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解放思想”还是“图穷匕现”？——对某些人鼓吹“解放思想”要提高警惕

以“解放思想”为旗帜吴敬琏在很短的一段发言中，一连9次提到“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他说：“我看到最近广东省委提的一个口号，要开展继续进行思想解放，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的改革，来促进大的发展，我想思想解放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说这一次广东省委为什么提出要“解放思想”，目标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大谈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忧心忡忡地抱怨“当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间被批评被清理的一些思想，现在好像又回来了”，出现了“返祖现象”，而出现“返祖现象”的一个原因，据说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在原来的一些思想的禁锢之下来思考问题”，以致造成目前的“社会舆论环境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大的改革”，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就要求这些经济学家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丰富我们的思想宝库”，“进行理论的思考”和“认真切实的探讨，自由的讨论”，只有这样，“我们说的那样一些需要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进行。”
（2） 以“捍卫改革开放成果”为使命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的话语优势就是他们自命为改革开放的功臣，因此“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他们自领的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张维迎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就说：“我想无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我们的力量”，“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确实非常不容易”，“经历了几代人，可以说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不少的对实际的质疑和不理解，……在这个时刻我想经济学家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展来贡献自己的智慧。”
（3） 以改革“深化和攻坚”为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软科学专家和化工专家成思危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后，指出“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向哪里“深入”，“攻”什么“坚”，他没有细说，而是留给“吴敬琏先生、厉以宁先生、茅于轼先生”发表“高见”，只是阐述了四个需要处理的矛盾：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他把法治和人治的矛盾，概括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茅于轼肯定成思危“讲得非常对，点到了要害，不过由于他的身份，他是点到为止。”
茅于轼进一步发挥：“我们现在要政治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是什么人？改革的阻力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改革还有戏没戏？那就看我们改革的动力和这些人能不能形成一个推动力量，看我们改革的阻力，用什么办法来分化他们，减少对改革的妨碍”，“（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希望要实现，要把改革的力量组合起来，削弱分化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政府中间有一部分改革的积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所以今后我们应该更大的发挥民间的组织，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不管它是传媒的、做慈善的、还是做科研的、商会的、行业协会的等等，这些力量要普遍的发展，他们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就可以分化了。还有要依靠国际，全世界的发展这个势力非常大，中国不可能置身之外。只要我们保持对外开放，国际上的大潮流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所以今后我们很多美好的理想能不能实现？就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起改革的动力，有力地推进改革，有利地分化改革。”茅于轼还抱怨：“第二个问题他（卫旗注：指成思危）提到了舆论监督，他也是点到为止，……我觉得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障碍，不能够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
茅于轼还表达了和张维迎、吴敬琏同样的忧虑：“刚才吴老师讲的过去一些被否定的东西，现在有一点卷土重来，这个东西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文革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清理过，整个理论体系是比较混乱的，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那就是要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过去30年我们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态度，过去的争论不谈了，我们往前看，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不谈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清理，解放思想以什么为基础？是对过去的认识为基础，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计划经济要有一个彻底的批判，这才能够看准我们什么是方向，什么是错误，这是比较重要的事。”
（4） 以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为手段
陈志武在发言中说：“在我看来公有制和政府管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这两块不消除的话，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收入不平等也好，还有就是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等等都很难解决，关于公有制和政府管制对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贡献或者基础这一方面，实际上刚才张维迎教授讲到很多的内容，基本上已经回答了。”“国有企业份量最重的社会，……长期以往它的法治水平必然会往下退缩。”
周其仁说“因权而贵在中国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现象不仅是改革以后有的，改革以前也有。所以我看到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历史传统，我们是皇权的社会，从来没有公民这个概念，……所以纳税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我们历史上就不清楚。……怎么解决？大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就提出，辛亥革命也提出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计划体制是一个因权而贵的体制，因为消灭了私产制以后，还有一个划界的问题，否则早就抢光了。计划体制用什么替代了私人产权呢？我们用了等级制，按权利来分配资源，它有一个来源，实际上它的体制就是这么一个体制，你不要看他说它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认为改革前就是一个很公平的社会。”“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东西，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任何体制不管逻辑讲得多么的透彻，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调整，这个思想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
茅于轼说：“中国（革命）是彻底消灭了富人，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富农，在城市里边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到文革的时候，全国性的大抄家，把稍微有一点钱的人，手里面的金银财宝古董通通都没收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没有私人小车子，……”,“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没有交换，所以计划经济创造不出财富来。”
（5） 以完全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
吴敬琏说：“我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刚才讲到农地的产权问题，……（要）把永久的使用权还给农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说通过市场自由形成的价格起作用”，“所以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实际我们只要去具体的分析一下，你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的方向不对呢还是改革没有到位？”
张维迎说：“关键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减少政府，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与这个相关，我想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司法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 “我的建议是大的国有企业上市不要通过增加资本金的办法，而是通过转让股权的办法。”
陈志武说：“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还有政府要大大削弱政府管制。”
茅于轼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全世界的穷国，全世界的富国，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富国都是一个讲人权的，平等自由的，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穷国从基本上讲在这方面有问题，平等不够，自由不够，人权不够”。
周其仁说：“在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循规蹈矩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
厉以宁说：“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当中大力要做的是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农村土地要抵押，可以抵押，……我是研究经济史，从经济史来看，19世纪后期跟20世纪前半期，在西欧不同的国家是大量农民进城的，在西欧你去看很多国家农民进城数量很多，可是没有产生城市的贫民窟，为什么没有产生呢？……但是这种抵押在现在中国是不行，农民有什么东西好抵押？猪你要吗？不要。唯一抵押的就是地，所以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包括宅基地的房子应该容许抵押，这样的话农民也好了，进城的农民也好了，整个的经济可以讲城市化也就加快了，农民素质也就提高了。”
钱颖一说：“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制度安排）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经济的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衡量自由贸易的程度，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中国是与最快速的像美国或者其他的最开放的国家最接近的。”
（6） 或明或暗抵制科学发展观
参加论坛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继续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的担忧，其中周其仁的表述最简洁：“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钱颖一也说：“经济学家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
其实，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继续改革的动力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但是，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提出了质疑，其代表者是张维迎。他说：
-                    “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管理世界1986年第一期，题目是《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当时有这几段话有必要谈一下，新世纪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
-                    “贫富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的。”
-                    “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                    “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                    “无论从政府还是学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确实有时候过于沾沾自喜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钱多得流油、花不掉的时候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的做法，我觉得应该本着像穷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去做。”。
-                    “现在这个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快，我觉得很可怕的。”
-                    “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增加的速度稍微有一个警戒线，超过了警戒线以后，应该有税收减免。”
-                    “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好比说大学可以自主的去确定它的学费，这时候它可以把从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收来的钱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