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稹《估客乐》看唐后期商人的特点

2007-08-15    黎英    卢华语惠寄    点击: 1712
从元稹《估客乐》看唐后期商人的特点
从元稹《估客乐》看唐后期商人的特点
黎英
一、元诗创作的现实基础
元稹和白居易，是唐代继李、杜以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安史之乱后，王仙芝、黄巢起义前，约莫一百年间(755—860)的所谓中晚唐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统治内部分化、社会经济变动极大的时代。元、白所处的元和、长庆时期，政治上，方面表现为拥兵割据的军阀(藩镇)和中央政权(朝廷)间的长期对抗。朝廷中，牛李“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迭起；另一方面，从对外关系看，安史之乱虽平，外患却没有解决，回纥跋扈,吐蕃入侵，形成民族上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上，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关、陇、河、湟一带遭受极大破坏，全国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均田制的破坏和两税制的推行，农民进一步破产，所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 “悯农”诗特别多。种种迹象表明，唐王朝己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王朝的衰微，却为商贾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商业发展更盛于前期。两税法的推行，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使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地方割据势力对商人的扶持与唐王朝一贯奉行的抑商政策相反，客观上有利商贾的发展。这些都是诗人有目共睹的事实，故这一时期吟咏商贾的诗歌较多。那么商贾们是如何经营、贩运以致四方之财的呢？元稹的《估客乐》一诗作了最为形象的描绘。元诗秉承白居易所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能比较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通过对元稹这首诗的分析，我们能看出唐后期商人的一些特点，这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
二、元诗所反映出的商人的特点
元稹的《估客乐》一诗，我们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由于原诗偏长，此处不作引录。)
一、从商人的发家史来看，商人是弃农经商开始的。诗云：“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既然是从市场上买了东西回到村子中卖，那他一定是从农村中去市场的农民。唐朝后期，农民生活困苦，诗人发出农不如商的感叹。张籍《贾客乐》：“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农民不堪官府的重税，走上经商之路。姚合《庄居野行》：“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吟咏的也是这样的史实。所以农业人口经商，可以说是中晚唐商人的一大特点。农民经商，分弃农经商和亦农亦商两种形式。除了元诗中提到的弃农经商的农人，其他文学作品中提到的亦农亦商的商人也不少。如参廖子《阙史》卷上赵江阴政事条记载：“时有楚州淮阳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可知庄田主在农事闲、年成好时也往往货殖谋利，这两段史料，前者在贞元间，后者当厂通初，故知中唐后农民亦农亦商也非罕见之事。
二、商人到各地购运时，形成一种临时性的商帮。诗云：“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 “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火伴即伙伴，即结群而行的商贩。本来商人到全国各地贩运，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张籍《贾客乐》中所谓：“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唐代商业的经营方式，都是个体主义的，不可能出现欧洲中世纪商人行会式的集体经营，甚至连几个人联合经营也不容易形成[1]。但是贩运要求“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总之，是必须“经营天下遍”，山南海北，无远弗届。如系个人独来独往，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商人整装待发前，与同行结成临时性的商帮，只有这样，才能以团体力量共同抗拒猝发的祸害，以保障本身和商贸的安全。所谓“钩钜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单独个人是办不到的。崔融则明确指出这一点：“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鸣则弯弓，眶眦则挺剑，少有失意，且犹如此”[2]。其所以能动则弯弓挺剑，睚眦必报，就是由于他们是“结党连群”的团体行动。这是中后期商人经营的又一特色。
三、靠假冒伪劣产品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诗云：“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交关但交假，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亦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输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 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己得十倍赢”。做生意，讲求一个“诚”字，可昧了良心的奸商们，“卖假莫卖诚”成了他们尊奉的生意经。正是有了这样的誓约，商人没了“乡里情",黄铜冒充金银来打造镯子，糯米吹做项珠，见识少的农妇，不敢与之争贵贱，商人竟赚得成倍的利润。靠卖假冒伪劣产品来发财财富，是奸商的不二法门之一，并非唐后期才有，韦应物《酒肆行》就描述了唐长安城的一个大酒家如何因制假卖假砸了自己的牌子。但令人吃惊的是唐后期竟如此的猖撅。首先, 当然是商人的利欲熏心使然。元诗开始就指到：“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商人东奔西跑，风餐露宿，无非追求一个“利”字，再加父兄的教导，伙伴的誓约，利字当头，哪还有良心可言。再者，资本的短缺也是一个动因。农民正是由于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走上经商之路，囊中羞涩是肯定的，制假卖假是迅速致富的手段之一。最后，制假卖假的结果是：“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商人本利相生，利上转利谓之蕃息。商人的事业蒸蒸日上，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受害的却是百姓。唐后期这种现象是十分突出的。
四、经营全国各地的名牌产品，积累起巨额财富。当商人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就不再愿意从事小本经营，需要把生意做大。他们采取的手段是结成商帮，搜罗全国各地的珍奇物产来获得高额利润。诗中提到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沧海珠、荆衡玉、党项马、吐蕃鹦、火浣布、蜀锦、越婢、奚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人十分精明，对全各地的名牌产品了如指掌，不仅对这些东西的产地铭记在心，而且对产品的性能也如数家珍，要不怎么知道“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那是一定会卖好价钱的。其次，商人由于要东到大海，西入吐蕃番族，北进沙漠之地，南至气候炎热的炎州。个人单独经营是不现实的，也是十分危险的，故必须结成临时性的商帮才行，前己述及。三是商人贩卖的这些各地的奇珍异产，必然会为其带来巨额财富，当然，客观上也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所以在唐后期出现“夜市”、“飞钱”和“柜坊”等，商人功不可没。
五、与官府勾结，谋求政治经济利益。
商人勾结官府，这并非唐朝才有，早己存在过，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官商勾结的现象，唐前期已很盛行，如高宗时的长安富商邹风炽，因其巨富，常与朝廷显贵游乐，并能出入宫廷，在皇帝面前夸富，其势之盛，可以想见。中唐以后，这种风气就更为炽盛。元稹诗中写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十常侍，即宦官，中唐以后，宦官执掌军政大权，“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3]。正是由于宦官一手遮天，故长安大小商贩均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接受结赐，而在市肆从事贩鬻。他们依仗宦官权势，广置资产，很少输税，还免除各种差役。不仅对宦官得贿赂，侯家与主第，即王侯、显贵之家也必须一一点缀。这些声势宣赫的富商巨贾，不仅能与官府相结托，而达官权贵也往往乐至其门下，确如司马迁所言：“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4]。由金钱开路。商人得到的好处是：“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市卒醉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逃避赋役，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颇深。由此可见，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互为借重，共同刻剥广大人民，使人民'陷于饥寒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益加重的症结之一。
通过对元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唐后期商贾至少有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从从商人员来看，经商者较前期增多，农人尤多；二是从商贾经营手段来看，奸商现象突出，商官勾结现象严重；三是从商人的作用来看，进一步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四是从商人的地位来着，唐政府的抑商作用较前期有所削弱，商人的地位较前期有很大的提高。
元稹的《估客乐》一诗，作为中晚唐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人民性和现实性之高，不是没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