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

2009年11月02日 12:03凤凰网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本文摘自1998年出版的《世界历史》第5期，作者:肖辉英
二战结束时，德国经济因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衣服；每5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页。）。实际情况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在5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本文试对50年代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
一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相对稳定地持续高速增长。西德于40年代末开始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工作。工业生产1950年底达到1936年水平，1951年超过1938年水平，同年下半年出现短暂经济繁荣。1952—1958年是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远远高于美国（2.2％）、英国（3.2％）、法国（4％）、意大利（5.1％），被称为“黄金的50年代”（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7页。）。50年代的最后两年即1959年和1960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5％和8.8％（注:赫尔曼·阿达姆:《经济政策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体制》（H.Adam，Wirtschaftspolitik undRegierungssystem der BRD），奥普拉登1992年版，第74页。）。10年内国民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在1961年至1990年的近30年内，除1969年外，西德经济未出现过这样的高速增长。
2.保持就业稳定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战后西德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成为政治家亟待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经济部长路·艾哈德说:“每一个政治家也要认识到人民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从而采取适当行动。”（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8页。）西德采取大力发展生产，广泛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福利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失业者由1950年的158万减少到1960年的27.1万。失业率大体上以每年0.5％—1.9％的速度减少。1960年失业率为1.3％（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逐年低速稳步增长。产业工人的毛收入10年内翻了一番。除1951年外，其余年份物价波动幅度很小。随着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速增长，商品日益丰富，消费品价格放开，市场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战后初期完全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一度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耐用品，如小汽车、电视机等逐渐成为大众化消费品，居民小汽车拥有量10年内增加近7倍，居民的购买力明显提高。
3.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实现了较高的国家预算。1951—1961年，西德国民收入从360.82亿马克增加到956.06亿马克，10年内增长了1.7倍，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同期内，支出由374.01亿马克增加到952.75亿马克，增长了1.6倍，收支基本平衡，收入略有盈余。
路·艾哈德认为，国民收入如同一个蛋糕，“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个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每人多得一点”（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3页。）。
在高预算收入情况下，实行高预算支出。国家支出1950年占35.9％，1958年增加到40.6％。安排就业和平稳物价作为国家支出的重点。50年代，社会福利和卫生、交通、教育以及地方设施和住房等部门在国家支出中占有明显比重。
4.西德50年代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三产业以及城市转移。城市的恢复和重建以及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西德在50年代末已作为一个经济强国重新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强国之林。
西德5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东西德相比，西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生产潜力。首先，从历史上形成的德国工业地理分布看，东西部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所占份额很不相同。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建设备生产占61％，其中汽车工业占68％，金属加工工业占70％，造船和蒸汽机车制造占77％（注:《德国统计手册，1928—1944年》（Statistisches Handbuch fuerDeutschland，1928—1944），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7％，生产资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81页。）。
工业地理的这种分布状况对东部产生的负面影响比西部大得多。到1950年，西部已基本消除了由于国家分裂造成的工业布局与生产能力严重失衡状况，而东部却长期未能解决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加工工业的失调问题。其次，从劳动力资源看，西德在50年代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经济发展未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是因为，除西部原有人口外，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大约1000万难民和战俘（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第19页。）来到西部，包括来自东德的300万人，其中有就业能力的人口约占60％。
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1000万难民和战俘成了极其宝贵的财富。这支就业大军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以及从事独立职业的能力，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的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17页。）。实际上，东德以巨大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
2.5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为西德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二战后，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对苏联的崛起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美英等从其在德国和欧洲的长远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尽快把西德纳入西方营垒。它们首先采取了减少战争赔偿和停止拆迁工业设备的措施，同时实行了对西德进行“救济”和“援助”的计划，继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不断开放绿灯，为西德的自我发展提供有利条件。1949年底，西德成为欧洲经合组织、欧洲委员会和鲁尔国际管理机构的成员。1950年，根据北约决定，西德要承担保卫欧洲的任务。1951年，西德加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同年，美、英、法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55年，西德正式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
1958年，西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等等。到50年代末，西德实现了三大转变，即由昔日的敌对国向西方政治盟友的转变；由非主权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由战争赔偿国向西方市场重要合作者和竞争对手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对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而且对以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3.实行适应当时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50年代是西德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准备和试验阶段。在这一阶段，西德根据本国国情在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作了重要探索和尝试。首先，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防止经济无序发展，并为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对涉及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参股的做法。铁路、公路、航空、邮电、港口等基础设施部门，因规模大、见效慢、盈利小，均由国家经营管理，属国有企业。50年代，大约60％的电力生产，96％的电网和煤气生产掌握在国家手中。
50年代早期，国家在煤、焦炭、石油、生铁和钢的生产方面的份额占总产量的20％以上，在汽车制造、炼铁、炼铅和炼锌方面占50％，炼铝70％（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60页。）。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不少属于州和乡镇经营管理的企业或部分参与的企业。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和乡镇参与的企业，凡以盈利为目的，均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经营管理。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还表现在对农业、建筑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方面。
1955年，西德制订的农业法首次提出，为了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证对食品的充分供应，缩小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之间的差别，规定对农产品给予价格补贴，对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平整土地、测量土地等给予资助。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被称为50年代的“绿色计划”。在住房建筑方面，1950年和1956年制定的建筑法规定，对私人修建住房提供税收优惠和利息补贴，并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修建公共住房。国家还把扶持中小企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鼓励出口，国家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保险、专门补偿金，1954年以前的出口商品免缴营业税及一部分利润（按出口额的3％计算）不必课税等。
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外贸立国”创造了条件。
西德在对公共事业的服务、重要工业原料、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和资本市场置于国家控制下的同时，有选择地实施了自由经济政策。路·艾哈德认为，占领当局实行的全面管制的办法实际上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管制，减少管制释放出的生产能量，“比之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国家干预的方式更能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果”（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49页。）。
1948年货币改革后，当时的经济管理局便废除了90％以上的价格规定，允许居民自由购买大部分日常必需用品。食品方面，继1948年10月取消土豆配给制以后，于1950年4月取消了对食糖的管制。
在放开价格、实行自由竞争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生产趋向集中化、垄断化，企业合并成风。为了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防止滥用经济权力，西德于1957年制定卡特尔法，并成立了联邦卡特尔局。这部法律虽然还不完善，但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在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经营者的行为方面作了重要尝试。
西德50年代采取的管理体制是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是在美、英、法占领国当局逐步向联邦德国政府移交主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必要的、有效的国家干预为经济生活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序条件和基础，有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过冷过热或失调现象，有利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市场竞争又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助于尽快克服商品匮乏状况，激发经济增长点的产生与发展。
4.稳定经济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为经济持续增长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国内条件。联邦德国成立初期，在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尤其需要实行稳定经济政策，加强宏观调控，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达到上述目的。50年代，根据劳动市场和生产发展状况，西德采取充分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的收入稳定增长的分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的物价政策，以及国家收入与支出相对平衡的财政政策。这样做既有助于刺激总需求的增长，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里仅叙述货币政策及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为西德推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中，西德也利用货币与贷款，进行宏观调节，“以达到特殊的经济政治目标”（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59页。）。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它对涉及货币的一切重要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支持政府总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稳定货币的政策。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1957年颁布《联邦银行法》，建立联邦银行。该法规定，德意志银行为了完成本身的使命，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
联邦银行作为全国的中央银行，除根据国家授予的权力发行纸币、控制货币量外，还通过以下手段实现对货币的控制:（1）最低准备金——信贷机构有责任按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联邦银行交存无息最低准备金；（2）再贴现——联邦银行通过购买商业票据（即贴现政策）和提供以有价证券为担保的抵押贷款为条件同信贷机构开展某些业务；（3）公开市场——联邦银行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买卖一定的有价证券（联邦德国自1955年起实行市场开放政策）；（4）存款——联邦和州原则上有义务将流动资金存入联邦银行。50年代，西德在建立和完善独立自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进而通过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维护通货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50年代，西德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各项稳定经济的政策相协调，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为经济高速发展赢得了有利的国内条件。社会福利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拥有在经济过程中多方面保护人的利益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统”（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第33页。）。这里着重介绍三点:（1）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实施高就业率并持续改善就业结构的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2）按照法律规定，对劳动市场合同进行谈判，就最低工资达成协议。1949年颁布《合同法》，1952年颁布《确定最低劳动条件法》，对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作了具体规定，不允许劳动者之间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3）实行劳动者参与制。1951年颁布的《采矿冶金业参与法》规定，在采矿冶金业中超过1000名职工的股份公司中，推行“同等数量参与制”，即持股人的代表与工人代表按同等数量参加企业决策。还规定，聘任经理须得到工人代表的多数票赞同，即工方代表有否决权。1956年制订《参与制补充法》，把采矿业参与制推广到矿业冶金业的控股公司。对于不属于采矿冶金业、雇工少于2000人的企业，1952年《企业法》有效。（4）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早在19世纪末，为缓和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关系，德国已开始实行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1911年颁布的《帝国保险规定》包括上述三项保险，至今仍是社会保险的法律依据。20世纪初，先后实行职工、矿工、失业保险。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险对危及生命的风险如老年、伤残、疾病、失业和意外事故，均提供多方面保护。1957年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养老制度动态化。1961年颁布的《联邦社会救济法》规定，凡陷入困境而又无权在社会保障系统内得到扶助的人，有权要求社会救济。由于实施了上述法规，顾及到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工会在提高工资方面要求比较克制，未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方面的斗争，国内也未出现影响经济发展的激烈的社会争端。这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1.经济奇迹的特殊性。西德50年代的经济是在特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以特殊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德是在特殊的国情中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战后德国被分割、被分裂。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自成立之日起，被迫分别依从占领国的意志，在一切领域里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联邦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涉及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和防务问题，受制于占领国，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复兴”经济。尚在困境中的广大群众，渴望得到工作和面包，在国家复兴与发展问题上与当权者较易取得共识。此外，有关国家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颇有争议，需要弃旧图新，边破边立。一些政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国有化经济，特别是在采用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上，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前者主张对主要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后者主张经济自由，实行自由竞争。在争论过程中，执政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50年代中，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观点对社会市场经济口头上表示赞同。两党认识上的趋同为西德建立、实行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由于这两个主要政党拥有的支持者占全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较强的生命力。上述国情有利于国家全力以赴地抓经济，有利于“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14页。），有利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
西德选择了一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它采取了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还要考虑社会，三者兼顾的做法。按照这一思路，市场竞争必须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放任。国家通过法规、政策及指导性计划进行干预，而不是发号施令，越俎代庖。经济活动要以社会公正为目标。50年代，西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又有效的尝试，并沿着三者兼顾的路子不断走下去，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这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路子。50年代，西德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物质保证是，它拥有传统工业的良好底子。对某些因战争破坏而难以修复的工厂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使之现代化，尤其利用美国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进口对德国经济恢复最具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使德国的生产和出口得到促进”（注:乌尔里希·罗尔:《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在50年代旺盛需求的推动下，西德地区传统工业为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西德经济还受到特殊机遇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强烈地刺激了生产，促进了出口，迅速使西德摆脱了1949—1950年因进口过多造成的丧失国际支付能力的危机，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英、法已不再恪守波茨坦协定，不断修改对西德工业和工业技术的限制措施。1950年9月，纽约外长会议将普遍禁止生产射击、砍杀和刺杀武器改为限制生产；虽然仍禁止制造飞机、战舰和其他军械，但取消了对修建商船的某些限制；尤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对钢产量的限制。1951年又将禁止生产合成橡胶和合成塑料、限制造船和生产轴承，改为限制生产能力；完全取消了对生产重型机床、铝、合成氨和氯的限制；后又取消了对化学工业科学研究的普遍监督。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德1950年6月—11月工业生产增长25％，同年出口增长120％（注:联邦统计局:《联邦德国统计年鉴》，威斯巴登1953年版，第259页。）。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一篇报告指出，“朝鲜战争促使西方世界从利益上考虑购买德国机器，特别是金属加工机床、轧钢制品、电工仪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注:《五年来的德国马克》（Fuenf Jahre Deutsche Mark），慕尼黑1953年版，第25页。）朝鲜战争时期西德经济年增长9％左右，属于高增长或特快增长。
而西方三国对西德采取的一系列放宽限制的措施对西德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深刻的。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深深打上了东西方冷战的特殊烙印。自50年代初开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两大市场的对立和抗争日益尖锐。苏、美把东西德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从与苏争夺的战争利益考虑，迫切需要西德“复兴”，使西德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较高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以便在同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显示西方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40年代末西占区的货币改革，50年代初修改和放宽对西德的各种限制，无不出于上述考虑。1957年，艾哈德宣称，“只有坚决拒绝社会主义理论，实行经济自由，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如果欧洲强使人们生活在纪律严密的集体中，那么智力与德力势必会衰退。这种智力与德力对于抵抗来自东方的渗透与蛊惑，是不可或缺的。”（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艾哈德作为一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倾注到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中去。在东西方的冷战中，他主张一手抓智力与德力，坚定地宣传和维护西方的价值观，一手抓发展经济，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增强国力上。在东西德的较量中，西德在经济方面显然占了上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德不仅在同东方国家的对垒中，而且在西方世界中，也具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经济奇迹”的影响。西德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重新赢得并确立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为建设经济政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末，艾哈德在谈到西德的经济发展时不无自豪地认为，西德“在复兴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在人口增加1／4以后，提供了工作和面包，而且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繁荣水平，使其超过大战以前的最好岁月”，“社会市场经济循着艰巨而正直的坦途，大踏步地为国家复兴而前进，因而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0页。）。这句话比较客观地评述了西德5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并对西德的发展前景作了乐观估计。按照悲观论者的预测，德国需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复兴，也许永远不可能重新崛起。事实是，德国“复兴”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由于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德迅速赢得并确立了在西方工业国中的地位。工业生产方面，西德1955年所占西方主要工业国的比重已达到9.3％，超过了英国（8.5％），也超过了法国（4.4％）和意大利（3.3％）之和，仅次于美国（50.5％），居世界第二位（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59年第8期增刊，第6页。）。外贸方面，西德自50年代初起迅速好转，到50年代末重要工业品的出口超过美、英，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1957年外贸结余率（外贸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了3.65％（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66页。）。进出口总额1960年相当于1950年的4.6倍。出口方面，西德自1959年起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方面，西德1950年仅有11亿马克，1960年猛增到320亿马克（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04页。），10年内增长了28倍，外汇储备额次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二位。到50年代末，从西德总的经济实力看，它在西方国家的位次是，在欧洲超过英国居第一位，在世界上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样一种格局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崛起。
50年代是西德专心致志、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时期。它在受战胜国制约的情况下，竭力寻觅生存与发展之路。它借鉴工业化以来治国安邦的正反面经验，抓住机遇，利用优势，挖掘潜力，迅速找到了立国、兴国、强国之路。它从本国国情出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内，确立了“复兴”与不断增强国力的主要支柱，一是工业，二是外贸，三是科教。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早在20世纪初，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些工业产品独占鳌头。第三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又达到新的水平。二战后，西德不仅迅速修复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根支柱。经过几年的奋斗，到50年代中期，工业生产重新赢得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西德根据本国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特点，坚定地走外贸立国兴国之路。50年代，它立足欧洲，铺石问路，进而不断拓宽渠道，扩大出口，到80年代末，它的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一向十分重视科教。它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主要得益于科教。联邦德国成立后重视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伴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1950—1960年，仅教育一项在整个国家支出中就占10.7％—12.6％（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227页。）。70年代国家又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无论工业革命时期，还是战后，德国都把科教兴国强国定为国策。但50年代的西德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还有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西德被誉为“经济巨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西德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国家”。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实力处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以先进科技装备起来的工业和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为后盾的强大出口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所谋求的政治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繁荣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2.构筑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50年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所谓继承，就是在理论上有分析地采纳了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合理的、实用的部分，在实践中借鉴了德国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所谓创新，就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西德基于历史思考和现实需要作出的抉择，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所作的“发明创造”。50年代，西德在理论上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了广泛探讨，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理论上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如自由竞争）问题，社会与市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以路德维希·艾哈德、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弗莱堡经济学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艾哈德的经济顾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市场经济作了探讨，在实践中总结了社会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以国家干预为辅，实行能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的市场竞争原则；国家要在社会福利政策范围内，通过必要措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社会原则；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平息经济发展波动的稳定经济的原则；国家措施尽可能同市场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就是市场竞争、社会公正、宏观调控与法制保障。但是，在50年代，“由于受外贸、资本、住房市场和农业经济等领域中一些紧迫的特殊问题的影响”（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8页。），上述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或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实际经济活动中，在基本不影响市场的本质和运行能力的前提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必要的干预，较有成效地处理了社会、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通过计划、决策、协调、分配等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努力使经济发展从属于公正、安定等社会目标。这恰恰是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其发育阶段体现出活力与优势的关键之所在。
要全面评价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还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其一，50年代经济发展受偶然的、特殊的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内在的“免疫力”。尤其朝鲜战争如一支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短期经济繁荣，但有利有弊。艾哈德认为，这种繁荣“带给德国经济政策的困难，多于它带来的帮助”（注:卡尔·哈达:《来自竞争的繁荣》，第41页。），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柏林墙的建立遏制了“难民”的涌入，改变了西德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的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高质量劳动力，如技术工人日益短缺。随着放开外汇往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大，“国内经济政策有效性下降”（注:H.-D.哈尔德斯、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第19页。）。60年代中期以后，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西德经济增长失去优势，陷入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协调。50年代西德一度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引起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现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各经济部门发展日益不平衡，尤其是受国家保护与协调的部门如纺织、采矿业等出现结构性危机。其三，高科技的开发相对滞后。50年代，西德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工业优势，但存在“吃老本”问题，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如计算机技术、电子、生物、工程、合成材料、机器人等方面，西德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美国。因而，西德在西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日本所取代，屈居第三。如果说上述问题在50年代被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掩盖着，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初露端倪，7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其结果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德各经济部门中列入收缩、停滞的部门大大增加，而列入中增长、高增长和特快增长的部门急剧减少，使西德的经济增长“失去了强有力的‘牵头’部门”（注:裘元伦:《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国内政局。60年代初，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及在德国统一政策上受挫，连任14年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提前辞职。领导西德创造“经济奇迹”的艾哈德取而代之，但他在执政3年后因无力对付经济萧条而被迫下台。西德遂进入了全面调整内外政策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