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舒：张思之法学界的理想主义者(凤凰周刊 2006年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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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法学界的理想主义者
2007年01月22日 15:21 字体：
对一些众所周知，高层关注的敏感案件，思之先生也不因判决的不可改变而态度有所保留。
2006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律师杂志社、中央财大法学院等单位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活动，庆贺张思之先生执业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
张思之在业界的崇隆地位得自其传奇的人生经历。他代理过的重大案件，几乎从来没有胜诉过；他面对无可抗逆的结局仍然据理力争；虽耄耋之年而拳拳之心不减。
也因此，张思之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甚至有学者把他的名字和施洋、史良并称为“中国大律师”。
北京律师界第一右派
张思之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
“20世纪50年代，‘根红苗正’或者‘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一般不会被选入律师队伍。我于1954年先是因‘胡风案’被整；1955年，就又以反革命遭肃。尽管最终也得到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堪称‘求实’的结论——‘经查，不是反革命’，但再充法官似已不宜，自己也觉得‘不如离去’，偏巧律师新兴，正在招兵，政治条件要求不高，于是，我戴着一顶‘华冠’干上了律师。”张思之这样介绍自己的入行。
1954年，第一部宪法公布之后，司法部提出在全国几个重点城市试点律师制度。当时北京共有3个法律顾问处，一总才10多个人，参与案件很少，张思之回忆说，“那段律师生涯，我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在一片懵懂中就再度让人扫入另册。”
张思之是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当年，北京市三个法律顾问处主任都是右派，无一例外。1957年到1979年的20年间，他先是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改，后来又在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
据他所言，中国的律师界在这次“反右”中也被“一锅端，销声匿迹了”。此前，律师制度在全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1979年文革结束后，张思之重返律师界，并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辩护组组长。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这是一件全国关注、全球瞩目的要案，也是中国律师制度重新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
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指定张思之为江青和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认为，这是“完成组织上的任务和律师的职责”，因为“任何人都有辩护的权利”。
他后来说，虽然江青最终选择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律师在“两案”中毕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比如给吴法宪、姚文元、李作鹏去掉了十几条罪名。“这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在那样的条件下，面对这样复杂的案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败多胜少，屡败屡辩
80年代末，张思之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律师实务。“两案”为张思之带来了莫大的声名，之后他所代理过的重大案件还是不断败诉，其中有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1995 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等。张思之曾多次出庭为被指控为“颠覆政府”的人辩护，在一些人看来，不免有“对抗政府”之嫌。
对一些众所周知，高层关注的敏感案件，思之先生也不因判决的不可变更而不尽全力。
现场的一位律师说:现在律师的从业环境越来越艰难，大家纷纷转去给大公司做法律顾问，或者接办经济案件，这样收入高，风险也小。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刑事辩护的业务。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现在却成为中国律师的执业雷区。中国律师面临的最大难题来自制度领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几乎是将律师作用完全排斥在外的。
2003年，张思之以76岁高龄代理了“郑恩宠”案。张思之和郭国汀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人，据理力争，指出《律师法》实施以来，许多忠于职守的律师因执业而入狱的现实，呼吁有关部门采取实际措施，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张思之坦言，“作为律师，我以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虽然在总体上司法无法独立，但个案中我们可以争取司法独立。这样做有实效，有实际意义。中国律师为此献身，值得。”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实习记者 杨舒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3006476867665920/20070122/907772.shtml
张思之法学界的理想主义者
2007年01月22日 15:21 字体：
对一些众所周知，高层关注的敏感案件，思之先生也不因判决的不可改变而态度有所保留。
2006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律师杂志社、中央财大法学院等单位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活动，庆贺张思之先生执业五十周年暨八十华诞。
张思之在业界的崇隆地位得自其传奇的人生经历。他代理过的重大案件，几乎从来没有胜诉过；他面对无可抗逆的结局仍然据理力争；虽耄耋之年而拳拳之心不减。
也因此，张思之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甚至有学者把他的名字和施洋、史良并称为“中国大律师”。
北京律师界第一右派
张思之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47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
“20世纪50年代，‘根红苗正’或者‘立场坚定’的革命派，一般不会被选入律师队伍。我于1954年先是因‘胡风案’被整；1955年，就又以反革命遭肃。尽管最终也得到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堪称‘求实’的结论——‘经查，不是反革命’，但再充法官似已不宜，自己也觉得‘不如离去’，偏巧律师新兴，正在招兵，政治条件要求不高，于是，我戴着一顶‘华冠’干上了律师。”张思之这样介绍自己的入行。
1954年，第一部宪法公布之后，司法部提出在全国几个重点城市试点律师制度。当时北京共有3个法律顾问处，一总才10多个人，参与案件很少，张思之回忆说，“那段律师生涯，我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在一片懵懂中就再度让人扫入另册。”
张思之是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当年，北京市三个法律顾问处主任都是右派，无一例外。1957年到1979年的20年间，他先是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改，后来又在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
据他所言，中国的律师界在这次“反右”中也被“一锅端，销声匿迹了”。此前，律师制度在全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1979年文革结束后，张思之重返律师界，并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辩护组组长。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这是一件全国关注、全球瞩目的要案，也是中国律师制度重新确立的一个历史起点。
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指定张思之为江青和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认为，这是“完成组织上的任务和律师的职责”，因为“任何人都有辩护的权利”。
他后来说，虽然江青最终选择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律师在“两案”中毕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比如给吴法宪、姚文元、李作鹏去掉了十几条罪名。“这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在那样的条件下，面对这样复杂的案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败多胜少，屡败屡辩
80年代末，张思之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律师实务。“两案”为张思之带来了莫大的声名，之后他所代理过的重大案件还是不断败诉，其中有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1995 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等。张思之曾多次出庭为被指控为“颠覆政府”的人辩护，在一些人看来，不免有“对抗政府”之嫌。
对一些众所周知，高层关注的敏感案件，思之先生也不因判决的不可变更而不尽全力。
现场的一位律师说:现在律师的从业环境越来越艰难，大家纷纷转去给大公司做法律顾问，或者接办经济案件，这样收入高，风险也小。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刑事辩护的业务。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刑事辩护是律师职业的起点，现在却成为中国律师的执业雷区。中国律师面临的最大难题来自制度领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几乎是将律师作用完全排斥在外的。
2003年，张思之以76岁高龄代理了“郑恩宠”案。张思之和郭国汀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人，据理力争，指出《律师法》实施以来，许多忠于职守的律师因执业而入狱的现实，呼吁有关部门采取实际措施，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张思之坦言，“作为律师，我以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虽然在总体上司法无法独立，但个案中我们可以争取司法独立。这样做有实效，有实际意义。中国律师为此献身，值得。”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实习记者 杨舒
http://www.ifeng.com/phoenixtv/73006476867665920/20070122/9077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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