲阜。何况徐氏所论是指史前时期，而后羿代夏却是历史时代，这中间恐怕还有不太近的时间距离。至于寒浞，则使其子浇灭斟灌及斟寻氏，然后“处浇于过，处豷于戈”。戈既在宋郑间，过亦应在与戈相去不甚远处，断不会在掖县北之过乡。《水经·阴沟水》有濄水，似亦不可不考虑的。
　　杜预《左传》襄公四年注：“鄳，羿本国名。寒，国。北海平寿县有寒亭。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斟灌及斟寻，二国。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有斟亭。”
按杜预所注《左传》地名，凡言有者，皆是疑辞，连他自己也都是没有把握的。后世学者言《左传》地名者，多据杜说，于是把羿浇代夏的有关地名，乃延至山东境内。我曾经作过些考证，认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5)。杜预说戈在宋、郑之间似有可能。张守节却说“故鬲城在河南密县界”（《史记·夏本纪·正义》）。据《晋地记》所言：“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现在更有人主张斟寻就在偃师二里头。可见这些地名多在河南省，充其量延及豫东、豫北地区，断不可远至偃师以东千里之外的青、兖之域。

二

　　李先生泛言山东龙山文化，实际上，标准的山东龙山文化主要是指山东京沪路以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京沪路以西的龙山文化则深受河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不仅非标准的山东龙山文化，有的甚至可以直接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了，尤以聊城地区和菏泽地区为甚，尽管有地区的差别。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相互都有影响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李先生却认为随着后羿代夏，山东龙山文化才大量涌入中原，并与传统的中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二里头文化，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中有不少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却有点不解了。
　　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二里头文化乃脱胎于豫西的龙山文化，尽管二者还有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绝对不是由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融入，而是由于二里头文化本身的发展。因为二里头文化早期最主要的几种陶器，如占很大比例的篮纹、绳纹、方格纹夹砂中口深腹罐，花边口缘绳纹浅腹小口罐，短侈口鼓腹篮纹或细绳纹带柄平底盆或甑，篮纹或绳纹刻槽研磨盆，矮领绳纹大口尊，篮纹、箍纹大口缸、小口折肩急收小平底瓮或罍，帽尖顶折腹器盖等，都与山东龙山文化毫无关系，后者多素面或磨光，极少有着纹饰的。而与豫西的龙山文化却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如夹砂中口罐、短侈口鼓腹带柄平底盆、小口瓮等，形制都比较接近，而烧成温度有高低之分，陶壁有薄厚之别，纹饰有粗细的不同。
　　过去我从溯源的角度考虑过二里头文化（主要是二期及其以后）带礼器性质的觚、爵、鸡彝、瓦足皿四器大部分来自东方，或同东方有密切的关系(6)。有的特别是鸡彝和觚可以追源到大汶口文化，显然我是着眼于觚、爵、鸡彝的组合关系而言的。实际上，东西方的这种关系早在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存在了。觚甚至更早，在豫西地区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就已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更出现了粗细两体觚，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一、二期即其例(7)。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中的觚并非从山东龙山文化直接传来，而是直接出自河南龙山文化。
　　瓦足皿也是类似情况。瓦足皿是浅腹平底盆加上了三片瓦足。浅腹平底盆在河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都是常见的，瓦足皿比较少见，山东龙山文化则多见。不过，山东龙山文化的瓦足皿，其形制与器表和河北、河南者有明显区别：山东者多为圜底，“鬼脸式”足，腹外多有瓦纹，河北、河南者皆平底，素面瓦足，腹外无瓦纹。二里头文化的瓦足皿，同于河北、河南龙山文化，不同于山东龙山文化。可见二里头文化的瓦足皿并非来自山东龙山文化，而是来自河北龙山文化（殷墟和邯郸龟台寺龙山文化均有出土）或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三期文化曾有出土）。
　　李先生所列二里头类型与山东龙山文化陶器比较图中，除鸡彝、觚、瓦足皿外，还有单耳杯和豆两种。单耳杯在二里头文化中并不多见，且李先生所列的两件单耳杯，形制有明显差别，两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姑且不去管他。豆在豫西有长远的传统，早在仰韶向龙山过渡时期就已出现几种形式的豆，其进一步发展，自然可以产生二里头文化早期的豆。李先生说，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豆多为折盘，柄上有凸弦纹，王湾三期则否。实际上，河南龙山文化中早已出现折盘豆，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一期即有一例(8)。柄上有凸弦纹的豆，在郑州龙山文化中早有发现(9)，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一期更多(10)。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后羿代夏”，山东龙山文化才大量涌入中原，好像与考古发现并不相符合。山东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固然相互都有些影响，但这决不是“后羿代夏”以后的事，因为照李先生的推测，“后羿代夏”应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可是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前，红陶尖嘴鸡彝（郑州、洛阳王湾）、觚、凸弦纹、折盘豆、瓦足皿等早已出现在豫西的河南龙山文化之中了。“后羿代夏，山东龙山文化大量涌入中原”，不知李先生到底指的什么？我们在二里头文化内涵并没有看到“不少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有是有一点，可都直接来自河南龙山文化，并非直接来自山东龙山文化。所以“后羿代夏”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一期的结论是得不到考古上的证明的。
三
　　关于夏朝的开始年代，李先生采用了学术界最高的估计，即公元前23世纪，但又没有把握，只好又延续至前21世纪，延续的时间长达二百年之久，几乎接近夏朝总积年的一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夏朝的启始年本来就是未知数，李先生的估计，其可信性并不是很牢靠的。李先生又据碳十四测定，二里头类型第一期的年代基本不超出公元前20世纪，那么二里头类型开始的年代比历史上的夏代最晚始年要晚几十年至一百多年。怎么办呢？于是向河南龙山文化求补缺。据洛阳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5±120～前2450±130年之间，其上限已超出夏代，下限却与夏代初期相当，最后乃断定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二期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
　　在夏文化讨论中，有不少学者提出来河南龙山文化加上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就是夏文化，少数学者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加上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些观点不是把二里头文化从中割开，就是把河南龙山文化从中割开。李先生属于后者。二里头文化暂且不论，河南龙山文化如何从中割开，是件难办的事儿，李先生却断然采取了从临汝煤山龙山二期割开。临汝煤山龙山文化固然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期，但这两期的区别是极其细微的，甚至很难找出几件标准断代器物。何以断定其二期是夏文化，而第一期又不是呢？如果联系上洛阳王湾三期文化，问题就更麻烦了。王湾三期文化本身还可分为早、中、晚期，这三期也是紧密相联的，其晚期大体相当于煤山龙山文化一期。既如此，则王湾三期文化的早、中、晚期就统统皆非夏文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到底是一种文化，还是两种文化？如果是一种文化，那河南龙山文化就已经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了，河南龙山的命名就该取消；或者保留河南龙山文化的命名，那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就会失去意义。李先生说：“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可能就是夏文化初期的文化”。那“王湾三期”的命名就该取销了；或者保留“王湾三期”的命名，那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又有何意义？显然，这都是办不到的，因为王湾三期即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者都不能取销，都应该保存。

　　以往曾经主张河南龙山文化已经过渡为二里头文化的赵芝荃先生后来也不能不承认：“二里头一期文化虽然包括有明显的河南龙山文化因素，但若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相比较，则差别较大，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11)这可说是赵先生的经验之谈。煤山龙山文化二期到底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没有呢？经过我们的对比，发现这二者区别的确很大，两者的陶器中，几乎找不到两者完全相同的器形(12)。无论煤山遗址或二里头遗址都是如此。看来，李先生认为煤山龙山二期是由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是缺乏根据的。
　　综观李先生的全文，他虽然同意了二里头文化1～4期是夏文化，但总觉得不够历史上夏朝的年代，于是把河南龙山文化拉下一期来凑数，并找到了“后羿代夏”的证据。殊不知“后羿代夏”的年代与他估计的考古材料并不相符合。把两种考古学文化凑成夏文化，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有把握，何况煤山龙山文化二期并未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因此，李先生的想法实在无法实现的了。时至今日，我们只有用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测出来多少年，就是多少年，这也就是夏文化的上限。以往我虽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的上限，实际上早就暗示夏文化的上限就是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于古代文献记载，本来很难确定，彼此相差几百年，都没有可靠的精确数据，谁也没有绝对把握举出夏始年是多少，以往碳十四测定可达到公元前20世纪，这倒是比较可靠的参考数据，谁也不能确指夏朝的启始年一定是至少公元前21世纪。碳十四测定，误差几十年是常事，我们也无须责难碳十四的测量者。

注释
(1)(2)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年科学出版社。
(3)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增订本），1985年文物出版社。55页。
(4)　同(3)，56页。
(5)　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伍篇，1980年文物出版社。
(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148—157、165页。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4期，438页图一一：24、25，属煤山一期；451页图二一：26、27，属煤山二期。
(8)　同(7)，438页图一一：18。
(9)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壹篇，图版12∶1。
(10)　同(7)，438页图一一：14—16。
(11)　赵芝荃：《略论辛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年文物出版社。
(12)　同(7)，报告中所列二里头一期单位中，可靠者不多，完全可以确定为二里头一期者，只有H30、H70等很少几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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