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不能不讲政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近十年来对非洲的投资迅速增加，政治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商品，也包括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但同时，中国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

　　零八年三月，赞比亚的Chambishi铜矿爆发了一场骚乱。五百多个赞比亚工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水平，甚至有人放火烧了几栋房子，还暴力袭击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战战兢兢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警察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案，但此事有个不同寻常之处：那个铜矿是个中资公司，那些被袭的管理人员是中国人。

　　说到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大多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条著名的「坦赞公路」——革命年代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捐助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它们走向现代化。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记忆还未消失，「阶级兄弟」眼中的中国人却在悄悄起变化。上述骚乱并非偶然事件，在此之前，赞比亚的反华情绪一直在滋长：零六年已有一次铜矿骚乱，当年总统大选反对派领袖打的竟然是反华牌；零七年胡锦涛访非时，临时取消了Chambishi一站，据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可能的抗议。反华情绪也不只是在赞比亚存在。尼日利亚零七年曾出现绑架中国人事件；在南非，人们抱怨廉价的中国制成品导致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在安哥拉和刚果，据说中国的贷款强化了当地的腐败；在苏丹和津巴布韦，中国的武器销售被认为是流氓政权的权力支柱。

　　在一定程度上，被广泛批评其实是「大国崛起」的标志。过去十年，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拿中非经贸关系来说，零零年两地贸易总额还只有一百亿美元，零八年达到一千零六十八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如当年港商台商到中国来办合资企业，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到亚非拉国家去买厂买矿当老板——这和之前中国人只能在海外开小餐馆和杂货铺的形象迥然不同。经贸关系发展的后果就是政治影响力提升。比如，很多本来和台北建交的国家现在纷纷转向中国：零五年塞内加尔弃台投中、零六年乍得、零七年哥斯达迪加、零八年马拉维……今年南非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再次显示中国政府「不怒自威」的影响力。

　　中国为什么近十来年如此钟情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互补当然是主要原因：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而这些南部国家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巴西的铁、秘鲁的铜、津巴布韦的铂金、加蓬的木材等，都是中国发展之所需。但中国最迫切的需求，还是石油。目前中国大约一半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非洲。中国的头号石油进口来源不是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而是安哥拉。除了购买石油，中国还到这些国家去直接买油田股份。比如中国花二十三亿美元购买了尼日利亚大陆架油田百分之四十五股份；花十八亿美元在安哥拉购买马拉松石油公司股份；在苏丹拥有其最大油企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这项投资备受争议，因为很多人认为苏丹政府左手从中国收石油钱，右手拿这个钱买中国武器，「石油换武器」成为达尔富尔大屠杀的一个基础。当很多中国人因伊战而对美国高喊「No Blood for Oil」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块牌子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朝向自己。

　　中国向亚非拉靠近的另一个原因则恐怕是政治上的兼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集权，谈判项目无需经过太多国内的民主协商，「办事效率高」。和集权政府合作的这种优越性，与中海油零五年收购美国UNOCAL石油公司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众议院出于「安全考虑」施压，楞是把这个合作机会给搅黄了，最后UNOCAL以比中海油出资更低的价格卖给了Chevron。而且，对于某些声誉太糟的集权国家，一些西方跨国公司对与其合作有所顾忌，这就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空白点或者薄弱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难以与西方国家在一般条件下形成有力竞争，只能捡一些国际市场中的小鱼小虾吃，也属情有可原。

　　和中国拓展关系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正如外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中资的涌入对于资本饥渴的非洲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比如零七年中国宣布将向刚果投资九十亿美元，帮其修建基础设施以换取其金属矿物。这对于内战后百废待兴的刚果来说可以说是一颗救心丸。即使是爆发骚乱的赞比亚铜矿，虽然条件恶劣，毕竟解决了一万个当地人的就业。与欧美贷款不同，中式投资具有「一揽子」特色，即，除了买企业股份，中国还派工程队去修路、机场、学校、医院——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投资便利，但对当地百姓的好处显而易见。零七年中国投入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四十五亿美元，超过八国集团总和。过去十年，非洲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九七至零七年均增长率百分之五点四，几个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增长尤快（零七年安哥拉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苏丹百分之九点六），这些未必都是中国的功劳，但其中肯定有一定的中国因素。

　　这大约也是为什么虽然反华情绪在滋长，大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仍是正面的。比如零八年PEW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你认为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时，七成八的尼日利亚人、五成三的南非人、四成五的墨西哥人，四成的阿根廷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这和只有一成三的美国人、二成一的法国人、一成七的英国人、二成四的西班牙人视中国为「伙伴」形成对比（这几个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非敌非友」）。

　　既然如此，反华情绪为什么会日益滋长呢？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贸易结构问题，二是与无条件经济合作问题，三是公司伦理问题。这些批评，有些有道理，有些则不完全合理。

　　新殖民主义？比较优势？

　　从贸易结构上来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一些人批评中国抑制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造成了大量失业。比如，有研究称南非和莱索托纺织业被中国的廉价纺织品摧毁，南非三万个工人、莱索托一点五万个工人因为中国「飓风」而失业。这种批评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依附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不谋而合。中国九十年代的教科书还热衷于用这套理论批评西方，大约没想到这么快它就被用到了中国身上。

　　这种左翼批评只能说有一定道理。毕竟，非洲、拉美很多国家的要素赋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初级产品，与其拔苗助长发展工业，不如顺应其比较优势。当地工人被挤掉饭碗固然令人同情，但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野心，不如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后果之一。毕竟受中国「飓风」影响的，不仅是南非和莱索托工人，还有欧洲和美国工人，而中国的汽车业、农业、服务业也同样面临来自其它国家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值得思考的不是它是否带来挑战，而是挑战与机遇是否对称。

　　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缺乏劳工保护、其它国家存在劳工保护的情况下，所谓的「全球竞争」又注定是不公平的：你的工人小时工资五十美分，我的一美元，你的工人一周工作七天，我的五天，怎么竞争呢？如果要和中国竞争，它们必须也降低劳工标准，这正是很多国家对中国怨声载道之处：通过贸易中国输出的不仅仅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伦理的生产模式。

　　「无条件经济合作」是另一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和他国经济往来时坚持「政治不干涉」原则：你的部队正在杀人放火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正在选举舞弊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你刚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是吧，没关系，我们接着做生意。总之，「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我无条件跟你做生意。而这是广受国际批评的焦点。虽然历史上欧美国家亦是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近年来却有「良心发现」之意：对「流氓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发放「有条件贷款」。贷款条件包括抑制腐败、政治透明等，即援助不仅是援助，也是改造发展中国家政治模式之工具。

　　中国的「无条件合作」无疑削弱了这种改造的努力。比如当IMF告诉安哥拉政府，只有当它停止滥用石油收入才会重新得到贷款时，中国却甩手二十亿美元说，你不需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就可以得到贷款。这就像那些宠小孩的老人，父母刚开始训练孩子不要过度吃糖，老人却一把一把地给孩子塞糖。这种「滥发糖」行为的极致，在很多人看来，体现在中国和苏丹、津巴布韦这两个「流氓政权」的关系上。中国不但是它们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它们的主要军火供货商。据说达尔富尔二十万平民的死亡，中国制造的轻型武器「功不可没」。这也是零八年北京奥运被一些西方人称为「屠杀奥运」的原因。

　　血汗工厂搬到非洲

　　对这个批评，我只能说是有保留地赞同。赞同是因为经济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它一定有其政治后果。中国对苏丹、津巴布韦的经济支撑和武器销售的确是两国独裁者为非作歹的一个基石。但另一方面，「无条件经济合作」也未必全是坏事。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西方的「有条件合作」开展多年却收效甚微。就经济制裁来说，史上最长的两次经济制裁（伊拉克和古巴），不但没有推翻独裁政权，反而演变成用独裁者的错误来惩罚老百姓。就有条件贷款来说，从八十年代执行到现在，鲜有成功。所以，中国的「无条件合作」不妨是一种尝试，其最大受益者也许是独裁者，但经济渗透效应也许可以把其中一些好处带给百姓，比如缓解就业、发展基础设施。既然直接命令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鲜有成功，带动其经济发展，让政治改革从经济发展中生长出来，也是一种思路。

　　对中国最有力的批评集中于公司伦理问题。如果说贸易只是间接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话，直接投资则往往把中国式的血汗工厂直接搬到了他国。Chambishi中资铜矿工人月工资四十五美元，零五年四月的爆炸导致四十六人丧生；刚果矿工抱怨他们在危险的地下八十英尺处重体力劳动十个小时，中国老板只给他们一天三美元时；加蓬出口中国的木材百分之七十来自于非法砍伐。总之，在中国资本涌向世界时，它也将中国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的企业模式带到了世界各地。在那些本来就低工资低环保的国家，中国投资则可能雪上加霜。

　　一些中国投资者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中国还穷，那么其「投资环境」一定比中国更宽松，却没想到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民工都像中国民工那样温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中国那样对外企鞍前马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超过经济发展，工会、环保组织非常发达。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中资血汗工厂的出现，与当地缺乏市场规范、或规范执行不严有关。当本地政府热心于保护本国民众和环境时，中资企业往往也能配合。最典型例证莫过于当中国投资者在欧美收购企业时，往往也能做到遵纪守法。正如在中国的台商港商是否尊重中国工人本质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中国工人，中国投资者是否尊重赞比亚工人本质上也取决于赞比亚政府是否有决心保护国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除了经济收益，也有意外收获。中国的苏丹政策受到广泛批评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努力劝说苏丹政府接受维和部队；和一些「流氓政权」打交道之后，中国也开始权衡其政治成本和经济风险；在接触过他国工会、环保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家渐渐意识到经商还有社会责任问题。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无需和本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对话，却往往要和他国的劳工和环保组织协商，虽然这有点反讽，但「曲线救国」也是救国。也许，「走出去」之后影响是双向的：在中国向世界输出低人权、低工资、低环保的发展模式时，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在被动地学习他国的人权、劳工保护和环保意识。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的世界，「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的观念，不仅不对，而且是不可能的。

　　（刘瑜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剑桥大学讲师。）