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素质人拖了深圳现代化的后腿吗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当年，那位老人在划圈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这座城里的“座座城”和“座座金山”应该是属于“谁的”，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社會主義道路，那“这座城”的归属也必然是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在“这座城”的政府大楼前，毕竟还飘扬着五星红旗。
但是，最近几天，有人出来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因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好一副“高素质主人”对“低素质乞丐”的不屑与怨愤。所以，“高素质主人”要“我认为深圳的人口研究工作要做好基础研究、特色研究和超前研究。”了，何人的口气如此高昂与矜持呢，原来是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杨立勋先生，从杨先生的言谈，显然是站在“主人翁”的高度、有“主人翁”的“责任感”而发，由此，“主人”以素质划线，把“暂时”或者“永久”居住在深圳的人群分了三六九等，显然，杨教授自己把自己划在了“高素质”之内。
当然，我们还是听出了杨教授的弦外之音，就是要实现深圳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影响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何等的理想主义。不过，按照草民的观点，这个是梦想，或者说是妄想。
本来，一些地区或者“这座城”“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很不公平的做法，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及其有限，这些年来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深圳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是建立牺牲了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利益，保证了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最为简单的一个范例，就是一些为广东供电的“西电东送”的省份，在今年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守着大型电厂，都要拉闸限电，保证广东的用电，并且，居民电价居然与广东居民电价相差无几。然后，沿海的加工工业把中西部的原材料加工成轻纺产品，返回内地赚钱，一来二去，形成剪刀差。其结果是，“这座城”“率先”了，更多的地区更加“落伍”了。
就深圳而言，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当时，所有中央各系统的工业、企事业单位、各省市甚至省以下城市，都在深圳投入大量资金，搞基本建设，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大企业，包括航空、航天系统的企业，都花大价钱在深圳开“窗口”，正是这些原本可以投资在当地的巨额资金和物质资源的支撑，才“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至于港澳台、国外资本家，是冲着有这些基础才来的，并不是什么“散财观音”。
在深圳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出力最多，流汗最多，收获最少的，恰恰是“大量低素质人群”，有解放军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的官兵，有进入各个工地干最苦最累的简单工种的农民工，有在各个资本家工厂内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有在各种三产中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服务员等等，没有这些人，何来深圳的今天。
特别是深圳的户口政策，长期只允许少数“高素质”中的“高素质”人口入户，以至于最荒唐的时候，300万常住人口，只有30万人有常住户口，这种“户口歧视”所带来的“好处”，就是社会福利开支，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开支只面对极少数“高等市民”，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大量造成许多人在付出数年、十数年青春年华之后，抱憾离开曾经付出了太多的地方，因为青春已逝，昭华难留，总要安家立命。
现在，以杨立勋教授为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们，开始嫌弃“低素质”人口来了，说是误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好事。说得倒是轻巧。
第一，既然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就有准备承载举全国之力的后果，这种人为地拉开发展距离，把一些“特区”、中心城市、大都市，比如北京、上海等搞得花团锦簇，而其它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来大量人口的蜂拥而入。你把深圳搞得与内地如此大的差距，你自己都奔了去“现代化”，就不许别人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既然是高唱、欢呼“座座金山”，在如此物欲横流的今天，精英们不是大肆诅咒“大公无私”么，难道就许精英们自私自利地呆在花团锦簇中，别人就活该“大公无私”，呆在“落后”中？
第二，经济学、社会学精英们不是为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和失地农民找到了“向城市转移”的美好“出路”么，说是农民一“进城”，立马就“皆大欢喜”，现在不是流动多了，而是流动的还“很不够”，大批的农民“进”了城，从事最底层的脏活、累活，“高素质”们的轿车经过的马路洁净了，化粪池掏干净了，怎么一到算“现代化”账的关口，“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又如此不待见在底层干活的“低素质人口”，难道“现代化”只是“高素质”们的专利。
第三，何谓“高素质”，杨立勋教授的“人口规范、科学”管理思路很能够说明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投资移民、纳税移民、特长移民、美德移民的体制来实现人口调入。”，可以看出，所谓“投资、纳税、特长、美德”的标准，无非是投得起“资”的、纳得起巨额“税”的富豪们；再就是有所谓“特长、美德”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只有这些人才能够解决“10多个现代化指标”如期完成的“任务”。非此，从事低收入劳作的芸芸众生，是不在“10多个现代化指标”之内的。但是，“高素质”者就未必真的“素质”高，特别是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良知，比如CCTV报道的深圳系列惊天大骗案，诸多“空壳”公司用假合同、假出口订单，诈骗内地落后地区企业的巨额资金，一个周期（20来天）的空手道“利润”达到数百万元，奇怪的是，深圳的工商、公安、法院拒不受理受害人的投诉，窃以为，那些精心诈骗的骗子，其“素质”就不低，但其肮脏与卑鄙，一点也不让在街头抢劫的“低素质”混混。
所谓“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从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的思维，是一种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的“高等华人”思维，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一些把握了公共话语权、在近年来的权贵、富豪、精英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精英的思想的真实流露，前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社会的进步大部分要靠是像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这些高收入者的推动”论，后有经济学“泰斗”张维迎的“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富）人”论，再有“社会学家”杨立勋教授的“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论，其核心就是一个“高等华人”论。
不知道“精英”们是真蠢还是装蠢，“叁個代表”明明写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凭什么说“大量涌入”的“低素质人群”，拖了少数富豪们；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心目中“现代化”的“后腿”，不客气地说，没有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谁的“现代化”也是虚幻的，哪怕他们的“素质”再高。无论“现代化”或者不是“现代化”的地方，都不是“高等华人”一己的天下。
作者:云淡水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