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与世界的变革

2009年11月11日 14:35经济观察网【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经济观察报:请谈谈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你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与当时的感受。
施明贤:准确地说，由于我当时正居住在新加坡，所以我是稍晚才得知柏林所发生的事情的。当柏林墙倒塌时，我们正在睡梦之中。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二天早上，我开着自己的车前往德国驻新加坡的使馆，在经过一个报亭时，我看到新加坡 《海峡时报》在头版上用大号字写着“BERLINWALLDOWN”（柏林墙倒了）。我当时的心情是你无法想象的。我赶快踩了刹车，奔向那个报亭，拿起报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件事也说明，虽然当时东德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但东德政府在一天之内突然决定放松对边界交通的限制，仍然是完全出人意料的。这件事就引起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带来了不到一年之后德国的重新统一，而且使“冷战”终结，使欧洲联盟扩大到中东欧，欧洲重新实现统一，而且很明显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从那天到现在已有20年，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和国家重建，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顺利、稳定和成功的过程吗？
施明贤:首先，在1989年的11月9日，依然没有人敢想象德国能在一年之后就重新统一。从1989年的11月到1990年的10月，随着两方的政府决定相互接触，德国统一进程不断得到推进。但在1989年11月，还没有人能预见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是第一点。
其次，当时，在所有了解东德真实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的人看来，德国已经分裂了大约50年的两个部分要实现重新融合，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因为在二战之后，德国的东西两部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德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一员，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和尊重社会利益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一直以来有非常平稳的社会。而实行社会主义的东德则是 “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受苏联的主宰，不论在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政策上，都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从外部来看，东德的经济在当时与其他“华约组织”成员国相比，似乎还是较为成功的，但东德仍然与全球性市场经济似乎完全不适应。也就是说，在50年的时间里，东西德的民众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体制之下，心理状态也大有差异，而东德的经济又不符合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的要求，这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使我们明白，要将德国的两个部分真正统一在一起，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而后来的发展也和我们所想的一样艰巨，因为每年光是德国西部向东部进行的物质援助（包括政府与企业的援助）就有约500亿欧元，这样的援助从1990年开始已经将近20年了，但仍要继续下去。这些援助大大改变了东部的新联邦州的面貌，改变了那里的基础设施，而且可以说，这些新联邦州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现在还要高于德国西部，因为新建的东西会使用最为现代化的科技。德国东部的经济重建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虽然东德过去的一些企业竞争力低下，但那里的年轻企业家已经开始开拓一些新的有活力的产业，同时德国西部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企业家也进入东部，重新整合那里的企业，而那些整合成功的企业现在都可以说是在全球具有一流竞争力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德国东西部的重新融合现在还存在着问题和挑战？
施明贤:在过去东德政府治理的时期，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工作，但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于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开始离开新联邦州，前往西部，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给东部带来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流失，即我们常说的“脑力流失”，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另一个情况是两边民众的心理状态依然有些不同。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上看不到两边的区别，例如我的儿子就在东部的大学读书，在他们的班上，来自东西部的学生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但在德国统一时已经有40岁以上的前东德人，心理状态就比较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认为是德国统一中的 “输家”，因为他们很多失去了工作，在世界观上迷失了，也失去了过去拥有的家庭与社会性环境。这一代人基本上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把“双刃剑”，统一带来了许多自由，比如旅行自由，人们也可以购买一些在过去东德时代无缘享用的消费品，但同样的自由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因为劳动力市场不像过去那样“宽容”，让几乎人人都有工作，他们的一些家人也迁移到西部了。这个因素虽然不影响德国东部的大多数人，但对很多老人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我们庆祝柏林墙倒塌20年和明年的德国统一20年的时候，在这群人中还能看到一定的怀旧情绪。但我认为归根到底，德国统一进程的顺利仍是令人惊叹的。在人类历史上的性质相似的进程中，德国的统一是第一场没有流一滴血的进程。总体而言，德国的重新统一是相当成功的。
经济观察报: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也为世界各国人所追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你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意义？
施明贤:柏林墙倒塌的意义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它也许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因为自从1945年以来，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双方区别极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战”。“冷战”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政治的主题。而后来在苏联内部，戈尔巴乔夫总统开始了一场开放与革新的进程。在东方阵营内部出现的这种理念上的变化，开始产生了不断增强的影响，最终重新塑造了欧洲的政治版图。这场变化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开始，最终蔓延到东德。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这种缓慢的变化，在我看来是欧洲甚至全球政治的上层体系发生转变的先声。因为德国的统一进程在开始后，就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影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形成，开始奉行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理念，波兰、捷克等中欧国家也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变化发生后，欧洲联盟决定向这些中东欧的新民主国家开放。也就是说，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意味着欧洲的重新统一，一个数百年来在文化和哲学上同质的地区开始再次联合起来。
柏林墙的倒塌和“铁幕”的终结给全球政治带来了彻底的方向性变化。欧洲取得了新的角色，俄罗斯也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就最终使美苏对峙、东西对峙的两极化世界变成了一个多极化世界，欧洲、俄罗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了国际上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这样的变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柏林墙倒塌引发的世界秩序的重构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推进。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应从柏林墙的倒塌中学到什么东西？
施明贤: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件事告诉我们，政府不能违反众意，将民众、家庭与朋友永远地隔离开来。另外，它也告诉我们国家的转型并不意味着旧体系中的民众的利益遭到损害。在我们看来，欧洲所有转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经历的都是一场“双赢”的转型，这给全球社会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机遇，让那些在原先的体系中互为敌人的人也都得到了良好的机会。欧洲的和平转型对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机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因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20世纪中叶之前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个时候，各个民族国家试图利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在新的体系下，各国不再利用武力，而是利用外交力量，促进民众力量所推进的转变。这对欧洲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数百年来欧洲一直战火连绵，处于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而欧洲联盟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和平工程之一，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拥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欧洲基本没有发生战争，这是史无前例的。唯一的例外是巴尔干国家，那里现在的冲突依然是南斯拉夫解体的后遗症。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延续了一些历史上的特征，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国家的主政者还没有决定利用武力之外的方式来推行政策。他们依然利用旧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了问题，使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化”又推迟了15年。直到现在，巴尔干国家才想好了要加入欧洲大家庭。
经济观察报: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各地曾蔓延着一种乐观情绪，人们认为和平与稳定、民主与市场经济从此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这样的情绪被美国学者福山归结为“历史的终结”。今天，虽然这样的局面在欧洲实现了，但这个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意识形态纷争、核扩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认为我们的世界格局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是面对和过去一模一样的问题？
施明贤:我准备试着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认为在此期间，世界体系发生了积极的革命性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已成为了同一个全球社会的一部分。美国、俄罗斯、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的角色都走得越来越靠近。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都无法单靠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解决。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真正多边性、全球性的解决方式，这和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冲突依然存在，指望冲突消失是一种幼稚的想法。现在许多冲突的根源是一些地区性的原因，例如阿富汗、中东和非洲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有独特的原因，而且局限于这些特定的地域。要解决这些冲突，我们都要展示出自己的责任。例如，现在核扩散和核裁军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中国周边国家的核武化不仅是对中国的威胁，也是对世界的威胁。而且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核扩散都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很多“非政府行为者”，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如果这样的组织获得核武器，将对所有国家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由于这些国际体系中的新因素，由于“非政府行为者”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就尤为突出了。我们必须使这个机构更加有效，而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机构没有反映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我们现在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例如20国集团这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但我们也需要讨论整个国际体系的变革。我们需要考虑让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重要国家能发出更大的声音，那些拥有足够力量来影响联合国决策实施的国家更大程度地参与决策。所以我的观点是，从柏林墙倒塌和欧洲转变开始的变革进程将最终带来国际体系的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