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业发展有何影响-郭田勇的博客 - / - 郭田勇 - 和讯博客

《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业发展有何影响-郭田勇的博客 [原创 2010-10-12 23:42:00] 
字号：大 中 小
和以往巴塞尔协议相比，此次《巴塞尔协议III》的亮点在哪里？是否存在不足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同以往巴塞尔协议相比，《巴塞尔协议III》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资本充足率的大幅度提高。协议规定，全球各商业银行5年内必须将一级资本充足率的下限从现行要求的4%上调至6%，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4.5%，2014年为5.5%，2015年达6%。同时，协议将普通股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过渡期限为2013年升至3.5%，2014年升至4%，2015年升至4.5%。另外，协议维持目前资本充足率8%不变。另外，此次协议对一级资本提出了新的限制性定义，只包括普通股和永久优先股。会议还决定各家银行最迟在2017年底完全接受最新的针对一级资本的定义。
其次，是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新协议规定，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对资本充足率加资本缓冲要求在2019年以前从现在的8%逐步升至10.5%。最低普通股比例加资本留存缓冲比例在2019年以前由目前的3.5%逐步升至7%。
最后，是过渡期时间充裕。根据新协议，所有成员国执行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且须在该日期前将协议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规范。新协议的各个要求将于不同的过渡期分阶段执行，这也有助于确保全球银行业能在满足更高要求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并进行融资，同时也为面临再次衰退压力的全球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最终达成一致的落实期各项规则虽有所不同，但最晚至2019年1月1日。其中，资本留存缓冲的过渡期最长，将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底期间逐步实施，于2019年1月1日实现。
可见，巴塞尔协议III确实对一些现行规定做了更严格的要求。但是新规在是否能够防止危机再次发生方面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根据现行巴塞尔协议II的规定，银行可以使用自己的风险管理模型来决定各种资产类别的风险情况，这意味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评级。另外次贷危机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刻意隐瞒了业务风险，但是新规定无法保证银行业不会找出新的办法来掩盖风险。
《巴塞尔协议III》提高银行资本金标准的规定对全球银行业影响如何（比如是否会出现银行业集中增资的情况，是否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放贷积极性等等）？对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银行业的冲击是否相同？
9月12日,主要经济体银行监管部门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并将于今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进行最后表决。《巴塞尔协议III》的出台,是继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对金融业监管的又一里程碑事件。面对巴塞尔新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境遇迥异。
目前,中国主要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均已超过巴塞尔协议III所规定的下限。中国走在了巴塞尔协议III之前，新规对中国银行业影响不大。以上市银行为例，上市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6%以上，而且中国银监会目前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则为7%，而《巴塞尔协议Ⅲ》只是分别提高到6%和4.5%，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标准远高于国际标准。因此，即便巴塞尔新协议马上执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由于监管改革启动较早，银行已经增加了大量的资本，因此这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拥有更多缓冲资本。据数据显示，2010年一季度花旗集团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2%,一级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为9.1%；截至2010年二季度,摩根大通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1%,年底一级普通股权益资本比率为8.8%；2010年二季度美国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则达到10.67%,均远远超过《巴塞尔协议III》所规定的标准。
而欧洲银行在经历了欧债危机之后,增资压力相对较大。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实施新规则，需要考虑到既要保证金融系统稳定和信心，又不会抑制长期经济成长。过分要求会对金融业和整体经济造成伤害，将会对银行的规划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妨碍欧洲经济体复苏。
在《巴塞尔协议III》之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先后诞生了两个《巴塞尔协议》，对全球银行业的监管不断强化。然而，恰恰在同一时期，全球性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时有倒闭。那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催生出的《巴塞尔协议III》，能否有效避免未来发生新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说，《巴塞尔协议》自诞生以来，对于化解金融风险、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究竟有着多大作用？
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金融行业无一幸免，但商业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是最小的，诸如证券，期货，保险和投资银行都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巴塞尔协议在银行业监管中的作用不应该受到质疑，而且作为全球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基石，巴塞尔协议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自身或外部的一些因素，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并不能完全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新协议的规范对象只是针对单个银行和银行集团的，在银行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明确将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从并表范围中分离。一些国家和地区规定实施新协议只针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不在实施新协议范围之内。银行集团计算资本充足率也应扣除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另一方面，金融业混业经营导致了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与证券业务之间形成了交叉，金融集团内部银行与保险、证券之间的战略合作和业务合作，使风险在银行集团内部聚集和传递。而新协议要求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排除了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结果，尽管看上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安全的，但风险却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传递，这就需要银行监管体系、保险公司监管体系和证券公司监管体系协调运作。
另外，风险资产的计算严重依赖外部评级。外部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一直被全球金融市场认为是对债务人或债项信用风险识别和判断的重要标杆，巴塞尔委员会甚至将外部评级结果与固定的风险权重直接挂钩，要求实施信用风险标准法的银行据此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随着新协议的推行，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已经成为事实上维系全球银行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用评级结果受到了极大置疑。例如2007年惠誉将雷曼兄弟长期评级和优先支付的无担保债务评级上调为AA-，同年标普对雷曼兄弟的评级是A-，一年之后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外部评级结果的失真，对于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结果计算监管资本的银行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低估了交易对手的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小于实际需要的资本。
从美国出台金融监管法案，到欧盟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再到《巴塞尔协议III》问世，三大金融监管重拳在近期相继落下。这是否意味着全球金融监管由过度宽松就此走上理性、约束与均衡的道路？又会不会出现矫枉过正？在此情况下，未来数年全球是否会将迎来流动性紧缩的时代，从而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数年的流动性空前泛滥形成鲜明对比？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反映了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监管机构采取“没有明文禁止即可行”的原则，鼓励机构创新金融工具，造成金融市场外部约束和监控不足，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充斥市场。而且监管权力配置过于分散化，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同时由于金融监管缺乏主协调者，金融机构和产品没有处于全方位的监控之下，风险控制流程规范性不足。
危机过后，各监管改革方案都要求加强监管协调，设立实体化、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构，体现了以下两个趋势：
一、全过程监管
扩大监管覆盖面,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工具和市场纳入监管范围,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监管。这一共识在美国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得到了落实。例如,为修正对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监管的不足,美国要求达到特定规模的对冲基金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欧盟委员会认为,今后需要强化对银行的风险控制，约束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为,加强对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
二、统一监管
为顺应混业经营的潮流,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例如,美国和欧盟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明确提出将分散监管改为统一集中监管,提高了对混业金融集团的监管强度,实现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
中国的银行业目前整体上是满足新的监管规定的，但需要注意，中国银行业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从2008年底开始的大肆放贷目前已持续近两年，其影响由于滞后效应目前并未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充足率上显现出来。问题是，一旦将来某个时点，这种大肆放贷给银行带来新一轮的呆账坏账（如目前已经显现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中国银行业可能就不再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标准了。那么，中国银行业会出现上述问题吗？应如何未雨绸缪？监管标准的提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自2008年底以来，我国贷款总量的大幅增长说明,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领下,金融机构积极投放信贷资金,为有效扭转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提供了强有力的货币信贷支持。同时巨额贷款存量带来潜在不良贷款和其它问题信贷的担心也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危机以来，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持续提升，目前已经达到140%左右。由此看，短期内银行能够有效控制资产质量的波动，资产全面恶化的局面不会出现。尤其是，银监会年初上调银行拨备覆盖率至150%，以行政手段迫使商业银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先行准备，这至少能保证银行业的资产风险在短期不会集中大规模爆发。
经过多年的商业化改革，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以前。国内商业银行不仅在风险管理的技术层面已经接近国际水平，而且在风险管理的制度层面初步实现了科学与合理，既健全了风险控制的组织体制，也确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理念。因此，危机以来大规模的信贷增幅所带来的资产不良问题是可控、可防的。
短期来看国内银行依赖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的业务模式将面临考验，严格的资本计提要求和杠杆率要求，将大大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加强银行对高风险业务的控制可能会迫使银行减少贷款，而这些贷款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之一。
但从长期来看新巴塞尔协议将使发生金融危机的次数减少,同时损害程度减弱,由此产生的正面影响将超过了因银行为满足更严格资本要求所采取的行动对我国带来的短期成本。（本文为就新巴协议出台接受《中国外汇》杂志的专访）
分享到搜狐微博
下一篇：
郭田勇：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的分析与前瞻
所属版块:经济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