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文.字.狱”的主角为何多为县委书记？

殷国安先生于2207年12月21日在新华网发了篇评论《“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有事实，也有道理，转载的网站很多，但去新华网拜读，点击后出来的是：“抱歉！您查看的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不知是不是因为文章敏感而消失了，当然也可能是技术原因。幸而在别处还有，赶快录下收存起来。是中国法院网上的文件，应该没问题。不过要说敏感，从标题来看就有一点，“都是县委书记”，难道别人就没搞文字狱吗？我看谁也不敢说没有，他们要有意见也可以理解；县委书记不过是七品芝麻官，也许还有人要为之感到委屈。不过我想提醒一下，别看县太爷仅仅官居七品，但在他的辖区内，他就是最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条线之间还有点相互制约，而下面的县衙门就是那针眼，到了这里就是县太爷说了算，从文中所说的“只要他们一声令下，在整个县里，一呼百应，公安局作为重大案件即刻侦破，检察院立即起诉，人民法院也毫不拖泥带水，立马审判。”体现出古时县官的威权仍在，他的威权来自这种权力结构，因此决不可低估七品芝麻官的作用。
马上想到，写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就是在回到射洪县家居时，被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罗织罪名”，而在狱中死去的。须知陈子昂在朝廷当过不小的官，并深得武则天的赏识，一个县令也可以把他搞得身陷囹圄，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人怀疑陈子昂之死还有别的原因，但上面列出的是正史的记载，而且无论背后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但出面用文.字.狱来迫害他的仍只能是县令。一个县官是可以做到这些的，天高皇帝远，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古时的知县尽管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历来深受重视，地方不能自行任命，得朝廷来委派；兴科举后，多用新科进士，他们号称天子门生，上任前，有的皇帝还要亲自接见，在那个时代，不失为使皇权一竿子到底，中央政令能在基层不折不扣执行的一种办法。
[附一]
“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
作者：殷国安
2007年12月21日00:00:25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12/21/content_7284867.htm
临近岁末，媒体又曝出了一条令中国法制蒙羞的新闻：2007年初，公民董伟、王子峰、扈东臣等人因在“百度贴吧——高唐吧”发帖子被刑事拘留。他们被拘留的原因是涉嫌“侮辱”、“诽谤”现任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从而成为近一年来的全国第五个“文.字.狱”案例。（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自去年重庆“彭水诗案”开“文.字.狱”之端后，又出现了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海南“儋州歌案”，现在又来了一个“高唐网案”。纵观这五个当代“文.字.狱”案例，虽然具体情节有所不同，但相同的特征很明显：一是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议论和监督的权利被剥夺。无论公众采取合法正常的途径发表意见，还是被迫采取非正常途径发表意见；也无论这些意见是基本正确还是有所偏颇；只要是对官员进行了批评，都会被官员视为“诽谤”，当事人无不遭遇制裁，有的遭遇牢狱之灾，有的甚至被拉出去游街。二是公共权力成为官员压迫群众的工具。公安、检察、法院这些国家机器，本来是人民手上的公器，却成了官员可以指挥、操纵的私器，可按官员的意图对提出意见的人进行逮捕法办，甚至本来应属于自诉的案件也直接由司法机关公诉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五起“文字狱”都是由当地县委书记一手制造的。为什么县委书记容易制造“文字狱”呢？因为县委书记最具备制造“文字狱”的条件。首先，县委书记都具有制造“文.字.狱”的动因。县委书记虽然官不算大，但却是一方“诸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他们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批评自己的不同意见很难容忍，如果有了出格的话，自然抓住不放，不惜一切手段，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二，他们具有制造“文.字.狱”的权力。只要他们一声令下，在整个县里，一呼百应，公安局作为重大案件即刻侦破，检察院立即起诉，人民法院也毫不拖泥带水，立马审判。于是导演了一场权力干预司法的闹剧。总而言之，在一县之内，县委书记想干什么几乎都不会遇到阻力。
县委书记容易成为“文字狱”的制造者，原因只有一个：县委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而又没有受到有效监督。“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如此巨大的权力，却很少有监督的力量与之制衡，“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就是真实的写照。所以，只要县委书记觉得需要，“文字狱”立刻可以制造出来。当然，“文字狱”接二连三地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制造“文.字.狱”官员处置失之于宽，也使后来者有恃无恐。重庆的“彭水诗案”当权者被平调了事；山西的“稷山文案”尽管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批转到山西有关部门处理，至今没有下文；而河南的“孟州书案”和如今的海南“儋州歌案”，更是没有说法了。
“文.字.狱”不断发生，“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亵渎，是对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否定。”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如此说。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对一再发生的“文.字.狱”，我们听不到上级司法机关的声音，也听不到各级人大的声音，只看到个别地方官员的猖狂无忌。可以肯定，对握有重权的地方官员的监督还有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字.狱”难免还会闯入我们的视野。
[附二][转载]陈子昂英年早逝因何故？
唐初诗人陈子昂，字伯玉，是奋力开拓唐诗发展道路的杰出先驱．他的一首《登幽州台
歌》：“前不见古人。后不不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蕴含着丰富的内
容，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陈子昂的一生刚正不阿，追求贤明政治，所作的《感遇》诗，
指斥时弊，风格清峻，赢得后世的称颂。然而，陈子昂仅活了四十二岁，便死于非命，
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死于何因？
据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及《新唐书》、《旧唐书》记载，陈子昂是被
贪婪残暴的射洪县令段简迫害致死的。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在朝中任右拾遗的陈子
昂上表，以父老乞罢职归侍。武则天下诏允许他带官返乡，仍领右拾遗薪俸。是年秋，
陈子昂回到家乡样州射洪（今四川射洪）。次年七月，陈子昂之父元敬病故，十月，陈
子昂葬其父于射洪武东山南的石佛谷中同，并为之撰碑。守丧期间，他衷哭不止，气息
欲绝，“杖不能起”，健康受到严重损伤。就在此时，县令段简“闻其家有财，乃附会
文法”，罗织罪名，欲加害陈子昂。陈子昂慌惧，不得不使家人送交二十万缗钱，段简
仍嫌太少，多次派吏用车子把病弱不堪的陈子昂拉到县衙传问审讯，进而定罪下狱。陈
子昂自度难保性命，忧愤至极，含冤死在狱中。可是，陈子昂是带官归侍，且得到武则
天的许可，区区县令段简岂有随意加害之理？由此看来，陈子昂之死，需要另找原因。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赵儋代梓州刺史鲜于叔明撰写的《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
曰：“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侍。至数月，文林（陈元敬曾任文林郎）卒。公至性
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
坐山。”由此碑文可知，陈子昂至性纯孝，为父守丧庐于墓侧，悲伤过度而死，他人加
害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然而，唐朝文人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却将陈子昂之死同武三思挂起钩来，
曰：“乔（知之）死于谗陈（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害。
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沈
氏认为，武三思怀疑陈子昂摈排，指使县令段简直接加害，以致陈子昂惨死狱中。明代
文学家胡震亨也信从这种说法，在《唐音癸签》中说：“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里，何至
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武三思
和段简上下串通谋害陈子昂，则陈子昂只能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隋唐史学家岑仲勉经过考证，提出另一种观点。他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
说：“以武后、周（兴）、来（俊臣）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
余由此推想：谓子昂家居时，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计划，即必有诛讨武氏之文字，‘别传
’所谓‘附会文法’，匣剑帷灯，饶有深意。唯如是，斯简之敢于数舆曳就支，子昂之
何以惧，何以贿，均可释然。及不堪其逼，遂一死谢之。”葛晓音《关于陈子昂的死因
》一文对岑先生的推想进一步作了论证，认为陈子昂撰写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
公墓志文》或许就是招祸的直接原因，碑文中“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不齐，
贤圣罔象”等语，可能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段简正是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
以死罪相威胁，终使陈子昂在劫难逃。
可是，仍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彭庆生作《陈子昂诗注》，并编修了陈子昂年谱，在谈
及陈子昂的死因时，反驳岑仲勉的观点。认为推想陈子昂有反抗武则天之计划或文字，
未免凿空。若陈子昂确有其事，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陈子昂别传》也
不得言“附会文法”。
围绕陈子昂的死因，人们提出了诸种不同的看法，究竟何种解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发信站:交通大学兵马俑BBS站 (2001年05月04日15:24:02 星期五), 站内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