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知識精英何以墮落成了“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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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知識精英何以墮落成了“流氓”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30 09:36:17

詮釋了“暴徒”涵義的是雇凶傷害方舟子的“准中科院院士”肖傳國。圖為肖傳國被刑拘。
中評社北京9月30日訊／“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流氓’一詞一般意指幾種人，一是指動輒喊砍喊殺、崇尚暴力的家夥，與‘暴徒’同義；二是指性方面喜歡胡來的猥瑣之徒，與‘淫棍’同義；三是指玩世不恭、摒棄道德感的人，與痞子同義。不巧的是，最近的幾樁新聞事件，新聞當事人本來是所謂的知識精英群體裡的人物，卻分別與上述三個特征相吻合。”《時代周報》今天登載李鐵的文章“知識精英為何墮落成了‘流氓’”，詳細內容如下：
詮釋了“暴徒”涵義的是雇凶傷害方舟子的“准中科院院士”肖傳國，目前已被刑拘，牢獄之災正在等著這位海歸教授；屬於淫棍類的是這幾天紅遍網絡的天津某副教授，這位副教授的日記近日被傳到了網絡上，日記顯示，與這位副教授有染的女性多達十幾人，其中包括很多女學生，日記中的性愛描寫俯拾即是，香艶程度遠超貪官韓峰的日記門；還有一位痞子類人物是“微博捉奸”的男主角，鉛筆社的民間經濟學家陳青藍，在被妻子捉奸在床並在微博直播之後，號稱自由主義者的陳青藍的回應是：“道德永遠是個人的選擇，不存在集體道德。請不要揮舞著道德大棒來打人，因為那是你的道德，不一定是別人的道德。”
繼“小姐”和“同志”之後，“精英”也正在成為一個被毀掉的詞匯，搞得現在幾乎沒有人敢承認自己是知識精英了，這確實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怪現狀。最近上述三位“知識精英”的表現，無疑又在這個詞匯身上添了幾個臟腳印。
當增長壓倒啟蒙
精英本來應該是整個社會的知識和智慧的結晶，是文明的火車頭，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範。中國知識精英的形象為何與此漸行漸遠？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還得從20年前說起。
高校是知識精英最為集中的地方，我們以這個群體作為考察對象。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承擔思想啟蒙重任的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確實也集中了那個時代的優秀分子。一些知識精英在那個時代都是大眾明星，相當風光。
在80年代，社會進步的主要阻力還是來自於思想，在這個背景之下，學者們的思考和研究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有引導作用，知識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都相當強烈，大家都懷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真誠去思考和研究，不論是公眾還是知識精英自己，都極少有人去懷疑這項工作的神聖意義。
這種情形在80年代末的社會震蕩之後發生了很大改變，整個社會從上到下來了個從理想主義到實用主義的大轉向。高校學術研究的環境也為之大變，之前縱橫馳騁的大思想話題已經在言說空間上嚴重受限，知識界逐漸將研究的話題由思想轉向了學術。
這種情形和清朝乾嘉學派的興起似有相似之處，由於雍正、乾隆年間的言論限制，當時的知識分子逐漸放棄了宋學好談宏大的理學、議論時政的路數，改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據和整理上，尋章摘句，專注於純學術的考據工作。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國知識界在80年代末的這一轉向未必是一件壞事，學者們從喧囂的思想陣地上退下來，專心補一補純學術的課，把學問做得更扎實、更專業、更符合現代學術規範，有利於彌補80年代思想界學養的不足，有利於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氣。
然而，這把從思想轉移到學術的火沒燒幾年就行將熄滅。首先是整個社會的外部氛圍急遽蛻變，全社會進入了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時代，增長壓倒了啟蒙。這使得以往處於社會關注焦點的知識精英逐漸淡出了公共視野，在悶聲發大財的社會氛圍下，誰還去關注什麼思想和學術呢？
公共知識分子風光不再，那麼專業知識分子呢？本來在一個健全的現代學術環境中，多數知識分子都是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活動，價值評價也是由專業圈子來決定的。然而這些年愈演愈烈的學術行政化使得這種專業評價也亂了套。
學術政客和學霸們把持了學術評價，把持了學術資源的分配，這直接導致了學術界的腐敗。這種腐敗實際啟動了一個“劣勝優汰”的機制，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反而是肖傳國這樣大肆造假的無恥小人混得風生水起，若不是因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傳國甚至可能因為造假而當上中科院院士。這樣一種“劣勝優汰”的機制實際就是在鼓勵流氓行為，最終在知識精英群體中產生肖傳國這樣極端的流氓，也是早晚的事。
失意的知識精英
學術評價機制的失靈、高校的行政化，對於懷有學術理想的文科青年學者打擊尤為巨大。他們本來在讀書期間，受到了比上一輩學者更為現代更為規範的學術訓練，其中不少人是懷著學術理想進入學界的，但進去後發現很難安心做學問。
做個專業學者吧，沒有一個公正的專業評價圈子，拿不到課題，升不了職稱，資源都在學術官僚和學霸那裡把持著，他們都富得流油，而沒有權力的青年學者卻窮得滴血。
想做個公共知識分子也不成，一來缺乏空間，二來現在整個社會並不像80年代那樣關注學者的意見和研究了。因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早已不是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尖銳而明了的社會矛盾面前，人們並不需要學者來提供多複雜的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這十幾年來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依然是那些老面孔，新人極少，這是一個極難誕生學術思想明星的時代。近年出現的一些所謂文化名人，比如韓寒、於丹、錢文忠等人，與其說是思想明星，不如說是娛樂明星，因為他們所做的東西，與學術思想關係不大。
一個踏入學界的年輕人面對這般情形，他要麼選擇投身於學術腐敗的洪流，造假、行賄、投靠學術權貴以獲得利益。要麼走向社會，為既得利益集團背書。這兩種選擇，都將使得知識精英墮落成流氓，也自然為社會所鄙視。
在學術界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之後，後來者只能喝點清湯，極低的物質待遇加上無法實現學術興趣和理想，這樣的行當自然無法吸引到優秀的學生加入。就我切身觀察，這些年國內高校的文科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呈明顯的下降趨勢。特別是在文科的基礎學科，碩士博士學位已經很難吸引到優秀的學生，願意留下來苦讀的，才能平庸，沒有出路不得不進高校的占了相當部分。一個無法吸引優秀分子的行業，自然也會走向惡性循環，最終也不被社會尊重。
我們可以想象，當這些知識精英既無法實現世俗利益，又缺乏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尊重和榮耀的時候，他們的人生價值如何實現？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嚴重懷疑這份工作的意義，很多人甚至稱自己就是騙子。一些青年教師流傳這樣的說法，現在高校文科老師什麼都沒有，只剩下一點“性福利”了。誰瞧得起我們這些窮酸文人？也就只有去忽悠一下涉世未深的女學生的崇拜了。於是乎，天津副教授的性愛日記就這樣煉成了。
知識精英的民粹化
除非成為學術權力圈子裡的一員，這十年是知識精英最為失落的十年。儘管公共知識分子早已沒有了往日的風光，但依然有人願意參與其間。畢竟，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就有經世致用的傳統，更何況是在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
但當下參與公共話題討論的知識分子中的民粹主義傾向卻同樣令人擔憂。美國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特在比較各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指出，“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傾向於擁護民粹主義，因為他們既同現有的權力等級體系缺乏聯繫，又對之不滿，他們唯一的力量源泉在於人民。同時，他們的民粹主義也派生於他們對更發達國家所持的一種矛盾心理……對民粹主義的崇拜產生了一種信念，即‘相信普通民眾（即受教育者和非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和巨大的道德價值’”。
當下中國知識精英深切地感到了社會分層的日益固化，而且至今還沒看到打破這個鐵屋的希望，這樣一種絕望，加上自身境況的不如意，很容易走向激進的方向，產生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經常表現為，逢權威必反，逢權力必反，凡是底層民眾的，就是受害的，就是正確的。
在近期的世衛麻疹疫苗事件中，以及在山西的轉基因玉米的謠言中，許多知識精英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不相信科學，選擇了相信低級的陰謀論和謠言，一些媒體報道也充當了傳謠的角色。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知識精英的科學素養還嚴重不足，知識結構老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既有的民粹主義傾向使他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民粹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激進思潮，往往在社會兩極極端對立的時候得以盛行，破壞力巨大。而知識精英所持有的理性和對建設性批評的追求，本來是化解極端情緒的良藥，如果知識精英群體也變得民粹化，那無疑會將我們的社會置於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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