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新总统访华看西方的基本外交政策

近期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访华，和中国签订了价值两百亿欧元的巨额订单，先前塑造强硬外交形象、指责中国人权民主诸项问题的法国总统，现在为了经贸利益，同中国恢复了传统的比较密切的关系，双方皆大欢喜，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似乎又向前走了一步。
中国的舆论在分析和报道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时，总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对华关系上总会放弃或至少隐匿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而选择“务实”的经济利益观。这些舆论还预言，对华采取价值观外交的默克尔政府，会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而“回心转意”，言语间透露着自信或窃喜的心态。
高高举起国家利益旗帜
中国外交高高举起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旗帜，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毛泽东时期，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是禁忌。改革开放以后的外交逐渐确定了国家利益的话语权，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利益的范围和分类，例如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这就明确告诉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会妥协，而在其他问题上是可以谈判的。不管怎样，中国外交较少地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诉求。
中国外交的观念之所以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洗礼和改革开放的物质熏陶，中国人变得比以前“务实”多了，认为那些“虚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只不过是追求利益的工具，现实利益、特别是辎铢必争的物质利益才是真正的追求。
中国人遵循着这样的认知，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充斥着市场经济的金钱观，以物质利益来衡量一切，以现实利益来交易一切。中国人或许正因为本身认知的深刻变化，所以在看待外部世界时，也总是以这样的处世哲学来理解和处理中国对外关系。
纵观两百多年的美国外交史，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基本追求，美国在孜孜追寻现实的物质利益时，也始终推动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因为在他们看来，理想主义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正如一个人既使物质生活富裕，如果没有高尚的价值观，那就成为行尸走肉。
战后欧洲外交同样也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平衡木上行走，重视共同利益的左翼的希拉克、施罗德走了，重视价值观的右翼的萨尔科奇、默多克来了，传统上友好的中法关系、中德关系就出现了曲折。虽然中国可以用巨额订单来诱惑法国人的胃口，但毕竟是人家也获取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且过不了一段时间，法国的一些政客就又会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这样或那样的价值观问题。
西方世界之所以成为西方世界，不仅是因为物质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更是因为价值观的一致性和相互支撑。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国和德国的左翼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缝隙，但新上台的法德政府又争相取悦美国，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法德同美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法德同美国之间再怎么吵架，也是兄弟之间的吵架，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再怎么友好，也是生意场上的和气生财的友好。
在国内事务上，或许因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中国人变得比过去更加虚夸、浮躁、脂粉气，中国的舆论对此有切肤之痛的清醒认识。中国人理解外部世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阴谋论在中国很有市场
最近在中国金融界十分流行的《货币战争》一书，就把西方两百多年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理解为一个金融家族的阴谋操纵。西方国家对中国总是有阴谋的，这种观点在中国很有市场。当西方国家在某些价值观问题上批评中国时，中国人往往缺乏“闻过则喜”的儒家修养和“虚怀若谷”的君子风度，更愿意把这种批评上升到阴谋的层次，并津津乐道地分析这种批评是否意味着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较少静下心来思考。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物质利益相互依赖，构筑物质利益相互依赖的机制走向一致（例如WTO的建立和协调作用），而且价值观的很多方面也越来越趋同，例如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共识，建设环境保护的全球机制也正在进行中。中国也积极地回应和接受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并认为环保根本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而在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舆论还认为环境保护只不过是西方压制中国贸易出口和经济发展的一张牌。最近，中国国务院将能耗降低和污染减排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作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严格的问责制，这充分说明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高度自觉的价值观。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至少经济指标如此。崛起之路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不能期望外部世界提供多么好的条件，而应该以积极、乐观、开放的心态理解和适应外部世界。一个人需要全面发展，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现实利益固然重要，但不是一切。中国外交既要务实，注重国家利益的物质层面，同时也要务虚，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层面。(作者 丁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