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胜败根本:谁能更合理地“花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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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洋舰队作战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厄运链上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情况是:整整116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在最直接的军事层面上,对那场决定我国百年命运的海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得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各路学者也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杨志本则认为:如果北洋舰队也摆出“单纵列”队形,和日本联合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许华、杨志本和吴如嵩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失利的战术原因的主要看法。
二、战术火力是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双方火炮射速的严重失衡颠覆了各自的常态选择,让北洋舰队的指挥官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为不利的“舰艏对敌”和“夹缝雁行阵”
早在明代,我国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先于美国学者马汉,总结出火力强弱是决定海战命运之关键的重要结论。他在著述里写到:“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所以,马汉“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的结论应该算是一个常识问题。事实上,无论是陆上作战还是海上作战,在双方其他条件相差不多的情况下,都是火力决定一切。陆上作战的火力多少会受地形、地貌影响,海上作战则一览无余,除了风向、风速外,几乎是火力的纯粹较量。北洋舰队的将领们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常识。
1891年夏,北洋舰队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北洋水师总兵刘步蟾即观察到,当时新添了松岛、严岛、桥立“三景舰”的日本海军火力已经超过北洋海军,他告知丁汝昌、李鸿章“北洋海军购买军舰、更新旧炮已刻不容缓”,因此,李鸿章立即向朝廷上了一份十万火急的奏折,指出:“……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由此可见,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完全清楚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这一常识,而黄海海战的失败结局,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力非常准确,这也解释了李鸿章为什么在开战时不愿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只想做“猛虎在山之势”。
1、“舰艏对敌”和“夹缝雁行阵”的合理与不合理
我们知道,两支舰队交战、或两艘军舰交战,最有利和最不利的战位分别可以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字一横战位的是最为有利的位置,其特点是以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个舰队的火力;而处于“T”字一竖战位的则最为不利,其特点是以最大限度放弃火力为代价,来换取最小的受弹面积。所以,在海战中,交战双方如果火力相当的话,任何一方都会极力避免处于、或接近于“T”字一竖的战位。
黄海海战开始之初,当北洋舰队决定以“夹缝雁行阵”对阵、并且取“舰艏对敌”阵式时,北洋舰队的每一艘军舰都会和成纵列队形在我阵前通过的大部分日本军舰形成一次“T”字形对抗,这样一来,北洋舰队的战舰在每一次对抗时都会处于绝对不利的“T”字一竖的战位,日方战舰则处于最为有利的“T”字一横的战位。我方战舰有最小受弹面积的好处,但是其火力的发挥也降到最低限度(射速极慢更使尾炮置于无用武之地)。日方战舰虽有暴露最大受弹面积之弊端,但是我方战舰火力已降至最低程度,无法利用日方战舰暴露出的最大受弹面积给予其致命打击,相反,日方战舰却可以毫无顾虑地发挥出其最大的火力优势。所以,正常而言,北洋舰队“舰艏对敌”和“夹缝雁行阵”确实是最糟糕的战斗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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