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程世和
《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第5期
内容提要: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关键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 中国高等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
笔者去年10月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10周年"研讨会，深为十年来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等诸多前辈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奔走呼号的精神热忱所感奋。在这样一种精神感奋中，笔者将自己对我国高校教育现状的一些思考整理成篇，以就教于致力于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各位专家、学者。
一、"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应从泛化的表层理解中走出来，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学生文化素质不高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都会认可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唯能在专业领域胜任职责，而且也应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对此，张岂之先生曾作出这样精辟的论述："只有当大学培养出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特别是他们具有比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从而引领社会前进；只有当大学具有高文化品位，在社会塑造了使人信得过的美好形象，能够持续地产生文化科学方面的辐射作用，这样才可以体现大学的先导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多有一种重专业技能的功利化倾向，而对于大学引领社会文明的神圣天职则缺乏一种必要的关怀。与这种功利化的教学模式相对应，我们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普遍存在着严重不足。对此，前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忧心忡忡，对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出了赤诚的呼告："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几位外籍华人教授跟我说，大陆的教育有缺陷，来到国外的学生，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不懂《四书》、《史记》，他们怎么可能为中华民族献身?""我们高等教育中，急功近利的‘功利化‘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忽视如何做人的文化教育，忽视文化这一更加重要的做人的基础；表面看来，似乎这些基础在业务工作中并不直接有用，并不立竿见影。似乎我们的教育只是为了物质文明建设，只是为了经济建设，乃至只是为了市场经济而服务的。"出于对我国高校忽视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切忧虑，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等在中国高教界发起了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倡议。
回顾我国高校十余年来文化素质教育的历程，我们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一些高校如华中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在杨叔子先生、张岂之先生的直接组织下，业已成为我国高校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典范。然而也应看到，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还浮于表层，其中的一大表现为，在许多高校对"文化素质"的理解往往与"思想素质"、"综合素质"相混淆，致使"文化素质教育"因缺少核心内容而表现出泛化或空心化的倾向。以这样一种缺少核心内容的表层理解，难以将青年学生锻造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时代精英。
在我们看来，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不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起码的敬重与认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一种妄自尊大的无知对文化传统进行"革命"性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无疑是20世纪中国以"革命"名义批判我们文化传统最为极端的表现。殊不知，"文化大革命""革"的正是人格尊严与文化尊严之"命"，导致了一种反文明、反秩序的社会恶习。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各种欺诈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电视频道对武打片、阴谋片的大量播放，就会深感到中国大众社会确实存在着与五千年文明古国极不相称的不文明习气。在这种"革"中国文化之"命"的流毒影响下，我们大学生因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与有力支撑，内心世界变得枯萎无华。没有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重与认同，我们的学生就很容易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不幸与困苦。中国的大学培养出一些没有中国情怀而有着欧美情怀的青年学生，这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失误。
西方大学不唯以培养西方的专业精英为目标，而且也以负载、传播西方人文价值观念为己任。中国的大学置身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是需要培养出千万计能够负载、传播中国人文价值观念的民族精英。不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实施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计划，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只不过给学生多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只不过让学生多学会一些看似优雅的举动而已；而这样的文化素质教育，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学生成为既有世界眼光又深具中国气骨与情怀的精神传人。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周作人的所谓文化素质不可谓不高，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优雅"或可超过了"吾以吾血荐轩辕"的鲁迅，但就是这个"优雅"的周作人附庸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成为一条断了脊梁的文化汉奸。故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正途之所在。
二、从周之小一统中国到汉之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观念，由此奠定了大一统中国历经数千年艰难历程而绵延至今的精神根基
面对世界地图，不难有这样的发现：以国土面积而论，堪称大国的只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以地理位势而论，俄罗斯、加拿大位于冰土地带而给人周天寒彻之感，而中国、美国则幸运地位于不热不寒的温带，内外又有江河湖海的萦绕，最适合于人类诗意的栖居。不过，美国是人类发现新大陆后建立的后起国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堪为世界上地理位势最为优越的泱泱大国。
以一种感恩之情观照我们的国土，就自会感受到大一统中国的辽阔壮丽：泱泱中华，既有南中国的富足优美，又有北中国的俶傥瑰玮；既有东部海滨的平阔辽远，又有西部大漠的苍凉雄壮。泱泱中华，东西南北悬隔万里，但都在统一的疆域内遥相映照，一同烘托出江海策应、山川表里的宏大格局。身处于"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的美丽之大中国，我们理当对创建并传送大一统中国于后世的古人们表示一种深深敬意。
大一统中国之所以历经数千年的艰难历程而一直绵延至今，一大根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的由来进行一种历时态的回顾，我们当能自觉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重任。
中华，古称华夏。华者，光华也；夏者，大也。故此，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早在西周立朝开始，中华民族就致力于礼乐文化的建设。《礼记·王制》云："乐工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士"由"诗书礼乐"而造就，不唯传达出周以诗书礼乐立教的人文气息，而且开启了后世中国以人文主义教育造就贤士大夫的先河。周人立诗书礼乐为教，根源于"以文化成天下"的文化理念。《周易·贲卦·象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赖以这种"以文化成天下"的文化理念，中国历史上诞育出了一个以诗书礼乐化治天下的文明之世，诞育出了一个"济济多士"(《诗经·文王》)的"赫赫宗周"(《诗经·正月》)时代。
周以诗书礼乐化治天下，一方面促成了一个"赫赫宗周"的文化中国的出现，一方面造就了一批竭诚护卫周之文化中国的士之群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诗经·清庙》)"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文王》)说明了周以诗书礼乐造士而士又反过来护卫周之天下的历史消息。而当周之天下日渐破败之时，周之士人又复表现出一种不忍离别的悲念之情。《黍离》等"变风变雅"之作，尽现出周之士人"闵宗周之颠覆"而痛楚难抑的内心真实。从周之士人对周之天下毁灭的悲悼中可以看出，只要现实中还有挽救周之天下的一线希望，周之士人就会拼以自己的全部努力。究其原因，就在于周之天下曾是一个让人感念的具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于维系天下的久长意义，由此可见。
相对于后世中国的大一统而言，"赫赫宗周"因其地域的相对狭小而只能称之为小一统文化中国。但中华民族正赖以对周之礼义文化的追思与阐释，大一统文化中国才得以形成于后世。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对周之礼义文化的传承与阐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继之以"变风变雅"的"闵宗周"，孔子发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喟叹。正因如此，孔子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成为周之礼乐文化最为自觉的传承者。他以《五经》、"六艺"作为孔门教育的核心内容，创立了以传承诗书礼乐为己任的儒家学派。自此，由儒家导引的中国教育也就形成了以人文主义为其特色的优良传统。倘若不对中国教育的这一传统予以历史性的确认，中国的当代高等教育就难以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并能以这种气派与西方文化相对话的教学体系。
继之以周之小一统之后，秦始皇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帝国。然而，秦帝国因受法家重权势、轻文化思想所限，缺乏弘阔的政治远识与文化胸怀，造成了与天下为敌的严峻对局以至于不及二世而亡。秦的短命而亡，固然有种种政治军事上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否弃了文化化成天下的深远作用。而在暴秦之后，汉代中国则因以儒之礼义教化造成了一个"唯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史记·太史公自序》)"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两都赋序》)的盛世之局。由此，中华民族结束了自战国乱世、赢秦暴政以至楚汉相争的数百年之久的天下大乱，而终由周之小一统文化中国进至于长达四百年之运命的汉之大一统文化中国。两汉大一统文化中国的长期存在，归功于汉代士人对暴秦因"无文"短命而亡的历史反思，归功于汉代士人对"以文化成天下"儒学大义的极力推阐。汉兴之初，陆贾就向汉高祖刘邦进言诗书礼义对于安邦定国的重要性："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汉书·陆贾传》)陆贾之后，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又进一步地对儒之礼义教化作出推阐："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耲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贾谊在这一段对秦之"民俗文化调查报告"中，以其透辟的文化眼力指出：秦自商鞅变法后，遗弃了礼义仁恩这一维系世道人心的文化传统，只求一味地政治推进与军事推进，一味地以法令为治，对世风民俗缺乏起码的文化关怀，结果导致家庭人伦亲情的丧失与社会互爱精神的沦亡。从家庭内部父母子女、公媳妇姑间几同禽兽般的"立而谇语"、"反唇而相稽"到公众社会践踏人性的"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显露出的正是秦因信威任力而带来的普遍暴力化的社会乱相。秦在统一中国后，本应"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然而秦之统治者仍不改废礼崇法之故辙，以为政法严密就能控驭天下，结果人情民心因缺乏文化关怀一败再败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导致了秦大一统天下的土崩瓦解。立足于从秦俗破败的社会层面上分析秦灭亡的内在原因，贾谊发出了以儒之礼义教化"移风易俗"并进而建立一个"厉廉耻行礼谊"的社会秩序的时代呼唤。
由陆贾开启并由贾谊、董仲舒等人接续的对于文化中国的精神呼唤与现实努力，促成了"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大汉盛世之局的出现。大汉为我中华造千古不灭大一统中国之华夏，为我中华立代代相承之儒学国统，功在当世而泽被万代。对于这样一个既有无限山川风物之美又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的大一统汉代中国，两汉士人表现出了竭诚护卫的"金诚之心"。从汉初贾谊的忧世而泣到汉末以李固、陈蕃为首的士林群体为挽救汉末危局拼尽死力的壮烈之举，历时态地显示出两汉士人的精神气骨。大一统汉代中国之所以能延续四百年的历史，一大根由在于有一个砥砺志节、合力维护大一统政局的士林群体的广泛存在。因两汉士人注重儒学教养，承继有礼乐诗书的文化传统，两汉士人以经训为法，以仁义修身，成为两汉重统一大局的主体力量。人文教化维系天下的久长意义，又一次得到了充足证明。
自此而后，中国士人之无数个体饱读经史诗文，识通古今之变，胸怀天地人心，既能以诗书抒发情性又能以仁义修身行事，成为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精神脊梁。绵延二千年之久的中国士人群体不唯是一种政治存在，也复为一种既有风骨又具才情的文化存在。面对这样一种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宏博气象的中国士人的历史性存在，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不作出认真的反思。
三、中国之所以自秦汉以至近现代始终具有一种大国体式与大国风范。根源于中国文化足以化育出万千与之共命同尽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国有一种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从现象上看，自秦汉以后，中国的历史呈现出分裂与统一两相交替的过程。而观察中国一时之分裂，一则根源于中国内部政体之纷乱，一则根源于外部强敌之侵扰。由于中国"居天下之膏腴"，而其四周又布满了崇尚武力的强悍民族，故而历史上不断滋生出所谓"蛮夷"民族对中华文明毁灭性的掠击。在中国的四周威胁中，来自于东北关外、正北大漠与西北高原的异族因占据着高悬于中国之上的北方大块，能够居高临下地对中国的中原地区以一马平川似的千里奔袭。而在中国的南端虽也有边患，但因有南方大山大水的阻隔，又因南方异族较为弱小而缺乏狂飙般的进击之势，故而中国南方的边患远不如北方的边患。
对于中国的北方边患之大，两汉士人早有论述并一再申明攘击匈奴之大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扬雄《谏不受单于朝书》："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凡此种种，显示出护卫中国文明、抗击"北狄"这一"真中国之坚敌"的要旨。然而，尽管历代志士仁人一再申明攘击"北狄"之大义并以英雄壮气担承起守卫中国之责，但"北狄"的威胁始终难以解除。究其原因，一大根由在于有一个不知其几千万里的北方大块高悬于中国之上。较之与同纬度的西方世界，西方民族则"幸运"地位居于一个由东向西逐渐缩小的欧洲半岛，在地理上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北方威胁，故而基本上不受外部"蛮夷"强敌的侵扰而中断其内在的文明进程。中国没有西方世界这一先天性的历史幸运，因此往往陷于一种惨遭异族铁蹄蹂躏的民族险境中。不明于此，就容易对中国历史作出不切实际的贬损。
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身处于"北狄""常为中国患害"的历史性境遇中，更无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虽屡遭江山破碎之苦却至今仍不失其大一统泱泱气象。泱泱中华独创出这一人间奇迹，一方面根源于中国总有一些民族的精血风起云涌，争赴死地；一方面根源于中华文明以其"礼义文章光华之大"化成一切南下"北狄"以人中华的强大生力。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有诸多论述："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以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灌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因有这种融化南下"北狄"以人中华的强大生力，中华民族不但屡屡摆脱了文化灭绝的危险，而且每在民族厄难后又曰渐显露出活泼浩大之声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渡为例，晋室南渡后整个北中国大地已沦陷于异族之手长达三百年之久，如此时间跨度之长足令一种文化销声匿迹，但随后又有唐代大一统诗性中国的诞生。此后，不论是攻覆南宋江山的蒙古铁骑还是乘虚入关的满清贵族，都无一例外被中国文化同化，而中华文明之疆域一直绵延至今。反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都难逃覆亡厄运，我们尤能凸现出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文化活力。
大一统中华文明之不灭的另一根由，在于中国文化能不断化育出一大批竭诚护卫中国的志节之士。以两宋士大夫为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张孝祥、陆游、文天祥诸贤前后相续，无不具有一种恢廓充实的国士气象。赖以这种士大夫群体的存在，两宋中国在辽、西夏、金、元四大"真中国之坚敌"不断进击的危难之局中延续了三百余年历史。两宋之局危如累卵，但两宋士大夫群体却能一再尽现其高昂之士气。
中国文化对两宋士大夫的化育之力，仅以宋初范仲淹、欧阳修、苏轼三人为例即可获得证明。《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二岁丧父，家境寒苦，但少有志操，好读圣贤之书，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有这种感奋于圣贤胸怀的精神砥砺，范仲淹人仕后表现出钩深图远的经国才略。当他受命经略陕西并兼知延州时，负抵御西夏之任达四年之久，被称为"胸中有数万甲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书生英雄的胆略由此可见。《宋史·范仲淹传》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凸现出范仲淹以其高义为两宋贤士大夫英雄豪杰导夫先路的精神作用。而范仲淹精神高义之所从由来，根抵在于中国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
与范仲淹同为两宋贤士大夫的精神先导，欧阳修同样幼年丧父，家境寒苦。《宋史·欧阳修传》载，母亲郑氏为了教子成人，"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并一再谆谆告诫儿子砥砺风节，安贫乐道。正是在母亲的导引下，欧阳修不唯在政治上守正不阿，而且自觉肩负起护卫中国文化道统的重任，"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在中国历史上，像郑氏这样以儒之大义教子成人的母亲何止千万?也正赖有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中国母亲在平凡中成就了她们感人至深的伟大。
中国母亲的伟大同样体现在苏轼母亲程氏的身上。《宋史·苏轼传》称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母滂邪!‘"范滂为东汉反宦官的志节之士，临刑就义前劝慰母亲"勿增感戚"，而范母则反过来劝慰儿子道："汝今得以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母子以范滂母子的节义故事相互激荡，成为苏轼一生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苏轼一生虽半世贬谪却能够坦然自若，自与苏轼内心有一种挺立为人的精神志节有关。传论称苏轼"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道出了节义为立身之本的重要性。
由此以观，中国之所以不断涌现出贾谊、李固、陈膺、范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张孝祥、陆游、文天祥、王夫之、顾炎武、谭嗣同、梁启超、秋瑾这样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贤士大夫英雄豪杰，中国之所以自秦汉以至近现代始终具有一种大国体式与大国风范，根源于中国文化足以造就万千与之共命同尽的民族精血，根源于中国有一种一家一姓之天下可亡而大一统文化中国之天下不可亡的文化信念。
人是一种具有精神广延性的存在。作为2l世纪的中国人，我们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也应是一种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历史存在。如果我们遗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遗忘了中国文化中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宏博气象的优秀品质，我们就缺少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精神本源。文化的绝灭，是一个民族最为可悲的生命自杀行为。近年来所发生的不顾婴幼儿死活的阜阳假奶粉事件，致多人于死地的山西假酒事件，说明了"革"文化之命后所造成的"大义之不明于天下"的直接恶果。同样，在我们大学生中所存在的"有知识，无文化"的种种现象，也正是一种优秀人文传统严重缺失的必然表现。正因如此，一切有远见的人都在呼吁：要加强人格教育，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人格教育!以优秀的人文文化去教育未冠者!
中国的传统教育建构了古代士人以道自任、热心担负民族使命的深层文化心理，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当代的中国大学既以培养、造就千百万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任的学子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不能不在业已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加强中国人文传统的教育，加强大一统"文化中国"精义的申发。只有当我们与古代的人文传统取得广泛的精神联系，我们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能够大其人于天下，成为热爱中国之过去、中国之现在、中国之将来的民族精英。也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在上承古代中国以"诗书礼乐造士"这一优良传统中，才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气派并以这种气派与西方对话的教学体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到来，有赖于对大一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历史性确认，有赖于千千万万能够面向世界又深蕴民族气骨与中国情怀的时代精英的群体存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朱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