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现在怎样成为名教授

2008-12-29 23:42
教授乃世界公认的教师之王，学中人杰，是社会中公认的精英人才，想成为教授可不是件人人可为的事，而成为“名教授”就是要在学界成为王中之王，这更不是一般人可为的事。除了拥有特别的天赋，兼以刻苦用功做学问、搞研究弄出卓越的大成果外，难道这里还另有秘诀与妙法？是的，方法往往是成功的关键。
但是，现在流行的是让富人来介绍致富的经验，让大学者来介绍治学的经验，让政要来讲为官之道似乎才有说服力，本人以乃一介默默无闻的末流高校的默默无闻的小讲师，以此身份来写“怎样成为名教授”的文章，实在是太贻笑大方，太自不量力、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其实也不全然，苏东坡先生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名教授来写此类文章有时就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可能。大学教授眭依凡先生曾写有一篇叫《培养教授》的文章，近来又写有一篇《大学庸俗化批判》的大作，虽然都被大名鼎鼎的《新华文摘》转载，其实乃书生之见也，犯的正是“身在此山中”易犯的毛病，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奥秘。
要想成为名教授就得有“拜官主义”思想，“惟官是奉”是其前提。这是最为要认识清楚的大是大非。作为大学教授的眭依凡先生就不肯认同这一点，所以他只能在三流水平的师范院校当他的教授。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心态，要当好一个普通高校教师尚且成问题，更何况成为名教授？可能早已经被大批地扫地出门矣。我们中国人总结出来的“父母官”思想是成为名教授的思想精华。亲近官，就可以受官“父母”一样的庇护，虽然不一定要自己加官进爵，但一定要有他们的支持。否则即使当了教授，也一定成不了名教授。象诗人流沙河先生写出这样的诗句：“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雪后孤松别样翠，山间野水自然清。”这样一来松会翠，水也会清，但要想成为名教授是不可能的了。要想成为名教授，就得抓住一切机会去见“大人”并与之密切交往，因为他们手里往往握有财务大权，只需大笔轻轻一点，就有大把的钞票可以拿了去。得钱是事小，得到主持某某课题的名气是事大。课题一多，级别一大，往往榜上就有名，社会知名度就大了。有钱更有名，而只要有了钱，就不愁没有真学问的人来替你做事。无论他们做了多少做得多好，你是项目主持人，所以他们所做的学问都是你的了。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如果潜心做学问，搞研究既辛苦又有很大风险而且吃力不讨好且不说，到头来最多只讨到一个做“杀猪式”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什么叫“占据制高点”？这就是占据制高点。有了制高点，成为名教授就不远了。现在不是流行一句广告用语，叫什么“高度决定影响力”吗？所以“占据制高点”其中的精髓其实就在这里。
能不读书最好还是不要去读书，如果实在想读点书，也千万不要去读鲁迅先生的东西。原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结果在北大就差点没立足之地，名是名了，可是从他的文章来看，活得一点也不潇洒。以现代人幸福的标准：健康、富足、快乐、自由，他老先生几乎是一点也不沾。后来还是他老先生自已总结出来了缘由：一个人在事业发达、平步青云的时候是不会遇到鲁迅的，也不会对这个一辈子倒霉的老头感兴趣。所以你如果想成为名教授，就不要去读鲁迅的书，甚至有机会的时候还要好好地将鲁迅臭骂一顿以消消自己心中的晦气。因为这个人居然一辈子站在平民与民间的立场上专与达官贵人作对，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民间立场？平民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可以供我们致富享乐的材料与工具吗？这个怪老头子。难怪那么多人不喜欢他。太不识时务。所以其同时代的名教授几乎都与他有过意气之争。到现在还非常令人讨厌。自己不肯当名教授也就罢了，还骂人家名教授是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读他的书，就难免受他的毒害，读其书越久越多，成为名教授的可能性就越小。
要想成为名教授，就不要有平民思想，更不要讲什么社会良心。让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吧。这是我们的“致富之源，成名之本”。如果你实在想读书，你要多读读象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的《你为什么是穷人》这样的大作，这本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是穷人就是因为你还有穷人的思想并且与穷人有着天然的情感，要想成为富人就得先与原来的穷朋友告别决裂，而学会与富人为伍。不要到穷人经常去的地方，要学着过富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条件还不够，至少也得先有点小资情调。此外可读的还有象《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的书，当你发现了自己的奶酪被人偷走、抢走了时，你不要发牢骚，你不但不要揭发批判，而且要劝告发牢骚的人，叫他们没有脾气，因为还有别人的奶酪可供你偷与抢。如果去发牢骚，不但自己的那份要不回来了，而且偷抢别人奶酪的机会也可能白白错过，记住，心平气和地接受现有的一切，赞美现有的一切是你成为名教授的终身管用的法宝。
如果要看电影就要看在特区深圳拍摄的《花季雨季》，里面全是现代化的建筑与花园一样的学校，学生中学还没有毕业就准备飞往美国留学矣。如果要搞科研与实验也要选择这样的地方。而不要去看在西北山区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更不能一看这样的电影就被感动得落泪，这样的人往往是没有出息的。在思想情感及价值上要与贫困群体与贫困地区彻底决裂。对于一些不利于自己成为名教授的“谣言”不要去信去传，最好不要进入自己的视野，更不要进入自己的学术话语中。如果想成为名教授就得先与名教授密切往来，就要坚决告别原先的一帮没有出息的普通穷教师，当然学界毕竟不等同于商界，完全告别是不可能的，有时还要靠他们为自己跑跑笼套，让他们“帮帮忙”或“帮帮闲”，为自己做点“杀猪式”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千万不要与此等人平等交心、探讨学问，他们这样的人正如孔夫子所告诫的那样：“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探讨学问时也千万不要与这些普通教师在一起，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避免露出自己的学术底子，二来可以省出时间与“大人”或名流交往，久而久之深受名教授熏陶，得名气之先，功自然成。
要做名教授，写文章做演讲是难免的，然而这里的学问也很大。能不演讲最好还是不要演讲，关键还在露马脚，再则因为多则不值钱也。如果实在要演讲最好动辄就要谈到自己在美国、英国时如何如何，或者与听众一起回忆自己曾与教育部高官在一起的幸福日子，然后亮相以与之的合影，此镇山之法宝也。就象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写到的那个教育部派下来视察的专员、“导师制”专家那样，开口闭口动辄就是“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中国西部落后农村的事带入我们的话语圈。使用的语言也不能仅仅是现代式的中国话，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所以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演讲，一定要想方设法显示自己学问高深莫测，这就不能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更不能选那些有政治风险的问题。对演讲题目的选择我建议总结一下听众的声音：“讲不清的从不讲，讲得清的你总讲”。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完全用英语演讲，如果水平还不够，也不紧要，有时可用古文代之。如果同时兼用一些西方后现代语言，再时不时夹杂着几句英文，效果会更好。但请记住千万不要使用人人能懂的现代汉语。
“学贯中西”是一个名教授必备的本领，而语言是最能显示这个本领的地方。比如陈四益先生就告诉我们提高学术水准的奥妙：“一群蚂蚁在一根枯枝上，枯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蚂蚁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丧生；如果它们抱成一团，树枝或许因此在某个河湾搁浅，这群蚂蚁就会因此而得救。”DDD这段话你肯定轻易地就读懂了，可是不幸得很，靠这样的表述是不可能成为名教授的，因为不够学术的水准。人人可懂的东西怎能显示出自己的学问大，让人崇敬得起来？所以陈先生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来表述，而要改成这样的一段话：“枯枝上的蚂蚁，如果不能从更为宏观的全部自然情境把握自身的行为，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认识原则，不能顾及各种动态与表态的综合效应，仅仅凭借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行动，从广义的后果论观察，它们就会步入误区。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支配性语境中，蚂蚁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将使自身解救活动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败。如果枯枝上的蚂蚁能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组织模式为活动框架，达成一种互惠的构成方式和因果关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从而对现有情境作出新的创制与解释，使自身的行动建立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消除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固有语境，那么，借助其肢体语言建立的集体意识，可以实现新的规范层面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在这样的一些群体行为的解构下，集体主义后果论意义上的集体的获救。”看这段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吧？嘻嘻，看不懂就是因为没有学术水平，你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有学术功底的亏！这样的表述不仅“学问”大，而且在以字数论学术成就的今天也大占便宜，可以让那些只知死做学问的普通教师大叹你的学问大，自愧不如，你自然就出类拔萃了。当然，陈四益先生告诫说如果在这样的表述里再加上几个英文，不，最好是拉丁文或古希腊文的话，“学问”会更大，对你崇拜的人也会更多。不要担心这是什么后现代语言，也不要怕人家说后现代对于还是前现代的中国来说似乎有“给瘦子减肥”、“给婴儿发避孕套”的嫌疑，没有关系的，这正是成功的奥妙。唯有如此，才不要面对真学问，更不要面对真问题。这叫避实就虚，古代军事上也有这一法，千百年来以此法战无不胜，往往有成效，学问上其实也一样。
你手里要握的应该是一把“屠龙刀”而不是一把“杀猪刀”，“屠龙”多高雅而又轻松，“杀猪”却低俗而又费力不讨好，弄不好还可能被猪踹上一脚，弄得自己一身又脏又臭。所以象陶行知先生、梁溟先生、宴阳初先生等这样专做“杀猪”的傻事就不要再去做了。这样成为名教授的方法已经是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什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穿着草鞋就去贫困的乡村里办学，搞什么乡村建设，弄什么平民教育！他们这样做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剧，我们现在哪有什么乡村需要建设？哪里还有什么平民需要教育？现在我们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了，我们要研究的是教育如何来为“小康”生活服务了。如果现在还象他们那样做的话就是不与时俱进了，如果你还不能及时地与时俱进，就要落后于时代了。要知道你如果只“捧着一颗心来”，不要说只“带走半根草”而不带走几根金条的话，别人是要笑话的，所以成为名教授的秘诀应该是这样的：“捧着半根草来，带走一批金条”，手不要软，要与时俱进啊!更何况你不带走别人也会带走，现在谁还认什么“心”呀。有没有心，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关键是要有“金条”，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必要客气。我们完全可以“跑部”要几个国家级的课题，弄个几十万、几百万的小课题回到学校里慢慢做就是了。当然毕竟“学”与“官”不同，咱们不能与大贪官成克杰比，人家动辄“跑部”要大钱又要大官，毕竟这社会还是存在着档次的。在成为名教授之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要有的，既使成了名教授之后，也还要保持平常心，就是“学”永远不但不要与“官”比，还要诚心诚意为之服务，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永远不要与人争风。要知道即使是名教授也不过是名教授，就象香港电影里周星驰演的武状元苏乞儿，当了乞丐之霸主也不过还是乞丐一样，这是无论如何要记住的，不过这已经是当了名教授之后的事了。
中国管理学专家说了，在我们中国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可见作为名教授的头脑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脑袋还有一用的话，就是用之考虑自己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这是最最重要的。屁股坐的位置对了，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点头如捣蒜。上次有“导师制专家”来广东某高校视察，校长就紧张地告诫学校所有的官员与教师们，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不准任何人对“导师制专家”所言说半个“不”字，否则后果自负。也就是说如果屁股坐得对的话，你在未开口之前就已经是对的了。所以类似的经验还有“萝卜不论大小，关键是要长对地方”。这个学问不但大，而且非常实用，可谓一劳永逸。在这里你不要相信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鬼话。一旦你的屁股坐到这个位置，真理就自然属于你了。所以，你不必为做什么真学问而削尖脑袋。这是错误的，坐对了位置，你的学问自然就“真”了。早在二千多年以前的秦国改革家李斯就从“厕鼠”与“仓鼠”的不同命运里悟出了这个道理。“厕鼠”吃点人畜的污秽尚且要惊吓无度，躲躲闪闪，不得安宁，可是“仓鼠”却可以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吃粮食谷物。为什么？盖因屁股没有坐对地方也。此乃千古屡试不爽的经验之精髓！
不要轻易发表大作，如果想发表也一定要找准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同样的道理，萝卜一定要种对地方。如果象当年清华的“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那样只凭在王国维死后的墓碑上撰写的几百字墓志铭，是成不了名教授的。更何况他后来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几乎把所有的文章都只发表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而且还常常在同一期上就发好几篇论文。这样的方法是成不了名教授的。陈寅恪如果要活到现在一定在被解聘之列。这样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住。
想成为名教授的方法一定还有许多，只是作为旁观者的局限性，也有不是很清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还不是太有名的教授就好心向我指点迷津：你这样一直批下去，一辈子恐怕只能当个小讲师。可见“局外”还有“局外”，世外还有高人，可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也算是想成为名教授的最后一点告诫了。
不过，这样的名教授一多，离教育败落凋零的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