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及其假释内幕_文摘_名人资料网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及其假释内幕

□老枫树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出生于一九○四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一九三七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中共党的文件。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一九七六年九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上面的说法基本上是准确的，但陈伯达的被捕时间，不是一九七六年，而是一九七○年十月十八日。或者严格地说，在一九七○年十月十八日被拘押，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一九七○年八月，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开会的地方。 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巅峰，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希望向毛泽东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毛的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是「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 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一九七○年十月十八日。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十八年徒刑，刑满之日为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一九七○年十月十八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一九六七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
□单雄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高层十分紧张。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至十四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十多个月的陈伯达也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林彪的情况一无所知。
九月十三日凌晨，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地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他。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甚么事，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不由分说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行驶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甚么样的地方。
陈伯达的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甚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甚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甚么「好事儿」？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一九四八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泽东那里，要毛泽东快走，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刚入秦城监狱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甚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 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泽东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泽东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看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认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高墙四围、哨卡林立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
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此后，他的铁窗待遇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致相同。一九七八年，他因病被送入公安部下属的北京复兴医院诊疗。由公安人员看守。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石家庄工作的他的儿子陈晓农获准前来探监。这是他和儿子陈晓农九年多以来第一次见面，使陈伯达兴奋不已，也使陈晓农感触万分。在此之前，陈晓农不仅不知父亲在哪里，甚至连父亲是否尚在人世都不清楚。
陈伯达获假释内幕
□鲁伯巫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
陈伯达于是进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官员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
一九八一年八月初，正在石家庄工作的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收到北京来信，要他尽快进京，商谈父亲陈伯达的治疗问题。
这年八月五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他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待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可不回秦城监狱，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又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陈小达一九五八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一九六○年自杀身亡。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八十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陈伯达后来跟余文菲又离婚，与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如今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在「文革」中，他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却又都无法与他在一起生活。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比较融洽，而且是中共党员，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晓农从小就生活在陈伯达身边。一九六五年，陈晓农在北京念完高中。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可能考入大学。他想报考大学文科，父亲陈伯达劝他别读文科。就在这时，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陈晓农决定回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陈伯达积极支持儿子的决定。陈晓农就这样决定走上山下乡之路。
当时，内蒙得知陈伯达之子要上山下乡，马上指名要陈晓农。这样，陈晓农前往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务农。
陈晓农在内蒙古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了锻炼。在内蒙两年后，陈晓农调到了石家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