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匪

1944 年7月，45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大旅社举行。会上通过了美国的提案，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参加会议的国家同意建立一个国际货币制度，由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辅助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来加以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保持国际汇率的稳定、多边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性而设立。根据协定，确定了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成员国货币的平价按一定数量的黄金和美元表示，美国承担接受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由此建立起美元与其他成员国货币间的固定比价，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体系。
根据上述规定，美元具有国际货币职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用手中的美元到美国兑换等值的黄金，美元由此成为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会议在国际经济合作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它第一次以世界性的协定形式明确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的规则以及执行和维护其原则的手段。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取得的协调一致，反映了各国的需要，同时，各国公开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本国的经济主权，以适应全球经济复苏的需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也确实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收入的增长。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取决于各国经济上的实力，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欧洲、日本等的经济实力增强，而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60年代以后，多次发生美元危机，西方主要货币相继实行浮动，开始与美元脱钩。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美国深陷越战，巨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不堪重负，美国开动印钞机大留印刷美元，造成了美元信用的下降，为此，英国于1971年，开着军舰到美国，用国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运回国内。法国和其他国家也相继提出要以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

由于美国滥发纸币，美国手中的黄金已经不足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挤兑潮，美元的危机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耍流氓。1971年8月，美国宣布废除金本位，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之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刷，通过美元贬值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实行掠夺，最典型的当数1985年的广场协议。今天，当美国面临全面经济危机时，美国又想故技重施，把中国手中持有的两万亿外汇储备洗劫一空，这对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美元贬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黄金价格的疯狂上涨，伦敦黄金交易价格已经达到1238美元一盎司，与最初的35美元一盎司相比，美元已经贬值34倍，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流通的1美元，免费给美国贡献34美元。
就这还不算美国以发现债券从各国借到的钱。据统计，美国债务超过7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资产只有50亿美元，美国早已资不抵资。如果是一个公司，它早就破产了。
美国把它的强大说成是美国民主的力量，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世界的财富都被美国掠夺走了，它不强大才怪呢！
在发生经济危机后，美国为了挽救频临崩溃的美国经济，不负责任地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刷钞票，造成美元的大幅度贬值，通过国际金融传导，把危机向世界各国转嫁，从而全同冲击国际汇率体系。为了平息国内外对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不力的批评，美国调动一切力量压人民币升值，企图以此转移国内外对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指责，把中国当成替罪羊，这当然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广场协定》带给我们的启示

广块协议是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操纵汇率，打击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则是市场决定的话，那么，美国联合英法德对日本进行施压，逼迫日元升值则是对市场规则的大破坏。今天的中国，和当年广场协定之前的情况很象，中国能不能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产的经济路线，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竣考验。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协议内容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协定的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

影响分析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 Lost 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纵观日本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广场协议后，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美国“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制造国际通货膨胀公然掠夺他国

所谓量化宽松,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後,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工具.
量化宽松一词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是指央行刻意通过向银行体系注入超额资金，包括大量印钞或者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让基准利率维持在零的途径，为经济体系创造新的流动性，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央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松银根：改变货币价格（即利率）或改变货币数量。多年以来，正统的货币政策一直以前一个政策杠杆为中心。然而，随着通胀率回落、短期名义利率逼近零点，从原则上说，央行可以后一种方式、即数量杠杆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是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如果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那么即使名义利率为零，实际利率也会保持正值。2000年日本面临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义利率已降至零点，但在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下，低迷的货币需求仍不足以令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流动性陷阱”。
央行放松银根的非常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央行可以通过与外界沟通或量化宽松等方式，培养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事实上，2001年3月－2006年3月，日本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再如，2003年8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公报中称“适应性政策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此类放松银根承诺的事例。第二，央行可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左右通胀预期。第三，央行可以改变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如果投资者将不同资产视为非完全替代品，央行买进特定资产的操作就会对资产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就此而言，最好的例子就是长期美国国债。从理论上说，美联储可以大规模买进美国国债，以抑制收益率上升；日本央行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就曾进行这种操作。上述三种量化宽松的方式虽然概念不同，但在操作上可以相互替代。
2008年9月，美联储开始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联储采取量化宽松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买进市场上的证券，以图“启动”银行体系；二是承担私人部门所不愿承担的一部分金融中介职能。在日本央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2001年3月－2006年3月间，其资产负债表对该国GDP的比率由13%左右升至22%左右。由于美日两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差异，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远小于日本央行——本次危机前，前者的资产负债表对美国GDP的比率仅为6%左右。到10月份，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大到美国GDP的8%以上，比危机前增长了35%。
要正确地估价联储“印钞”对通胀的影响，关键在于观察广义货币总量的变化，以及“货币乘数”的变化。
目前，美国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走势之所以出现严重背离，原因自然在于“货币乘数”的急剧下降。而货币乘数暴跌又反映出，自危机发生以来，美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承担资本中介功能的能力和意愿都大为萎缩。当前美国货币乘数下降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当年的日本：日本方面，货币乘数由资产负债表的10倍左右降至最低点的6.5倍左右，降幅为35%；而在美国，仅仅过去2个月之中，货币乘数就从9以上降至7左右，降幅已达22%。
量化宽松极有可能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不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恢复，货币乘数可能很快上升，已经向经济体系注入的流动性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将直线飙升，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就将构成大问题。为什么美联储“量化宽松”是无效的？

不久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数据中，正式确认了始于2007年的本次经济衰退的结束点为2009年6月；民众和媒体对此反应冷淡，这也难怪，高企的失业率，低迷的住房市场，捂紧钱包的消费者，惶惶不安的银行，甚至危机以来一直表现坚韧的实业界，也是谨小慎微，创新乏力。
现在，美联储内部也正在为是否需要加大定量宽松政策的力度而争执不下，据说新一轮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正在讨论之中。许多人对美联储的作用仍抱有幻想，无非是受了那些陈腐的宏观经济学教条的影响，这些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所以持续低迷，是因为终端信贷市场利率太高，消费者和企业借不到钱或借贷成本太高，因而压制了消费和投资，而终端利率过高又是由普遍悲观情绪所导致，所以，对应的药方就是，央行注入更多的货币来压低利率。
然而，这一逻辑链条中埋伏了致命的错误，首先，悲观情绪会抬高人们的储蓄倾向，这就意味着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会增加，当然，悲观情绪同时也提高了银行的储备率，因而降低了货币乘数，两相抵消，最终结果利率水平未必是提高的，其次，实际上一级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银行并不缺乏流动性，只是不肯借给消费者和企业，那么，往银行口袋里塞更多的钱就说服它放出去了？

上述错误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认知：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所以货币供给越多，它的价格就越低；然而，更贴切看法是：利率是克服分歧进行资源再配置的代价，这一分歧是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对未来看法的差异；这一认知所引出的现实含义是，社会总的分歧程度越大，利率水平就越高，更具体的，发生在分歧较大者之间的借贷，其利率高于分歧较小者之间的。
当一位企业家需要为某桩生意筹资时，如果他能找到足够多与他对此生意前景看法近似的人，他就不需要借钱，向他们发行股票好了；更有甚者，如果他找到的人更多，连股票都无须发行，直接让他们带着开展这桩生意所需的各种资源（设备、人力、材料、管理技能等等）入股好了。
将此原理运用到宏观水平上，其含义是，在繁荣期，市场洋溢着乐观气氛，即大家对未来都很乐观，利率就会很低；在萧条期，大家都很悲观，利率也会很低——甚至会低到负的，因为太多人都想储蓄又不知道该把钱往哪里放——-，但这个很低是对作为绝大多数悲观者之间而言，对于那些在萧条期仍很乐观并保持消费和创业热情的极少数，待遇就不同了，利率变得极高。
如此推论，利率最高的阶段应在复苏早期，此时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意识到新一轮创新和投资机会的来临，他们急于要捕捉这些机会，但能被说服把钱借给他的人还不多，于是利率开始上升；然后，当这些人慢慢开始取得成就，了解到这些情况的人开始跟进，利率继续上升，直到跟进者的比例达到某个点，此时乐观者已足够多，利率再次向下。

这样就很容易看出，在复苏尚未开始之时，注入货币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在复苏前半期利率最高的阶段注入货币，并在繁荣高涨期收紧银根来压制过度乐观情绪；然而，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商业周期的决定因素来自经济系统之外，而作为核心因素的创新，在逻辑上就是无法预知的，所以，任何人包括美联储官员，在事先都无法判断市场正走在周期的那个阶段——拥有过16位诺奖得主的NBER，不是也要延迟15个月才能确认上一次衰退的结束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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