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战线的无名英雄王超北和李茂堂

王超北和李茂堂是典型的地下战线无名英雄。因为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李茂堂曾经被迫加入中统，又失去和组织联系一段时间，而王超北又大力重用李茂堂，这就为二人的建国后的遭遇埋下悲剧的种子。
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他在中共西北情报处是副处长，是处长王超北的得力干将。
做谍报人员，无间道，很容易成为双面间谍，因为身不由己。这是间谍最大的苦恼。但他们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尤其是李茂堂，很不容易，尽管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他重新入党，但解放后还是被整死了；王超北地位较高，保下一命，满口牙齿被打掉，被关押17年，而且是文革前就被整了，和潘汉年的遭遇差不多。现在拍摄他们为原型的电视剧，就等于公开为他们平反。只不过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
王超北（1903—1985）陕西澄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肄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科长，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建国后，历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地矿部顾问。
而李茂堂的资料，几乎找不到。只知道他在甘肃省公安厅的任上被迫害致死。王超北在情报战线的地位，据说可以和潘汉年媲美，有南潘北王之称，整个西北地区的白区情报工作都是他领导的。
王超北与党的秘密机关
□韦效基
西安城内七贤庄，有个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合法公开机关。今天已成为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国内外驰名。然而当年在莲湖路一带，曾经有一个规模可观、建造科学、设备复杂、时间长久、贡献很大的我党的地下秘密机关，今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秘密机关是一座民宅，后院修建了离地面5.7米的地下室，里面有两个窑洞，一个用于收发电报，一个印刷文件。通向地面的天线、防护机器受潮、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调节空气的天窗等等设备一应俱全。天窗就伪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中午还可透进一丝阳光。还有两口水井，一明一暗，明的，传递消息，吊送食物，暗的，排粪便，销毁文件。
地下室有三个入口，分布在后院每间住人的室内，遇警讯，可随时下去。两个出口，通向别屋。通地下室的地道极窄，同时只能下一人，重要转弯处必须爬行。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打死首下者，其尸体则堵死地道，后面的敌人就无法下去。在接近窑洞入口处，另有鹞子翻身设备，到此须爬行进入一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到达窑洞。洞口各设有三寸多厚四边都钉有毡毯的榆木盖。上面再压两个近200公斤重的青石碌碡，这样连水和毒气也进不去了。当然地下室的人，可以从通路随时走脱。地面上掩护的房子包括四座院落，三道大门、一个偏院，大小20多间，完全与普遍民宅一样。但内部却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遇有事情，第一道大门的专人可以通过大门内厢房的暗藏电铃，使里屋的人及时下地下室。尽管这处院落曾被敌特当做“特殊户”投入大量人力、用尽各种手段监视过，但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始终未被敌特发现过。
这一我党的秘密机关，就是解放前长期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令胡宗南等敌特人员发抖的优秀共产党员王超北同志，将他父亲留给他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遗产在家乡变卖后，在自己私宅的基础上，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先后用了近三年时间，用去10多万块砖、20多吨灰沙，秘密改造修建而成的，不为外人所知。
王超北是陕西澄城人，早年参加革命，1923年曾就读于上海大学。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后，港澳同胞为八路军捐献了一批慰劳物资。第二年夏天，他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命，去港抢运这批物资，几经周折，千辛万苦，运回时已是1939年秋。武汉、广州早已失守。他只得将这批物资运抵宝鸡密藏，自己住西安，以便设法分批运往延安。当时他受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指示，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当时的西安既是我党通向国统区的秘密大门，又是胡宗南的老窝、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据点。军警宪特真是密如珠网多如牛毛。秘密工作的难度、危险程度可想而知。王超北以他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智慧、无畏的胆识、坚强的党性和谨慎的工作，完成了各项任务，直至西安解放。
西安解放后，王超北出任市公安局长，为镇反肃反，为西安人民的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变卖家产、不顾个人安危、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战士，却被康生、“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为“叛徒”、“特务”关押了近17年之久。“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掉满口牙齿，受尽折磨。落实政策出狱后，王超北任地矿部顾问，度过了晚年。那处秘密机关的房屋在建国后城市改造中已被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