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道德、性本能与因噎废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0 17:31:04
（2010-10-10）
早报导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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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少女怀孕每年大约2000起，她们的年龄介于10岁到19岁。如何教育年轻人，避免未婚先孕的悲剧，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应该在灌输年轻人性知识时强化道德内容，教育他们避免婚前性行为；另一派同样赞成性教育，但更侧重教导年轻人避孕的方法。
配合9月26日“世界避孕日”展开的调查显示，本地年轻人的避孕知识贫乏，虽然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责任避孕，却有61%有过性行为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这数字从去年的49%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达到61%，在其他接受调查的亚太地区国家中高居第二位。
主张道德教育的一派总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对于教导年轻人避孕也感到不舒服，觉得这似乎在变相鼓励婚前性行为。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年轻人的性观念和行为确实更开放；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道德堕落，则存在辩论的空间。周作人在读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时说：“其中说及世界现存的埃及古文书，有一卷是基督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写本，……里面大发牢骚，说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云云，可见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见。”
由此可见，人性具有超越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普遍性。今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比古人更堕落；同样的，今人的生理和心理欲求也没有比古人太不同。年轻人的性本能，古人同样也存在。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明媒正娶。《白虎通·嫁娶》记载：“《礼》曰：女子十五许嫁”，让进入青春期，性意识萌发的女子及时结婚，自然能减低未婚先孕的悲剧。15岁的女子在今天还只是个初中生，这个办法显然已经不适用。
西方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青春期”是为因应工业革命所发明的观念。19世纪末的社会运动家为了保护被剥削者，推动了国民教育、禁止童工、少年司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人为地界定了驾车、喝酒、抽烟等“成年人”活动的年龄限制。其后果却是硬生生地催生了“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代沟”，延长了“童年”，并推迟了青少年肩负起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年纪。换句话说，“早婚”也是个很近代的概念。
既然不能通过“早婚”顺应年轻人的性本能，近代社会唯有通过道德教条及社会规范来防止未婚先孕的悲剧。强大的道德劝说和僵硬的社交礼仪，虽然无法阻止年轻人的性冲动，却还是可以相当程度地避免大量未婚先孕的悲剧。但是这种通过压抑性本能而非合理疏导的做法，面对1960年代“性革命”运动的冲击，很快便土崩瓦解。避孕丸、避孕套、堕胎合法化等“配套”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性解放的速度。
然而，传统社会对年轻人性本能的礼仪制度早已荡然，工业革命所“发明”的青春期概念又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性革命”所带来的性解放后果，便是（青少年）性病流行现象及未婚先孕悲剧的频发。在互联网科技的信息爆炸的当代，青少年非常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容易引发性好奇的内容，因而越是风气保守的社会，这类悲剧的后果越是严重。马来西亚最近设立“希望学校”，收容未婚先孕的少女，试图减少日益增加的弃婴问题，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既然社会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有基本的共识，那到底是以禁欲为主的道德劝说理想，还是教导避孕知识的做法有效？需要厘清的一点在于，教导青少年避孕知识，是否意味着鼓励他们进行婚前性行为？军事学院的历史教授在回应外界批评时说，如果把研究战争行为的军事史，视为认同甚至鼓励暴力的话，那警察学院教授研究犯罪学，是否也等同于鼓励违法呢？
道德劝说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青少年能够接受禁欲主张，对防范性病及未婚先孕等悲剧当然是成本最低的做法。对于家庭环境健全的青少年，性教育可以是有效的第一道防线；可是在通讯发达、社交机会丰富多彩、两性关系规范激烈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补充和辅助的第二道防线，教导避孕知识还是能够发挥亡羊补牢的作用。毕竟与古人一样，今人到了发育期还是有性冲动，在经历了性解放运动洗礼所导致的性观念开放后，期待青少年守身如玉，不但需要加倍的努力，更需要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念。但若出于道德顾虑，在传播避孕知识的做法上瞻前顾后，则无异于因噎废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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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少女怀孕每年大约2000起，她们的年龄介于10岁到19岁。如何教育年轻人，避免未婚先孕的悲剧，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应该在灌输年轻人性知识时强化道德内容，教育他们避免婚前性行为；另一派同样赞成性教育，但更侧重教导年轻人避孕的方法。
配合9月26日“世界避孕日”展开的调查显示，本地年轻人的避孕知识贫乏，虽然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有责任避孕，却有61%有过性行为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这数字从去年的49%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达到61%，在其他接受调查的亚太地区国家中高居第二位。
主张道德教育的一派总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对于教导年轻人避孕也感到不舒服，觉得这似乎在变相鼓励婚前性行为。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年轻人的性观念和行为确实更开放；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道德堕落，则存在辩论的空间。周作人在读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时说：“其中说及世界现存的埃及古文书，有一卷是基督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写本，……里面大发牢骚，说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云云，可见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见。”
由此可见，人性具有超越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普遍性。今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比古人更堕落；同样的，今人的生理和心理欲求也没有比古人太不同。年轻人的性本能，古人同样也存在。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明媒正娶。《白虎通·嫁娶》记载：“《礼》曰：女子十五许嫁”，让进入青春期，性意识萌发的女子及时结婚，自然能减低未婚先孕的悲剧。15岁的女子在今天还只是个初中生，这个办法显然已经不适用。
西方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青春期”是为因应工业革命所发明的观念。19世纪末的社会运动家为了保护被剥削者，推动了国民教育、禁止童工、少年司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人为地界定了驾车、喝酒、抽烟等“成年人”活动的年龄限制。其后果却是硬生生地催生了“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代沟”，延长了“童年”，并推迟了青少年肩负起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年纪。换句话说，“早婚”也是个很近代的概念。
既然不能通过“早婚”顺应年轻人的性本能，近代社会唯有通过道德教条及社会规范来防止未婚先孕的悲剧。强大的道德劝说和僵硬的社交礼仪，虽然无法阻止年轻人的性冲动，却还是可以相当程度地避免大量未婚先孕的悲剧。但是这种通过压抑性本能而非合理疏导的做法，面对1960年代“性革命”运动的冲击，很快便土崩瓦解。避孕丸、避孕套、堕胎合法化等“配套”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性解放的速度。
然而，传统社会对年轻人性本能的礼仪制度早已荡然，工业革命所“发明”的青春期概念又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性革命”所带来的性解放后果，便是（青少年）性病流行现象及未婚先孕悲剧的频发。在互联网科技的信息爆炸的当代，青少年非常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容易引发性好奇的内容，因而越是风气保守的社会，这类悲剧的后果越是严重。马来西亚最近设立“希望学校”，收容未婚先孕的少女，试图减少日益增加的弃婴问题，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既然社会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有基本的共识，那到底是以禁欲为主的道德劝说理想，还是教导避孕知识的做法有效？需要厘清的一点在于，教导青少年避孕知识，是否意味着鼓励他们进行婚前性行为？军事学院的历史教授在回应外界批评时说，如果把研究战争行为的军事史，视为认同甚至鼓励暴力的话，那警察学院教授研究犯罪学，是否也等同于鼓励违法呢？
道德劝说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青少年能够接受禁欲主张，对防范性病及未婚先孕等悲剧当然是成本最低的做法。对于家庭环境健全的青少年，性教育可以是有效的第一道防线；可是在通讯发达、社交机会丰富多彩、两性关系规范激烈变动的情况下，作为补充和辅助的第二道防线，教导避孕知识还是能够发挥亡羊补牢的作用。毕竟与古人一样，今人到了发育期还是有性冲动，在经历了性解放运动洗礼所导致的性观念开放后，期待青少年守身如玉，不但需要加倍的努力，更需要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念。但若出于道德顾虑，在传播避孕知识的做法上瞻前顾后，则无异于因噎废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